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勤

彼此的投合

魯迅和林语堂往来频繁，“林语堂”在鲁迅日记中出现的次数有几十次。两人有时在杂志社见面，有时在饭店与其他友人共餐，有时双方带着家人互相登门造访。彼此书信交流也不少，不过，双方都没有当一回事，大部分信件遗失，《鲁迅全集》收录写给林语堂的信仅有四封。

鲁迅大林语堂十多岁，差不多高一个辈分。一方没有摆长者的架势，另一方也落落大方，没有晚辈的拘谨，一直平等交流，并无年龄的挂碍。

两人同为语丝社成员，都是《语丝》的台柱子，发文多，质量高，备受读者瞩目。彼此欣赏对方的文才，也能体贴对方的思想和情怀。林语堂在英文刊物《中国评论周报》以“鲁迅”为题，用地道的英文写评介文章，称鲁迅是现代中国思想最深刻的作家，同时夸他文笔奇崛、雄辩、富理趣，又多诙谐。鲁迅也赏识林语堂的文采。当美国记者斯诺要鲁迅说出现代中国最优秀的随笔作家时，鲁迅开了一张清单，只写了四个人，林语堂是其中之一。常说文人相轻，其实真能相重的也还是文人。内行才能看出门道，看出手法的高低，看出品质的优劣。

在一些重大的社会事件中，两人一度配合默契，惺惺相惜。

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闹学潮，同是大学老师，陈源等教授与当局站在一起，贬损学生，诬蔑鲁迅等人煽动闹事。林语堂和鲁迅一道坚定地站在学生一边，甚至比鲁迅还要激烈。在学生与军警冲突时，他亲自上阵，举着砖头干仗，结果被军警打伤，额头上留下了伤疤。事后，鲁迅、林语堂都发表文章纪念牺牲的学生。

鲁迅《记念刘和珍君》情感浓烈，笔调深沉、精炼，写尽了悲和愤，早已是名文，无人不晓。林语堂《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知道的人不是很多，《林语堂自选集》、别人编的《林语堂文选》都没有收入。文章确实写得有点仓促，文义有些单薄。林语堂在文中展示了杨德群英文课的一篇作文，很稚嫩，中国式英文。大部分中国学生刚开始写英文都是这样，本来没什么，但人已牺牲，不必亮其短处，写她的长处更好。文章不长，所引杨德群的作文占了很大的比重，不是很协调。也许林语堂后来意识到了，自编文选不收此文，在《林语堂全集》中才看得到。不管怎么说，林语堂公开发文纪念学生，态度真诚，用心良善。

围绕“落水狗”要不要打的问题，鲁迅和林语堂曾经讨论得不亦乐乎。林语堂认为已经落水，不要再打了。鲁迅意见相反，说落水狗上了岸，不改本性，还会继续伤人，后患无穷。鲁迅讲述了血的教训。王金发是革命党人，手下抓住了顽固的保皇分子。他宽宏大度，释放了对方。后来逃脱的敌人不但不感激，反而恩将仇报，与权贵合作将王金发处死了。林语堂听了鲁迅的意见，很快改变了想法，还特意作了题名“鲁迅打落水狗”的漫画登在报上，赞赏鲁迅。

宋庆龄和蔡元培牵头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鲁迅、林语堂、胡适和杨杏佛等人是核心成员。鲁迅和林语堂热心参与组织的活动。当组织调查国民党监狱的人权状况，要求释放政治犯时，胡适坚决反对，退出组织。林语堂没有跟风，和鲁迅一道坚守信念。国民党特务杀害组织总干事杨杏佛，杀鸡儆猴。尽管有特务盯梢，鲁迅和林语堂都去了灵堂哀悼杨杏佛。

林语堂写独幕剧《子见南子》，搬上舞台表演后惹了一身臊。一班遗老遗少摆着卫道士的面孔兴师动众，讨伐林语堂。有的写文章叫骂，有的游行示威。在他们看来，林语堂写孔子见到南子，被对方的美貌吸引，一时忘情，有损孔子的神圣和庄严，是大逆不道。鲁迅厌恶腐儒们的叫嚣，也同情林语堂的处境，写文章反击，力挺林语堂。林语堂一向敬重孔子，只是想打破历来被统治者装点过的虚假形象，还原孔子作为常人的一面。鲁迅看待孔子，与林语堂大体一致。

鲁迅一度在北京难于安生。他得罪了当权者，上了暗杀名单，生命危在旦夕。此外，他与许广平相爱，很难面对母亲选定的那位原配夫人朱安。这个时候，林语堂向他伸出了援手，聘任他为厦门大学教授。鲁迅来了以后，人际关系不协调，居住饮食也不习惯，只待了三个多月便离开厦门，奔赴广州中山大学。尽管如此，鲁迅一直惦记着林语堂的深情厚谊，为自己倏忽而来倏忽而往感到内疚。

彼此的冲突

鲁迅与林语堂后来有了些冲突，主要不是因个人的得失，实在是出于文化态度和思想信念的分歧。

两个人为生活中的事争吵，只有过一次。北新书局老板李晓峰欠鲁迅许多版税，一直拖延，鲁迅自然有意见。在一次几个人聚餐时，鲁迅谈到李晓峰的为人。林语堂不知内情，为李先生辩护了几句，说是另一个出版商张友松挑拨，才引发了一些作家与李晓峰的矛盾。鲁迅以为林语堂的话冲着他，对号入座，动了怒。双方都是文人性情，敏感，容易动情绪，起了争执，毫不足怪。这不过是生活中的小插曲，事情过去了，双方依然是朋友。鲁迅曾跟曹聚仁说：“现在的许多论客，多说我会发脾气，其实我觉得自己倒是从来没有因为一点小事情，就成友成仇的人，我还有几十年的老朋友，要点就在彼此略小节而取其大。”林语堂也很诚恳地说起他与鲁迅的关系：“我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际，绝无私人意气存焉。”林语堂说得很明白，两个人之间的冲突绝不是因为“私人意气”。考察鲁迅与林语堂几次冲突的具体情形，可以看得更分明。

一、翻译之争

林语堂中文、英文都好，鲁迅很看重，叫他多翻译，林语堂回答得很生硬：“等我老了再说。”

翻译和创作哪个重要，两个人的态度不一。鲁迅有出色的创作能力，却一向低调，认为外国的优秀作品很多，自己比不了。与其写平庸的东西，不如翻译别国好作品。鲁迅热心翻译，投入大量时间，从早期与弟弟周作人合译《域外小说集》，到生命最后一年译《死魂灵》，从未间断，译作三百多万字。尽管鲁迅创作的数量也不菲，但他用于翻译的时间更多。他在翻译中寄予了特殊的厚望。他想输入新的文学技巧和手法，供文学青年借鉴，提升中国现代文学的创造力，打破闭门造车的窘迫，让新文学不仅有其名，更有其实。他想输入外国语言的词汇、句法和各种表达形式，促成汉语的改造，刷新语言的面孔，让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都拥有一门易学易懂又多姿多态的语言。他还想输入新的思想，改造国民的灵魂。林语堂却觉得，写自己的东西比译别人的东西更有价值。林语堂很看重自己的创作，不愿为翻译牺牲宝贵的时间。林语堂是生活的趣味主义者，只想做自己感兴趣的事。创作给他带来快乐，叫他兴奋，而翻译实在勾不起他多大的兴趣，他没法做到像鲁迅那样，为了某种社会责任感去做乏味甚至是不胜任的事。林语堂想，有一天创作热情消退，创作能力丧失，再来弄翻译也不迟。每个人可以选择自己的行当，选择人生努力的方向，林语堂的态度无可非议。不过，他的回答触到了鲁迅的痛处。当时无数人攻击鲁迅是老人，拿年龄说事儿，好像年老是一种罪过。林语堂说者无心，但在鲁迅听来，“等我老了再说”这句话很刺耳，很扎心。

翻译要选择什么样的作品、哪些国家的作品，两个人的文化选择和价值取向分歧更大，引发的冲突更激烈。鲁迅对英、美的作品不感兴趣，对俄罗斯的文学却情有独钟，以为那是“为人生”的文学，充满了人道的关怀。俄国文学作品中鲁迅又特别关注其中反映妇女、儿童、穷苦百姓等弱势群体处境和命运的作品，还有革命文学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鲁迅还热心翻译一些弱小民族反抗外敌入侵、寻求独立的小说。林语堂对此很反感，不顾情面写文章嘲讽鲁迅。林语堂说，要译就译欧美的名作，那些作品早有定评。鲁迅译弱小民族声名不显的作品，在他看来是赶时髦，浪费精力：“今日绍介波兰诗人，明日绍介捷克文豪，而对于已经闻名之英、美、法、德文人反厌为陈腐，不欲深察，求一究竟。此与妇女新装求入时一样，总是媚字一字不是，自叹女儿身，事人以颜色，其苦不堪言。此种流风，其弊在浮，救之之道在于学。”这段话有些刻薄。

鲁迅写《题“未定草”》抽丝剥茧，层层推进，批驳林语堂，始终是摆事实，讲道理：早在留日时，“我”就在《摩罗诗力说》中绍介波兰诗人了，那是三十年前的事，能算求新装、赶时髦吗？波兰诗人、捷克文人到现在还让人看不起。英、美、法、德在中国有租界，有驻军，有军舰，有商人，人们口头上“大英”啊“法兰西”啊叫个不停，“不知世上还有波兰和捷克”，又是谁向谁献媚？谁有资格让人献媚？英、美、法、德的作品，仅仅因为是名作，才受“我们”重视吗？那么，希腊的史诗、印度的寓言、阿拉伯的《天方夜谭》、西班牙的《堂·吉诃德》也是一流的名作，为什么“在中国却被忘记”呢？“他们或则国度已灭，或则无能”，再也没人愿意去“媚”了。说到底，文学作品再好，在眼前的情势下，还得借助军事和政治力量来开道。在“作品好不好”的问题提出来之前，另一个问题早已抢先了：生产作品的国度强不强？“外国的文人，要在中国闻名，靠作品似乎是不够的，他反要得到轻薄”。但世界文学史最终还得“用了文学的眼睛看”，不用“势利眼睛看”，也无须“用金钱和枪炮”来包装和掩护。“波兰、捷克虽然未曾加入八国联军来打过北京，那文学却在”，“我们”完全可以大胆译介。“你”说英、美、法、德的作品很重要，“我”也不反对，并曾亲口对“你”说，以“你”那么好的英文去译英、美的名作，不但对现在，对将来也有益。而“你”却说要等老了再说，对“我”的话很不屑，以为是“暮气”。“志在高山的又不屑动手”，结果怎么样呢？英、美名家司各特、狄更斯、笛福、斯威夫特等人的作品今天流行的还是不懂英文的林纾的译本，“莎士比亚的几篇剧本也有待于并不专攻英文的田汉”。自己精通英文，袖手旁观，只顾责难别人，怕是说不过去吧。

林语堂对俄罗斯的革命文学、革命文艺理论更抵触，更鄙夷，一说起来话里有话，夹枪带棒，极尽挖苦。在《游杭再记》中他写道：“正出大门，见有二青年，口里含一支苏俄香烟，手里夹一本什么斯基的译本，于是防他们看见我有闲赏菊又加一亡国罪状，乃假作无精打采，愁眉不展，忧国忧民似的只是走错路而非赏菊的样子走出来。”在后来发表的文章中，他的态度更尖锐，视苏俄革命文学如寇仇，批鲁迅晚年误入歧途。

二、“幽默”之争

汉语原本没有“幽默”一词。林语堂译英文“humor”，苦思冥想，找不出对应的词，苦恼了好一阵子。有一天他灵光一闪，想出了“幽默”两个字，堪称神译。一方面，两者读音近似;另一方面，“幽”和“默”两个字眼，带有“含而不露”、“内敛不张扬”的意思，与英文humor所寻求的情调和趣味颇为一致。刚开始，鲁迅不接受这个译名，后来大家都用，他也想不出更好的译法，就接受了。今天“幽默”早已是常用语，用得多了，社会上大部分人压根儿忘记它是外来词，以为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

林语堂留学美国、德国，拿的是洋博士学位，骨子里是绅士派头，钟爱西洋的幽默。他创办《论语》、《宇宙风》，倡导幽默的文风。两份刊物都畅销，说明他看重的东西符合人们的心理需求。在林语堂看来，“幽默”具有不寻常的意义。人与人时常争斗不休，“幽默”可以化解许多矛盾。人们为生计奔波，很累，“幽默”是生命很好的休息。“幽默”也是一个人生命情调和精神境界的体现，低俗的人很难幽默。幽默还是心智活跃、聪慧敏锐的见证，呆板的人不会幽默。

鲁迅的想法迥异，他想得更周全，更深入。他把幽默与滑稽、讽刺联系起来，以为相互之间有很大的区别，不像林语堂一锅煮，不加分辨。鲁迅认为没有平等，不会有真正的幽默。皇帝不苟言笑，奴才不准笑，也不敢笑。只有在特殊时间和场合，皇帝想寻开心，奴才于是丑化自己，矮化自己，作贱自己，用夸诞的言语、表情和动作逗主子高兴。但那不是幽默，而是滑稽。鲁迅一针见血，说中国历来只有滑稽，没有幽默。《史记》里有滑稽列傳，写的是一班宫廷的弄臣埋汰自己，讨皇上一乐。降低自己的身份，缩小自己的人格，仰视着他人，逗人笑是滑稽;不高看他人，不低看自己，平视他人，发出轻松、宽和、含蓄的微笑，才是幽默。

作家放大自己的人格，藐视权贵，针砭现实的黑暗、腐败，揭开人们灵魂的疮疤、毒瘤，发出尖利的笑声，则是讽刺。他们嬉笑怒骂，表面看来是恨世，其实是爱之深，恨之切。他们也逗人笑，但让人笑完之后深思、落泪，鲁迅称之为“含笑的眼泪”。讽刺大师屈指可数，最可宝贵。西洋有古希腊的阿里斯托芬，文艺复兴初期的拉伯雷、薄伽丘，十七世纪的莫里哀，十八世纪的斯威夫特，十九世纪的果戈里，二十世纪的萧伯纳。中国古代似乎只有吴敬梓算得上讽刺大师。鲁迅赞赏他们，追寻他们的足迹，自己也成了杰出的讽刺作家。

鲁迅警惕滑稽的危害，发文斥责金圣叹。金圣叹本来是叫人同情的，但他拿生命开玩笑。面临杀头时，他故作旷达，在左右耳朵各塞了一个纸团。刽子手砍下他的头，两个纸团掉落在地。刽子手捡起，拆开，看到一个纸团写“痛”字，另一个写“快”字，连起来是“痛快”。鲁迅说，金圣叹把屠夫的凶残化为一笑，淡化了罪恶，麻木了人心。

鲁迅提醒林语堂，现实社会黑暗重重，军阀滥杀无辜，血雨腥风，普通人过着非人的生活。在这种情形下喊“幽默”，恐怕不免有些迂阔，没心没肺。1933年6月20日，鲁迅给林语堂写信：“盖打油亦须能有打油之心情，而今何如者？重重迫压，令人已不能喘气，除呻吟叫号而外，能有他乎？”鲁迅看了《论语》、《宇宙风》上的一些文章，忧心忡忡，觉得林语堂一直鼓吹的幽默已经沦为滑稽。“中国之自以为滑稽文章者也还是油滑、轻薄、猥亵之谈”。那些文章寻求个人的小趣味，孤芳自赏，对现实的苦难不闻不问，终于成了小摆设，“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平滑”。

鲁迅担忧，林语堂糊里糊涂地带着一帮人写文章，插科打诨，制造噱头，把一切都变成玩笑，让人对统治者的冷酷和残暴视而不见，无意中充当了帮闲。在《帮闲法发隐》中，他引用哲人克尔恺郭尔讲的寓言故事：一天剧场着火了，丑角在台上喊“着火了”，观众哈哈笑，以为是玩笑。丑角看火势加重，高声喊“着火啦着火啦”，观众又是一阵喝彩，最后所有人死在火海中。克尔恺郭尔警告小丑化的娱乐文化，可能会毁掉人类。

鲁迅反对林语堂把小品文当作逗乐的工具，满足于娱人娱己，放弃文人救世的热情和责任。“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然而，这并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

三、“标点古书评点古书”之争

鲁迅旧学功底深厚，治学严谨，他辑校了许多古籍，如《嵇康集》、《唐宋传奇集》、《小说旧文钞》等等，一丝不苟，少有破绽。相比之下，林语堂的旧学积累要逊色很多，治学态度也较为随意，不是那么认真。林语堂携手刘大杰标点《袁中郎全集》，错误百出，闹了笑话，也误了读者。先秦两汉的文章读不通，可以原谅，但明清的小品文也没读懂，乱点一气，确实说不过去。有的句子文义不复杂，刘大杰照样点错。比如袁中郎原文应是“色借日月，借青黄，借眼，色无常”，被标点成“色借，日月借，青黄借，眼色无常”，错得离谱，说明标点者自己不懂装懂。类似的错处不胜枚举，鲁迅看不过去，写了多篇文章抨击轻浮的做派。这部书虽是刘大杰标点，但林语堂任校对，没能纠正那么明显的错，难于推卸责任。林语堂自己写文章，引明清小品文照样错，鲁迅一眼就看出来。在《说个人的笔调》中，林语堂引陈其志的文章，原文本应是“有时过客题诗，山门系马，竟日高人看竹，方丈留鸾”，被点成了“有时过客题诗山门，系马竟日，高人看竹，方丈留鸾”。鲁迅说，标点古文真是一种试金石，只消点几圈就把真颜色显示出来了。“并不艰深的明人小品，标点者又是名人学士，还要闹出一些破句，可未免令人不招蚊子叮，也要起疙瘩了。”鲁迅的文章发表后，林语堂和刘大杰丢了面子，心里自然不舒服，却无从辩驳。

对传统小说，鲁迅细心阅读，认真体悟，凡所评点精辟、允当，广为学界引用。《中国小说史略》的成就，至今无人能超越，连鲁迅生前的论敌也很钦佩鲁迅对众多小说要言不烦的评断。林语堂的表现恐怕就叫人难以恭维。他竟然说中国古代末流的小说《野叟曝言》语言华美，见识不凡。鲁迅著文批驳，针锋相对：“这一部书是道学先生的悖慢淫毒心理的结晶。”鲁迅以为林语堂先生并没有认真读，不过是拿老实人寻开心。这一回林语堂又落单了。他的说法几乎没有一个人赞成。林语堂文学创作很上心，对中国传统文学的研究却有些三心二意，打马虎眼。不解详情，不说也就罢了，他偏又爱说，结果荒腔走板。素有乾嘉考据学派功力、爱较真的鲁迅，在这一点上与他扞格不入。

四、“让娘儿们统治”之争

林语堂发表《让娘儿们干一下吧！》，提出要让女人来统治世界。他说，男人好斗、好战，让世界不得安宁。历来战乱频繁，跟男性统治者恶劣的本性有关，女人更爱和平，更务实，尽管彼此也会打架，不过是抓抓脸而已，不像男人动辄使枪弄炮，叫生灵涂炭。要是由女人做主，天下就会安宁许多。

林语堂的看法幼稚，也不合实际。中、西方都出过女皇帝，中国有武则天，俄国有叶卡捷琳娜二世。英国更特殊，有多个女皇，而且在位时间都很长，最有分量的要数伊丽莎白和维多利亚。每个国家的历史事实都说明，女皇统治下天下并没有更和平。林语堂把女性过度理想化，鲁迅很不以为然。

鲁迅同情妇女，力主男女平等，为妇女解放摇旗呐喊。他写过不少文字鞭挞传统礼教对妇女的压迫，披露妇女在现实生活中的悲惨遭遇。但他也反对美化妇女，他目光如炬，看到男人的种种丑陋，也看到女人身上的诸多弱点。他批評一些阔太太和富小姐倚仗男人的势力骄横、撒泼，欺凌弱者。他指出，蹂躏女人最甚的往往也是女人。在许多家庭中，虐待媳妇的正是婆婆，不是公公。媳妇现在受尽凌辱，等到十年熬成了婆，再来欺凌下一代媳妇。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闹学潮，指使女流氓镇压女学生的是女校长杨荫榆。女校长不比男校长仁慈，倒是更狭隘，更狠毒。鲁迅痛批那位杨校长。

鲁迅不是一味地袒护妇女，这恰是最可贵的地方。当代中国庸俗的女权主义者一听到别人挑剔女性的毛病，立马扣“男权主义”的帽子，指责对方性别歧视。她们写文章大骂男人，把男人说得头顶生疮，脚底流脓，是否也算性别歧视呢？天地造化，男女各异，阴阳互补，两性天然地各有优点，各有缺点。普遍来看，男人较粗心，女人更细心。人际交往，女人更敏感，更容易受伤。生活小节，女人更关注，更容易较真。拼大力气的活，显然男人做更合适;而有些细致的活，女人做得更好。冷静分析两性的特点，让两性取长补短，平等相处，是人类的大趋势。

鲁迅写《娘儿们也不行》反驳林语堂：“娘们打起仗来不用机关枪，然而动不动就抓破脸皮也就不得了……还有另一种女人，她们专门在挑拨、教唆，搬弄是非。”鲁迅说，争吵和打架在女人统治的国家更剧烈，我们的耳根，更是一刻也不得安宁。鲁迅并不是说女人不能当领导，只是说现行的体制不变，女人来统治，没有任何意义，没准还要更糟。在文中，他还说让半男半女的太监来治理，就更不行，比如叫魏忠贤来做皇帝，天下百姓日子就没法过了。

鲁迅死后

林语堂与鲁迅有过几次争执，发而为文，彼此都动了肝火。大家都是凡人，要说心里毫不存芥蒂，恐怕不合实际。但是，双方都是有胸怀的人，从没忘记对方的优点和功绩，更没有去抹杀。

鲁迅死后，林语堂写文章悼念，感情诚挚。他回顾两个人的交往，不讳言双方的摩擦，也不纠缠个人的恩怨;不存心贬低，也不廉价赞誉。对鲁迅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持论公正。林语堂与周作人私交更好，但是论起周氏兄弟，他把鲁迅看得更高。他说周作人老是抄书，把别人的东西当自个儿，而鲁迅的文章总是绽放个人的锐见卓识，又不乏诙谐之趣。林语堂精通英文，不仅能说，还很能写。他的英文写作能力，照美国作家赛珍珠的说法，比一般美国本土作家还要强。移居美国后，林语堂写了大量英文专著介绍中国文化，在欧美很畅销，一印再印，当时多数欧美人士几乎是靠读他一个人的著作了解中国。林语堂扮演了文化使者的角色。

林语堂为欧美读者编了一本书，叫《中国文化读本》，选录中国最有代表的思想家孔子、老子、庄子等人的精粹言语，而中国现代文化部分基本付诸阙如，只有一个人入选，就是鲁迅。林语堂把鲁迅杂文中精彩的段落译成英文编入其书。鲁迅与孔子、老子等圣哲伟人隔着几千年的时空并列，可见在林语堂的心目中鲁迅地位有多高。可惜林语堂这本英文书国内看不到，鲁迅研究界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人提及。有汉语鲁迅，地位很高，不必多说;有日语鲁迅，地位也很高，鲁迅生前，日语鲁迅文集早就印行。鲁迅死后，日语《鲁迅全集》很快出版。相对而言，英语鲁迅声名不大。鲁迅在英语世界中有一定的知名度，林语堂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