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海洋,陈朝隆

(华南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广东 广州510631)

0 引言

新时代城市群力图构建一个扁平化、多节点、开放式的城市网络结构,不仅强调网络的密度和厚度,还更注重提高网络的强度、质量、城市群和产业圈的集聚和扩散能力。因此,城市群特征必然表现为“多圈、多核、叠合、共生”的“大都市区”。“一带一路”建设为开拓入境旅游市场创造了新的平台、渠道和机遇[1]。入境旅游发展显然已成为衡量城市网络整体开放度与深度的关键行业要素,也是各战略节点对外扩散和对内集聚能力的重要因素[2]。因此,单个景点或单个城市早已不是未来旅游发展的空间尺度与方向,多旅游中心的城市群共生才是扩大城市和区域旅游对外开放水平的发展方向。作为中国对外开放水平最高的区域之一,粤港澳大湾区在国内入境旅游发展中占据极高地位。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发布,入境旅游不但是带动大湾区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和休闲湾区的引擎,而且是其向世界推介形象的重要渠道,这将成为粤港澳三地合作的重点之一[3]。

国外旅游学界重点从经济视角探讨入境旅游。Tosun指出入境旅游在地区经济的重要地位[4],Ki m检验了经济增长与入境旅游的相互作用[5],另外,对入境旅游政策[6]和移民[7]方面的研究数量也在增多。国内学者利用多种定量模型综合探讨入境旅游区域差异的时空分布特征与演化影响因素[8-10],还有从入境旅游对区域收入的影响[11]、入境旅游市场规模结构[12]与影响因素[13]、入境旅游流网络结构[14]与影响因素[15]等方面进行研究,且越来越多学者开始利用Narayan提出的入境旅游客源市场收敛假说,进行中国实验[16-17]。另外,对入境旅游发展效率[18-19]、入境旅游周期性波动演变特征[20]的研究数量也开始增多。在选取数据指标时,众多学者多采用旅游流量来研究入境旅游[21],主要是入境旅游人数[22]和旅游外汇收入[23]等。

与此同时,共生理论在旅游研究领域的应用为进一步探讨区域入境旅游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路。钟俊最早探讨旅游共生理论体系,认为旅游地通过合作可以实现基础共建、优势共创和网络互补[24]。这也使得国内学者开始思考共生理论对于区域旅游合作的指导作用,如吴泓认为旅游共生并不排斥竞争与合作的同时存在,“一体化对称互惠共生”是区域旅游竞合的理想共生模式[25];唐仲霞等引入共生理论分析青海和西藏两地区近十年的共生关系[26],并从共生条件和入境旅游流空间转移等方面,论证跨区域旅游合作的可行性[27-28],强调对历时性数据进行关系演变研究的重要性,以及收集访谈数据、统计数据等多源数据,并利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方法来探讨旅游共生关系[29]。此外,陆相林借鉴朱俊成对区域共生理论与实证的探讨[30],从能级、对外关联和外向功能三大视角获取截面数据进行定量分析,探讨京津冀城市旅游的多中心共生关系[31];孙振杰通过获取历时性数据定量分析京津冀旅游共生关系的协调演化过程[32];另外也有学者以长三角城市群[33]和兰西城市群[34]等为案例进行分析。

综上所述,区域入境旅游共生关系研究强调区域内不同共生单元组成的入境旅游共生体在一定时间范围内的纵向发展脉络,总结阶段性旅游特征,定位入境旅游共生体所处发展阶段,寻求区域旅游竞合发展规律并预测未来发展走势,以此指导区域入境旅游发展。因此,对粤港澳大湾区入境旅游共生体的纵向发展脉络进行探讨需要提上日程,以便更好掌握其阶段性特征与规律,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合理的建议。本文利用共生理论中的共生度模型,选取入境旅游人数和旅游外汇收入等核心指标分析粤港澳大湾区入境旅游共生关系的纵向演替过程,探究粤港澳三地入境旅游相互作用的演变特征,有助于反映以城市群为代表的区域旅游共生发展的总体水平和协同发展方向,加强对粤港澳大湾区三地入境旅游互动合作发展方向的认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旅游共生发展。

1 研究区域概况

粤港澳大湾区位于中国大陆最南部,是我国对外开放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包括香港、澳门和珠三角的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以下将珠三角9市统称为粤)。2018年末总人口已超7000万人,约占全国人口总规模的5%。2018年GDP总值接近11万亿元,占全国GDP总量的比例已超过11%。随着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开通,以及港珠澳大桥的投入使用,三地的旅游经济联系、互动将更加紧密、频繁。香港凭借其完善的交通运输体系、优质的餐饮及酒店服务、独特的文化、宽松适度的入境政策、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浓厚的旅游业综合发展意识,成为国际上重要的休闲旅游目的地。澳门自回归祖国后,旅游业呈现高速发展趋势,成为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国际著名旅游目的地。珠三角9市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其旅游总收入、旅游外汇收入、接待外国过夜游客人数等指标的比重占整个广东省的90%以上,尤其是在入境旅游方面表现极佳。如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这为该地入境旅游走向深度融合提供了较好的政策环境。因此,基于先天的旅游禀赋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长久联系,粤港澳合作不断深化,在休闲旅游等领域合作成效显著,正在形成多层次、全方位的合作格局。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共生度模型

共生度分析是共生理论研究的基本方法。根据质参量兼容原理,共生度测算的前提是质参量之间存在联系,在此基础上才可以探讨共生单元之间的关系。共生度的大小和性质决定共生关系的程度和性质,直接反映共生系统的本质和发展规律[35]78。因此,可先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进行判别,证明质参量存在相关关系,再用共生度模型对不同质参量下的旅游共生关系进行检验与结果分析。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以粤、香港、澳门作为共生单元,三地间两两组合作为一个旅游共生体,选取入境旅游人数、旅游外汇收入两主质参量,探讨三大入境旅游共生体在历时性数据上的纵向演替特征与规律。

2.1.1 共生度

共生度是探讨一个旅游共生体中两个共生单元在质参量的变动关联程度,反映两个共生单元间质参量能量相互影响的程度大小[35]12。假设存在共生单元X和共生单元Y,质参量分别为Zx和和分别为共生单元X和Y的质参量的变化量。则定义两共生单元的共生度为:δxy表示共生单元X和Y组成的旅游共生体的共生度,是共生单元X的质参量Zx的变化率所引起的共生单元Y的质参量Zy的变化率。当Zx与Zy分别是共生单元X和Y的主质参量时,即指共生单元X和Y之间最具有决定性和主导作用的共生特征的质参量,则表示共生单元X和Y的特征共生度,反映了共生单元间在主质参量上的共生关系。

2.1.2 共生系数

共生系数衡量的是一个旅游共生体中两个共生单元之间相互影响的程度[36]12。定义共生单元X和共生单元Y的主质参量共生系数分别为和,即每个共生单元特征共生度的绝对值分别与两个共生单元特征共生度绝对值之和的比例关系。

2.2 数据来源

考虑到共生度模型要选取共生单元之间最具有代表性、在共生关系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主质参量进行研究的特征,以及为保证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和严谨性,故筛选出粤、香港、澳门三地的入境旅游人数①、旅游外汇收入②等特征主质参量指标进行测算。数据来源于2001-2019年《广东统计年鉴》、2001-2018年《香港旅游业统计》《澳门旅游统计》。

3 数据检验结果与分析

将粤港澳大湾区三地在2001-2018年的入境旅游人数和旅游外汇收入等数据输入SPSS24.0 作Pearson 相关分析,结果初步表明:粤、香港、澳门三大共生单元分别在入境旅游人数、旅游外汇收入两主质参量的相关系数R为0.964、0.938、0.966和0.966、0.915、0.901,说明三大入境旅游共生体在两主质参量中呈高度正相关。因此可知,主质参量兼容,各旅游共生单元可以相互表达,存在着明显的共生关系,满足建立粤、香港和澳门之间共生关系定量分析的前提。

3.1 入境旅游共生关系的纵向演替过程与特征

本研究将共生度用于粤、香港和澳门的区域旅游中两两组合的共生关系检验,定义如下:利用主质参量即相关分析得到的入境旅游人数和旅游外汇收入这两个高相关度变量进行共生度检验。a、b、c分别表示粤、香港和澳门的三大共生单元,ab、ac和bc分别表示粤港、粤澳和港澳分别两两组成的入境旅游共生体。根据公式(2)得到三大旅游共生体在2001-2018年的入境旅游人数与旅游外汇收入特征共生度,根据公式(3)得到三大入境旅游共生体在2001-2018年的入境旅游人数与旅游外汇收入共生系数。

3.1.1 入境旅游共生度纵向演替过程与特征

(1)整体特征

由表1 和 表2 可 知:2001-2018年 粤港、粤澳和港澳三大入境旅游共生体在入境旅游人数、旅游外汇收入上的平均特征共生度均大于0但互不相等,皆处于正向非对称共生关系。在入境旅游人数平均特征共生度大小方面,粤对香港远大于香港对粤,粤对澳门略小于澳门对粤,香港对澳门略大于澳门对香港。在旅游外汇收入平均特征共生度大小方面,粤对香港远远小于香港对粤,粤对澳门远小于澳门对粤,香港对澳门略大于澳门对香港。

表1 粤港澳大湾区入境旅游人数共生度

表2 粤港澳大湾区旅游外汇收入共生度

(2)入境旅游人数特征共生度纵向演替过程与特征

据图1所示,分析近20年来三大入境旅游共生体在入境旅游人数特征共生度上关系的演变可知:①历年来粤港入境旅游共生体的特征共生度相继呈现正向非对称共生(2001-2008 年)-反向非对称共生(2009年)-正向非对称共生(2010-2012年)-反向非对称共生(2013-2016年)-正向非对称共生(2017-2018年)的演替;②历年来粤澳入境旅游共生体的特征共生度相继呈现正向非对称共生(2001-2007年)-反向非对称共生(2008-2009年)-正向非对称共生(2010-2012年)-反向非对称共生(2013-2015年)-正向非对称共生(2016-2018年)的演替;③历年来港澳入境旅游共生体特征共生度相继呈现正向非对称共生(2001-2007年)-反向非对称共生(2008年)-正向非对称共生(2009-2015年)-反向非对称共生(2016 年)-正向非对称共生(2017-2018年)的演替。港澳的正向非对称共生状态间隔期在7年左右,说明香港与澳门入境旅游人数主质参量的共生关系演变有明显规律性。

(3)旅游外汇收入特征共生度纵向演替过程与特征

据图2所示,分析近20年来三大入境旅游共生体在旅游外汇收入特征共生度上关系的演变可知:①历年来粤港入境旅游共生体的特征共生度相继呈现反向非对称共生(2001年)-正向非对称共生(2002-2007年)-反向非对称共生(2008-2009年)-正向非对称共生(2010-2014年)-反向非对称共生(2015-2016年)-正向非对称共生(2017-2018年)的演替;②历年来粤澳入境旅游共生体的特征共生度相继呈现正向非对称共生(2001-2002年)-反向非对称共生(2003年)-正向非对称共生(2004-2008年)-反向非对称共生(2009年)-正向非对称共生(2010-2014年)-反向非对称共生(2015年)-正向非对称共生(2016-2018年)的演替;③历年来港澳入境旅游共生体的特征共生度相继呈现反向非对称共生(2001年)-正向非对称共生(2002年)-反向非对称共生(2003年)-正向非对称共生(2004-2007年)-反向非对称共生(2008年)-正向非对称共生(2009-2015年)-反向非对称共生(2016 年)-正向非对称共生(2017-2018年)的演替。

图1 粤港澳三大入境旅游共生体入境旅游人数特征共生度纵向演替过程

图2 粤港澳三大入境旅游共生体旅游外汇收入特征共生度纵向演替过程

3.1.2 入境旅游共生系数纵向演替过程与特征

对粤港澳大湾区2001-2018年三大入境旅游共生体特征共生度的分析结果经过公式(3)和(4)的分析计算,得到三大入境旅游共生体的共生系数(见表3、表4)。

(1)整体特征

由 表3 和 表4 可 知,2001-2018 年 粤港、粤澳和港澳三大入境旅游共生体在入境旅游人数、旅游外汇收入上的共生系数平均值之和符合为“1”的原则。①在入境旅游人数共生系数平均值大小方面,粤对香港的影响基本等于香港对粤的影响,两地之间的相互影响基本相同,处于互惠平衡的共生;粤对澳门的影响略小于澳门对粤的影响,处于互惠于澳门的共生;香港对澳门的影响略小于澳门对香港的影响,处于互惠于澳门的共生。②在旅游外汇收入共生系数平均值大小方面,粤对香港的影响略大于香港对粤的影响,处于互惠于粤的共生;粤对澳门的影响小于澳门对粤的影响,处于互惠于澳门的共生;香港对澳门的影响小于澳门对香港的影响,处于互惠于澳门的共生。

表3 粤港澳大湾区入境旅游人数共生系数

表4 粤港澳大湾区旅游外汇收入共生系数

(2)入境旅游人数共生系数纵向演替过程与特征

如图3所示,分析近20年来三大入境旅游共生体在入境旅游人数共生系数上的演变可知:①历年来粤港入境旅游共生体相继呈现交替互惠(2001-2004年)-互惠于粤(2005-2009年)-互惠于香港(2010-2015年)-互惠于粤(2016年)-互惠于香港(2017-2018 年)的 演 替,两 地 在2012 年 的相互影响程度最为相近;②历年来粤澳入境旅游共生体相继呈现互惠于澳门(2001-2002年)-互惠于粤(2003年)-互惠于澳门(2004年)-互惠于粤(2005年)-互惠于澳门(2006-2008年)-互惠于粤(2009年)-互惠于澳门(2010-2011年)-互惠于粤(2012年)-互惠于澳门(2013-2014年)-互惠于粤(2015-2016年)-互惠于澳门(2017-2018 年)的 演 替,两 地 在2010 年 的相互影响程度最为相近;③历年来港澳入境旅游共生体相继呈现互惠于澳门(2001 年)-互惠于香港(2002-2004年)-互惠于澳门(2005-2008 年)-互惠于香港(2009-2015年)-互惠于澳门(2016-2018年)的演替,两地在2005年相互影响程度最为相近。(3)旅游外汇收入共生系数纵向演替过程与特征

图3 粤港澳三大入境旅游共生体入境旅游人数共生系数纵向演替过程

如图4所示,分析近20年来三大入境旅游共生体在旅游外汇收入共生系数上的演变可知:①历年来粤港入境旅游共生体相继呈现互惠于粤(2001 年)-互惠于香港(2002年)-互惠于粤(2003-2006年)-互惠于香港(2007年)-互惠于粤(2008-2009年)-互惠于香港(2010-2015年)-互惠于粤(2016-2017年)-互惠于香港(2018年)的演替,两地在2012年的相互影响程度最为相近;②历年来粤澳入境旅游共生体相继呈现互惠于澳门(2001-2002年)-互惠于粤(2003年)-互惠于澳门(2004年)-互惠于粤(2005年)-互惠于澳门(2006-2009年)-互惠于粤(2010年)-互惠于澳门(2011-2013年)-互惠于粤(2014-2015年)-互惠于澳门(2016-2018年)的演替,两地在2016

图4 粤港澳三大入境旅游共生体旅游外汇收入共生系数纵向演替过程

年相互影响程度最为相近;③历年来港澳入境旅游共生体相继呈现互惠于澳门(2001年)-互惠于香港(2002 年)-互惠于澳门(2003-2004年)-互惠于香港(2005年)-互惠于澳门(2006-2009年)-互惠于香港(2010-2011年)-互惠于澳门(2012年)-互惠于香港(2013-2014年)-互惠于澳门(2015-2018 年)的 演 替,两 地 在2013 年 相互影响程度最为相近。

3.2 粤港澳大湾区入境旅游共生关系判定

根据表1、表2中的特征共生度平均值与表3、表4中的共生系数,并利用对共生关系的判别原则,得出表5。可以看出,近20年来,粤港入境旅游共生体总体表现为正向非对称互惠于粤的共生关系,粤澳入境旅游共生体表现为正向非对称互惠于澳门的共生关系,港澳入境旅游共生体表现为正向非对称互惠于澳门的共生关系。

表5 粤港澳大湾区旅游共生关系判定

通过整理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入境旅游共生体在两个主质参量特征共生度的演变共性,可以发现:粤港入境旅游共生体在两主质参量特征共生度相继表现为正向非对称共生(2002-2007 年)-反向非对称共生(2009年)-正向非对称共生(2010-2012年)-反向非对称共生(2015-2016年)-正向非对称共生(2017-2018年);粤澳入境旅游共生体相继表现为正向非对称共生(2001-2002年、2004-2007 年)、反 向 非 对 称 共 生(2009年)-正向非对称共生(2010-2012年)-反向非对称共生(2015 年)-正向非对称共生(2016-2018年);港澳入境旅游共生体相继表现为正向非对称共生(2002年、2004-2007年)-反向非对称共生(2008年)-正向非对称共生(2009-2015年)-反向非对称共生(2016 年)-正向非对称共生(2017-2018年)。

通过整理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入境旅游共生体在两个主质参量共生系数的演变共性,可以发现:粤港入境旅游共生体相继表现为互惠于粤(2001年)-互惠于香港(2002年)-互惠于粤(2003 年)-互惠于香港(2004年)-互惠于粤(2005年、2008-2009年)-互惠于香港(2010-2015年)-互惠于粤(2016年)-互惠于香港(2018年);粤澳入境旅游共生体相继表现为互惠于澳门(2001-2002年)-互惠于粤(2003年)-互惠于澳门(2004年)-互惠于粤(2005年)-互惠于澳门(2006-2008年、2011年、2013年)-互惠于粤(2015 年)-互惠于澳门(2017-2018年);港澳入境旅游共生体相继表现为互惠于澳门(2001年)-互惠于香港(2002年)-互惠于澳门(2006-2008年)-互惠于香港(2010-2011年、2013-2014年)-互惠于澳门(2016-2018年)。

在上述基础上,通过将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入境旅游共生体在两个主质参量的特征共生度与共生系数的演变共性进行匹配,可以发现:粤港入境旅游共生体相继表现为正向非对称互惠于香港(2002 年)-正向非对称互惠于粤(2003 年)-正向非对称互惠于香港(2004 年)-正向非对称互惠于粤(2005年)-反向非对称互惠于粤(2009年)-正向非对称互惠于香港(2010-2012年)-反向非对称互惠于香港(2015 年)-正向非对称互惠于粤(2016 年)-正向非对称互惠于香港(2018年);粤澳入境旅游共生体相继表现为正向非对称互惠于澳门(2001-2002 年、2004年)-正向非对称互惠于粤(2005年)-正向非对称互惠于澳门(2006-2007年、2011年)-反向非对称互惠于粤(2015年)-正向非对称互惠于澳门(2017-2018年);港澳入境旅游共生体相继表现为正向非对称互惠于香港(2002 年)-正向非对称互惠于澳门(2006-2007年)-反向非对称互惠于澳门(2008年)-正向非对称互惠于香港(2010-2011年、2013-2014年)-反向非对称互惠于澳门(2016 年)-正向非对称互惠于澳门(2017-2018年)。

4 结论、建议与讨论

4.1 结论

第一,粤港澳大湾区入境旅游发展存在明显的高关联度,三大入境旅游共生体形成了整体密切但演化复杂的正向非对称性互惠共生关系。近20年来,粤与澳门成为入境旅游高速发展的地区,但应该认识到,香港对粤、澳门的旅游经济扩散与带动作用较强,使得在旅游合作中充分释放了粤与澳门的旅游资源禀赋和发展潜力,拉动了两地入境旅游人数与旅游外汇收入的增长。

第二,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入境旅游共生体在入境旅游人数和旅游外汇等两主质参量特征共生度演变表现为大多数年份保持着相同的演化趋势,在个别年份如2001年、2008年、2013-2014 年存在不同的关系差异,多是由于在2001年受“9·11”事件影响、2008年受北京奥运会和金融危机影响、2013-2014年受人民币升值和环境因素等影响而使三地之间出现不同步发展,导致入境旅游共生体间在相同年份表现出不同的共生关系。

第三,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入境旅游共生体在入境旅游人数和旅游外汇等两主质参量共生系数表现为大多数年份保持着相同的共生关系演化趋势。粤港入境旅游共生体表现出前期粤港两地旅游发展相互影响、相互带动,而后转为香港开始带动粤的入境旅游发展,中期粤反哺香港的入境旅游发展,近年来粤的入境旅游市场明显扩大,开始带动香港的入境旅游发展。粤澳入境旅游共生体表现为前期澳门的入境旅游获得了集聚开发,中期粤与澳门存在交替影响,近年来澳门的旅游影响进一步扩大。港澳入境旅游共生体表现为澳门与香港在入境旅游发展中相继互补互助,大致3～4年为一个互助周期,港澳之间的旅游相互影响规律更加明显、稳定,共生关系表现更和谐。

第四,粤和澳门成为近20年来粤港澳大湾区入境旅游共生发展中影响力提升最大、发展较好、受惠最大的两个地区,也反映出香港对粤、澳门的旅游经济扩散与涓滴作用。近几年,旅游不断集聚发展的粤和澳门开始进一步影响香港入境旅游发展,更加印证了粤港澳大湾区入境旅游共生关系走向了更高层次,有利于形成“共赢”效应。

总体上来看,自粤港澳三地旅游合作以来,在市场经济驱动和大量优惠政策的影响下,该区域的旅游发展条件得到了显著提升。2002年CEPA的实施使得粤港澳三地旅游互动进入快速发展阶段。2011 年后,《粤、港、澳区域旅游合作愿景纲要》则初步规划了三地旅游互动合作框架,将具有地域特点、多元文化的高品质的旅游资源和旅游景区呈现给入境游客。2019年初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更是提出三地建设世界休闲湾区与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的要求。可见,在政策、市场与社会快速发展的共生环境下,粤港澳大湾区形成了越来越稳定且持续的共生界面,三地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4.2 建议

4.2.1 基础共建、优势共创：活化旅游要素互动

促进三地旅游要素流动成为实现粤港澳大湾区旅游共生发展达到一体化融合的关键措施,因此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加快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旅游要素互动夯实基础,促进大湾区旅游互动走向高效、便捷、立体化。港珠澳大桥的正式使用使得三地在跨海通道的互联互通上更进一步,今后需向立体化旅游大交通体系发展。另外要对现有旅游服务设施进行升级和优化,提高科学技术含量,打造可查、便民、快捷的旅游服务网络体系。在人流要素上,要大力打造粤港澳三地旅游客流的闭环线路,充分发挥客源市场的共享性,简化三地通关证件办理的程序,制定促进自由行的优惠政策。在资金流方面,应积极适应游客现代支付习惯,在简化货币兑换的基础上,加强线上支付手段的普及。在信息流方面,要提供贯通的移动通信和网络服务,打造信息高速公路,推动三地旅游信息集成与共享。在技术流方面,要运用更多的先进技术手段对旅游信息收集、客源市场调研、地方政府联动、决策过程可视化、政策更新说明进行完善,有利于管理部门参考,并通过打造景区智能化、交通智能化、游客服务体系智能化、旅游宣传智能化来加强三地在旅游互动上的融合。

4.2.2 资源共享、品牌共塑：制定因地制宜的营销战略

应通过整合粤港澳三地的文化特色与旅游产业发展的相对比较优势,寻求互补性合作和差异化竞争合作的营销战略。如在确立统一的粤港澳世界休闲湾区旅游主题下,构建特色鲜明的旅游目的地形象。其次,充分发挥香港、澳门在国际旅游市场的优势吸引入境客流,并利用好香港国际自由港和金融中心的作用,承接会展、购物和文化艺术产业等方面的转移发展;利用澳门历史文化街区等世界遗产的优势,汇聚多元文化交流从而打造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率先与珠中江都市圈开展深度旅游合作,建成世界休闲目的地先行区;利用好广州和深圳打造现代化大都市的契机,逐步提升国际旅游知名度,发挥好在珠三角9市范围内的引领作用。在此基础上,打造粤港澳“多核心、多层次、多串联”的旅游精品线路,打造粤港澳遗产游、地质公园游、珠江文化游、滨海游、“世界城市游”、特色小镇游、“市-县-镇-村”纵深游等不同主题的旅游资源游、旅游品牌游等。通过建立粤港澳旅游信息库,通过完善互联互通的信息通道,形成共建、共商、共享的旅游网络营销系统,促进旅游营销一体化的可持续发展。

4.2.3 内外共联、网络共组：深化湾区旅游联盟体系

要以香港、广州为核心旅游城市,充分发挥香港作为国际城市旅游枢纽“中介人”的作用,对外参与世界旅游竞争,吸引国际客源;加强广州作为湾区内陆旅游中心城市的对内“联络人”作用,对内加强与其他城市和泛珠三角地区的旅游合作,并与澳门和深圳形成内外共联的核心旅游经济引擎。在此基础上,加强广州作为珠三角9市综合枢纽的绝对优势,与佛山、肇庆纵向合作,增进与泛珠三角地区的联系,推动广府文旅产业的发展。贯彻落实深圳作为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地位,培养现代城市魅力,提升与香港、东莞、惠州交通通达度和连接性,并与珠江西岸进一步对接。在世界休闲旅游中心建设红利的驱动下,加强澳门与葡语系国家和城市的旅游交流与合作,并与珠海、中山纵向联动发展,促进香山文化等传统文化交流与融合,开发区域城市文旅产业。由此,形成并加强“广佛肇”“港深莞惠”和“澳珠中江”旅游经济圈的融合发展。依托佛山、肇庆、东莞、惠州、中山、江门在美食旅游、山区旅游、海滨旅游和遗产旅游的相对优势,形成多个特色旅游城镇区的布局。由此打造“核心旅游城市-旅游经济圈-特色旅游城镇”为纵向发展层级的湾区旅游联盟。

4.2.4 政策共依、关系共荣：形成可持续的保障机制

要积极推进政策落实与主体联动。利用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背景与相关规划政策的颁布,突破行政阻碍,进一步探索粤港澳大湾区在文旅融合趋势下的制度更新与关系融合。增强大湾区旅游产业多元主体间的协作机制,加强国内外多市政府、旅游类高校、旅游企业等主体的交流,重视包括国际与区域城市旅游研究项目-旅游研究成果转化-旅游实践提升的产学研一体化的协作机制,加强国内外旅游人才的培养,提高旅游与服务产业在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发展占比。另外,还要完善市场驱动机制,制定大湾区一站式旅游签证,提升跨境旅游体验度和畅通感。

4.3 讨论

本文选用入境旅游人数和旅游外汇收入等两主质参量对区域入境旅游共生关系进行研究,这是考虑到共生度模型中对质参量指标的选择强调要注重对共生单元间具有主导性的影响因素进行表征,而不是对所有质参量进行综合探讨。虽然会被认为具有片面性,但这也体现出了利用共生度探讨共生关系的原则和机理所在。另外,本研究只从时间序列分析共生度和共生系数略有缺憾,今后可以在空间可视化方面进一步呈现。值得注意的是,共生度模型在旅游产业内部要素、旅游异质产业之间的共生关系还有待于开拓,这都是今后可以继续延伸和拓展研究的。

注释

①《广东统计年鉴》中的入境旅游人数是统计城市接待入境过夜旅游者人数,为统一口径,港澳地区也只统计入境过夜旅游者人数。

②香港的旅游外汇收入根据当年人民币汇率(年平均价)换算后进行数据处理,澳门的旅游外汇收入首先通过与港币进行103∶100的汇率换算,再根据当年人民币汇率(年平均价)换算后进行数据处理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