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江江

“快来看，竟然有这么神奇的一棵树！”

在陕北的府谷县高寒岭，一声吼叫打破了这块寂静的荒野。这是2013年初的一天，人们为了扶贫开发来这里考察，学者梁衡也位列其中。大家惊奇地奔走相告，说山上有一棵极像中国地图的柏树。

梁衡上山后也为之震惊。只见这棵柏树独立在山巅，于蓝天白云的背景之上映出一幅逼真的中国地图，而它的脚下，千山万壑里全部填满了各种形状的松柏，郁郁葱葱，绿满天涯。

梁衡相信造物有缘，凡自然之物形有所异者，必是上天情有所寄、理有所寓，于是便遍访当地人士，翻寻史志，搜求典故，以证其奇。而这棵翠柏也不负所望，竟牵引出一段尘封的历史、一个新的时空地标、一座人文森林公园，更牵引出一个新的学科……

古树无言却文脉悠长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梁衡呈现给世人的是诸多角色：记者、官员、作家、学者，跨界的领域涉及新闻、文学、政治、科普。他历任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等职务。他是人教版教材的总顾问，有70余篇次的文章被选入中小学教材。

梁衡曾写过《觅渡，觅渡，渡何处》一文，被广为传播。而他的人生也是一场变化多姿的觅渡之旅。只不过，现在多了新的标签，那就是林业和历史。

经过3年的参拜寻访，陕北府谷县那棵形似中国地图的柏树所蕴含的人文历史价值也浮出水面：高寒岭地处晋陕蒙交界，昔为边陲。在这株奇异的古木下，曾经上演过多出中华版图大戏。北宋时期范仲淹、欧阳修曾先后于古柏下扶树眺望边关。范仲淹在距此不远处的麟州写下著名的《渔家傲·麟州秋词》。欧阳修写出“不废麟府”的奏劄。清康熙三十六年，康熙帝第3次御驾亲征噶尔丹途经此岭，驻跸一宿，依树吟成《晓寒念将士》诗一首。抗战时期，著名爱国将领马占山曾在距此不远处抗击日寇8年。

随后梁衡撰写了《中华版图柏》一文，为这株奇异的古柏注入了新的意义，也使古柏成为见证北宋、清朝、抗战时期的一个新时空的地标。当地以“中华版图柏”为核心景点，建了中国第一座“高寒岭人文森林公园”。一篇文章成就一个景区，如同他30多年前所写的《晋祠》一样，通过接待游客和学习参观者也让高寒岭有了更大的知名度和经济效益。

独木非林，“中华版图柏”只是梁衡书写的人文古树系列中的一棵。而说起关于书写人文古树系列的缘起，则是源自一段有趣的对话。

2012年3月，梁衡在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工作，在一次国家林业局组织的座谈会上，他问旁边的资源司司长：“你这个资源司管什么？”她说：“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上的活立木的木材蓄积量。”梁衡又问：“你只管樹身上的木材蓄积量，那树身上、森林中所附载的文化内容谁来管？”

“一下把她问住了，也为我自己提出了一个学术问题，无意中开创了一个新学科。从那天以后，我就开始了人文古树的写作和‘人文森林学的研究。”梁衡说。

古今之变俱在树梢上

此后，找树、看树、写树，成了他生活的主旋律。他选树的标准很苛刻：纵向是历史里程碑，横向则是当地的地标。用老树来讲故事，谈历史说人物。

“写人文古树，其实就是写人和树的关系、生态关系还有文化关系。考察树木如何记录历史，怎么影响人的生活，人又是如何影响树。等于写树的列传。树木就有了文学、历史和自然的意义。”

可是写树比写人难，动手之后他才知难度之大不可想象。见证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新疆“夫妻树”，见证了中国近代海军诞生的福建沈公榕，见证了左宗棠平定西北叛乱、收复北疆时的左公柳……他写的这些树每一棵都异常困难，难在寻树、田野考察、找事实、查文献，这无异于是一种历史研究与田野考古。写一棵树常要来回数千里，采访三四遍，耗时几年，其中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左公柳》更是前后经历了十年光阴。

有时写树还要冒一点风险。2016年，在黑龙江省小兴安岭腹地的绥棱县，梁衡冒雨去探原始林，结果被蜱虫咬伤，开了两次刀。不过，在原始林中看树的经历也让他流连忘返。“在原始林中看树，绝不会有人工林的单调。因为有太多的天然元素和无穷的时间，让它可以做出无尽的排列组合。向人们贡献出任何艺术家都不可能完成的天工之美。”

梁衡认为，记录历史可以有三种形式：文字、文物和古树。树木是最忠实无言的、唯一活着的、青枝绿叶、有情感的记录。它们用年轮一圈一圈地记录着历史，与岁月俱长，与山川同在。

比如山东莒县浮来山上的春秋老银杏树，距今已经3000多年。《左传》记载公元前715年鲁莒两国就在这里会盟。这棵树下所发生的故事 ，从公元前齐桓公称霸，一直到1947年国共两党决战，都有记载。晋代刘勰就是在这树下的小庙里出家，完成了《文心雕龙》。

树与人是平等的，它和我们一起创造历史、记录历史，不同的是它远比人类长寿，在文字、文物之外为我们存留了一部活的人文史。

放眼海外，许多生态文学多是作家精神上的体验，却没有我们中华民族这样发生在树上的不断线的史实可记。中华文明是唯一没有中断的历史，而古树又是唯一活着的历史载体。

“我要挖出树和人的历史文化关系，更强调树木是‘有生命的人文载体。文字、文物也记录历史，如长城、金字塔，但不是活的生命体，而古树与青史同绿。如果没有人文发现，古树就没有文化价值。”

古稀之年为森林奔忙

除了“人文古树”题材的创作之外，梁衡还提出了“人文森林学”的概念。他希望借用这一新学科的建设，把森林保护上升到人文层面。

梁衡分析说，人类已经知道了森林的重要，专门建立了有关森林的各种学科，如分类、培育、养护、采伐、加工等。但迄今为止都还停留在生产和生态层面，还有一个更高的第三层面——人文层面亟待开发。因此，有必要建立一门新学科——“人文森林学”。

梁衡认为，从学术角度讲，“人文森林学”至少应包括三个分支：人文森林历史学、人文森林美学与人文森林行为学。

一是人文森林历史学。树木记录着历史，具有史学价值，是活着的史书。每一棵古树都可能记载着一个时代、一段历史或一个人物。更难得的是古树在以青枝绿叶与我们进行着隔时空的对话。因此，要把森林、树木对人的活动的记录编写成史，编一部《树史记》。对有人文价值的古树进行普查研究保护，编写《人文古树传》和《人文古树地图》，授予“中华人文古树”，挂牌保护。

二是人文森林美学。树木创造瑰丽的景观，具有美学价值。人们喜欢盆景，幻想缩天地于盈尺。不像古树以天为伞，以地为盆，以岁月为刻刀，默默地制作着惊人之作。这是以生命创作的艺术，其鲜活地存在，常是我们人类个体寿命的十倍、数十倍，不由人不肃然起敬。因此，森林具有的美学价值值得研究。

三是人文森林行为学。树与人的共处共生，具有社会学价值。人类是从森林中走出来的，树木过去、现在直到将来，一直影响着人的行为。比如密林造就了狩猎民族，茶树造就了茶农，丛林造就了丛林战争，枣、桑、茶等经济树木直接改变着人的饮食生活，产生相应的文化形态，甚至偶然一棵树也会改写一段历史。它以无言的肢体、势态和呼出的氧气决定着人们的生存状态。甚至在与人的亲密接触中，它的一枝一杈都会改变事件的结果和历史的走向。当然，人也会以自己的行为改变树木的生存。但最后，我们还是离不开树木的怀抱。

在梁衡的学科规划里，人文森林不只是一个学术概念，还包括有以下内容的“人文森林工程”。一是按照“人文森林学”的标准在全国评选出中华人文森林古树。提高保护树木的文化自觉，二是建设更多文化保护意义上的“国家人文森林公园”，三是探讨“重回森林”的生活模式，建设“森林生活示范小区”。

这次暴发的全球新冠疫情更是凸显出了生态问题尤其是城市生态的问题。面对疫情，梁衡又提出了关于考核城市生态环境“绿灰比系数”的建议。

梁衡认为，现在说到城市生态环境常用到绿化面积、森林覆盖率、拥有公园数等来衡量。这当然是必要的。但还不够精细、准确，不能反映居民的实际生存环境和生态幸福指数。不能准确反映局部生态。

“正面因素可用‘绿色代表，有树木、草坪、房屋墙与顶的立体绿化面、水面、鸟类品种（可除虫，减少化学喷剂，维持生态）。负面因素用‘灰色代表，有人口密度（疾病传染率）、马路面积、住房立体面积（以上两项有沥青辐射、阳光辐射、玻璃辐射、升温效应等）、汽车拥有量（尾气、噪声）、地铁公里（疾病传染概率）等。应有一个换算公式，正负两类因素相比，得出一个‘绿灰比系数，即绿∶灰=城市环境系数。”梁衡提出了“绿灰比系数”这个概念，类似于经济学的“恩格尔系数”，他认为这样才能如实反映居民的生存环境和局部生态。

借森林来保护文化，借文化来保护森林。创立“人文森林学”和实施“人文森林工程”有特殊的意义。从森林保护的角度来讲，引入了人文概念，增加了人们对树木的敬畏感、亲近感，将极大地减少破坏。从文化保护角度来讲，引入了绿色的人文记录和森林因素，在我们身边立起了许多本活的史书，将极大促进人的素质的提高。

2011年8月，时任国家林业局局长贾治邦专门给梁衡写信，对他提出的人文森林建议表示感谢和肯定。

国内的许多院校都对“人文森林学”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南京林业大学、西南林业大学先后请他去举办讲座。他的“人文古树系列”写作也备受公众关注。

2018年8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梁衡著作《树梢上的中国》在上海书展推出。书中以时间为序，记录了从周秦到当代的22棵（种）古树，当年被评为商务印书馆十大好书。

2020年4月23日世界读书日，《树梢上的中国》又被评为第一届“公众最喜爱的十本生态环境好书”“大学生喜欢的15本书”。外文出版社还出版了英文版。

现在，梁衡的手机里藏着1000多张树皮、树纹、树叶的肌理照片，这个数量还在不斷增加。“那支笔飘摇徐下，化作了一株空谷幽兰，依在悬崖之上，数百年来一直静静地绽放着异香。”梁衡在《徐霞客的丛林》中这样写道，而他则更像是一位当代徐霞客。

他牵着一条人文历史的轴线，沿着3000年以前的大地走来，一路俯察仰拾，穿行于古木丛林，让那些遗落在古道上的大树开枝散叶、葳蕤葱郁，承袭着古史，也荫庇着来者。

本期焦点人物小档案：

梁衡，著名的新闻理论家、散文家、科普作家和政论家，曾荣获全国青年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和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多种荣誉称号。他历任《光明日报》记者、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等职，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中国记者协会全委会常务理事、人教版中小学教材总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