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和西 汤青兰

饶毓泰是我国卓越的科学家、著名的教育家，也是我国近代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饶毓泰在美国、德国等地从事原子光谱和分子光谱研究工作，是早期研究斯塔克效应的光谱学家之一，在气体导电和光谱学方面有较高造诣。他长期致力于我国物理学研究和教学工作，桃李满天下，当代物理学界的骨干大多是他的门生，他与叶企孙、吴有训、严济慈被并称为中国物理学界“四大名旦”。

求学欧美图救国

1891年12月，饶毓泰出生于江西省临川县（今抚州市临川区）钟岭乡朱饶村，又名俭如，字树人。他的父亲饶之麟，字瑞徴，是一位清朝举人、拔贡生，曾任七品户部主事；母亲余峨之出生于书香之家，教子有方。饶之麟为官多年，清正廉洁，甘于清贫，48岁便离开了人世。从此，孤儿寡母生活得非常艰难。

饶毓泰天资聪颖，酷爱读书，自幼在叔父和舅父的教导下读“四书五经”。1903年，他进入抚郡中学堂（今抚州一中前身），1905年只身前往上海就读于中国公学，后转入中国新公学。胡适曾就读中国公学，后来又担任中国新公学英语代课老师，与饶毓泰既是同学，也是师生。

1911年，当全国人民欢庆辛亥革命胜利的时候，20岁的饶毓泰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上海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前身）。本来，他怀着科技救国的梦想欲出国深造，但因筹资困难，未能如愿。次年春天，他应聘回到临川，执教于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两年后，他以突出的成绩，考取了江西省公费留学生。1913年，他远渡重洋，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物理学。4年后毕业时，他没有像一般留学生那样踌躇满志，束装东归，而是感到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所掌握的知识距离国家的需求还相差很远。于是，他又报考了普林斯顿大学研究生院，在世界著名物理学家康普斯的指导下深造。

经过4年的苦心钻研，1922年，他完成博士论文《水银蒸汽的低压弧光对荧光的影响》，并于同年在美国权威刊物《物理评论》上发表。这篇论文一公之于世，立即在美国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大家都认为，这是物理学方面不可多得的佳作，因为它回答了人们当时无法解决的问题。饶毓泰设计的电弧光源的电压比通常的低，是气体导电研究的一项新成果，饶毓泰因此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此时，国内的几所名牌大学，如南开大学和北京大学，都先后去函，邀请他回国执教。1927年，饶毓泰满怀豪情，学成回国，应聘到南开大学创建物理系，任南开大学物理系主任、教授，开始在那里讲学授业，辛勤耕耘。

当时的中国，科技园地满目疮痍，还处于严寒的冬季，物理学更像是一块无人问津的不毛之地。为了开发这块“荒地”，饶毓泰风餐露宿，勤勉工作。但在实际工作中，他深感国内科研条件落后，而物理教学又必须与科研紧密结合。为了彻底改变国内物理科研的落后面貌，他于1929年再度离开祖国，赴德国莱比锡大学波茨坦天体物理学实验室进行科研工作。经过两年的努力，他终于掌握了德国著名物理学家斯塔克发现的斯塔克效应原理，写出了《论铷和铯的基本线系的二次斯塔克效应》的论文。量子力学是物理学进入近代物理学的重要标志，诞生于1926年，以后的几年，正是量子力学理论系统完善和实验充分论证的重要时期。饶毓泰的这篇论文是当时物理学研究的前沿课题，为量子力学的建立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国际物理学界引起了震动。

创新教学育英才

1932年，饶毓泰带着新的科研成果回到祖国。应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之聘，他在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翌年，担任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教授，接着又担任该校理学院院长。北京大学虽然名家荟萃，蜚声中外，但理学方面基础较差，特别是物理学教学方法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学术空气也很沉闷。

为了打破因循守旧、封闭落后的教学局面，饶毓泰一上任，就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他从建立直接为教学、科研服务的金工车间入手，购进了一批比较先进的光谱设备，解决了全体师生急切盼望解决而长期未能解决的问题。有些仪器购置困难，饶毓泰就亲自设计，动手制作，不仅节约了开支，而且更加实用。在饶毓泰的影响带动下，广大教师积极带领学生开展科研活动。不久，一些教师在分子光谱论述和实验研究方面取得颇有价值的成果。

为了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饶毓泰提出“演示实验”的教学主张，立即得到学校师生的支持和拥护。根据这一主张，他将理学院的一个小礼堂改建成阶梯教室，建立了“演示实验室”。上课时，教师可以边讲解边演示，这易于学生听懂，可以让学生在学习中少走弯路，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在课堂教学和科研实验紧密结合的同时，饶毓泰又对图书馆进行充实整顿，订购了大批外文图书资料，并采取开架形式，简化借阅手续，给全体师生提供方便。他鼓励同学们不定期举行学术报告会，辅导学生做学术报告，充分调动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增强了学生的学习信心。

不久，日寇入侵，北大南撤，饶毓泰辗转前往昆明，在西南联合大学担任物理系主任。当时，物价飞涨，米珠薪桂，大学教师工资低微。西南联大校部和住宅区相距10多里，饶毓泰往返都是步行，生活十分艰苦。他不但要完成繁重的教学任务，亲自教授“光学”与“光的电磁理论”等课程，还要做好系里的组织领导工作，团结来自各方面的教学力量。

在吴有训、叶企孙等人的密切合作和积极支持下，西南联大物理系全体教师风雨同舟，团结战斗，克服了重重困难，辛勤培育物理学人才，为祖国的科学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抗日战争前后，饶毓泰一边教学，一边进行一系列分子光谱的研究工作。1944年，他再次赴美，与A.H.尼尔森等合作进行分组光谱的研究，和他的合作者系统研究CIO3-、BrO3-和IO3-的拉曼光谱，并测定了光谱的退偏振度，从而定出了这些自由基的结构。1947年，饶毓泰回国，继续任北京大学理学院院长和物理系主任，并开设理论物理等课程，次年当选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士。

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是饶毓泰执教南开大学时的得意门生，而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均是吴大猷执教西南联大时的学生。在国内任教期间，饶毓泰培养了包括“两弹元勋”邓稼先、郭永懷、于敏、屠守锷等在内的一大批优秀科学家。如今，他家乡的父老乡亲也以“古有汤公（指明代戏曲家、‘东方莎士比亚汤显祖），今有饶师”而骄傲。

一片丹心向杏坛

北平（今北京）解放前夕，在国民党退往台湾的过程中，饶毓泰也在国民政府“抢救学者”名单之中。国民政府曾特派飞机接他去台湾，但他不为胡适的劝说所动，而是毅然留在了北京大学校园内，一如既往地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迎接和平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饶毓泰投入祖国的怀抱，获得新生，不仅担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理学院院长、物理系主任、教授，而且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此后，他还当选为全国政协第二、三届委员，第四届常务委员。

为了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与信任，饶毓泰夜以继日，拼命工作，和年轻教师一道跃马扬鞭，奋战在建设新中国的征途上。1952年，全国高校进行院系调整，饶毓泰考虑到自己年事已高，为了培养领导骨干，使一批年富力强的同志能在实际工作中得到锻炼和提高，便辞去了北大校务委员和院系领导职务。

此时的饶毓泰，虽然年老多病，精力渐衰，中央有关部门领导一再劝他保重身体，不要过度操劳，医生也给他做出了“半天工作，半天休息”的疗养安排，但他老骥伏枥，雄心犹在。为了中华民族的腾飞，饶毓泰在參加各项社会活动的同时，更加积极地进行教学和科研活动，特别是对青年教师的培养倾注了全部心血，专门为他们开课讲学，指导他们进行科学实验。

为了提高讲课质量，饶毓泰动手编写教材，从不假手他人，所以他讲课生动流畅，深入浅出，深受本校年轻教师的欢迎，也引起校外教师的兴趣。对于要求前来进修的校外教师，他一视同仁，认真指导，热情关心。

20世纪60年代，物理学界异军突起，随着激光问世，光学和光谱学迅速向前发展，此时饶毓泰尽管已过70岁高龄，行动、说话都有点吃力，但为了及时向青年教师传递科学前沿信息，他仍然坚持编写教材，为他们讲授“光的相干性”“塞曼斯效应与共振辐射”“荧光辐射的强度与偏振”等课程。

看到饶毓泰如此拼命工作，大家都为他的健康担心，但他总是报之一笑，深有感触地说：“我在科学界熬煎了50年，走的是一条险情四伏、孤军奋战的道路，真是一步一个血印啊！今天，伟大的党为我们创造了这么好的工作环境，可惜我老了。但是在科学领域，还有多少问题需要我们这些老科学家去解决啊！我怎能安心休养？怎能静得下来？我现在考虑的不是多活两年与少活两年的问题，而是希望在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能毫无愧色地说，我虽然贡献不大，但我做出了最大的努力，我对得起科学，我有一颗真正的科学家的良心。”

1966年，神州大地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开始了。在这场劫难中，很多人被迫害，平静的科学领域也遭到严重冲击和破坏。尽管饶毓泰贡献卓越，品德高尚，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声誉，被党中央和国务院列为保护对象，并通知北京大学切实遵照执行，他仍然遭到打击和陷害。1968年10月16日，饶毓泰愤而自杀，时年77岁。

“文革”结束后，1978年9月7日，党和国家为饶毓泰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邓小平、乌兰夫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全国政协副主席王首道等领导参加了追悼大会，时任北大校长周培源致悼词。追悼会上，广大师生深切缅怀这位杰出的科学家、教育家，回忆起他一生操劳、奉国罄心，还将其5万元遗产全部捐献给国家，无不肃然起敬，潸然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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