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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与融通:中国电影的七大变局分析

2020-09-24周星雷雷

艺苑 2020年4期
关键词:中国电影变局市场

周星 雷雷

【摘要】 中国电影产业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电影产业的变局主要体现在市场、档期、政策、放映、创作、人才等方面。立足当下,着眼未来,电影产业迫切需要一次成功转型:在新冠疫情有效防控的基础上逐步复苏,为2021年提前谋篇布局;坚守电影传统政策的同时也应因时而变,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主动出台更多优惠政策刺激产业发展;积极“破局”,从传统影院型转向多元共生型,机动变通以适应抗疫大局;注重艺术创作中的现实观照和細节表现力,实现角色创新的同时呼应精神折射;深化电影体制变革,在新文科背景下跨学科建设助力人才培养与学科转型,使我国影视行业在变局中一骑绝尘。

【关键词】 中国电影;变局;市场;创作;人才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

在中国电影2020遭遇到新冠肺炎特殊局面之下,宏观看待中国电影境遇需要多重角度的思考。这里抓住中国电影的七大变局来分析,其“变局”用词并不夸张,也并非耸人听闻。本文的“变局分析”所指涉的是对中国电影在发展之中所遭遇的各种事端、产生的应对和变化的分析。这些变化既给中国电影带来一种刺激力,也给中国电影的发展带来某种程度的担忧,而如何破解变局、实现中国电影不断的上升和跃进,就是我们探讨的主要目标。时代的发展远不是被某种概念束缚所能定论,我们的确到了一个巨大的变局时期,所以,在中国电影的多重变局之中,切入分析会有新的观察角度和认知。影像并非主观自然的运行,但观察影像就是对周边事物或者是我们的精神产品的对象去思考和认知其丰富性。电影尽管改变不了我们自身的生存主业,比如生活、学习和对知识的探求,但是的确会给予人更多的丰富感受。所以,也许探讨中国电影变局及其应对发展的意义,就在于别被既有的知识断论所束缚,需要灵动看待电影发展的变化,大胆思考而不被权威所左右。从现实风云变幻的现象出发,思辨其义理,才是目的。

就全局而言,无疑在探究之前特别要提到习总书记提出的一个重要的时代判断,即我们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基于对世界大势的敏锐洞察和深刻分析,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一个重大判断: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1]。这次在政治上、经济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尤其是在抗疫上所带来的变局的确全面呈现而前所未有。事实上,这也可以印证我们所需要认知的电影的具体性与国家的宏观性之间的关系。比如,最近流传一个形象的词“撕裂感”,在遇到判断具体事件的争执中“撕裂感”到处发生,这就是在大文化背景下所产生的人际关系变化。映照电影也是如此。千万不要小看大时代对于具体对象的影响力。“变局”正是形容一种不同既往现象,是对此前和此后的变化与动荡性的一个概述。也许过了一个阶段,这一变局会带来一个新的局面,犹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中国所呈现的新面貌。所以,经历过程是痛苦的,闯关之后将是一个新的局面。有人过于乐观地认为抗疫后我们将一骑绝尘地崛起,过于自信容易忽略困难何在,但我们的确要理解“百年未遇之大变局”论断的深刻性,即指我们所面对的世界发生的必然趋势,是世界关系、社会结构和人类命运所遭遇的变局,也是电影面对现实、面对国家文化形态、面对世界发展态势所不能不关注的局面。“百年之变”包含着一种深刻的历史忧思,在这历史忧思之中,我们所看到的不同社会政治结构,凸显出某国霸道流氓式的歇斯底里,而中国人民却空前团结,彰显出政治观念不一的人们前所未有的“撕裂”。

回到中国电影,无疑其遭遇到极大的市场危机也是百年未遇。实际上就牵连出一个关系到今后中国电影的重要命题,即时代、政治、地球的忧虑。比如,人类和自然界的关系会给电影的外在环境、内在表现、观影者和创作者的心理带来影响和变化。百年未遇也就意味着深刻的变革,电影确实走到了一个深刻变革的阶段,外在的包括传播形式、线上线下的威胁一步步紧逼;内在的商业欲求和艺术政治欲求之间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割裂性;市场上好莱坞和亚洲电影、华语电影之间的博弈潜滋默长;中国电影崛起的政治观念遭遇到认知变化,比如对《战狼2》的差异性认识等。总而言之,看电影不能不看到电影之外、学术之外的整个社会环境和世界的发展态势,而且不能不看到互联网给电影院专属权所带来的冲击,以及电影表现力在时代更迭面前取得的前所未有的变化等。

二、七大变局的呈现分析

(一)抗疫时局带来思考——“透视变局”

疫情带来的电影变局毋庸置疑,中国电影的变局毫无疑问是世界性变局的一个折射。疫情使得全年重要档期——“春节档”荡然无存,甚至影响到情人节及包括“五一”的档期,按照国家所发布的今年电影的损失,已经超过至少300亿。比照去年情况来看,2019年“春节档”8部影片用5天时间获得50亿元票房,而2020上半年基本没有票房可言,延及到7月依然看不到票房收益。所以,疫情改变的与其说是电影,不如说是微细的电影社会,包括:1.电影本身是反映社会情况的。当疫情导致业界人心惶惶,无论是从业者还是观影者都会带来极大的变化。甚至我们可以确认特殊背景改变了所谓的“口红效应”,因为触及了根本的人际安全基础,所以无从实现“口红效应”,这一改变说明事态的严重性不可无视。2.电影改变了市场。与其说是电影市场常态规律的涨落,不如说在这个关系到人和市场的安全距离之时,市场只能一无可取。因为从拍摄的前端到放映的后端,加上到中间的影片制作表现,都失去了一种供应链和牵扯链之间的关系。3.电影改变了以往的既有规律及依存于银幕生存的规律。无论好莱坞还是中国电影,以往所不屑的线上观影,被一个巨大的缺角所打破。线上放映的必要性不能不迎面撞击而来,万事没有既定规律,变通和创造才有可能打开发展前景。4.电影改变了创作内涵和内容。此前,电影已经在人们永不满足的观赏要求之中变化,疫情让电影所表现的内容和受众者之间的认知都改变了,比如我们看清了美国强权下的遮羞布、舆论被钳制和被压制的状况,看到东西方对于戴口罩认知如此复杂。相反,我们看到中国人注重个体责任、他国注重个体自由,于是差距之大和效果之别显而易见。人们发现当下重大事件中人际关系和家庭关系之间的脆弱、抗疫的社会呈现等,都是前所未有的值得凸显的电影创作内容,且人们对于艺术创作的看法也可能正在发生转变。5.特殊题材折射——“医疗题材缺憾”。电影改变档期让我们看到不管是好莱坞,还是中国电影的“春节档”已深深被削去。2020年7月16日,国家电影局发布了《关于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有序推进电影院恢复开放的通知》,表示低风险地区在电影院各项防控措施有效落实到位的前提下,可于7月20日恢复营业,但延后半年的“暑期档”能否绝地反击就成为一个问题。

抗疫变局让我们多有思索,世界上许多事情,都和突发事件的改变相关。比如笔者在对新中国成立之后70年中国电影关于医疗题材创作状况的梳理中[2],惊讶地发现,那么重要的关于医护人员和医疗题材的电影创作,在70年间仅有不到20部作品,这立刻折射出医疗题材的严重缺乏性,它在电影表现中如此不足,是因为它不重要,还是因为没有去了解表现,或是因为人们的生活认知还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梳理到新世纪尤其是“非典”之后,纪录片和电视剧上的创作数量显然增多,但是电影创作反而更少。医疗题材剧情片创作的难题,也许是此类题材要考验人们对生活认知和理解的深度,容易与受众产生距离,且现实观众对医疗题材的关注程度不足,也是此类题材作品缺失的关键问题。抗疫让我们看到关键时刻影响全人类的疾病防疫是如此重要,因为它不仅仅是疾病本身,更牵扯到世界面貌,也让我们前所未有地看到一些国家以私利超越基本底线的嘴脸,看到西方世界的可怕,它让我们看清楚许多问题,所以,医疗题材也是如此之重要。但是,医疗题材的作品已经相当匮乏,能够折射社会生活深度的作品更是难上加难。20世纪50年代出现了像治理血吸虫病的《枯木逢春》那样具有鲜明民族风格的影片, 80年代又出现了呼应改革开放、要求重视知识分子而引起社会反响的《人到中年》,可惜再往后这类题材电影乏善可陈,如何重现那样优秀的作品,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抗疫在宏观层面激发起政治历史与国家之间许多遮羞布的现实;微观层面揭示出重要的医疗题材电影亟需重新开发,以改变其缺乏和不足的局面。

后抗疫时期,医疗题材的电影应当有更多的促进,笔者认为:1.需要现实主义表现的深度。比如纪录片《中国医生》对河南一位科主任采访的复杂性和深度值得参考,他面对镜头直率地说,一个病患已经严重到尽管自己竭尽全力也无力回天,但家属由于信任,坚持指定他为病人治病,最终他却被家属追究责任。这位科主任劝慰说,我不能死,要不国家培养就落空,云云。——真实而动人。2.表现生活多重面而不是狭隘的所在。人的生死说到底也是社会生死的一种折射,挖掘常人英雄才是要义。3.要放眼世界去表现严峻的现实,甚至有预见性地提前量地创作。中国在疫情防控中做得十分出色却被别国视为反面形象、西方世界对于口罩瘟神般回避的表现、一些国家受制于政治利益而呈现的不同心态等,这些暴露出的问题同样深刻,我们的电影当然可以做深入反映,而且应该及早呈现。4.要大胆挖掘并探寻题材的表现形式和深度。我们的抗疫题材电影如果不能放到一种人类疫情和社会人心的深度,只局限于中国医院或武汉医院抢救,而没有看到全人类在遭遇病情之时和自然界的关系或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乃至西方世界的表现,则难以拓展其深意,故应该进行大胆地表现现实性和科幻性的创作。

(二)市场的变局——“衰变现象”

电影业取决于市场因素,而市场取决于更大范畴的经济。曾经实行群体免疫的英国超越意大利和西班牙而成为欧洲染病人数最多的国家,遭遇300年来最大的经济萧條,有25%的经济衰退。这不免让人想到所谓的“至暗时刻”——英国“二战”电影中丘吉尔对国家陷入反法西斯战争的危急时刻的描述,它也可以引用到指其当前的市场状况。而中国电影的“至暗时刻”莫过于2020年的春天。但此前来自所谓的“黑天鹅事件”的中国电影的“寒冬”从2018年下半年就开始了。那个时期因为崔永元和冯小刚的《手机2》电影之争,引发了下半年电影界的震荡,在这个震荡之中,投融资发生了巨大退化缩水,比如霍尔果斯多如牛毛的公司倒台,税收风波波及到对于演员、编剧的震荡等。电影进入“寒冬”,的确是从2018年底一直延续到整整2019年的电影投资业。但研究认为,其实中国电影也该到了一个调整的时期。比如从2016年《叶问3》开始,所遇到的关于金融诈骗投资的作弊对于电影的严重影响,到2018年的税收事件对于电影业和电影创作者带来人心惶惶的影响。从市场的反响来看,其实2019年所取得的电影增长,是在克服了极大困难的情况之下所收获的,支撑它的因素是创造性的艺术内容对于市场倒退的一种补救。从某种程度上说,市场的“寒冬”反而被顽强的努力变成了一个“暖春”,这也是一种好事。2019年“国庆档”的发力伴随着电影质量的过硬,最终2019年收获了642.66亿的票房,让人们长舒一口气。然而,前面所提及的2020年的电影至今尚未开张,票房几乎全部损失,是否能够在后半期加力而弥补损失,后三个月是否能回到“金秋”还有待观察。

但是,这个借力因素并非不可能,如果把眼界放远、为2021年做准备,则显然也是妥当的。我们知道在电影“寒冬”之中一个凸显的例子就是华谊兄弟,这个民营电影公司的老大曾经惨败到两个当家人通过出售他们的收藏品救市。在最为悲催的2020年的“至暗时刻”,我们却看到关于它的奇特消息:4月29日凌晨,华谊兄弟一气发了54份公告,惹人关注的除了业绩报告之外,还有一份规模近23亿的定增方案。华谊兄弟逆势而行,出人意料,在这份方案中,它坐实了“影视一哥”的名号,引入了9家公司组成的豪华投资军团,且都是现金投资,原股东阿里、腾讯、复星系等知名大佬再度加码,国资亦首度进场“补血”。结果,就是受这一消息影响,让4月29日早盘,华谊兄弟开盘不到5分钟便封涨停,报收3.94元/股,投方阿里影业亦大涨7.22%。

市场的敏感,对于电影来说是一个必须考虑的因素。据有关消息上说,如今疫情让迪士尼市值暴跌5500亿美元、日本东芝全线停工、维珍澳大利亚航空破产,等等。所以,我们看到3月至今,电影业的全产业链都在蠢蠢欲动,希望及早开业。在市场上人们急于开张有它的市场动因,因为生存都成了一个问题,从个体的生存到影院的生死,急于开张却千万不可听一面之词。比如,影院要复苏的3月底一度紧急叫停,然后国家发布了关于电影和娱乐业开张的条件。3月27日刚复工几天的电影院被国家电影局叫停。5月8日香港影院开始复工。电影市场的变局已经不可避免。但是为了大局,不可避免会有暂时的衰退,希望能够在下半年有更大幅度的提升。5月8日国务院发布联防联控机制,采取预约限流等方式开放等,7月16日国家电影局已允许低风险地区电影院在各项防控措施有效落实到位的基础上开放。

(三)档期的变局——“倒春寒”与“台风雨”

“倒春寒”是2020年中国电影“春节档”的遭际,而“台风雨”是疫情延续到夏日的写照。档期是电影市场相对成熟而必然出现的一个极具观影市场青睐的支撑。档期是什么?是一个从无序向有序聚焦的观影时节。档期明面上是产业旨归,实际上也暗合着人的内心观影的需要和呼唤意识的体现。档期是电影形成规模之后的兵家必争之地,也慢慢衍变为从创作源头开始就要适应观众内心需求,比如说贺岁仪式、情人节缠绵热情、国庆意识等的一种观影需要对象。中国的档期意识增强,主要还都是从“暑期档”开启,乃至于很长时间要有国产保护月存在。但“贺岁档”开始逐渐盖过“暑期档”,因为年轻人观影娱乐需要中国的贺岁电影,使得贺岁成为中国电影档期最炫耀的时段。以后档期不断的拓展,从“贺岁档”“暑期档”“春节档”到增加出包括“国庆档”“五一档”“情人节档”,等等。最重要的电影多数都要挤占档期,满足人们有观影期望的约会心理,同时厂家也可以利用时机来获取更大的利益,所以“厮杀”在重要的档期就成为电影市场的普遍规律。“在不断增长的电影票房里,‘档期票房的比重逐渐增加,2018年‘档期票房收入为443亿元,占票房总收入的比重为73%,2019年,‘档期票房收入为485.5亿元,同比增长9.5%,增速超过总票房增速,占全年票房总收入的比重达到了76%。‘档期观影市场的火爆也是电影纷纷强档档期上映的主要原因。”[3]

春节档期历来是中国电影重要影片亮相的场地,每一年都是中国电影自身本土特性的一次绽放。2019年春节档期的国产电影为年度开局展示了喜人景象,根据国家电影专项资金办公室及猫眼专业版票房数据显示数据,2019年2月份的电影市场实现110.9亿元人民币票房,相比2018年2月份增长9.9%,重要的在于其时创下全球单一市场单月票房最高纪录,还不仅于此,接续两个月票房都超越北美。根据数据显示,2019年1月北美票房3.81亿美元,2月则为4.03亿美元;而此时的中国电影市场,在1月份票房成绩为33.68亿元人民币(约为5.03亿美元),到了2月份票房则约为16.55亿美元。在2019年开始阶段的两个月,同期票房均高于北美市场,而高扬的2月约为同期北美市场的4倍,这让中国电影在世界电影市场骄傲地显示了魅力。从最初“暑期档”到“贺岁档”等档期一扩再扩,甚至有的时候会前伸到11月底就开启,2019年的电影原本是“寒冬”时期,但是这一年中“春节档”“暑期档”“国庆档”却分别产生出这个年度最重要的影片,即从《流浪地球》到《哪吒之魔童降世》再到《我和我的祖国》等等,最终“寒冬”变为“暖春”,成就642.66亿人民币的新票房。说到底,档期是一种人性的需求,没有人性的需求档期便没有存在的意义。2020年抗疫而改变几个档期,连寄希望于“暑期档”都几乎不可能出现爆发式观影高潮,但事在人为,有关部门不必急于开张而屈从行业,而要谋篇布局对往后“国庆档”尤其是“贺岁档”进行安排,在安全的情况之下,让中国电影最后一个季度实现弥补的希望,并且为2021年谋篇布局。

(四)政策的变局——“游移不定”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线,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注意,千万不可粗心大意。可见,政策可以看成是一個既定的方针,应该有恒定性;而策略则要随机而变,但是不离开政策的主旨,却要适应时运的变化。在政策的制定上,中国电影的政策有恒定部分,这就是“入世”之后坚决保护中国电影市场的必要坚守。“入世”之初,许多人要求放开中国电影市场,索性让好莱坞的电影自由进军中国市场,使中国电影在激烈的竞争中置之死地而后生。但是电影文化应区别于其他市场产品,我们不能像台湾地区那样将整个电影市场放开,以至于最低时华语电影只占据不到1%的市场份额,那何以发展自己?新冠肺炎让我们看到只有中国的体制在全球化背景下才具有全产业链的优势。我们十分幸运生长在中国,可以主要依赖自己,而不是仰人鼻息。“入世”的20年我们逐步和好莱坞谈判,但是自身在适应性的过程之中增强了电影自主性,逐步形成“中国电影学派”状貌。这种恒定性是建立在对于本土市场的保护和文化坚守基础上的,必然不能松懈。由此我们要做好准备,防备西方的秋后算账而坚守自己,而不是像一些公知们要求屈辱地卧薪尝胆、屈就挨打云云。包括原央视主持人阿丘的所谓公正道歉,却其实是奴颜婢膝,遭致众人唾弃。(1)其实在强权和国家利益的对峙面前,必要的“怼”绝对需要,我们个体的人生经验和国家经验都一再证明,拿着西方所谓的绝对真理去屈辱求和是极其危险的,中国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应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在政策的坚守上,策略的变化应因时而变,即,颇受人们议论的分级制和审查制,还需要观察时局而等待时机。确立规矩和调试策略具有渐进性意义,如王小帅的《地久天长》既有对过去计划生育制度的质疑,又有对整个生命、人性情感和道德忍让的表现,远比很多参与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角逐的影片更为妥当;再如霍尔果斯的优惠政策一举推翻,屈就于一时的民意,造成一年半左右的中国电影“寒冬”,显然缺乏周全考虑,也不利于影视业政策的发展。如果始终胶柱鼓瑟、灵动性不足或者政策死守,中国电影便难以适应时势。

后抗疫时期对于电影业进入危急时刻的各种资助政策、减免税收政策、保护政策,包括对于电影发展专项基金等都应有完善的计划,这就是政策因时而变的重要性,对于电影还应该有更多主动出台的优惠政策。

(五)线上线下的变局——“破局”

抗疫期间歪打正着地出现了电影和互联网之间的一个突破性的对象,即徐峥导演的《囧妈》在互联网上的免费播映引起了轩然大波。也许对于年轻的受众而言没有那么明确的领地意识,动物在自然界一定有领地意识,事实上电影也带有一种强烈的画地为牢、根深蒂固的生存观念。领地意识对于电影而言就是只能属于影院大银幕放映,因为后面牵扯到它的窗口期,比如好莱坞电影的90天保护,就是保证它的票房收益、领地不容侵犯,有其投入产出的合理性。大投资必须在影院中得到回报,超出这一范围,整个产业的基础就会崩塌,所以遭遇疫情的《囧妈》在大年三十突然发布在网络上免费开放,引起了上百家电影公司抗议,甚至要诉诸于法律。其实应当这样理解:首先电影当然是应该属于银幕,在影院才能享受到最好的观影效果;同时,按照法律规则也应该在影院放映,不应另攀高枝;但抗疫是个特殊时期,变通的基础是观众看不到七部“春节档”大片,抗疫特殊时期人们只能蜗居在家,为人民利益考虑,临时性的变通无可厚非;何况改为线上放映已经处理和横店影业以及字节跳动之间的协约,所以人民欢迎也是特殊时期最大的政治。显然,打破领地意识的合理理由就是人民所需要的机动性,也是变通适应抗疫大局。

但需要开始探讨线上和线下到底是不是有那么多的困难:1.从法律上来说,需要国家出面制定互联网放映电影相关的税收及互惠政策。2.对观众而言,互联网在观赏上其实更注重内容上的吸引力及情节上的心理需求,所以歪打正着,《囧妈》恰好适应时局。电影未必不适合在互联网上放映,就内容和效果而言不如影院放映,但互联网和电影的结合迟早要成为某种规律。3.电视剧也是经过这样痛苦的挣扎然后出现了先台后网、先网后台、台网同步等措施,其实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互联网不可阻挡,且互联网背后的资金支持也许有利于电影发展。4.新一代人们在互联网上看影像作品的观念发生转变,喜欢通过弹幕交流,所以并没有那么苛刻的观影限制。线上的确有缺失,却未必是大缺失,很大程度上的缺失是在于影像的质感,可是网民更看重故事和感情。总而言之,片面认为电影专属银幕,需要严格管控未必是最好认知,线上线下电影打开的缺口将如何处置,需要思考。放眼全局,好莱坞的许多电影在抗疫期间也在网络上放映。比如4月10日环球旗下梦工场制作的动画电影《魔发精灵2》(Trolls World Tour)正式上线网络点播,观众通过电视、手机、IPad等终端付费点播该电影,线上收益近1亿美元。环球是第一个站出来打破美国院线90天窗口期的“好莱坞五大”公司。事实上,早在2011年它就进行各种尝试,企图打破窗口期限制,但遭到影院及协会的激烈反对,收效甚微,此次的线上尝试可见时代发展提供的可能。

(六)创作的艺术变局——“艺术创新性”

中国电影越来越具有创作和市场实力,在世界电影日益占据重要位置,近年来研究界对于“中国电影学派”影响力的探讨也是势在必然。[4]无论境况如何变化,我们对中国电影的不断向好发展应该抱有很大的信心。从2019年三大档期的代表性影片就可以看出趋向,比如“春节档”的《流浪地球》、“暑期档”的《哪吒之魔童降世》和“国庆档”的《我和我的祖国》。《流浪地球》以其技术上的飞跃和对地球命运的世界性思考,跨上了中国科幻片破局的新纪元,实际上呼应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折射;《哪吒》打破传统动画片的日韩味道,而创造出新鲜的哪吒形象,尤其是形象内在呈现的“我命由我不由天”的精神,不僅为中国电影开拓了动画片的新面貌,也映射着中国人更为坚强和傲然而立、面向世界变局的气概;《我和我的祖国》等“国庆档”影片,在坚守中国主流价值观的同时,将新主流电影呼应国人、融入国家命运的强大与个体情感细微性相结合,获得最大限度的价值观认同。我们还可以从2019年底的《少年的你》看到艺术表现的深度:无论是影片触及校园霸凌事件的现实性表现,还是霸凌者魏莱打破常规的流里流气,反而采用既漂亮又学习好的角色来探讨现实人性深度的出色设计,甚至是影片核心反差式的混混——小北的角色设计,如用其来保护学习成绩好必然上北京重点大学的陈念的意外模式,都让人联想到获得91届奥斯卡奖的电影《绿皮书》的创造性,与《绿皮书》中白人司机和黑人钢琴家的故事异曲同工;还有尹昉饰演的郑易和黄觉饰演的老杨的独特性警察形象,凸显出人性善意的温暖,以及最重要的艺术细节表现的动人之极,都为中国电影的现实观照和艺术表现力增添了光彩。

(七)人才跨界变局——“融通综合跨界”

电影变局之中还有一种重要的现象,即电影人才培养和创作队伍的变化,由第五代导演开始延续、从20世纪90年代发展至今的培训专业的电影人和文化气度,逐渐转变为前所未有的跨学科电影人所带来的电影创作。

从图表1的梳理中不难发现,中国内地电影市场29位票房排前者,除了少数几位本科就学习导演专业或是研究生进入北电专攻导演专业之外,非专业出身的导演占据绝大多数。这绝非试图抵消导演专业学习的重要性,但越来越多的学习途径造就了中国电影导演人才更为多元也是事实,这一现象值得思考。具体对占据前列的导演来做个案分析,第一名票房的《战狼2》导演吴京毕业于北京体育大学,1994年获得全国武术比赛冠军。吴京对动作类型的专长助其自导自演了军事题材影片《战狼》系列,从而异军突起,他借助果敢的形象、拼命的精神、灵活的身手让电影极具冲击力,而他塑造的个性英雄和时代中国的大走向一致,从而激发起人们对于硬核创作的拥戴,尤其是其触及惩治拆迁恶霸的突破表现,让长期以来的人心期望得到抒发,其高票房就是创造真正打动人心的、时代期望的影像的必然收获。获得第二高票房的是《哪吒》,其导演饺子毕业于四川大学华西药学院,大学期间就喜爱动漫创作,毕业后执念投入动画行业,最终创作出开创国漫高峰的动画形象,成就了令人耳目一新的中国新动画风格创造。获得第三名的《流浪地球》,导演郭帆是海南大学法学专业本科毕业,做过旅游卫视节目包装监制,即便后来考入北京电影学院研究生也是在管理系学习。《唐人街探案2》的导演陈思诚是演员出身,他代表着更多的“演而优则导”的趋向,证明着电影表现的多样性,也包括演员变身导演的前景呈现的优势。由此可见,导演出身背景的丰富性已然成为核心竞争力。因而,戏剧影视学科中的人才培养策略也应该更加倾向于多学科的联动机制,打造复合型人才。在学科的设置上,要大胆采用多学科融合的学习模式,使得在不同学校设置的同一学科有更大范围的自由度,结合各自特点和优势进行发展和建设,以多样学科的聚集和多样学科的学习来积淀影视导演创作的核心,以更广阔、更包容的建设思路,为影视学科的人才培养和发展前景打下良好的基础。

在智能时代的发展中,影视拍摄从立体影像到无人机拍摄等,也应和着一个全新的时代方向,影响着影视创作人员素质素养的培养基调。计算机时代对于影视创作和研究的改变,大数据互联网对影视创作和研究的影响,市场化的策划管理介入影视和创作等等都带来崭新的挑战,因而,影视学科的拓展势在必行。新文科背景下的影视学科必将迎来更大的分化,更多的计算机、互联网、智能设备的介入,必将引发更具包容性的、综合性的学科发展与转型。

三、小结

变局仅仅是思考的一个出发点,一方面,变局泛指当下电影的确遭遇到各种变化,而且有可能是自然或人为的出乎意料的变化;另一方面,变局也给中国电影带来了新的生机,当下艰难的电影产业在抗疫时期遭遇创作、放映和收看的困难,但是,变局是人世间所遭遇的恒定不变的规律,中国电影一定会在这个变局之中进一步发展。只要我们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相信抗疫过程中无论西方怎么抹杀我们的世界性贡献,中国必然安稳地激荡在风雨之中,一骑绝尘。

注释:

(1)据腾讯新闻:2月20日阿丘发微博竟称:“此时虽然东亚病夫的牌匾早已踢碎了一个多世纪了,但我们可不可以说话语调稍温和并带些歉意?不怂也不豪橫地把口罩戴起来,向世界鞠个躬,说声:对不起,给你们添乱了!”

参考文献:

[1]高祖贵.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丰富内涵[EB/OL].中国社会科学网.(2019-1-21).http://ex.cssn.cn/dzyx/dzyx_llsj/201901/t20190121_4814156.shtml.

[2]周星,张舒霓.新中国70年医疗题材电影发展论评[J].电影评介,2020(4).

[3]2020年中国电影产业市场现状及发展前景分析 预计全年票房损失将达到60亿元左右[EB/OL].前瞻产业研究院.(2020-4-1).https://bg.qianzhan.com/trends/detail/506/200401-d5f68fef.html.

[4]周星,康宁.中国电影学派历史梳理、命名概念与发展认知[j].艺术百家,2018(4).

基金项目: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电影学派理论体系构建研究”(18ZD14)之主持子课题的阶段性成果;主持的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9年度国家重点课题(ALA19001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周星,北京电影学院微量影像高精尖创新中心特约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2级教授、教育部戏剧与影视类专业教指委主任;雷雷,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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