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欣懿［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北京 100872］

一、引言

英国维多利亚时期诗人罗伯特·勃朗宁的独白诗代表作《我的前公爵夫人》运用戏剧性独白惟妙惟肖地塑造了一位冷酷残忍、占有欲和等级观念极强的公爵形象。独白在引起读者对公爵夫人同情的同时，更激发了读者对维多利亚时期女性境遇和生活状况的思考。《我的前公爵夫人》根据16世纪意大利北部城邦的斐拉拉公爵阿方索二世的真实故事改编。诗中公爵在丧偶后准备再次结婚，迎娶某伯爵家的女儿。为了确定嫁妆的数量，公爵正在与伯爵家的使者进行谈判。本诗描写了公爵为使者展示已故公爵夫人肖像这一情景，通过诗中的描写，读者可以感受到公爵夫人是一位热情开朗、天真活泼的少女。她面容可爱、眼神真挚，能于生活各处发现美好。然而其举止引起了公爵的极大反感，于是公爵下令禁止一切微笑。诗歌于此处将公爵与公爵夫人的矛盾激发至顶点，为读者留下了无穷的想象空间。诗歌以公爵夫人的悲剧反映维多利亚时期女性沦为男权社会牺牲品的悲哀，将女性的悲惨境遇表现得淋漓尽致。

二、女性边缘化

1.女性话语权的丧失

维多利亚时期男性在社会中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女性被孤立于社会边缘，其表现之一为女性话语权的丧失。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指出“话语是权力的表现形式，权力决定话语”，而女性不能有效地自主表达自己的意愿即女性失语。在《我的前公爵夫人》中，公爵作为施暴者，反而成为故事的叙述者和控诉者。在诗中，公爵大肆诽谤公爵夫人举止轻浮，情感不忠：“她那颗心——怎么说好呢?——要取悦容易得很，也太易感动。她看到什么都喜欢，而她的目光又偏爱到处观看。”“她总是在微笑，每逢我走过；但是谁人走过得不到同样慷慨的微笑?”公爵的众多言语体现了他对公爵夫人“轻浮”举止的不屑和不耐烦。然而，在全诗中，公爵夫人一直处于“缺席”状态，仅有公爵一人的声音出现，由此导致的单边权力关系使得公爵夫人作为受害者无法为自己的行为辩白，其话语被淹没在公爵强势的男性话语中，仅可用无声的凝视表达对男权社会的控诉。由此可见，《我的前公爵夫人》运用戏剧性独白的方式，巧妙选取讲述者，并以此为缩影，形象地体现了维多利亚时期女性被边缘化以致失语的社会现象。

2.女性独立人格的丧失

除却女性话语权的丧失，维多利亚时期女性被边缘化的另一表现为独立人格的丧失。在维多利亚时期，女性沦为男性的附属品，其身为女性的特性遭到无情抹杀。在本诗开篇，公爵说道：“凡是见了画中描绘的面容、那真挚的眼神的深邃和热情，没有一个不转向我。”在此处，勃朗宁使用“its”作为人称代词修饰眼神，充分体现了公爵对公爵夫人的轻视和侮辱。公爵夫人的全部意义集中于肖像画和“潘道夫大师的手笔”，仅作为公爵众多收藏品之一为公爵带来荣耀。此处人称代词的使用和对画家身份的过度强调充分刻画了该时期男性对女性的物化和对女性基本尊重的丧失。此外，在全篇中，公爵对公爵夫人进行了深入的控诉和批判，但公爵仅以头衔——公爵夫人和“她”称呼亡妻，使读者无从知晓公爵夫人的姓名，而姓名的丧失进一步抹杀了公爵夫人的人格标志。与此同时，在诗歌的结尾，公爵在邀请伯爵使者下楼参观时说道：“请看这海神尼普顿在驯服海马，这是件珍贵的收藏，是克劳斯为我特制的青铜铸像。”此处全诗的讽刺意味达到高潮，海神尼普顿驯服海马这一意象充分体现了公爵和公爵夫人之间权力的倾斜。于公爵而言，公爵夫人不是一个有着独立性格的个体，而是需要被征服的动物。诗人辛辣地讽刺了维多利亚时期男性对女性无形的压迫和物化，进一步点明了本诗主题。

3.对女性微笑的妖魔化

维多利亚时期，强势的父权社会使男性普遍要求妻子的忠贞和顺从，美丽的外表被认为具有诱惑性而被压制和妖魔化。诗人勃朗宁在诗中并未直接对公爵夫人的外貌进行描写，但读者可通过诸如“那真挚的眼神的深邃和热情”以及“隐约的红晕向颈部渐渐隐没，这绝非任何颜料所能复制”等线索推测出公爵夫人纯粹的美。然而，公爵从公爵夫人的微笑里感受到了威胁和挑战，使他下令禁止这种微笑。维多利亚时期男性对女性微笑的妖魔化可追溯到希腊神话中的蛇发女妖——美杜莎。美杜莎原本是一位美丽的少女，而她的美貌正是她悲剧的开始。海神波塞冬垂涎她的美色，尽管美杜莎前往雅典娜的神庙祈求庇护，但仍被海神玷污。事后雅典娜对美杜莎的不洁感到愤怒，因此将她的头发变成毒蛇，并加以诅咒。尽管美杜莎和公爵夫人二者最终受害的原因大相径庭，但她们被男性和历史邪恶化、妖魔化的经历出奇的一致。公爵夫人的微笑本是天真单纯的，却被公爵解读为不忠和轻浮。这正如埃莱娜·西苏所言：“男性将女性‘牢牢地钉在两个可怕的神话之间：美杜莎与深渊’。”诗中公爵对公爵夫人微笑的制止体现了维多利亚时期男性崇拜的单性观念以及以男性为权威的菲勒斯中心主义。

三、维多利亚时期的理想女性形象——“家里的天使”

在诗人勃朗宁的笔下，公爵被公爵夫人的行为举止激怒，并将其残忍杀害，其根本原因在于公爵夫人与该时期传统女性形象的背离。维多利亚时期，男性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并迫使女性成为其附属品。同时，该时期的核心价值之一即团结的家庭，女性则是维系家庭的重要纽带，由此导致了理想女性形象的改变。维多利亚时期的男性普遍认为，女性的首要和唯一职责即为在现实生活中打拼奋斗的男性创造一片安宁的休息之所和避风港。正如约翰·罗斯金在《论女王的花园》中所指出的，理想的妇女和理想的家庭与现实的原始森林式的生存互不相容。“要做一个真正的女性，一个妇女就必须履行自然赋予她的义务和职责……妇女的美德就是牺牲、忘我、道德纯洁和奉献精神，而这一切则在妻子和母亲的天职中得到最完美的体现。”因此，“家庭天使”这一形象进入大众视野。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诗人丁尼生曾这样描绘该时期的女性：“她们围着壁炉做针线活，而男性挥舞刀剑。”由此可见，在维多利亚时期，男性对于女性有着严格的要求，女性直接服务于男性中心文化，必须完成父权文化机制对女性角色的期待。反观《我的前公爵夫人》中的女性形象，公爵夫人天真活泼，对于生活中的一切事物均充满好奇，但是并未很好地履行其作为妻子和公爵夫人的职责，行为与传统观念发生较大的偏离，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命运。诗人笔下的公爵夫人形象与所谓的“理想”女性形象形成鲜明对比，于无形中抨击了父权社会对女性独立自主意识的压迫。

四、维多利亚时期女性的反抗精神

诗人勃朗宁在抨击男权社会的同时，进一步激发了女性的反抗意识。诗中的公爵夫人虽被残忍杀害，但并未沉默。相反，公爵夫人用微笑和凝视对公爵及其背后的男权社会进行着无声的反抗。正如巴赫金所说：“他人意识‘不会被任何东西（甚至死亡）所最终完成，因为他人意识的蕴含不可能以现实生活来解决或取消’。”诗中公爵多次提及公爵夫人画像好像“活着一样”，暗示夫人的微笑具有永恒的穿透力，使她的形象超越了画框的限制，并作用于公爵身上。恰洛特·波特和海伦·克拉克指出，勃朗宁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中找到两个概念——“框架和肉体”。框架试图封闭肉体，而肉体试图摆脱框架的禁锢。在《我的前公爵夫人》中，一方面，父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渗透于社会的方方面面，对画框中的人物进行了无情的抹杀；另一方面，画框中的人物用微笑和凝视进行了永不屈服的反抗。由此可见，勃朗宁笔下的女性并非一味屈服于男权社会，诗人以巧妙的方式赋予女性反抗精神，其独特的人格正如诗中所写：“绝非任何颜料所能复制。”

五、结语

维多利亚时期，男性对女性的物化、对女性话语权和独立人格的剥夺以及对女性的妖魔化导致女性被孤立于社会边缘。勃朗宁的《我的前公爵夫人》一诗，通过对公爵冷酷无情形象的刻画，突出了维多利亚时期男性对女性的压迫。与此同时，勃朗宁精彩地运用了戏剧性独白，并以微妙的方式赋予女性反抗精神，进一步升华了诗歌主题，使得女性对男权社会的控诉振聋发聩，引起读者的深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