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不来的电话

2020-09-23程华

滇池 2020年9期

关键词：电话回家母亲

程华

一串八位数字，一直是我家wifi密码，也是电脑开机密码。熟人问：这既不像生日也不像某个纪念日的数字，是随意组合，还是有什么讲头？

当然不是随意组合。它是一个停用多年的电话号码，曾专属于我和我父母。我想以这种方式，让这串令我百感交集的数字，一直存活于我的记忆库里，如同与这

号码相伴共生的那些人生记忆。

一

多年前，安装家庭电话是一件比较奢侈的事情。我家第一部座机安装于 1993年前后。当时家庭电话尚未普及，一部电话安装费约需 4000块。而那时我工资不到 100块。全家人都说挺贵，但母亲坚持要装，于是咬咬牙装了。

那时候，我、弟弟和父母一起住在沙坪坝郊区的一个厂区宿舍里。我上班在沙坪坝市区，每天早上挤两趟公车上班，下班回家已夜幕四合。母亲放心不下我和弟弟，尤其是单身的我。

母亲上世纪三十年代出生在重庆近郊农村，外公是略有薄产的小地主，外婆自然是地主婆。家境还过得去，聪明好学的母亲小小年纪就考上护士学校，毕业后成为西南医院烧伤科的军医。受家庭成分影响，她后来转业到郊区的一家小厂医务室工作，经人介绍认识了在煤炭研究所工作的我父亲。父亲来自安徽农村，靠考上大学改变了命运，算得上根正苗红。两个吃技术饭的老实人也算门当户对，于是结婚，于是有了我和弟弟。

或个性使然，或受军旅生活熏染，母亲凡事皆求个中规中矩：我吃饭偶有叹息，坐姿不够端直，甚至进屋脱鞋后摆放不齐整，都会招致她黑脸斥责。小学时，一场大雨后，池塘水位暴涨，许多鱼跳上塘边。我手痒，偷约几个同学挽起裤脚下水摸鱼，差点栽进塘里喂了鱼。

早从邻居嘴里得到消息的母亲气疯了，抓起寸多宽的木尺就一顿暴打，整栋红砖楼里响彻我杀猪般的嚎叫。那些天，我一屁股红棱子，好几天只能侧着半个屁股落座，睡觉连翻身都吃力。隔壁邻居大妈还数落我，不晓得塘里每年都淹死人吗？不晓得水鬼要拉替死鬼吗？你个旱鸭子也敢去耍水？该打！我说打轻了！

我渐渐长大，母亲的管束愈加升级。至我高中毕业，仍不准化妆，不准留披肩发，不准穿半高跟，不准与男生说笑……在她看似平静实则冷冽的眼神笼罩下，我觉得我从未有过自由。

直到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了，母亲的监管也毫无松懈之势。我清楚，她安电话的主要目的就是方便随时“查岗”。对于她对我业余时间的严控，我内心抵触，但自幼习惯了顺从，不敢表露不满。我 20岁时，随着他第一次走入我家，冲突终于爆发。

他一离开，母亲就喝令不准我们来往。她举了个例子，说看见他用我家洗脚的毛巾擦他的皮鞋，认为他自私，不是一个有担待负责任的男人。热恋中的我根本听不进去。他年轻帅气体贴又有才华，凭什么断定他不会给我幸福？！

之后母亲每到下班前就打电话催我回家，甚至提前跑到单位等我。我彻底忍无可忍。

一个周末，母亲又打电话到单位，我不接，下班后径去约会到晚上九点才回家。我讨厌她的电话。

家里气氛有些凝重。父亲沉着脸，说你妈哭了一天，晚饭也没吃。我一看，她躺里屋床上一动不动一声不吭。我倔脾气也上来了，同样粒米不进一言不发。

对峙到第三天早上，母亲红肿着眼睛起床，幽幽地说，你吃饭吧。妈妈不再管你的事了……

我胜利了。我以两败俱伤的方式赢得了我想要的“自由”。我以为自己在捍卫神圣的爱情，迫不及待溜出家门，打公用电话告诉了他这大好消息。

然而不到两年，这段婚姻就到了尽头。在独自哭泣了许多个夜晚后，走投无路的我又想到了母亲。除了母亲那里，我还能去哪？可一向严厉且视名节为命的母亲还能容纳我吗？可我真的无路可走了。我迟疑着拨通了那个我曾经那么厌恶的电话。

电话响了。母亲终于接电话了。我梗着喉咙吞吞吐吐说，我，我想回家。

电话那端，母亲沉默半晌才开口，语气平静得有些异常：早料到了会有这一天。回来吧。

我忐忑地回了家。她没有如我所料地气恼与责骂，只是捋捋我的乱发，一字一句说，回妈妈这里来。重新开始！

我一头扑进她怀里。我试图用嚎啕倾泻掉所有悲楚、羞愧与内疚。

二

几年后，我调到离家几十公里外的渝中区上班。彼时仍一个人。

新单位没有住房，我只得仓促寻找落脚处。在寸土寸金的渝中区，房租奇贵，我每月工资几乎一半贡献给了房东。母亲心疼，提出为我付房租，我拒绝了。我不能再让母亲为我操心。

一个女子独居在外，父母不放心，不得已卖掉居住多年的厂区宿舍，倾尽积蓄在渝中区大坪买了一套两室一厅小区房。

我可以天天回父母身边了。而父母不得不离开生活了几十年的圈子，远离熟悉的所有环境，包括那些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老邻居。若不是为我，他们怎么也不会在晚年进行这樣一场孤独的迁徙。

其时父母已退休，有大把空闲时间需要打发。初入新居，人地两生，母亲有点不知所措，除了做家务，整天就东坐坐西摸摸，那部电话又成了她最亲密的伙伴。只要拨通我的电话，她便家长里短喋喋不休。

在她安抚下，我渐渐走出低谷。白天，我俩通话事无巨细唠叨半天。她问我今晚回家想吃什么？我问她周末去不去大田湾看蔡琴演出？下班或周末，我们手挽手逛街，我强迫她烫一个让她年轻十岁的发型，拖她去商场买她一辈子都舍不得买的衣服，过节时拉她去九重天旋转餐厅体味一次优雅的晚餐。

渐渐地，母亲笑容多起来。她拉着父亲参加小区老年大学，和老人们一起学电脑学画画;她开始逐一打电话邀请从前护士学校的老姐妹、厂里的好邻居来家里做客。她每天上课、做饭、组织近郊旅游，俨然成了“老年活动中心”发起人。有的老太太乐得不回家，晚上干脆合伙儿挤在父母那间卧室里，父亲则乐淘淘抱着被子睡客厅沙发去了。有时我也主动把我卧室的床让给这群叽叽喳喳的老太太，自己扔一张户外气垫打地铺。

她们很难为情，不好意思，打扰你啦……我笑眯眯答，嗨，睡地上挺舒服！欢迎以后多来陪我妈妈玩！

那一段日子，挺吵闹，也挺开心。只是，母亲偶尔会在无人造访的夜里，若有所思：你以后还是要成家的。其他都不重要，一定要找个品德好的。还有，你性子急得很，对方得脾气好能包容你才行呀。

三

2005年，我有了新家。我的小家在渝北区。

母亲高兴，又不舍，仍然时时打电话来。没别的，催我周末回大坪去。

渐渐地，我又开始怕她的电话了。我已独身数年，如今该多享受享受二人世界。不趁着还没孩子抓紧逍遥，更待何时？可母亲每到周末便打来电话：“回来哟！我做了你们最喜欢吃的蒜苗回锅肉和豌豆蹄花汤……”

唉。周末睡睡懒觉，两人逛逛街吃吃饭看场电影，多好。可我不敢说不。我太了解母亲的秉性了。

在家都是母亲说了算，父亲是妻管严，唯她命是从。也是，母亲里里外外一把手，善持家又待人好，左邻右舍都说父亲有福，连小区的“棒棒”小王都喜欢叫她一声“穆妈妈”，每年回老家还不忘给她提一块老腊肉回来，说感谢穆妈妈经常关照他这个乡下人。一直为自己当年不懂事而内疚的我，总想从经济上多给二老一些力所能及的补偿，不管手头多紧，我总按月拿出一部分给母亲，微薄稿费也全交给她。自己用，不要替我存钱！这是我对她常说的一句话。

我觉得，这便是孝顺了。虽说这些年父母也有小病小痛，但总的来说身体还算可以。为啥就不能独立一点，非要整天拉我回家？我没事吗？我整天有那么多事情要忙。但我不敢说，我怕母亲哭。母亲退休后变得特别善感，伤心了就一言不发默默垂泪。在我看来，这种哭，比出声地哭，比嚎啕大哭更虐心，更吓人。

可心里终究不悦。纠结一直持续。

一到周末，电话雷打不动响起。我不得不一边起床一边对丈夫叨叨，哎你说，回去吃顿饭就那么要紧？这周不回不是还有下周么？

车才到半路，电话又追来：“快十二点啦，到哪里了？等你们快到了我才炒菜，免得凉了……”我有些不耐烦：“哎不要催，堵车！”

午饭吃了，又留晚饭。有时我们吃了午饭就找借口溜了。早约好晚上饭聚，三五好友杯斛交错，多热闹！

母亲依依不舍，嘴里唠叨忙个不停：新鲜的五花肉、宰好的土鸡、蒸好的扣肉、自制的咸菜……大包小包唯恐少拿了一样。上车了，她还追上来再三叮嘱：“开慢点，注意安全，下周又回来啊！”我一边应着“行啦，行啦。”一边吩咐丈夫“走嘛，走嘛。”

然而只要我需要，一个电话她就飞奔而来，或没电话，她随时也来帮着做这做那。即使她累，即使她已双鬓斑白年老体衰。2006年初，我大病一场。接到丈夫电话，父母火速赶来。

一见我靠在床头病恹恹的样子，母亲的眼圈红了又红，握着我的手不停安慰：“乖，没啥子，还年轻，把身体养好就是 ……”

整整一个月，她不是杀鸡买菜就是炖汤调羹，或陪我说话遛弯，每晚忙到我睡了才肯歇息，次日大早又在厨房里忙活。她自己每顿饭只吃一点点。而我并没有注意到这些。

病假结束，我刚上班就接父亲电话：你妈住院了，情况很严重……

我们不相信这家医院的诊断，马上联系市内最好的医院检查，结果依然如此。四个月，历经两次大手术，母亲的病情仍急转直下。她枯瘦的手臂已无法进针，医生只能在她脚掌上吃力地寻找下针的地方。她進入了无痛无感的迷糊状态，她的时间只能以天来计算了。

白天，我们无助地在重症监护室外徘徊，到夜里，不得不揪着心离开。最后几天，担心深夜告急，我们不敢回家，就住在离医院较近的弟弟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