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宏伟 薄凡 崔莉

摘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是践行“两山”理念，破解保护与发展矛盾的重要议题。本文首先剖析了生态产品的形成机理和价值特性，区分了生态产品的市场价值和非市场价值。其次，基于（准）公共产品视角，探究了生态产品的供给方式;进而从生产、交换、消费、分配各环节上，探讨了各类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共性诉求，认为生态产品市场价值依赖于市场交易手段实现，生态产品非市场价值则通过附着在物质产品之上或生态补偿手段实现;在此基础上，从产权管理、价值核算、生态产业化运营和资本化运作、多元化生态补偿等方面提出生态产品实现机制和制度保障。最后，针对制约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现实障碍，以丽水生态补偿和南平生态银行为例，探讨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可行路径和改进方向。

关键词：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制度保障;资源-资产-资本;生态补偿

中图分类号：F06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9092（2020）04-0034-009

生态产品是我国由工业文明迈向生态文明的背景下提出的独创性概念。《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首次将空气、水源、气候等自然要素赋予“产品”属性，将“生态产品”与农产品、工业品和服务产品置于同等地位，为转变资源管理方式、协同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开辟了新视角。党的十九大报告基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提出“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满足人民对更高層次的美好生活需求。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要积极探索推广“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路径，选择具备条件的地区开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中进一步提出“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改革事项;同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指出“提升生态产品供给能力，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为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提供生态支撑”。围绕“生态产品供给和价值实现”的政策部署逐渐展开，成为平衡发展和保护的重要举措。然而，当前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中依然存在生态产品概念模糊、生态产品价值识别难、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途径不畅通等问题，有必要从理论层面深入探究生态产品价值构成和实现机制，结合已有实践总结经验、提炼模式，为深化生态产品认识、推动“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提供支撑。

一、生态产品的形成机理和价值特性

狭义的生态产品主要是延续2010年《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提法，将生态产品等同于具有生态系统功能的自然资源要素，作为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能够提供供给、调节、文化、支持等生态系统服务，产生生态效益。这类观点将生态产品视为投入要素，容易导致生态产品的利用停留在初级原材料开发阶段。广义的生态产品既包括自然资源要素，也包括资源经过产业化加工衍生出的产品。谷树忠等则抛开产品具体形态之辨，立足于生态系统功能，将“良好的生态系统以可持续的方式提供的满足人类直接物质消费和非物质消费的各类产出”统称为生态产品。国内学者对生态产品的内涵尚未达成共识，导致实践中生态产品的价值识别、价值核算和价值实现等环节上存在直接套用传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核算方法的问题，往往缺乏可行性和规范性。

生态产品是我国提出的独创性概念，与西方的自然资本、生态系统服务等概念有共通性，但区别在于生态产品突破了“唯经济论”和“唯生态论”，强调保护生态的基础上更好地获得经济收益，通过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来破解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因此，本文认为对生态产品的理解需要立足“生态属性”和“经济属性”，厘清生态产品边界，从生态产品的形成中发掘其价值构成（见图1），以便明确生态产品开发利用的功能定位，探究生态产品的分类实现路径。与一般经营性产品或纯自然公益性产品相比，生态产品的形成机理更为复杂、价值构成更具特殊性，给生态产品价值的核算与实现增添了难度。

第一，生态产品使用价值的多层次性，体现为生态产品既要满足人们的基本生存需求，又要满足更高层次更优品质的生态服务需求。自然资源要素及其衍生品能够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需求，因此具有使用价值，这是生态产品价值的前提和基础，因此价值较低甚至价值为负的废弃资源，需经过整合、修复、改造转变为能够满足人们生存发展需要的资源要素，即实现“资源化”。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质量提升和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良好的生态环境日益成为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组成部分，生态产品的开发和利用也要更加突出质量和效益，不断满足人民对健康食品、优质资源和优美环境等更高层次的需求。

第二，生态产品价值来源的复合性，体现为生态产品价值由“自然力”和人类劳动力共同作用形成。构成生态产品的资源要素来源于生态系统，其形成依赖于生态系统的循环和再生，是由生态系统的“自然力”本身所推动;基于需求导向，将天然资源要素辅以生产加工所形成的生态产品，由于生产过程中凝结着人类劳动，因而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人类劳动力投入既体现在对资源加工改造形成最终适应于人类需求的产品和服务，又体现为通过修复和保护生态系统，不断提升生态系统服务供给能力，增值生态资源。曾贤刚、虞慧怡、谢芳：《生态产品的概念、分类及其市场化供给机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年第2期。因此，生态产品的生产过程是系统综合的过程，虞慧怡、张林波、李岱青、杨春艳、高艳妮、宋婷、吴丰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国内外实践经验与启示》，《环境科学研究》，2020年第3期。也是技术推动下不断改进的复杂劳动过程。生态产品以满足人们多层次需求为导向，通过人工与自然相结合而形成;而天然的资源要素脱离于人类社会的发展需求而自然生长，没有经过有目的、有计划、合理有序的人工干预，不属于生态产品范畴;太阳能薄膜、节能灯具等生态友好型工业品的原材料尽管来源于自然界，但这类产品主要借助绿色技术或仿生技术手段形成，其价值增值不依赖于“自然力”，产品性能不依赖于生态系统功能，因此与生态产品有着本质区别。

第三，生态产品价值构成的多样性，体现为生态产品具有市场价值（经济价值）和非市场价值（生态价值）。生态产品的市场价值既包括直接获取的食品、水源等价值，还包括由生态产品提供的正外部性服务而产生的外溢价值。例如企业打造人工湿地污水处理系统，直接意图是净化污水，但间接成为一项景观，使当地居民从湿地周边环境中获得娱乐、审美等文化服务，这类服务可作为企业建造污水处理设施的一项副产品，增进了社会福利，间接产生了外溢价值，而企业未获得相应的收益补偿。生态资源要素作为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先于人类社会而存在，与人类是否使用资源无关，反映了固有的存在价值，随着生态环境破坏、资源短缺等问题凸显，尤其是非可再生资源的耗竭，构成生态产品的资源要素稀缺性凸显，资源自身的耗竭以及后代利益的损失需要得以补偿，这类稀缺性价值、遗产价值可归结为生态产品的非市场价值。对于生态产品的市场价值可通过市场交易实现，通常以物质产品和文化服务等形态存在;对于生态产品的非市场价值，则通常以生态调节服务的形态存在。

第四，生态产品价值量的动态性，体现为生态产品价值量随着生态环境条件的改变而增减。生态环境破坏普遍严重时，个别生态条件好的地区生态优势凸显，随着生态治理水平提升，各地区生态环境质量趋于均衡，原有的生态优势逐渐弱化，生态产品的稀缺性价值随之减少，转而寻求绿色技术创新等手段的应用，进一步提高生态产品存量和附加值。

第五，生態产品价值的空间差异性，体现为不同功能区的生态产品价值数量和形态各异。生态产品的开发依托于当地资源禀赋条件、经济发展阶段，类型和形式各不相同，开发力度、强度和重点都应与区域功能定位相适应，在遵循生态红线的基础上进行统一规划部署。各地生态产品的生产成本、需求水平差异，导致同种生态产品在不同区域间的价值数量和形态有别。

综上，本文从生态产品的形成机理出发，将生态产品界定为以生态系统功能为基础，由自然力和人类劳动共同作用形成，满足人们多层次需求的最终产品和服务;在存在形态上包括经过人工修复、保护和提升的自然要素，以及由生态产业化形成的经营性产品。相应的，生态产品价值可以分为优先生态保护、需要予以补偿的非市场价值（生态价值）和可供交易的市场价值（经济价值）。

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理论机制

本文立足于生态产品的市场价值和非市场价值构成，分别探究生态产品的供给方式和价值实现路径;从生产、交换、消费、分配等社会经济运行的基本环节着手，剖析每个环节上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关键点和难点，总结其在管理中的共性诉求，为构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理论机制提供依据。

（一）基于公共产品理论的生态产品供给方式

由于生态产品形态多样、价值构成复杂，因此，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需要依据存在形态和产品属性加以分类（见表1）。

首先，纯公共产品属性的生态产品，优先生态系统功能保护，以政府供给为主。在加以保护、修复、改造的生态系统中经过人工干预的自然要素，例如自然保护区、人造湿地、城市开放式绿色空间等，大多呈现受益上的非排他性和消费上的非竞争性，是具有公益性质的纯公共物品，应当以生态保护优先，强化政府引导和监管，主要通过多元生态补偿实现生态价值保值增值。

其次，私人产品属性的生态产品，由企业和社会资本供给为主，强调通过激励性政策充分发挥生态产品的正外部性，实现生态产品价值增值。对于产权归属明确的私人产品，通常生产和消费对象、供给主体、收益分配主体明晰，例如农户或企业私有的绿色农产品，产权明晰、价值可量化，生产过程具有清洁、循环等特点，因此私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关键是在产品形式、产品质量和交易方式等方面不断推陈出新，提高产品附加值，从而能以更高的市场交易价格充分实现产品价值。

最后，介于上述二者之间的准公共产品，强调纳入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协商共识手段，寻求共识利益最大化。公共林地、水域等随着享有人数增多、拥挤程度增加，呈现出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征，这类共有资源通常也是免费使用;当公园、社区花园为特定范围内的居民提供服务，一经收费便成为一种具有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俱乐部产品。由于这两类生态产品涉及利益主体广泛，因此强调多方参与、混合手段下的协同治理、协商共识，寻求利益最大公约数。对于这类生态产品，可参照近年公共基础项目运行中流行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政府与私人企业或非盈利部门围绕生态产品供给形成共享利益、共担风险的合作关系，具体可选择合同外包、特许经营或赋予私人部门在经营期间所有权等灵活多样的形式，吸引符合资质条件的社会资本参与重大生态系统修复工程、自然资源深加工等生态产业项目的建设、运营和管理。例如，威海市通过“一体规划、一体实施、一体见效”，优化调整修复区域国土空间规划，明晰修复区域产权，引入社会主体投资，持续开展矿坑生态修复和后续产业建设，把矿坑废墟转变为生态良好的5A级华夏城景区，带动了周边区域发展和资源溢价，实现了生态、经济、社会等综合效益。

（二）社会经济运行环节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共性诉求

生态产品市场价值的实现依赖于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引导供求匹配，主要通过生态产业化方式，以有形产品交易市场和虚拟交易市场为载体，在确保生态产品生态价值保值的前提下，实现生态产品经济价值最大化。生态产品非市场价值实现的根本目的是生态价值的保值增值，表现为资源存量不减少、生态系统结构完整、功能不断提高，通常是通过生态补偿手段或是将非市场价值附着在其他物质产品上实现。

在生产环节上，需要综合考虑生态产品的生产方式、供给主体，以及保护与开发的权衡。生态产品供给的基本前提是“摸清资源家底”，明确生态红线边界和资源环境承载力条件，以生态规律为指导，统筹规划生态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对于适合交易的有形产品或无形服务的供给，引入技术、资金和管理等，盘活优质生态资源，发挥资源集聚效应，通过绿色技术创新，建立集约型生产方式，实现生态产品的多样化和高附加值供给。对于不适于交易的生态产品，强调合理的保护和修复，维护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完整性，通过集约型、精细化保护，发挥好生态系统调节和生物多样性支持等服务。

在交换环节上，涉及可供交易的生态产品定价问题和市场供求对接问题。价值决定价格，因此生态产品市场价格的形成应以价值核算为依据，充分考虑蕴含在生态产品中的物化劳动和自然力，在核算中纳入附着在物质产品之上的生态价值。以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结果为阈值，通过农户、村集体和厂商议价、买方竞价等手段，确保多方市场主体参与，形成合理反映供求关系的市场价格。交易行为的发生则依赖于资源资产化、资本化渠道，搭建商品交易、服務交易和虚拟交易等市场，并借助智慧信息技术手段实现信息公开化，促进市场供求对接。

在分配环节上，旨在推动生态产品收益分配公平、激励有效和持续增长。从扩大再生产的角度，通过生态产品价值变现和价值增值，实现生态产品保护和开发的再投入、再生产、持续维护和监管，通过长期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来抵补短期经济利益的损失。从公平分配原则的角度，多劳多得激励更多社会资本投向生态产品供给，同时以共同基金、政策倾斜、税收优惠、直接补贴和智力帮扶等生态补偿方式，平衡区际、代际、个人与集体间的利益，明确生态产品的成本分担和收益共享。

在消费环节上，立足于生态产品使用价值的多层次性，以优质产品和服务引导需求、创造需求。综合运用认证标识、税收、补贴和宣传教育等激励和约束手段引导需求，使消费者在消费选择中充分认识到生态环境成本的负外部性，引导公众自觉养成节约、理性、绿色消费理念;创新生态产品形式、提高生态产品品质，使公众形成绿色、安全、高品质的生态环境需求偏好，进而倒逼生态产品生产方式逐步向集约型、高附加值、高效率、低成本转变。

（三）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和制度保障

生态产品的生产、交换、分配环节的起点在于产权管理，围绕产权主体明晰、放活使用权和经营权，优化公共产权资源的保护、运营和分配，难点在于准公共产品的供给和管理。生态产品市场交易价格形成、收益分配和生态补偿均需要以价值核算为科学依据。生态产品的市场价值根据不同的产品形态，可分为生态产业化经营方式和资本化运作方式两类实现方式，前者依赖于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和管理，后者依赖于绿色金融支持。而生态产品的非市场价值在实践中通常以功能性服务的形态呈现，可通过附着在物质产品上以交易形式实现，比如自然风景区生态旅游开发，所提供的文化服务与景区建设和维护紧密相连，其价值可反映为门票形式的服务付费。对于短期内难以量化价值，或不适用于交易手段的非市场价值，则依赖于生态补偿手段弥补资源环境开发的负外部性，以及通过价值转移实现生态产品收益分配公平。

1.完善以产权约束为基础的管理体制。201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整体架构下自然资源部成立，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将从顶层设计上推动资源实物管理走向资产管理，解决资源所有者不到位的问题，促进资源产权的市场化配置和有偿使用，为生态产品的市场化运营和综合性生态补偿带来契机。资源资产化是将产权管理方法应用于资源相关研究和开发领域，使资源具有产权归属，按照经济规律进行投入产出管理，为人们带来预期收益，张文明、张孝德：《生态资源资本化：一个框架性阐述》，《改革》，2019年第1期。从这一角度来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实质上等同于打通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本的转化通道，充分实现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

围绕资源产权的市场化配置和有偿使用，建立以产权约束为基础的管理体制包含三个层次：一是摸清资源的自然状况和权属状况，落实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制度。通过梳理资源环境“一张图”“一张表”数据系统，厘清各类自然资源之间、各类产权主体之间的产权边界，避免因产权主体不清、不到位造成“公地悲剧”，从最前端为资源环境保护奠定坚实基础。二是以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主体国有为前提，扩权赋能。对于可清晰界定产权的资源要素，进一步根据产权分离思想，推行自然资源所有权、经营权、承包权等权利分置运行，靳乐山：《健全市场化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政策着力点》，《中国环境报》，2019年6月6日第3版。建立可交易的资源要素产权制度，一方面以出租、抵押、转让和入股等方式促进资源使用权流转，另一方面使经济主体在竞争的前提下有偿使用资源资产经营权。三是健全相关法律制度体系，明确细化所有权人和使用权人保护自然资源的义务和责任，按照谁修复、谁受益原则，赋予一定期限内享有自然资源资产使用权的主体得到合理收益，克服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负外部性问题。

2.健全生态产品价值评估体系。当前生态产品价值评估主要参照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方法，比如联合国统计署编制的“环境经济核算体系试验性生态系统核算”（SEEA-EEA）、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提出的“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经济学”（TEEB）研究方法以及中国科学家提出的用来评价自然对人类福祉贡献的指标“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Gross Ecosystem Product），这些评价方法在不少地区得以应用，仍有必要结合理论创新与实践需求作进一步改进：一是尽管这类方法强调了生态产品有价值，但以效用价值论为基石，难以厘清生态产品的价值来源，在融合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等理论问题上仍有待深入研究和创新。二是在价值核算的同时，应注重运用智慧信息手段，完善自然资源基础数据监测体系，加快制定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统一编制方法和标准，兼顾实物量评估和价值量核算，及时反映生态产品流量和生态资产存量类型、数量和质量的变化，为开展资源资产定价、审计、监管等提供依据。

3.建立生态产业化运营体系和资本交易市场体系。自然要素及其组成的生态系统是一个存量概念，通过自我组织和自我修复、人为修复、投入再生产等方式实现增值，因此具备成为资本的属性。资源资产化为资源进入市场交换提供了可能，高吉喜、李慧敏、田美荣：《生态资产资本化概念及意义解析》，《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2016年第1期。将资产进一步转变为资本，实质是通过资产产权的市场配置形成长期收益，当前可行的交易模式有两类：

第一类以对接市场需求为导向推进生态产业化经营。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会议上指出“要加快建立健全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其中生态产业化是指按照产业发展规律推动生态资源开发与建设 ，将生态资源对接市场需求，将自然资本对接产业资本，通过市场化手段实现生态资源保值增值。例如围绕温泉资源开发康养旅游业、由竹木资源延伸竹产品加工业等，需要以政府牵头或引入社会投资方等形式组建生态产品经营主体 ，依托生态资源升级传统产业、开发新型产业，延伸产业链、提高资源附加值，充实实体经济。

第二类依托绿色金融创建生态产品资本交易市场。鼓励各类金融机构根据生态产品开发项目的发展需求和风险等级创新金融产品，引入证券化、股权投资、抵质押贷款、保险等金融创新活跃生态产品市场交易，推动自然资本转化为金融资本，进一步促进自然资本产业化运作。利用金融工具创新生态产品虚拟交易市场，例如森林碳汇、耕地碳汇、湿地碳汇和海洋碳汇等也可被视为一项生态产品，本身源自生态系统，具有吸收二氧化碳调节气候的功能，经过人力开发形成碳汇项目，可通过开展现货、期货等形式交易碳排放指标，在促进减排的同时拓宽资源管理的收益。例如，南平市顺昌县成功策划并交易全省第一笔林业碳汇项目首期1555万吨碳汇量成交金额2883万元，自主策划、设计、计量、监测和实施全省第一个竹林经营碳汇项目34万亩。

4.多元化生态补偿制度更加强调激励导向，实现生态产品非市场价值。生态产品市场化不仅意味着直接进入市场交易，还需要借助市场化手段实行生态补偿，这是因为部分生态产品价值难以通过市场交易体系实现，主要存在三类情况：一是生态产品公共物品和跨区域性等属性，导致部分生态产品无法清晰界定产权，从而使生态产品的供给和利益分配等受到阻碍;二是生态产品具有外溢价值，生态产品提供的正外部性服务并未在市场交易中直接体现;三是生态产品固有的存在价值、遗产价值和稀缺性价值等需要得到系统的保护，不适宜作为商品进行交易。实践中生态补偿的范畴可分为：以“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将生态保护的外部性内部化，包括承担生态修复责任、支付环境损害赔偿;沈满洪：《生态补偿机制建设的八大趋势》，《中国环境管理》，2017年第3期。以货币型或政策型等方式为生态产品的供给提供正向激励;为维护生态系统功能完整而对短期经济利益损失的补偿。鉴于生态产品开发的成本和收益具有不确定性、周期长、技术含量高等特点，因此更应强调激励性的生态补偿，引导更多利益相关者和社会资本参与到生态产品的供给和交易中。

当前，我国生态保护补偿以财政補贴、转移支付等庇古型生态补偿为主，聂宾汗、靳利飞：《关于我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的思考》，《中国国土资源经济》，2019年第7期。补偿方式单一、渠道狭窄，限制了生态补偿的实施范围和执行力度，有必要向市场配置为主体的生态补偿体系过渡。政府主导下的生态补偿亦可加强市场工具的利用，例如将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核算共同纳入转移支付金额、将生态补偿基金与产业转型基金等统筹用于引导产业转型。徐丽媛：《生态补偿中政府与市场有效融合的理论与法制架构》，《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同时，创新生态补偿的市场化手段，例如通过金融工具创新推动排污权交易市场、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发展，达到减排有收益的目的。

三、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困境与破解

现阶段我国生态产品市场价值实现较为滞后，生态价值也难以及时得到保值增值，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源资产化、资本化转化通道不畅通，生态补偿手段单一，生态产品市场化运作机制尚不健全，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个环节依然存在障碍。

（一）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主要困境

在生产环节上，生态产品形成的基础是优质资源和功能完善的生态系统，但我国目前仍存在资源质量低下、约束性凸显等问题。生态破坏严重，污染防治和生态治理仍是当前发展瓶颈。产权分散、界定模糊等问题普遍存在，不利于实施规模化生产经营。普遍存在的碎片化资源难以聚合，资源分散、权属复杂等问题导致山水林田湖草等自然资源缺乏系统性保护与利用，无法发挥其规模效益，也导致生态产品供给动力不足，生态产品类型单一，部分地区依然停留在原材料售卖阶段，链条式、系统性开发项目较少。

在交换环节上，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标准的缺失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价值量化。由于自然资源的科学的评估定价体系尚未完成，无法将山水林田湖草等作为共同体来系统考虑其价值，没有体现出自然资源的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而大多数生态产品具有投资收益周期长、高风险的特点，导致要素流入门槛较高，资本、人才支撑不足，难以形成有效的交易市场。

在分配环节上，由产权不清晰导致利益分配的公平与透明饱受争议，反之造成生态产品供给激励缺失，无法形成长期稳定的开发项目。生态利益与经济利益的冲突未能得到充分解决，比如商品林划转为生态林后林农利益受损，单一依靠政府为维护生态系统功能付费难以持续。

在消费环节上，区域间居民消费意愿差异较大，人均收入相对较高的地区，居民对生态产品支付意愿较高，生态产品成为“必需品”;欠发达地区基本物质条件尚未得到满足，生态产品如同“奢侈品”，本地市场潜力较小，有待通过需求引导和监管、区际联动和帮扶等形式扩大市场。当前，供求信息不对称也是生态产品交易的一大障碍，人们的生态产品需求日益提高，而生态资源限于地理位置、资金和技术等因素未能被发掘成为生态产品。

近年，包括福建和浙江等省在内，各地的探索取得了积极成效。结合生态产品的特征，从“三资”转化、产权改革、基于GEP的评价与考核以及多元化生态补偿等角度都有许多值得继续探索和实践的空间。

（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创新实践

1.浙江省丽水市以GEP为依据推动多元生态补偿。浙江省丽水市根据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方案中提出的探索“政府采购生态产品机制”，在景宁县通过制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对年度GEP增量较大的乡镇予以生态增值奖励付费。GEP核算报告结果显示，2018年景宁县大均乡GEP约为1788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094亿元，GDP与GEP实现了双增长，意味着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协同并进。按照年度GEP增量的2%计算，大均乡获得了188万元的生态奖励金，这也成为全国首笔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专项资金。

与之前的生态补偿相比，大均乡案例的进步之处在于以下几点：第一，付费金额更有据可依。以往纵向补偿标准通常是中央政府和地方确定，横向补偿标准通常是地方政府之间协商确定，可谓是“拍脑袋”式。大均乡以GEP增量作为政府付费标准，不仅使“向谁付费”有据可依，还使得“付多少费”有据可依。第二，付费目标更综合。以往付费补偿和补偿成效考核目标通常是单一的或是以环境因子为导向的，比如“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是以草地生态系统为付费补偿的目标，“重点生态功能区”保护成效以EI（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dex，生态环境指数）为指标进行考核，均有偏离生态补偿本质目的“保护生态系统服务”的嫌疑。大均乡案例中的付费标准GEP增量，是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产出的综合性指标，更符合生态补偿的本质目标。第三，付费效率更高效。以往补偿对象范围广泛缺乏目标性、补偿资金用途范围广泛缺乏针对性、补偿金额缺少差异性使补偿的资金使用效率低下。丽水市向大均乡拨付的生态奖励基金以GEP增量作为付费标准，可以使接受付费的对象目标更为精准，体现“向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供给者付费”;不同地区间GEP增量的差异可以使补偿金额体现差异性，“生态系统服务供给多的地方可以得到更多的付费”，从而发挥激励作用，将这部分奖励基金用于与生态保护相关的建设使资金用途更明确，可以提高付费资金使用效率。第四，撬动了社会力量的参与。大均乡通过建立“两山公司”，盘活社会力量，吸引更多资金、科技力量参加。根据GEP增量确定政府付费标准可以使民众切实意识到“绿水青山”是可以被核算成“金山银山”的，还可以通过良好的保护和发展使其转化成“金山银山”，调动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积极性。

2.福建南平“生态银行”探索资源资产化资本化路径。福建省南平市素有“福建粮仓”“南方林海”之称，虽然自然资源丰富、生态价值丰厚，但其生态优势难以有效转化为经济优势，是典型的资源富集欠发达地区。从2018年起，南平市创新实施“生态银行”方案，为促进生态资源资本化搭建起中介平台，在产权流转、融资、市场化运营、政府与市场边界等方面做出探索，是通过市场化机制使生态产品价值得以实现的有益探索。

生态银行是自然资源资产运营管理平台，借鉴商业银行分散化输入和集中式输出的特征，搭建起围绕自然资源进行管理整合、转换提升、市场化交易和可持续运营的平台，将碎片化生态资源进行集中化收储和规模化整治，转换成集中连片优质高效的资产包，并导入绿色产业，委托专业有实力的运营商进行运营，从而将资源转变成资产和资本。

在供给环节，生态银行提供评估、收储和策划等多元化服务，实现资源规模化、精细化管理。一是资源精细化管理和价值核算，生态银行下设的大数据中心通过构建智能化管理信息系统，全面整合国土、林业、水利、农业等部门自然资源数据，通过分类设计、分层处理，形成南平市国有自然资源“一张图”，系统掌握资源分布和土地利用状况等信息，在此基础上资产评估中心聘请有资质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开展资源资产价值核算，为生态产品项目开发、定价和相关补偿提供依据。二是流转储备，放活资源经营权、收益权，使得水、森林、茶叶、土地等碎片化生态资源，经过转让、租赁、托管和股权合作等方式，按区域或行业打包进入生态银行集中管理，形成规模化资产包。三是项目规划，整合现有各类空间规划和管制要素，形成自然生态空间用途管制规则，立足于要素禀赋优势、农户意愿和区域发展整体规划，策划一批产业链带动性强、投资回报率高的生态产品开发项目。

在交换环节，生态银行创建产权交易平台，将资源、资产进行合规性处理，进而对接资本市场，发展现代农业、旅游、健康养生、文化创意、生物技术等高附加值产业。生态银行运营平台公司、专业评估机构联合作业，采取政策定价、评估定价、谈判定价等方式，初步对资源资产进行定价。进一步通过公开竞争方式，以股权合作、特许经营、委托运营、租赁、转让等方式选择具有资质的专业化开发运营商，引入资金、人员、管理和渠道，加强生态修复和保护、创新生态产品设计、确立交易规则，形成长期持续经营模式。同时拓宽融资渠道，成立融资担保公司，为企业提供低息贷款，政府与金融机构共同出资设立产业基金，撬动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产品运营，实现生态资本保值增值。

在分配环节，生态银行以政府信用或集体信用为保障，通过融资担保机构、风险防控中心，使资源所有者在生态产品开发运营过程获得合理回报的同时，降低产业项目落地的商务成本、信用风险。基于资源产权明晰的基础上，农民、合作社、国有农场（林场）通过生态资源股份合作、租赁、托管等方式参与生态产品生产经营活动，按股分利、按租获息，获得资产性收入;围绕生态产品开发形成的产业也为当地提供新的就业岗位，增加农民收入。

在消费环节，生态银行作为集资源存量和价值、生态产品种类、自然生态空间规划管制和区域发展战略等于一体的信息平台，为招商引资、供求匹配提供了纽带，以巨大的生态产品价值潜力吸引社会资本流入、引导社会大众绿色消费行为。

南平市生态银行案例的进步之处在于：第一，市场化平台创设：通过政府授信、金融机构、生态企业等多主体合作共同成立生态银行平台，作为生态资源资产运用管理平台，形成了市场化的生态资源转化平台。第二，理清自然资源账本：在生态系统价值核算试点经验基础上，确定了生态产品定价模式，将核算范围推向全市，构建符合典型山区生态系统特点的生态资产实物量账户、生态系统服务实物量账户和价值量账户，分级分类进行评估。第三，生态资源产业化变现：生态银行通过系统集成的方式，将分散化资源的资格权、经营权和使用权集中化流转到平台公司，进而转换成资源资产包，发挥了生态资产的规模效应，实现生态资源产业化变现。第四，生态系统整体化经营：生态银行推动生态资源全域化整合，提供了生态系统整体经营的方案，通过产业、技术、人才、项目导入，高效推动生态系统保值增值以及生态价值转化。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一个理论性和实践性极强的课题。依据产品属性、价值类型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才能更好地明确生态产品开发利用的重点领域和功能定位。随着各地生态产品开发实践案例的涌现，需要及时总结经验、提炼模式，防止无限放大生态产品的范畴，把握好生态产品统筹保护与发展的要义。从制度保障层面来说：一是突出国土空间规划目标导向，引导非红线区域生态产品的合理开发，形成多层次、系统性生态产品供给空间体系;二是完善自然资源资产价值评估标准，加强生态产品认证标准体系建设，提高生态产品附加值;三是健全自然资源产权制度，在资源利用负外部性管制的同时，强化对生态产品供给的激励;四是对于大多数（准）公共产品属性的生态产品，将达到基本公共生态服务要求作为底线，基本水平以上的部分综合运用政府财政补偿和充分引入市场化机制，對市场主体进行补偿。

（责任编辑：张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