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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的中俄恰克图茶叶贸易及其影响

2020-09-23郭宇春

经济研究导刊 2020年23期

摘 要:中国茶叶传入俄国的历史由来已久。俄国人对中国茶叶的认识历经了一个过程,19世纪以后逐渐形成了深受中国影响的俄国茶文化。从19世纪初叶起,中俄恰克图的茶叶贸易进入黄金时期。恰克图茶叶贸易是两个大国之间的平等交易,俄国社会各阶层都从这种贸易中获得了利益,对清政府和中国百姓同样也有好处。

关键词:中国茶叶;俄国茶文化;恰克图茶叶贸易

中图分类号:F75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0)23-0093-02

茶叶作为世界三大非酒精饮料之首,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饮品。中国作为茶叶的故乡,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先后将茶叶销往世界各地。作为传统的出口商品,一方面,茶叶的行销增加了我国的海关收入,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起到了对外输出中国文明的作用。

一、中国茶叶传入俄国

俄国原本无茶,不知茶为何物。中国茶叶传入俄国最早可追溯到我国元朝时期。成吉思汗的后代在攻占了莫斯科公国后,将蒙古人的饮茶习惯带到了那里。不过俄国人真正了解中国茶叶是在17世纪上半叶,当时,一个访问中国西北的俄国外交使团不但在当地品尝了中国茶叶,而且带回了阿勒坦汗送给沙皇米哈伊尔·罗曼诺夫总共约4普特的200袋白毫茶。自此,茶叶在中俄交往中不绝于载。

1654年,沙皇阿·米哈伊洛维奇派费·巴依科夫出使中国,回国时清顺治皇帝将10普特茶叶作为礼物赠送给沙皇。但由于缺乏对茶叶的了解,代表团将茶叶在北京就地出售,换成银两。1660年沙皇阿·米哈伊洛维奇再派以伊凡·佩尔费利耶夫和谢·阿勃林为首的俄国商务代表团前往北京,受到清顺治帝的隆重接待。顺治帝在回赠给沙皇的丰富礼物中有5竹篓茶叶,同时还送给伊凡·佩尔费利耶夫和谢·阿勃林每人各一竹篓茶叶[1]3。1675年,沙皇又派遣斯帕法里率代表团出使中国,回国后代表团这样描述中国茶叶:这“不是树,也不是草,它生长着许多细细的枝条,花略带黄色。夏天,先开花,香味不大,花落之后长出绿色的小豆,而后变成黑色。那些叶子长时间保存在干燥的地方,当再放到沸水中时,那些叶子重又呈现绿色,依然舒展开来,充满了浓郁的芬芳。当你习惯时,你会感到它更芬芳了。中国人很赞赏这种饮料。茶叶常常能起到药物的作用,因此不论白天,或者晚上他们都喝,并且用来款待自己的客人”[2]。显然,俄国人对中国茶叶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16世纪后半叶,荷兰打败西班牙,并在1602年成立了东印度公司,垄断了海上贸易,通过海路荷兰将大量中国茶叶运往欧洲,其中有部分中国茶叶通过波罗的海运到俄国。但与陆路相比,茶叶的交易量仍占少数。

18世纪末,中俄签订《恰克图市约》,至此恰克图贸易进入了一个长达60多年的稳定发展期。此后,俄国进口中国茶叶的数量快速增长,并在恰克图的对外贸易中“牢固地占据着第一位,成了任何商品无法比拟的硬头货,并在以后的全部岁月中尽领风骚”[1]46。俄国西伯利亚总督斯佩兰斯基曾这样评价恰克图的茶叶贸易:“丝织品已经结束了,棉布也差不多要结束了,剩下的是茶叶、茶叶、还是茶叶。”[3]189大量中国茶叶通过恰克图进入俄国,加快了在普通俄国人中传播的速度。而这之前只有贵族和富裕阶层的人可以享用到。19世纪以后,饮茶之风在全民族中盛行开来,并催生了受中国不同地域影响的“俄式饮茶法”。受游牧的蒙古人和恰克图山西商人影响较深的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保存着中国北方的饮茶法,多习惯饮用浓烈的中国砖茶;而欧俄和黑海沿岸的居民则受中国南方饮茶习惯的影响,更喜欢红茶和绿茶。随着俄国人饮茶习惯的普及,俄国的茶文化也逐步形成。

二、19世纪的恰克图茶叶贸易

俄国人饮茶习惯的养成使俄国茶商看到了其中的商机,恰克图茶叶贸易进入迅猛发展阶段。在茶叶交易中获利的俄国茶商腰包渐鼓,社会地位也随之提高。

早在18世纪末,中俄茶叶贸易的初步发展就使西伯利亚商人的生活状况发生极大改变,富裕起来的西伯利亚商人用茶叶来炫耀自己的财富。因为在当地只有拥有中国茶叶才能成为身份的象征,茶叶甚至能够取代货币成为流通的硬货。

如火如荼的恰克图茶叶贸易在19世纪进入了黄金发展时期,被冠以“沙漠威尼斯”之称的恰克图成为了新的世界贸易之都。19世纪中叶是恰克图茶叶贸易的鼎盛时期,仅茶叶一项就占我国对俄出口货物的90%以上。茶叶成了中国对俄贸易的重要支柱,俄国也成为仅次于英国的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从19世纪下半叶起,中俄恰克图茶叶贸易虽因种种原因逐渐衰落,但俄国每年进口的中国茶叶仍达几十万担以上。据統计,1886年俄国茶叶进口量达599 177担,1896年猛增至922 003担[2]。

应该说,恰克图茶叶贸易是两个大国之间的平等交易,两国商人之间的关系也基本上是友好、融洽的。发了财的俄国茶商经常举办宴会,尽显奢华生活,以此象征自己的富有和社会地位之高。与此同时,这些俄国茶商也喜欢上了中国文化,不仅在自己的住宅中摆有各种中国茶和优美的中国茶具,还收藏与中国文化有关的各类艺术品。莫斯科大茶商巴劳辅就是其中典型。他不仅全部按中国式样装修了自己的宅邸,而且“能书中国文字,奏中国之乐”[4]44 。巴劳辅对中国文化的喜爱,竟然打动了清政府特命全权大臣李鸿章。1896年6月,李鸿章一行在访俄之际,难辞巴劳辅盛情之邀,放弃了沙皇的官府,住进其私宅。而巴劳辅完全按中国的方式接待李鸿章,门前搭中国钟楼一座,上嵌李鸿章巨幅画像,四周悬挂中国龙旗,奏中俄两国音乐,室内饮食一切用具皆中国物品,丰盛的饮食也是中华特色,竟使其“顾而乐之,几忘身在异乡矣”[4]45。由此可见,中国茶叶的对俄输出在中俄两国文化交流史上也占有一定的地位。俄国人在模仿中国生活方式的同时,创造性地将中国的茶文化融入到自己的民族特点中,形成了具有自身民族特色的俄国茶文化。后来,在中国专家的帮助下,俄国也成了产茶国家。

在中俄恰克图茶叶贸易中,获益的不仅是俄国茶商,俄国社会各阶层都从恰克图茶叶贸易中获利不少。首先,恰克图茶叶贸易为俄国国库带来了巨额收入。整个19世纪上半叶,恰克图贸易的海关税收额占其全部关税收入的15-20%。这笔巨大收入不但支持了俄国连年的对外战争,也加速了俄国资本的原始积累。恰克图贸易极大地促进了俄国毛纺织业、茶叶加工业、畜牧业和运输业的发展,甚至对西伯利亚工业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俄国人自认为“恰克图贸易是俄国获利最大的贸易,大概俄国人所从事的任何一种贸易都无法同它相比”[5]。其次,恰克图茶叶贸易也使除大商人之外的中小商人获利。这些商人云集恰克图,其中也有来自莫斯科等大城市的商人。尽管竞争异常激烈,大批发商靠资金实力垄断市场,中小商人在夹缝中生存,但是庞大的茶叶市场仍然给所有参与者留有一定的利润空间。最后,恰克图贸易也为普通俄国居民带来了实惠,增加了他们就业的机会。这些普通百姓从运输和包装货物中就可获得可靠稳定的收入,不但生活有所改善,对西伯利亚地区农业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此外,恰克图贸易还促进了西伯利亚渔猎业、造船业和运输业发展。显而易见,无论是商人、政府还是普通百姓都获利于恰克图茶叶贸易。

如前所述,恰克图茶叶贸易是中俄两个大国之间的平等交易,因此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也同样在这一贸易中获得了利益。众所周知,清朝是以地租收入为主的封建经济,恰克图贸易对增加国库收入的作用不大,而清政府关心的是边境的安定。俄国人的战略重点在欧洲,他们在西部开疆拓土需要大量的金钱,维持恰克图贸易的巨大利润正是他们的利益所在。清政府的对外贸易并非是为了增加国库收入和积累商业资本,而只是外交政策的一种手段,保持北方安定是清朝统治者的关注的重点。因此,只要俄方蓄意破坏边境和平,清政府就会关闭恰克图海关。19世纪的恰克图茶叶贸易正是满足了两国政府的不同需求才得以发展。其次,恰克图茶叶贸易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工商业的发展。随着茶叶出口量的增加,内地产茶区常年驻守着恰克图的华商,他们将福建省、江西省、湖南省、湖北省出产的茶叶通过长江水运集中到汉口市,溯长江而上运至湖北省的樊城市,再通过传统的陆路,经河南省至山西省太原市,到张家口市,最后运到恰克图市。恰克图茶叶贸易的繁荣期,仅张家口一地就有山西客商百余家,专门从事茶叶加工的就有五六百人,他们将运到张家口的茶叶进行加工、包装,然后装在骆驼或牛、马车上运往恰克图。他们是运输专业户,有的大户一家就有骆驼四五百峰。每年有20万—40万担,甚至更多的中国茶叶运到恰克图,不仅推动了中国茶叶的生产,而且为数可观的运费大部分流入了沿途贫苦农民之手;不仅有利于沿线百姓的生计,也推动了蒙古等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由张家口至恰克图的途中,要经过广袤的蒙古高原,在800里浩瀚的戈壁滩上,运茶人长途跋涉、风餐露宿,条件异常艰苦,数以万计的运茶大军使罕为人至的蒙古高原充满了勃勃生机[1]56-59,中国人民正是以这种坚忍不拔的奋进精神,开拓了中国历史上继丝绸之路之后的第二条通往西方的商业大道,从而大大加快了东西方,特别是中俄间的文化交流。

參考文献:

[1]  郭蕴深.中俄茶叶贸易史[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

[2]  托尔加舍夫.中国是俄国茶叶的供应者[J].满洲公报,1925,(5).

[3]  Е.П.西林.十八世纪的恰克图[M].伊尔库茨克州出版社,1947.

[4]  蔡尔康,林乐知.李鸿章历聘欧美记[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

[5]  卡巴诺夫.黑龙江问题[M].姜延祥,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70.

收稿日期:2020-07-15

作者简介:郭宇春(1972-),女,黑龙江哈尔滨人,副研究员,博士,从事中俄关系和俄国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