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据相关统计，在我国，山地、高原和丘陵的面积占74.8%，山地面积广阔，自然资源多且壮观。同时，山地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最集中的地方，又是我国革命老区，人文资源丰富且独特。但目前山地地区的经济水平远落后于平原地区，严重影响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现。再加上山地生态系统复杂多样，多分布自然保护区和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是我国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合理开发利用及保护我国山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作为现代旅游形式之一，山地旅游对利用山地、发展山区以及保护生态环境具有重要作用。我国拥有十分丰富且开发潜力和价值极高的山地旅游资源。从现有的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地、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及5A级旅游景区看，其中与山地相关的占绝大多数。为探析山地旅游发展规律、演化过程及特征，国内学者展开大量研究，取得了比较丰硕的研究成果。基于中国知网数据库，本文了梳理国内文献，总结了山地旅游研究进展和问题，并对后续研究进行思考。

一、国内研究概况

本文在中国知网数据库对1985-2019年山地旅游相关文献进行检索，剔除体裁和主题不符的文献，共检索出246篇文献。该结果虽无法完全等于相关文献数量，但仍可基本反映总体研究状况和趋势。国内学术界的研究最早始于20世紀80年代，公认以郝革宗1985年的研究为开端。从知网指数检索得出的结果看，郝革宗以后，鲜有学者探讨和研究山地旅游；直到2006年，研究开始迅速增加，以冯德显分析山地旅游资源特征和分布规律并探讨山地旅游资源开发和景区建设原则为标志，山地旅游成为学术研究热点，相关文献数量递增，研究内容越来越全面，研究方法越来越多元化；到2015年，随着首届国际山地旅游大会的举办，山地旅游实践如火如荼开展，文献数量开始激增。

以文献数量和研究内容为划分依据，国内研究可分为3个阶段：起步阶段（1985-2005年）、发展阶段（2006-2014年）和深化阶段（2015年至今）。各阶段的标志性事件、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如表1所示。

从研究方法看，国内学术界主要采用实证研究，概念研究相对较少，多案例对比和国内外对比研究方法增多；定性研究最普遍，定量研究不断增加，两者相结合的方法逐渐增多；跨学科研究方法的使用增多，且学科数量不断增加，现已有管理学、经济学、地理学、物理学、生态学、社会学、人类学、美学等学科。

定性研究中，国内学者常用SWOT分析法对山地旅游开发和产业发展环境进行分析；RMP分析法、游憩机会谱理论等旅游管理研究方法也常被学者使用，如一些学者分别以甘孜州、南宁大明山和日喀则市为例，采用RMP分析法研究山地旅游产品的开发与设计；其他定性研究法，如刘阳炼用ASEB需求层次和栅格分析法研究山地生态旅游开发；张庆等人凭借轨迹交叉理论模型对山地型景区的安全问题进行研究；杨昌美等对“山地旅游+体育”的对策进行逻辑分析；定性分析中也常运用跨学科研究法，如宋智等对山地旅游开发中的主要矛盾进行景观生态学方面的分析；袁茏等人基于群落生态学对山地旅游发展困境和对策进行研究；范春等基于时空思维视角研究山地景区旅游项目规划；钟学斌等对山地风景资源进行美学透视。

定量研究中，层次分析法、GIS分析法、因子分析法、IPA分析法、AHM模型、结构方程模型和各种统计分析、指数构建等最常用，主要进行资源评价与分析、健康发展和游客动机及满意度分析等，如黄静波运用AHP法，石长波等利用改进后的AHM模型定量评价旅游资源，范建容等采用GIS技术结合DEM数据界定山地类型，张欢欢采用因子分析法，何曙光运用IPA分析法研究游客满意度，崔俊峰等构建旅游生态足迹指数对山地旅游发展潜力进行评估。此外，跨学科的定量研究比较常见，如李景宜凭借波士顿模型分析“黄金周”山地旅游市场竞争态及转移；袁茏等人运用旅游区位商分析目的地的重大旅游节点等；朱东国使用遥感和GIS技术，采用因子加权叠加法，研究市域综合生态敏感性；龙亚萍等运用旅游气候指数法，结合ArcGIS技术，评价山地旅游气候；郑四渭从动势能角度研究山地养生旅游的驱动力；汪璐等对民族文化产业和山地旅之间的耦合关系进行耗散结构理论方面的解释。

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逐渐增加，如陈美璘等采用德尔菲法与数理统计法研究目的地竞争力影响因素。一些较新的研究方法出现，如牛莉芹等利用双向指示种分析法和趋势对应分析法研究景区旅游从业者的环境认知；刘智兴等运用扎根理论的方法研究目的地形象感知。对比研究法也常被采用，主要是国外山地旅游发展较好地将地区与国内相比，得出国内山地旅游发展对策，如王娟、陈小静等。目前，国内学者普遍采用选择某一具体区域进行实证分析的方式进行研究。梳理发现学者们选择的案例点或实证区域存在明显的地理分布集中性，主要集中在我国西南地区，贵州省排第一位，四川省次之。这与我国山地形态地理分布和山地旅游发展水平相关。

二、主要研究进展

（一）山地旅游概念界定

截至今日，国内已研究近35年，但学者们对山地旅游的定义仍未达成共识。早期学者认为山地旅游是与山地相关的其他旅游形式，如丁焕峰等定义的大城市边缘山地旅游，鄢和琳等从生态旅游范畴探讨山地旅游，而黄非亚等则将山地旅游置于民族生态旅游范畴研究泰国北部山地地区旅游发展。首次给出山地旅游明确定义的学者是王瑞花，该定义后被学者们普遍接受且广泛引用。也有一些学者在研究中给出其他界定，如陈兴等人。此外，一些学者对相关和衍生概念进行了界定，如山地旅游资源、山地度假旅游、山地旅游业态、民族地区山地旅游、山地运动旅游等。

（二）山地旅游资源评价与分析

国内学术界主要针对某一特定区域进行实证研究，分为山地旅游资源总体分析和单类山地旅游资源分析两种，评价的主要内容是特征、质量和开发条件等。如部分学者整体评价和分析各省市的山地旅游资源；有的学者分析评价山地气候资源，研究其时空分布特征和气候舒适度；有的学者则分析山地文化资源。

（三）山地旅游規划与开发

作为国内学术界关注的重点，此方面的文献数量最多，均是学者们根据需要从不同学科、视角和地域开展研究，有宏观的开发战略，也有微观的对策建议。在开发模式、原则和对策方面，大部分学者重点关注开发模式，基于同理论和视角提出山地旅游开发理论模式、“时空三维立体开发模式”、基于垂直地带性开发模式、“平台生态圈”模式；一些学者提出按资源分主题公园的开发模式。开发原则上，国内学者对山地旅游开发原则基本达成共识，应坚持保护性开发、市场导向和因地制宜特色化的原则。有的学者则从微观层面对山地旅游的开发提出具体的对策。

在产品开发方面，研究方向主要有3个：一是针对特定区域设计全面的山地旅游产品体系，如针对川西地区、南宁大明山和贡嘎山旅游区设计集观光、生态、文化、运动、特色、休闲度假等全面多类型的旅游产品；二是基于游客动机设计山地旅游产品，如山地度假游、山地休闲游、山地休闲度假游、山地体验游等产品；三是基于产业融合发展设计山地旅游产品，其中，研究最多的是山地体育旅游，一些学者分别对我国、贵州和甘孜州山地体育旅游产品的开发和优化进行探讨；其次是山地文化旅游，部分学者探讨山地旅游与民族文化的融合发展及产品开发；再次是山地养生旅游，有学者对此类旅游产品的开发进行研究；最后是山地旅游与农业融合发展，如杨秋婷对山地旅游农业进行界定并分析其发展模式。

（四）山地旅游市场及游客行为

目前，国内对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为市场竞争、旅游动机和旅游满意度等。李景宜对我国9个重要的山地旅游目的地的“黄金周”旅游市场竞争态及其转移进行研究。部分学者研究山地旅游者的动机。一些学者则测量游客满意度，并构建相应的指标体系。张欢欢研究影响山地旅游游客满意度的主要因子，得出排前三的是游览价值、景观价值和基础设施。

（五）山地旅游安全

自2010年开始，国内关注山地旅游安全问题，主要研究安全风险、安全事故以和安全保障体系等。有学者研究山地景区旅游安全风险，并提出控制体系。有的学者从游客和从业人员感知视角出发，研究其对山地旅游的安全或风险感知。张庆等研究山地旅游景区安全事故，并提出相关措施。部分学者提出从法律法规和安全预警及救援两方面构建山地旅游安全保障体系。

（六）山地旅游影响

国内对此的研究主要包括经济影响和环境影响。经济影响方面，学者们主要关注山地旅游扶贫，研究扶贫模式、战略和效应。有的学者构建特定地域的山岳型景区旅游扶贫模式；有的学者从贫困地区脱贫出发，在可持续发展和精准扶贫等理论指导下，分析山地旅游和旅游扶贫发展。另一部分学者关注山地旅游发展对环境的影响，有的研究环境保护和生态补偿等可持续发展措施，后面会做详细介绍。

（七）山地旅游可持续发展

国内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可持续发展模式、生态健康和生态补偿、山地旅游环境保护等。可持续发展模式方面，郭彩玲分析长期困扰我国山地旅游资源开发的主要问题，提出四大可持续发展对策；李娴等人研究旅游可持续开发措施，成为西部山地旅游开发的理论依据和实践经验之一；陈兴针对西部山区提出基于“国家公园”理念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生态健康和生态补偿方面，郑敏等分析山地旅游资源生态补偿机制构建的必要性，并提出生态补偿的六大原则、四种标准和五大措施；王希竹基于博弈论探讨山地旅游开发的生态补偿机制；武克军等人则关注山地生态健康，构建健康发展指数评估的指标体系和生态健康综合模型。环境保护方面，马远军等分析山岳型旅游地的主要生态环境问题，提出五大整治对策；王群等研究山岳型旅游地的水环境管理，并提出相应的管理模式；王欣星等运用改进PSR模型诊断评价土地生态安全。

（八）山地旅游目的地建设与管理

部分学者关注目的地建设，如袁茏等在“点—轴系统”理论指导下分析山地旅游目的地空间结构；吴斌等研究山地旅游城镇建设，并对未来研究要点做出预测。有的学者研究目的地竞争力和形象，如陈美璘等研究目的地竞争力提升路径；王娟等构建发展潜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和模型；刘智兴等研究游客对山岳型旅游目的地的形象感知。目的地管理或景区管理方面，一部分学者从全局角度探讨，如刘传喜等构建景区分级体系，并提出合理化管理建议。一部分学者关注基础设施建设，如景区旅游交通模式、旅游厕所等。还有一些学者关注社区参与，如闻扬等认为社区参与式管理是可持续长久发展的路径；李瑞等指出旅游扶贫成功的关键是农户深度参与景区经营体系。

（九）山地旅游人才培养

国内学者普遍认同人才匮乏是目前制约我国山地旅游发展的瓶颈之一，培养高素质专业服务人才是山地旅游业发展的路径之一。学者们从2017年开始研究。吴琼等提出内容上体现贵州特色、“走出与请进”模式及为旅游人才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的人才培养模式。邱雪超指出地方高校应为当地山地旅游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撑。

三、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我国虽很早对山地旅游开展了研究，但真正意义上的系统性研究是从21世纪初开始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概念界定、资源评价与分析、规划与开发、市场及游客行为、旅游安全、旅游影响、可持续发展、目的地建设与管理及人才培养等；主要以实证研究为主，少有理论研究；定性研究占较大比重，定量研究快速增加，质性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出现并增多。总体上，国内学术界开展了大量研究，研究成果比较丰硕，但也存在较大的拓展空间。

（二）启示

1.进一步丰富理论研究，构建研究范式

首先，理清山地旅游相关概念，规范研究术语。目前，国内对山地旅游概念尚未达成共识。学者们多将山地旅游与生态旅游、体育旅游等概念糅合，对山地旅游概念内涵和山地性挖掘不够深入，這些是山地旅游原理的重要内容。其次，加强支撑理论研究。如何协调山地旅游开发带来的环境、经济和文化冲突，实现可持续发展和良好人地关系及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的统一，是支撑理论的重要内容。研究生态补偿、社区参与、游客行为及三者关系，找出规律，为山地旅游发展实践提供理论支撑。

2.进一步深化和扩宽研究内容，形成研究体系

目前，山地旅游文献数量虽多，但分布不均，有些研究内容较少且泛化，不够深入，有的研究内容虽较多，但尚未形成体系。如山地旅游者行为的研究中，对游客满意度进行了探讨，但缺乏对游客动机、感知价值和游后行为等研究，山地旅游者行为理论难以形成。后续可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对成果较丰富的研究内容进行梳理和结合，形成体系，对成果较少的研究内容进一步深化和细化。山地旅游实践与学术研究存在脱节，学术研究存在一定滞后性。从目前我国山地旅游发展中暴露的问题看，国内学术界对影响山地旅游发展的热点和时事问题研究较少，如旅游扶贫、气候变化的影响、自媒体时代旅游营销、政府相关政策等。目前，正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脱贫攻坚和美丽乡村建设步伐加快推进，加上山区多分布贫困人口，山地旅游扶贫效应、机制及路径是未来研究的一大重点。依托山地小气候的旅游活动和旅游景观受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成为研究热点。政府在山地旅游发展中的角色定位及相关政策制定也需特别关注。

3.进一步扩展研究地域，丰富研究尺度

我国是山地大国之一，山地资源丰富，且广泛分布于各省市；我国属于多民族国家，且少数民族多聚居于山区，民族文化底蕴深厚；加上东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导致不同地区的山地旅游发展条件和规律各异，应分别研究。已有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贵州、四川等西部地区，且多以知名山地（山岳）景区为例，也有研究跨省集中连片山区，对其他地域、非知名山地和山地周边地区的研究较少，所以后续研究应进一步扩展研究地域。研究尺度方面，学者们大都针对山地旅游发展现状提出对策，少有学者对山地旅游发展历程、生命周期阶段及特征进行研究，也少有学者将山地旅游与经济社会发展周期相联系进行研究，这些都应该在后续研究中涉及。

4.坚持学科融合，创新和丰富研究方法

目前，国内研究仍以定性研究为主，大多为“理论论述+实例分析”的研究模式，定量研究占比小，而随着满足旅游者个性化需求的趋势不断增强，进行实证调查收集大量数据，并运用大数据技术和数理统计方法，构建相关模型应成为后续研究模式。质性研究能弥补定性和定量研究的不足，后续可加强该方法的运用。当前已运用了一些跨学科研究方法，相关研究者应坚持这一思路，继续扩大学科范围。旅游产业具有较强的综合性，山地旅游的研究离不开其他学科，后续可引入地理学、文化学、气候学、民俗学、社会学、休闲学等学科内容和方法。

（作者单位：四川民族学院）

基金项目：甘孜州社科联项目“甘孜州山地旅游发展研究——基于游客动机和满意度视角”（zsk201816）；2018年度四川民族学院科研项目“公共池塘资源理论视角下民族村寨旅游社区参与模式研究”（XYZB18028SB）

作者简介：黄丽（1990—），女，四川眉山人，硕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区域旅游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