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福君

飲着朋友从南方寄赠的明前佳茗，读着《红杉树下》，庚子春夏尽管仍然宅在家里，却不再感到寂寥，反而觉得仿佛穿过时空隧道，随着书中人物回到50年前的那段刻骨铭心的岁月——我是1968年初冬全国第一批高中初中共六届毕业生一起上山下乡的千千万万知识青年之一，而且由于是“黑五类”家庭出身，对那十年战天斗地的三农生活，感之深，体之切，不言而喻。

《红杉树下》描写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10名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生活经历，是一代青年凄美的爱情故事和拼搏奋斗的人生传奇。以郑东杰、文澜为代表的一群中学生响应时代号召来到苏北农村，躬耕垄亩，改造山河，贡献了自己宝贵的青春岁月。在红杉树的见证下，郑东杰与文澜相爱了。郑东杰回城时，与文澜约好相守相爱，却因许明松作祟引起的误会而竟成了35年的诀别。作品追溯激情岁月的青春往事，透视变革年代的风雨人生，高扬理想风帆，鼓舞时代精神，体现了一代青年对社会的担当，对事业的追求，以及对美好爱情的向往。故事生动感人，留给岁月深沉的思考。

在布局谋篇上，小说的突出特点是采用了引线正线结构。我“创造”的此种结构称谓，近则借鉴于新闻标题的引题与正题，远则借鉴于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一些写法。如《错斬崔宁》《卖油郎独占花魁》等，都是开篇先用诗词作引子，然后道出正文。《红杉树下》从第一章直至末尾第二章，都是先用郑东杰与他女儿文晓彤当时在远东书局咖啡厅的对话开篇，作为“引线”，然后用“情景再现”写出与对话相应的历史事实——正线。这样引线正线的结构，榫卯相合，即时与往事呼应，彼此对应清楚，条理非常分明。不但文晓彤凭此容易解开心结，而且读者容易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对于理清复杂的头绪繁多的过往事件，这种引线正线的双线结构是非常适合的。以往有些长篇小说，用倒叙开头，然后回到顺叙，基本成为“制式”。陈德民先生别出心裁，全书别开生面地采用“即时对话”与“情景再现”的双线结构，应该是一个创新，是一个长篇小说结构上的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创新更是文学发展的不竭动力。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可喜可贺的。

皮里阳秋的笔法，又作皮里春秋。《晋书·褚裒传》：

裒少有简贵之风……谯国桓彝见而目之曰：“季野有皮里阳秋。”言其外无臧否，而内有所褒贬也。

作家是裁判生活的法官，文艺作品也绝不是生活的直观映像。作家在作品中具有一定的倾向性，这是合乎情理的客观存在。但是，作家的倾向性应当怎样反映在作品之中呢？也就是说作家的思想倾向是作家在作品中直接表态发表议论呢，还是在作品中自然流露呢？恩格斯是赞成后者的，他认为作家的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作者的见解愈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愈好”。恩格斯的这种艺术主张与中国古典史学中“外无臧否，内有褒贬”的春秋笔法是一致的，就是说作者在叙述事件、描写人物的过程中，采用客观的态度，不加外在的议论评判，但是作者的褒贬倾向还是有的，只是含而不露而已。《红杉树下》就属于这种笔法。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如何评价，如何定性，几十年来众说纷纭，有这么说的，有那么说的，甚至针锋相对，大相径庭。陈先生写知青作品，这个问题应该是绕不过去的。但是通观全书，作家却没有对此直接大发议论，没有直接给出定论，只是客观地叙述知识青年在上山下乡过程中的亲身经历与所作所为，让读者通过作家的叙述描写自己去体会去判断去领悟。“人心要实，文心要虚”。主旨思想愈蕴藉含蓄，作品的艺术性愈高。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在各种文学体裁里，小说对语言的要求没有诗歌散文那样严格，不像诗词那样要“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也不用“为求一字稳，耐得数宵寒”，更不必“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但是高手作家还是注重提炼语言的，由小说的语言也能够看出作家的文字功力的。《红杉树下》全书语言朴实、流畅而又文采斐然。仅举几例，如“此时，弹棉匠站在垛顶上，灰色的汗褟敞开着，随着他胳臂的摆动一张一挥，像一只振翅欲飞的雄鹰”，多么生动形象！再如“本以为以后的路还很漫长，却不知以后很长的路也会戛然而止，甚至相见无期。人生的错过就是如此，一刹那便是永远”，多么精警精辟！再如“你文澜是我穷极一生也不可能做完的一场梦，而我郑东杰则是你一念之间就刮过的一阵风”，多么生动形象精彩。书中这样的语言层出不穷，不胜枚举。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