周纪鸿

著名“知青文学”研究学者、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教授郭小东先生率先提出“知青文学”体系，并将“知青文学”分为“前知青文学”“知青时期文学”“知青追忆文学”“知青后文学”和“后知青文学”五个阶段。应该说，肇始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知青文学”，随着2018年，上山下乡运动50周年纪念的过去，已经成为一种历史。或者说，基本上画上了一个句号。然而，任何事情都没有绝对的完结。就在21世纪20年代开始之际，由出版家、评论家陈德民先生的长篇小说《红衫树下》，以生动真实的故事和新颖奇致的讲述，掀起了“后知青文学”的一股新潮。

半个世纪以来，知青文学，一般的理解是，知识青年写，写知青生活。众所周知的“知青文学”的代表作家，梁晓声、张抗抗、叶辛、肖复兴等，他们都是所谓“老三届”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陈德民的《红杉树下》，很让我意外。因为陈德民本人并不是知青。但是，他曾经接触过大量的“老三届”人士。作为一个没有知青亲身经历的人，写出了专门反映知青生活的近43万字的长篇小说，为“后知青文学”增添了新的内容，不禁令人刮目相看。

首先，陈德民的《红杉树下》是在新的时空中，讲述知识青年在农村曲折的劳动生活和凄婉的爱情故事。作品描写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改革开放初期，一群南京初、高中生自觉或不自觉地离开家乡，来到苏北马陵山下贫瘠的农村，躬耕田垄，改造山河的人生经历。他们怀着梦想和憧憬，夹杂着迷茫和不安，在这里栉风沐雨，淬炼意志，在焦灼和磨难中寻找精神的突围和人生的出路，有泪水，有欢欣；有遗憾，有悔恨，由稚嫩困惑走向练达成熟。作品通过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和个体感情的表达，揭示了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知青人物迥异的境遇和不同的命运，凄美的爱情故事和勇于拼搏的人生励志传奇，深刻地折射出历史内涵、文学和社会价值。

作家笔下的山乡正是作者本人的故乡，行文充满了难以抑制的挚爱，山乡的景物秀美怡然，诗情画意令人神往。所以，从时间上判断，这部长篇小说弥补了以往知青小说大多描写1968年以后至1974年以前这段，知青运动前、中期的生活。而《红杉树下》则是写知青运动后期至结束这段的生活。从空间上看，著名的知青小说，更多的是写黑土地上的暴风骤雨，西北草原上的长调悲歌，西南边陲的血汗劳作，返城之际的奔波困顿；惨死、受伤、失踪、意外不断，可以说悔恨绵绵。而《红杉树下》的空间其实并没有走的太过遥远，只不过是从苏南到苏北，属于省内知青生活场景的变换而已。因此，完全没有以往知青小说那样阴森可怖，跌宕起伏，但是却浓缩了作家对熟悉的家乡人文同情和特殊时代里的家国情怀。

其次，《紅杉树下》成功地塑造了知青运动后期的知青的形象，是那一段青春的命运、历史的证言和心灵的传记。小说创作的主要任务是写人，塑造人物形象。《红杉树下》着墨于十几位南京插队知青，写它们的生活、劳动和爱情。男女主人公郑东杰和文澜是一对恋人，郑东杰出身于普通家庭，文澜的父亲是省军区副司令员，母亲是大学教授，受到运动的冲击，遭受不公正待遇。这一对有理想，有追求，积极向上的年轻人，在共同的劳动生活中，开始了偷偷地恋爱。在苏北农村，郑东杰改进生产工具，推广农技知识，扩大种植面积，提高生产效率，助人为乐，见义勇为，他是一群知青里的带头人，被培养成大队团支部书记、革委会主任，意志坚定，扎实前行。而文澜则单纯，善良和知性，坚韧智慧，很快被推荐担任农村小学代课教师工作。1977年，郑东杰被桃林公社革委会拔擢为东山大队革委会主任，年底前，郑东杰、文澜、章艳等参加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考试。章艳被扬州师范学院录取，其他人落榜。时来运转，郑东杰被推荐招工回城了。好事难圆，嫉妒郑东杰的知青许明松，竟然举报郑东杰有欺骗组织行为，致使郑东杰的上班梦想成为泡影。郑东杰写给文澜的信也被许明松截扣。两个人又联系不上，互相想念却不得相见，两人真诚相爱，却以悲剧告终。这样的结局，其直接原因是同为知青的许明松因暗恋文澜而从中破坏，造成郑、文二人彼此误解和隔阂，直到文澜临终才见上一面。《红杉树下》并没有人们期盼的大团圆结局。在小说结尾部分，文澜留下遗嘱将自己骨灰安葬在插队山村的红杉树下。这棵红杉树，曾是男女主人公热恋的老地方，也是她当年和郑东杰情定终身之地。而郑东杰让儿女在墓碑上也刻上自己的名字，以备死后与一生挚爱的文澜合葬。这段描述，作者饱含深情，读了令人荡气回肠，潸然泪下。真挚的情感，缠绵悱恻的爱情，在那个物质相对贫瘠的年代，两个恋人有鹅卵石敲击代替山盟海誓，海枯石烂永不变心的爱情，却阴差阳错地出现了悲伤无尽的结局。

除了郑东杰、文澜以外，小说中还塑造了一批鲜活的知青人物形象，例如，聪慧敏感的章艳，勤劳能干的弹棉匠，正派斯文的刘学卿，懦弱麻木的乔琳，奸诈好色的赵刚……这一个个形象生动鲜活而又各具特色的人物跃然纸上，绘就了一幅极富生活气息的苏北乡村世情图，奏响了一曲激情澎湃的青春交响曲。

阅读这部作品，你会发现，作者在描写这群知青的生活、劳动、爱情时，给人的感觉往往是平和、温情的，节奏是舒缓、绵密的，少见大起大落，紧锣密鼓，这大概是南方作家温暖细腻风格的追求。《红杉树下》并没有生硬地用文字表达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立场和态度，而是在冷静平和温情的叙写中，重现知青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当年苏北农村生活的实景、人们的精神状态，使读者做出自己迥然不同的理解和诠释。

再次，在《红杉树下》这部长篇小说中，文本形式有不少创新之处。作者使用当代人物对话与回眸历史故事时空交错的写作技法。对此，我认为作为一种大胆的尝试值得点赞，但从整体上看，有的章节融合的比较自然、天衣无缝，有的章节就比较牵强和考虑不周。看起来，并不是所有的尝试都全部成功。还有就是每一章节内容整齐划一，很符合中国古典小说、话本的规制，多次使用诗歌、歌词过渡，或者作为章节暂停的符号，略感守矩呆板和缺少奇异变化。再有小说中大量采用了“海州大调”，其内容大多为民间流传的，也有作者根据情节自撰的。“海州大调”是江苏明清时期俗曲中的重要一脉，流传于苏、鲁两省交界的淮海地区东部连云港一带，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特点委婉细腻、节奏舒缓，类似昆曲中的赠板。演唱时，字少腔多，有一唱三叹之感，多用于抒情。将这种“非遗”项目的民间艺术引入长篇小说创作，不仅丰富和拓展了小说的表现手法，而且增强了作品的地域民俗特色，呈现出一幅幅原汁原味的风俗画。“海州大调”的运用，凸显了地方性的民俗风情，和地理自然景色浑然一体。这让我想起了美国著名作家福克纳的一句话，他一生都在写他那邮票一样大小的家乡。

如果说，影响短篇小说的核心要素是场景，影响中篇小说的核心要素是故事，而影响长篇小说的核心要素是人物的命运。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长篇小说写作的时代。陈德民的《红杉树下》主要写出了郑东杰、文澜等人一生多舛的命运，还原了那个时代的俗世生活和相对贫瘠的物质世界。看得出来，作家在把握人物命运、囊括人物的精神世界，投射和融合社会的山河变幻和群体变迁时是下了一番功夫的。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必须是物质和精神的综合。大众读者喜欢那些生机勃勃的对物质世界的描绘，同时也喜欢在这个世界背后看到那条长长的精神探索的影子。好的小说都是以实写虚的。远的如曹雪芹的《红楼梦》，每一个细节、场面、人物关系，都是可以落实的，但你看完书，会觉得它不仅有很实在的物质生活的描述，还有很虚的精神生活的描述。近的如阿来的《云中记》，写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在重现当年天灾大难场景的同时，在描摹全员抗震救灾的英雄场面时，更注意书写祭师阿巴对生命的尊崇和敬畏，他要去安抚鬼魂，也是一种安抚人心。这种似乎很虚的执着，感人至深。迟子建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故事用一个90岁的老女人的自述完成的，描写我国东北少数民族鄂温克人的生存现状和百年滄桑。贾平凹的《山本》，徐怀中的《牵风记》等优秀作品，无不是既注重物质生活的描写，又重视精神生活的凸显。应该肯定的是，《红杉树下》的对苏北山乡景物的描写，是很有特色的，如：

夕阳慢慢落下去了，夜幕悄然降临，西方天空的红色晚霞变紫，变灰，变黑，终于遁去。夜色开始笼罩在大地上，像块宽大无比的幕布，悄悄地闭合了，罩住了山川、原野。高高的天空点缀着无数颗小星星，一闪一闪地发出微弱的光亮。远远近近的景致开始混沌迷离，不多会儿，月色便朦胧在远处的地平线上。路边的村落稀稀疏疏的灯光从民宿的窗口闪出，给无边的夜色带来一线生机。

陈德民的《红杉树下》笔下的马陵山，可说是移步换景，美不胜收。过往的知青小说，景物描写偏向“冷硬荒寒”，而《红杉树下》大量的江苏南北景物描写，让作品洋溢着一种不可名状的诗意，一扫以前知青小说中的荒凉景象。

多年来，优秀的青春题材匮乏，青春人物形象日渐稀少。这是一个很大的缺憾。而陈德民的《红杉树下》所提供给我们社会的有血有肉的青春人物和栩栩如生知青形象。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奋斗歌哭的悲喜剧，没有刻意拔高修饰的痕迹。那些细腻的心理描写，使人物活灵活现。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后知青文学”的空白或不足。具有一定的文学史料价值和美学意义。我觉得，如果用心修改打磨后，可以和影视导演合作改编成一部新时代视域下的后知青文学电视连续剧作品。果真，可能不仅会受到知青群体的欢迎，也会使没有知青经历史的新时代年轻人受到人生教益和哲理启迪。

（作者系文学评论家，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