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笃

在未仔细阅读青年诗人品儿的作品之前，我曾不止一次地猜测她的作品应该具有鲜明的女性意识。然而，或许是主观臆测使我的阅读视野变得狭隘了，让我的判断发生偏差。我初读其诗，被她那充满断裂感的遣词造句深深震撼，而没有规律的句法游戏，更是让人着迷。她的诗拒绝平庸，消弭了性别意识，摆脱了传统女性诗歌的书写范式。在有限的阅读视野中，我从她近两年的诗歌文本中节选其中九首，试图寻找其文本中的空间构建和显性特征。

在法国哲学家福柯看来，“书写就是回归，回归本源，是在最原初的运动中再次捕获自身。”[1]书写本身就是一种再创造，它在恢复语言功能的同时，也使语言获得了存在。在这个以快餐文化为主导的消费时代，正是当年荷尔德林意义上的“诗意贫乏的年代”，那么在这个时代里，“诗人何为？”便成了摆在诗人面前的首要问题。诗人作为社会群体的参与者，势必要融入到这个贫乏的时代。那么，面临着生存与存在的巨大精神危机，又将何去何从，我想这必定是每一个诗人内心正在默默反思的重要问题。

一.陌生化书写与主体的反叛

作为一名诗人，品儿也探寻着属于“自我”的诗歌创作之路。她极富个性化的书写，为诗歌文本自身营造了一种陌生感，而这种陌生化的处理方式，恰恰符合后现代主义所倡导的“让语言退回到无限之中”。语言必须要卸下它自身的负担，在时间的折叠中，走向无限。品儿的个性化表达方式，并不是在刻意强调自我的特殊性，而是在重建一个属于诗歌的“个体”和“精神自我”，由此达到词与物的重构。“灵魂是布满闪电的/路。一种声音盛开，被照亮的/无眠。歌者带着时间，在荒凉中奔跑。”（《而时间是》）诗人把灵魂比作布满闪电的路，而那穿透灵魂的歌者，载着时间奔跑，这种超然的语言处理方式，从侧面展示了诗人的语言驾驭能力，也带我们进入了世人虚构的迷局之中。

诗人是灵感四溢的创造者，如何能从重复的自我构建中剥离出来，就需要严格地使用语言，在独特的生命体验中变形，重构自我，拒绝同质化、模式化。品儿的诗没有固定的程序与窠臼，她深谙词语的炼金术，总是试图在词语的变构中解放自我，释放语言的魔力，力求用最简洁方式，来还原词语本身。这种宽向度的思维意识，释放了她诗歌的张力，也完成了精神指涉的自我结构。“活着，并非废墟上冷僻的修辞……思想的岩臼往往诞生自语言的冰川”“直至时间的骨缝里同样塞满了霜雪。”（《失眠》）。在这个失眠的场景中，真实与虚无之间来回切换，异质化的叙述，让场景更富戏剧化，同样也把失眠者的挣扎、无奈、愤慨刻画得生动细腻。德里达认为，写作自动地要求我们将自身置于自我再现与复制的虚拟空间中。写作指向事物本身，悬置在词语之间的意义，终会在庞大的语言迷宫中，完成自我镜像的勾勒。帕斯说：诗是存在的正面，语言就是现实，而且是生活和人的最终意义。语言作为存在之家，语言借助人的言语在说话，通过语言功能的延伸，从而获得自我表达的可能性。穿越语言的多棱镜，诗人可以开启诗意的无限空间，从而获知生活与人的终极意义。

荷尔德林所创建的那持存的东西，正是语言，而在时间与空间的统一之中，语言具有真实的无限性。诗通过词语的组合，不断地创造着新的世界。“切割。切不动的部分/最后献上祭台，此举约等同于/给石头话语权，并允许它说出岩浆和烈火。”（《哑默者说》）石头本身不具备语言功能，那么诗人却赋予它话语权，这似乎是一种逻辑学上的悖论，恰是这一悖论，让语言回到了最原初的状态，并且创造了“石头”特有的世界意识。在布局句子的过程中，诗人很注重词语的准确性，用了“约等同于”一词，这种富有幽默气息的表达，将严肃的场景盘活，那么余下的结局，似乎只是诸多可能中的一种，着一“约”字，可算得上是妙笔生花，盘活了全诗。“人们驻足，探问内心的深渊/倘若繁复细碎的花朵，只是修辞堆砌/优美的虚假。有人在暮色里/匆匆向投往深渊的影子做出求和。”“无法同自己决裂，成为自己的反派/倘若我不能忍住疼痛，从深渊中取出火来。”（《虚妄者说》）“深渊”是一个虚构的空间，与诗人独特的体验相关，也是叙事主体在寻找的灵魂归宿，在这里似乎一切可以经验的事物或者不可经验的事物，都会以不同的形式显现出来，恰恰符合了“虚妄者”的臆想性。尤其是“从深渊中取出火来”，是一种符号学的过渡，这种近似于黑暗意识的表达，让我们感受到“虚妄者”的主体性压抑。在波德莱尔那里，艺术地处理一种语言，意味着进行一种魔术召唤。词语的艺术化处理，让词语自身之外的某种东西从书写的隐匿中呈现出来。于是，主体的自我反叛和无法言说的语词，建构了绝对无限的句子，在诗人所感知的疼痛中抵达澄明之境。

二.时间意识与自我救赎

品儿诗歌具有很强的封闭性，这种封闭性并不具备排他性。在生涩的词组中，我们不难发现其鲜明的主体意识，然而，这并不是自我中心主义。诗人，通过自我与时间意识的互文性，来完成其诗歌空间的建构。品儿诗歌中的时间意识来源于一种个体化的经验，在实际的写作中经过不断地转化与切换，最终演变成了她的诗歌价值。毫无疑问，品儿的时间意识和她对时间的反思，必然有着人类对时间的共通性哲学认知。诗人从自我的时间经验出发，跨越无主体性语境，通过时间的能指与所指，言说出时间之外的东西。

“答案止于，时间落入黑洞/而我尚且不能以光的速度飞行/令人沉迷的悖论还有，时间/是否必须拥有一个开端/终点又将走往何处。”（《断奏》）“降落。直至时间的骨缝里同样塞满了霜雪。”（《失眠》）“时值盛夏。譬如人生之渐至中途/已有篇章可以略做归纳，释解。”（《在雨中》）“钥匙在门上。而时间在所有地方。无冕之王，享有众多的/臣民和疆土。”（《秋》）“剩下时间/给筑梦者的餐盘摆上经霜后，甜蜜的奥义/在敞开的纸扉，读远方和宁静。”（《蜗居》）诗是语言的授予，在众多与时间发生关系的诗句中，诗人在树立一种具有自我范畴的时间观，突出表现其诗歌的风格意识和美学特征。诗句中经常把时间这一哲学家最喜欢谈及的抽象概念，具体落到实存之处，赋予了时间以“物”的共通性，这种自我与时间意识的互文方式，是一种从形而上到形而下的过渡形式，最终达到了拓宽诗的外延的实绩。品儿在处理时间这一宏大命题的过程中，丝毫没有胆怯，她执刀剔骨，从本质上抓住了时间的要义，并上升到存在意义上的雄奇、瑰丽。当一位诗人过于关注时间意识的时候，我们也就不难发现，其生存的焦虑和对个体生命的自我辨识感，就会尤为突出。这种来源于个体的、具体而日常的生命体验，正是她对社会及生存境遇的关注，在处理自我與他者之间的变构中，她把时间意识切入到人类共同的命运里，思考了存在与时间之间关系的这一伟大命题。在时间面前，诗人借用哲学家的思考将抽象转化成具象，以触动心灵最深邃的激情，直抵人心。浓厚的时间意识，让品儿的诗歌具备了吊诡的、神秘的宗教色彩，那些隐秘而伟大的力量，正在借助语言的外壳，完成灵魂的自我救赎，进而实现诗意的神性升华。

三.想象力的突围与符号的艺术化

余光中认为艺术创作有三个条件——知识、经验、想象力。诗歌作为语言的艺术，势必也要具备这三个条件。毋庸讳言，诗歌是最富有想象力的一种艺术形式。想象力不是幻想，亦不是幻想力，更不是对词语的肆意捏造。英国批评家柯勒律治在其《文学传记》中指出：“幻想力和想象力是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能力，这两个词并不像人们通常以为的那样是词异义同，或最多也就是指同一种能力的高下之分。我承认，很难设想把希腊词Phantasia和拉丁词Imaginatio翻译成两个毫不沾边的英语单词，但……在这种情况下，对这两个词的借用就已经开始并得到公认：弥尔顿极富想象力，而考利则极富幻想力。”[2]弥尔顿作为启蒙时期的思想家，他的讽刺诗以及对“失乐园”人物形象的重构，都兼具了柯勒律治所倡导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为人类自由与思想的进步勾勒出崇高的“救赎图景”。

诗歌创作一旦拥有了想象力，就插上了飞翔的翅膀，在意象的天空中自由翱翔。

品儿的诗歌，在构境意义上实现了想象力的突围，她力图在词语的变形中不断寻求“异质性”，引领读者进入其预设的虚无之中。“你又写到明亮。花朵，流水。鸟的天空/蔚蓝的城堡。灵魂是布满闪电的/路。一种声音盛开，被照亮的/无眠。歌者带着时间，在荒凉中奔跑。”（《而时间是》）“荒芜”是激发想象力的原始动力之一，在这首诗中，诗人巧妙地虚构鸟的天空，想象到蓝色的城堡，而歌者在荒凉之中奔跑，这种奔跑已经打破了“时间”维度，割裂了时间与空间的对立关系，使灵魂穿透万物，而此刻时间作为想象力的主体，给主体带来获得真实的陌生的惊异感。

“我将从一首褪色的老歌里/放出蝴蝶和七星虫/放出稻草人，与它手中的云雀/我将接着在澄澈之上，把你命名为/玫瑰色，轻悠的云朵/藉由午后的一阵风起，你打开/我将从你那里/试着译出一棵月桂树在夏天的沉默。”（《蓝色狂想曲》）其实诗人的“狂想”并不疯狂，在一首褪色的老歌中放出的“蝴蝶”“七星虫”“稻草人”“云雀”等现实之物，正是架构虚与实之间的一座桥梁，也是由“蓝色”衍生出更多其他的颜色，丰富了想象力，也丰腴了现实的自在之物。在传统意义上而言，蓝色象征着沉稳的女性气质，象征着博大胸怀、永不言弃的精神，象征着遥不可及，也象征着忧郁。从全诗的基调来看，“我将把你命名为蓝色/发酵，蒸馏/热至沸点，又夕光一样/浸入夜色冷却。”（《蓝色狂想曲》）品儿的“蓝色”略带忧郁，且兼具沉稳的女性气质，也为我们展示了诗人的心境。此诗从始至终都没有过大的起伏，更像一面湖水，波平如镜，恰是这种平静，更能将我们带入一种“无声无息”之中，而那“午后的一阵风”却激起了浪花，达到了“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效果。平凡之处见惊奇，谁能料想正是这种平静，才能更好地把我们带入想象之中。这种想象力，没有波澜壮阔，也没有宏大叙事，却拓展了想象力主体的宽度，成为世界的慧心，使“蓝色”趣味盎然，从而凸显“蓝色国度”的神秘性。

“我路过一栋建筑的时候/几个体态虚浮的男人正指点江山——/某某主任，位于这片建筑的最上层/我不由加快步伐/绕过一地言语的碎片/我不关心名字/再辉煌，百年后也不过是/石碑上一个符号/我只关心我手提着的一小兜/青菜和水果，是否被大肆捆绑销售了/农药超标激素残留等附加品/我不关心一栋建筑，被人为设置的层次/我只关心这个层次所辐射到的区域/建筑自生的阴影，所占的比例 ”（《名字》）这是一首颇具现实主义风格短诗，有很强烈的启示意义。诗中的叙事主体“我”冷眼观世界，对功名利禄泰然处之，更凸显出“我”对“与我无关”的事物的排斥与漠不关心，以日常诗语的方式，勾勒出一幅现实版的“冷眼旁观图”。口语式的表达，并赋予这些建筑物、建筑工地、男人、农药、菜等日常事物以反讽意义，以期达到唤醒麻木者的效果。柯勒律治曾经写道：“给日常事物以新奇的魅力，通过唤起人们对习惯的麻木性的注意，引导他去观察眼前世界的美丽和惊人的事物，以激起一种类似超自然的感觉；世界本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可是由于太熟悉和自私的牵挂的翳蔽，我们视若无睹、听若罔闻，虽有心灵，却对它既不感觉，也不理解。”[3]找到日常事物存在的意义，恰是现实主义所要关注的。人们在欣赏现实主义作品时不会产生理解的歧义和困惑，而艺术家必须最大限度地接近现实物本身，将生活场景逼真地呈现出来。诚然，这首诗是一件现实主义的艺术品，而艺术恰是一种特殊的符号。在这里刻在石碑上的名字、农药超标激素残留等附加品都是事物的能指，而体态丰腴所表达的背后隐喻以及刻在石碑上想要永恒的价值构成了符号的所指，诗中对照的现实世界的人或物构成了指涉物，正是符号的能指、所指和指涉物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实现了诗歌的艺术化处理，完成了符号的艺术转化。诗人以敏锐的眼光，用诗的语言，在日常生活中提炼出生活世界背后的隐喻，是一首现实主义佳作。

结语

批评家西渡指出：“语言的发生不是一种普通的实践行为，而是一种创造的行动。”[4]这句话运用在品儿的诗歌上，恰如其分。诗人通过运思的过程，正在创建那持存的东西，沿着林中路，不断地探寻一种属于自我属性的审美之路，从而获得诗意地栖居之所[5]。她陌生化的书写方式，虽然从阅读上拉开了与读者的距离，却从审美上推进了与诗人的关系，而个体化的时间意识，更是让其诗歌创造了一个异于他者的诗意空间。她风格迥异的想象力与个性化符号的艺术处理，完成了她个人诗歌写作上的突围。毋庸置疑，品儿诗歌的未来之路，会越来越宽。

参考文献：

[1][法]福柯 著.声名狼藉者的生活[M].汪民安 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213.

[2]李枫.诗人的神学——柯勒律治的浪漫主义思想[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128.

[3]刘月新.否定與批判——西方现代阅读理论的价值追求[J].国外文学，2003（03）：5.

[4]西渡.诗参与了世界的诞生[J].文艺争鸣，2019 （05）：149.

[5][德]海德格尔.荷尔德林与诗的本质[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