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圣中

[摘 要]国家自主性理论有非常丰富的研究成果，从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到新马克思主义，再到回归国家学派及制度研究学者都提出了各自的理论模型，分别从利益要求、意识形态、权力主体和国家能力等不同角度揭示了国家自主性的特征，创造了复杂的理论要素。这些要素综合起来可以建立一个要素-机制模型，包括压力、主体、价值和利益、资源动员及能力效果等，形成一个具有逻辑关联且有一定解释力的新框架。运用这一框架分析现代国家类型的流变，可以总结出四大类型国家：资本国家、军警国家、保姆国家和公民国家。这四大类型国家既有各自的特殊性，又有一定的时间连贯性，呈现出一个多线发展的、复杂性的国家形态演变过程。

[关键词]国家自主性;现代国家类型;要素-机制模型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20）04-0030-09

一、问题的提出

人类历史发展演变到近代，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传统的分散的封建王朝和领地分据式的政治共同体模式向高度一体化的现代民族国家模式转变。强大的国家权威、高度凝聚的民族认同以及作为国家硬实力的军事工业力量成为这种新型国家的主要标志。正因为此，现代国家就成为现代政治发展过程中的最重大问题，引起无数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的浓厚兴趣，并产生了海量的国家学说著作。围绕这一问题也产生了许多思想和理论流派，围绕国家政治的问题提出了许多不同的思考方案，这些都成为现代文明和知识宝库中的重要构成部分。纵观这些研究成果不难发现，国家问题不外乎集中在国家属性、国家建设、国家行为能力这三大要素方面，三大要素分别对应了国家应该是什么样、国家是如何形成及国家行为能力的三大逻辑问题。对此不同学者提出了多样的解释，但其中有一个概念——国家自主性——则贯穿了这三大问题的始终，成为国家学说的重要标志，也是诸多思想家和学者们坚持不懈、孜孜以求地探寻的理论焦点。

国家自主性理论研究的是国家作为一个由少数人组成的组织实体其自主实现自我目标的意愿与能力。那么，国家独立于其他社会团体和行为方式而生存的程度是怎样的？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围绕这些重要问题，从经典作家到后续理论探索者都提出了独到的思考，涌现出了大量的优秀学术研究成果。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分析资本主义国家的时候提出了“国家相对独立性”的概念，最早揭示了现实政治中国家的特殊独立性。紧接着新马克思主义者继承经典作家的理论思路，对“国家相对自主性”进行了概念的总结，并结合不同国家的历史现实进行了深入而有厚度的论述。其后这一理论得到继续扩展，深受前者影响的理论流派新制度主义则对国家自主性进行具体的细化和解析，提出诸如“潜在自主性”“嵌入自主性”“有限自主性”等多重概念。当然他们的理论也遇到了一部分多元主义者的学术批判，多元主义者否定国家自主性存在的理论假设，多数学者基于美国政治的经验指出分裂的民主国家并没有表现出充分自主性的特征[1]（P378）。当然，无论是持何種学术思想，这些有关国家自主性理论的众多流派和差异性的概念与观点已经组成了一个差异多样又相对完备的理论体系。

当然，通过对以上流派研究成果的横向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以上研究成果基本上从各个不同的方面概括了国家自主性的某些特征，无论其在自主性概念前面增加了什么限定词，都不外乎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来分别总结其对自主性现象的认知。这些成果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分别从利益要求、意识形态、权力主体和国家能力等不同角度来揭示国家自主性的特征。这些角度的研究尽管都能够展现出各自的深刻洞见，但毕竟都有其局限性，无法带给我们更加系统和完整的分析。因此，我们有必要在既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国家自主性作为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其内在要素和结构之间究竟是存在什么关系，呈现出什么特征？这一自主性特征与现代政治发展中的不同国家形态存在着什么关联？其中是否蕴含着某种内在的逻辑联系？本文就试图对这些问题开展专门探究。

二、国家自主性理论的类型

有关国家自主性研究的理论成果非常丰富，形成了一大批思想深刻、分析严谨，具有较大社会历史影响的代表性作品。综合比较以上各种理论成果，我们可以发现它们不外乎分别从利益要求、意识形态、权力主体和国家能力等方面切入并展开研判，并形成了特殊的理论路径和模型。每一种理论视角下的成果都对国家自主性及其相关问题展现了独特而有深度的分析，成为整个国家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作为特殊利益要求的自主性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首先提出国家相对独立性的论断，他们主要分析的是资本主义国家，从资本主义国家的起源、本质及异化等角度来探索国家独立性问题。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国家起源于社会分工，本质是资产阶级的，“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2]（P110），“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3]（P170）。经典作家第一次从利益角度提出了这个问题，揭示出国家的自利性。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回归国家学派”在探究国家自主性问题时也遵循这一思路，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米格代尔、斯考切波、埃文思等人。他们将国家理解为在特定的阶级结构和国际形势下具有的潜在自主性的组织，国家自主性指的是“国家可以系统地表达和推进自己的目标，而不是简单反映集团、阶级和社会的利益与需求”[4]（P9）。他们将国家的利益属性提高到更高层次，不仅仅是阶级利益的反映或者对立，而是系统性表达。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从经济人假设角度分析国家的利益偏好，指出统治者的个别利益必然与社会利益发生冲突，尽管“国家对于经济增长来说是不可少的，但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5]（P34）。

（二）作为价值取向和意识形态的自主性

国家被一部分学者认为具有自身偏好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常常被固化为一定模式的意识形态，国家自主性决策和行为常常受到这种价值和意识形态的重大影响。在这方面比较有影响的是新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和阿尔都塞。葛兰西提出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是针对无产阶级国家革命而言的，无产阶级要掌握国家就必须建立文化领导权。无产阶级要取得人民的“自愿同意”，才能形成“集体意志”，从而获取领导权。受葛兰西影响，阿尔都塞提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他认为，“意识形态存在于物质的意识形态机器之中，而意识形态规定了由物质的仪式所支配的物质的实践，实践则是存在于全心全意按照其信仰形式的主体的物质行动之中”[6]（P652）。意识形态的物质化实践过程则是国家自主性的体现。价值文化软实力作为一种国家力量的意义，意识形态正是这种软实力在国家自主性上的表现形式。理性制度主义在分析制度供给对制度变迁的影响时同样分析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国家自主性特征。诺斯指出，现代国家的意识形态建构和宣传可以有效塑造人们对国家的忠诚，从而改变人们对政治生活成本收益的认识，达到减少国家治理成本的效果，所以现代国家都注重加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投资，其目的在于维护和提高现行政治制度的合法性[5]（P229）。

（三）作为权力主体的自主性

很多学者都指出了自主性的主体属性，即谁的自主性问题。一般来说，自主性是属于国家组织的特性，“行政组织和强制组织构成国家权力的基础。只要有这些基本的国家组织的存在，它们在任何地方都具有摆脱阶级直接控制的潜在自主性”[7]（P30）。法团主义指出国家有自己的目标、利益、资源和执行组织，有着管制权力和使用强权的合法性地位，它通过一系列组织实现支配和权威，国家是一个具有自主行为能力的组织实体[8]（P93）。按照米格代尔的研究，自主性的分析单位主要是承担不同功能的中层单位，包括第一线的分支机构、分散于各地的下层机关、部门的中心机构和最高的领导机构[9]（P128）。多数学者关注了精英领袖和官僚机构两大部分。波朗查斯揭示了“权力集团的阶级和派别的相对自主性，并扩大到针对权力集团的同盟和支持力量的相对自主性”[10]（P285）。还有学者指出美国海外原材料投资政策制定中精英领袖的意志发挥着关键作用[11]（P10）。但精英领袖离不开专业官僚机构的支持，所以官僚机构在专业知识和技能方面对国家决策具有的作用也是不能忽略的。许多学者结合不同国家实际情况做出了研究，如东亚发展型国家，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日本、韩国等都共同拥有一个高度专业、忠诚且协调能力很强的官僚队伍[12]（P351）。

（四）作为国家能力的自主性

斯考切波指出国家自主性指国家实施独立目标的能力，包括主权完整、行政-军事控制特定的领土、忠诚且有技能的官员、丰富的财政资源。国家能力是国家自主性的实现基础，包括国家的国防安全能力、维持内部秩序能力、组织人员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四个关键方面。诺德林格在分析民主国家的自主性时，主要聚焦于民主国家动议催生和政策达成的过程，其自主性研究关注了国家和社会在不同政策领域相互角力的过程与结果[13]（P27）。埃文斯则创造一个概念“嵌入性自主”来比较分析几个发展中国家政府与社会融入程度及其国家协调利益诉求、动员社会力量达成政策目标的情况[14]（P40）。另外，有学者创造了“有限性自主”的概念，用来分析地缘政治、旧的政体结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现有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等限制约束了国家行动的空间问题。以上对国家能力的分析分别从不同角度揭示出了国家自主性的内涵、条件、过程和关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加立体的视野和丰富的分析路径。

三、国家自主性的要素-机制结构

国家自主性理论研究的学术成果分别从不同角度来揭示国家如何形成和实现自己的目标，可以从某个角度解释国家自主性的部分特征，提供多元的解释路径，但无法更加契合客观现实提供更完整的学术分析。这些不同的理论角度组成了一個立体式、系统的逻辑体系，可以组合成有关国家自主性理论范式的更加科学合理的综合性分析框架。根据其内在逻辑，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新的模型框架来分析（见图1）。

按照要素-机制模型，历史变迁过程中总存在一些对历史事件发挥重大作用的关键要素，而且这些要素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关系机制，寻找出这些要素，并发现它们之间内在的逻辑关系，明确其动态演变的作用机制，就可以相对准确寻找到历史因果之链[15]。我们同样可以运用这一模型比较清晰地展现国家自主性的形成机理。首先是厘清国家自主性的构成要素问题。根据对国家自主性概念的逻辑分析，我们可以分别从五个环节来剖析其要素：为什么会产生国家自主性？自主性的主体是谁？自主性作为一种目标的内涵是什么？自主性如何才能实现？自主性的效能结果如何？这五个环节的问题分别对应五大要素：环境压力（内部压力和外部压力）、国家主体（精英领袖和官僚机构）、自主性目标、资源动员、执行结果等。这五大要素是不可分割的，它们共同决定着国家自主性的特征。

现代国家的变革过程中国际压力与内部压力扮演着特别重要的角色。世界性的经济现代化冲击，现代价值观的渗入普及，特别是随之而来的大规模军事冲突等要素均带来了现代世界体系的巨大变化。斯考切波从外部压力角度分析了国际压力如何导致国家主体选择不同的方式来应对变化从而导致特殊的制度变迁模式，据此分别比较了法国、俄国、中国等国家革命的起源与特征[7]（P59）。米格代尔从国家与社会关系角度，尤其是社会对国家权力行动接受和认可的程度来展开研究，这是内部压力视角的方法运用[9]（P50）。国家自主性的主体由精英领袖和官僚机构两大部分构成，它们在不同的场景下分别执行着国家自主性的权威。米尔斯研究20世纪50年代美国国家结构时指出，美国的权力精英阶层由商界、政界和军界顶层的巨头们构成：经济顶层是商界大富豪和大公司高级行政长官;政治顶层是政治领袖和各个决策机构的负责人;军事机构顶层是围绕在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军方高层周围的、身兼军职和政治家双重身份的人士。正是他们掌握着核心权力，垄断或控制着美国社会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秩序[16]（P14）。

按照要素-机制模型，国家自主性问题紧接着即是其动力指向，即国家自主性所追求的目标，它体现了国家自主性的内涵和追求。国家自主性作为其主体的目标不外乎受到其意识形态和利益偏好两个要素的影响，或者说国家自主性体现了代表国家机器的主体所拥有的意识形态偏好和利益诉求[17]。作为国家的主体会为了实现其意识形态价值而制定各种政策，作为现实利益的代表者会利用各种手段来实现其集团的利益最大化。无论是何种国家，不外乎基于这两大目标展开其权力运行的过程。那么，国家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方式及实现结果的效能如何，这是国家自主性逻辑的内在要求。

国家自主性目标的实现主要通过资源动员的方式。如何调动各种社会资源来达到其自主性目标就是国家主体的关键任务。与资源动员密切相关的即是国家实现其自主目标的能力和效果，这是国家自主性的最终现实化结果[18]。迈克尔·曼指出，国家自主权力可以分为基础性权力和专制权力，其中基础性权力是指国家能实际穿透市民社会并依靠后勤支持在其统治的疆域内实施政治决策的能力。无论是专制权力还是基础性权力，都来自国家独有的（为社会）提供一个领土中央控制的组织形式的能力。他指出国家能力表现为四种类型：维持国内秩序、军事防卫和侵略、维护交通通讯的基础设施及经济再分配[19]（P62）。这种概括对应了政治、军事、社会和经济诸方面，显示了国家能力对各个领域的影响，也充分体现了国家自主性所能实现的程度。

国家自主性五大要素之间在不同的环境压力之下形成不同组合模式，其组合的程度与目标实现的过程及结果就是特定时期特定国家的自主性所展现出来的现实化机制。正是在这一机制作用之下，各种不同类型的国家形态和现实结果开始出现。这一模型为我们分析历史进程中的国家类型提供了有效的学术工具，可以用来剖析现代国家的类型流变及其不同特征。

四、现代国家的类型流变

国家是一个现代现象，从早期欧洲民族国家的建立到殖民地国家的独立，再到第三世界国家纷纷革命建国，近三百多年是一个民族国家纷纷建立、世界上国家逐渐发展壮大的大变革时期。作为一个现代社会的新型政治结构形态，国家从一开始就呈现出形态各异、不断变化的多彩特征。运用国家自主性的要素-机制结构模型可以概括出四种主要的国家类型及其特征（见表1）。

（一）资本国家（Capitalist State）

所谓资本国家是指代表了资产阶级利益以最大维护市场自由为目的的政治体制。资本国家是最早出现的现代国家形式，资本主义最先在英国发展壮大，然后逐渐向欧洲大陆乃至全球扩张，形成了一股强大的世界化资本主义潮流，彻底改变了全球的传统政治经济格局。国家来自社会，是市民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是资产阶级维护自己统治的工具。“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20]（P295）。这种资本国家脱胎于市民社会，却与社会利益脱离甚至对立，形成其相对独立性。“资产阶级国家随着资产阶级社会内部分工愈益造成新的利益集团，即造成用于国家管理的新材料，而愈益扩大起来。每一种共同利益，都立即脱离社会而作为一种最高的普遍利益与社会对立起来”[3]（P564）。这正是经典作家对资本国家大加挞伐的地方。在他们看来，资本国家“从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2]（P110），改变了其作为国家的价值性质，这种国家终将走向消亡。

新马克思主义者密利本德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更加具体地揭示出资本国家的性质和行为特征。密利本德指出，资本主义在英国出现并逐渐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集团，资产阶级利用英国的政治体制，以经济资本为谈判筹码，要求参与和介入国家政治权力，从而形成了英国式的议会选举制度。他认为资本家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同时与统治集团有着密切的关系，两者有着很大的共性，最重要的是“思想意识和政治观点上具有程度极高的一致性，这是统治阶级大多数成员的特征”[21]（P10）。他们既渴望最大化的市场自由，同时追逐群体的利益，这一共性交织共同构成了其作为统治者的自主性目标。资本国家的资源动员主要是通过海内外市场交易获取最大化的利润，从而为国家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制度化的强制税收也是国家力量的来源。这两者是密切相关的。资本国家依靠这些手段不断向海外扩展，开拓殖民地，逐渐将其国家制度模型推向全世界。但是，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经过与工人阶级之间社会矛盾的协调，大力推行福利制度，不仅没有消亡，相反演变为当今世界主流的国家模式。

（二）军警国家（Police State）

所谓军警国家是指由军队或警察掌握了国家的最高权力，并按照他们的意志来实行社会统治与管理的体制。从暴力角度着眼，国家可被视为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组织，暴力也是资源，如果暴力潜能在公民之间进行平等分配，便产生契约性国家;如果暴力潜能在公民之间的分配是不平等的，便产生掠夺性或剥削性国家，从而产生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5]（P22）。这里的暴力分配不均衡国家就接近军警国家。军警国家的暴力资源被军队和警察控制，这是现代化过程中逐渐出现的现象。亨廷顿认为现代性带来稳定，现代化带来不稳定。现代化过程中新观念、新价值的传播、资源的扩散导致政治参与急速提升，而制度化程度又不高，就很容易出现所谓的执政官政体。所谓执政官政体在这里主要是指军人干政的政体，这种现象在拉丁美洲、中东、东南亚及非洲等地都很普遍，主要原因在于一些军人受崇高的公职理想所促动，而另一些人则明显受到私利的刺激。

军警国家是国家制度化之后的形态，它随着现代工业主义大发展而出现，集中了前所未有的力量建立属于国家的常任军队、警察队伍和司法保障队伍，是具有强大权威的政治体制。这一庞大的现代集团共同执掌着国家的暴力机器，这个暴力机器在特殊的情况下可以被国家调动用来实施其专制功能，以此来保护国家利益。军警国家是大规模的资本经济、革命性的科学技术和高度组织化的暴力机构共同作用形成的国家形式。军警国家的政治逻辑是一种暴力逻辑，控制与支配是国家政治行为的导向，国家希望利用其高高在上的权威迫使社会遵循国家政策。军警国家对社会的干涉越来越深入，其自身不断强化完善，形成了具有自身利益要求的组织体系。国家可以通过全面战争和全面独裁来迅速有效地增强对社会的支配控制，这是20世纪的国家独有的经验。战争需要更加集中的权威，需要更加有效地执行命令的组织体系，促生强权国家的出现。战争能够将统治者的意图大规模地在全球展现，是军警国家暴力的最大化彰显。

军警国家最典型的例子是德国、日本、意大利等法西斯国家。德国法西斯产生于特殊的历史时期，德国战败后社会盛行的沉重的耻辱感、严重的经济衰退和歷史上延续下来的绝对主义思维传统等原因共同导致了法西斯国家兴起[22]（P56）。德国历史上的非理性主义思想是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源头，如谢林的绝对创世说、叔本华和尼采的唯意志论、狄尔泰等人的生命科学、张伯伦的种族主义等非理性主义思想被法西斯主义继承，并通过“实践”方式将其从沙龙、咖啡馆和书房搬到了大街上[22]（P74）。阿伦特从意识形态和组织角度对法西斯制度起源作了深刻的分析，她指出极权主义本质上是通过一个简单的意识形态加上一个持续的恐怖威胁而构成的。其主要意识形态是种族优越论，或者说是扭曲的达尔文主义。该意识形态以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为基础，认为德国雅利安民族优越于世界上所有其他民族，所以要通过“运动”来不停地清理这些成为人类社会负担的垃圾民族。在极权主义统治下，所有的传统、价值、习俗、法制和政治团体都会被毁灭，而所有行为，无论个人和集团，都会被恐惧所控制。“国家仅仅是外边，运动的组织机构才是权力中心。警察是唯一的权力工具，这是极权政府的特征”。“秘密警察成员在极权主义国家是唯一公开的统治阶级”[23]（P539）。这种国家形态作为一种极端组织形态将其国家自主性发挥到极致，掌控一切社会资源，让社会组织为其服务，以达到其罪恶的目的。尽管法西斯国家已经消亡，但其在世界上的影响仍很深远，甚至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还残存着，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当今世界国家的结构和特征。

（三）保姆国家（Nanny State）

进入福利国家时代，国家的主体力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它由一群经过公民选举产生的议员和行政首脑组成，他们既不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团体（尽管背后离不开资本力量的作用），更不是军人阶级的代表（军人阶级通过法制设计被完全限定在国防领域，其职能得到有力的限定和控制，对国内政治降到最小的程度），所以基本很少出现常见的前二者专权独断的问题。建立在民主制度之上的福利国家，或者说西方民主国家逐渐走上福利国家的道路与这种国家主体和社会关系的结构密切相关，诺德林格曾经详细区分了民主国家的自主性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13]（P25）。民主选举必然把选民的利益诉求放在重要的位置，而最能得到选民支持的政策莫过于向他们发放优厚的福利，所以无论哪个党派都不会轻易地主动扣减选民的福利待遇，这就导致民主国家社会福利呈现只增不减、缓慢上涨的规律。然而只增不减的福利支出给福利国家带来无法承受的财政负担。这就是所谓民主国家的福利困境及其悖论问题。奥菲把福利国家的结构性矛盾具体细化为三个方面：行政性再商品化政策与福利国家矛盾、民主内容与形式的矛盾及合法性与效率之间的矛盾[24]（P21）。作为国家主体之议员或者官僚精英们要么出自其追求更高更广泛的普世福利的价值观，要么为了党派政治利益讨好选民争取更多的选票。无论出自什么动机，其结果都将共同指向福利债台高筑的困境，有些国家甚至逐步走向破产的危机边缘。福利国家这种高度结构化的政策模式为国家自主性提供的空间是有限的。从目前的结果来看，无论是高层精英领袖还是执行者的官僚都似乎都被体制牢牢捆绑，并不能展现出更多的主动性来缓解或者扭转这一被动趋势。

福利国家的另一面是由于国家主体依赖其自觉产生的所谓温情父爱主义来主导福利政策乃至法律规范而获得的“保姆国家”的外号。这些父爱主义法律或者服务体现在政府或者社会对公民行为的规制方面，如公共卫生领域的规制、对精神病人的规制、对毒品滥用的规制等[25]，或者在公共安全方面的规制，如对交通安全带和安全帽之类事物的规制，又或者在公共教育领域的规制、对家长监护权的规制、对儿童行为的规制等[26]。这些措施都是基于为了公民某方面的福利考量而实施的，福利不仅仅是提供简单的物品，还包括这种对个人行为方面的规制与服务。对一些批评者来说，这种父爱主义行为将国家推向了“保姆国家”，渗透到个人生活的微小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了个人的自由选择权利和自主的生活方式[27]（P12）。在这里，国家意志以一种温和的姿态代替个人作出选择，其动机自然是民主制度下对平等价值的追求，但即使这种平等价值所演绎的现实行动也并不能得到全社会的认可，有时甚至遭到一些人的批判和反对。这一情况告诉我们，福利国家一方面要考虑如何最大程度地克服危机走出困境，另一方面需要认真考虑推行福利保障的妥当而审慎的方式，以获得社会绝大多数公民的认可与支持。福利国家走向“保姆国家”，这是一种价值关怀的广泛深入普及，还是一种潜在的国家权力的滥用，在政治体制日益多元化和价值观日益多样化的复杂社会需要持续性关注和探究。

（四）公民国家（Citizen State）

公民国家是福利国家之后对福利制度反思而形成的试图去除福利制度严重弊端，重新释放民主制度活力的新国家形态。这一形态在一部分国家特别是北欧国家（如丹麦）正在持续实践中，他们所创造的国家范式与经济社会发展经验越来越成为其他国家学习的典范，甚至将成为未来国家的发展目标。福山提出了“走向丹麦”的口号。他认为，丹麦并不是一个地理上的国家，而是一个理想化的社会，它繁荣、民主、安全，国家治理得当，腐败率很低;在那里，有执行力的政府、强有力的法律和民主的保障并存[28]（P16）。作为公民国家的主体不再是专制独裁的军警力量，也不再是被资本控制为资本服务的代言人，也不是被民意捆绑、讨好民意、不断输出越来越膨胀的全面福利的投机政客，而是一种新的责任公民代表。这是一群有责任感、有担当，敢于提出更有前瞻性的政策建议并大力推行以改变现状的“乐善好施的爱国主义者”[29]（P172）。

他们具有较高自主性，但这种自主性与公共利益结合更加密切，以公共利益为目标。

以北欧国家为代表的公民国家中那些具有高度公民精神的公民代表们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不同层级的政府机构中，他们努力协作制定出更加科学合理的公共政策，满足长远与眼前利益高度均衡的政策方案，而且这些方案是在与公众高度沟通协商之后达成一致的。这些公众也不再仅仅是持选票来为自己谋福利的冷漠选举人，而是具有高度责任意识，能主动参与公共事务，坚持协商包容精神，并可以达成共识的高素质公民群体。公民之间的平等友好、高效合作使国家政策更加具有人性化，更符合公民的需求。简单机械、竞争排他、对抗式的投票式民主被深度协商、合作交易、包容妥协的共识民主所取代[30]（P248）。在这种体制下，国家与社会的界限不再是泾渭分明，更不再是互相对立的，而是由具有不同责任与职能的公民及其组织共同承担、达成团结一致的合作关系。其政策效力也是比较理想和高效的。当然，这种国家模式发展形成的前提条件很多，目前全球多数国家还无法达到，除了福山所指出的法治、強有力的政府和民主这三大基石以外，还有一些重要条件应该注意。第一，高度繁荣的经济，始终保持创新活力

但不愿成为资本控制者和金融寡头的经济力量;第二，高度发达的公民社会精神，公民们拥有高度责任感，把遵守法律和履行义务作为其基本要求，具备很高的沟通协商、合作共治的政治素养;第三，高度健全、便利的沟通协商平台与渠道及协商文化，从国家高层、中层到基层均为广大公民提供了充分的沟通协商机会;第四，高度优质的教育服务为全民提供终身期全方位的优质教育，不仅使公民具有丰富的专业技术知识，还使他们具备了法治、民主、自由、包容、创新、合作的优良品性与精神风貌。

博克斯指出了公民治理的三维结构：公民资格、选区代议者的服务和公共服务职业化。公民参与公共治理的途径可以考虑通过建立公民委员会或者公民委托代理委员会来进行。选区代议者服务则可以通过授权公民团体，加强协调和联合共同行动，促进公民委员会的工作。职业服务人则扮演帮助者角色，帮助公民做出公共项目管理的明智决策[31]（P103）。博克斯的分析尽管是社区层面，不同于我们分析的国家宏观层面，但其分析的理路同样可以给我们提供有益的借鉴和思考。如何助推国家主体真正形成公民精神，以公共利益为依归，高度责任感地相互合作，提供高质量、高人性化和高效益的公共服务，这是公民国家的核心问题。

五、结 论

现代国家是当今世界最宏大、最复杂也最值得研究的政治现象，国家自主性是一个有争议的学术概念，在开展理论分析的时候会遇到概念逻辑阐述难以穷尽的问题，但不管怎样，国家自主性是存在的。其关键要素和机制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分析国家现象的有力理论工具。从资本推动国家政治变革乃至国家体制建构，从而为其谋取资本利益组成资本国家开始;到现代化过程中带来的高度不确定性的军人参政及后来具有相近性质的军警国家;再到西方国家为了协调资本家与工人矛盾而走上福利发展道路，使国家性质发生转变，形成福利国家甚至保姆国家;以至我们今天所言的摆脱金钱工具和暴力手段，基于公民责任和宪政爱国主义的精神而建立起来的公民国家。这既是一个国家多样类型的展示，也是一个国家自主性和国家命运的逻辑演变流程，其中所包含的政治、文化、社会信息极其丰富而深远，激励我们对其进行深度挖掘和广泛思考。未来国家会有一个类似福山所言的历史终结点吗？我们认為，时代在快速变化，人类的需求也在多样化和异质化，文明之间的交融也在加速，当然同时在出现一些深层次的冲突和一时难以化解的分歧[32]（P229），所以给这个无法预期的庞大人类群体的历史发展道路做一个直线性定断无论怎样都是不严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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