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嘉骊

模范家庭

我的父亲邹韬奋是一个幽默又有情趣的人。他喜欢看电影，在一些聚会场合，还会去模仿卓别林的表演，逗得朋友们很开心。有段时间他还学跳舞，平时锻炼身体常做一套健身操。父亲幽默的性格也遗传给了我的两个哥哥。我们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候经常开玩笑。

父亲最早的翻译作品是三本恋爱小说，而且都是异国恋情，每一个章节后面都有一篇他写的译后附记，表达他自己关于婚姻、家庭等问题的看法。

我的母亲沈粹缜是苏州人，出身书香门第，读书时学的是美术。她的姑母沈寿是我国的刺绣大师。在嫁给我父亲前，母亲在刺绣学校教书，因为年轻，学生都管她叫小先生。母亲教书每个月工资有60块大洋，在当时已经不低了。

父亲“职教社”的同事杨卫玉是他们的介绍人。第一次见面是在昆山的火车站，母亲后来说，她不会选择商人做伴侣，因为不喜欢商人的“铜臭气”。他们认识后，父亲还以母亲的名字“粹缜”为笔名发表过文章。父亲给母亲写情书，有时候，他故意用苏州话写，妈妈开始看不懂，后来才发现父亲在跟她开玩笑。

结婚后，母亲就辞去了苏州的工作，在上海组建了家庭。父亲有时候也带工作回家做，《革命文豪高尔基》那本书就是在家里翻译的，每天翻译2000字。

妈妈特别会过日子，一个月工资发下来，给爷爷、叔叔的钱与家里开销都分别装到信封里，精打细算维持家庭生活。因为妈妈很会理家，我们都不愁。爸爸喜欢妈，大概也有这方面的原因。他们俩经常在家里说笑话，很亲热。这种氛围对我们子女的影响也很大，我们这个家庭很温暖，在当时的上海文化圈中是个模范家庭。

秘密出走

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不在身边，1933年到1935年他在国外流亡，后来还因“七君子案”而坐牢，那段经历，大哥邹嘉骅（即邹家华）的印象会深一些。他还曾经给狱中的父亲带密信。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了。11月上海沦陷后，父亲就先离开了上海，与生活书店一起转移，先到香港，再辗转到武汉。在此后的颠沛流离中，每有危险都是父亲先走，这在我家已经是个习惯了。

母亲、我还有两个哥哥后来也沿着这条路线去了武汉，这里面很重要的人物是潘汉年。他对国统区进步文化人的保护很周到，我们离开上海就是在潘汉年的保护之下。父亲深受共产党的影响，与这种细致的关照有很大的关系。国共合作时期，父亲出版的《抗战》三日刊中，有很多篇潘汉年的文章，讨论选题的时候潘汉年也参加了。有时候，他们还会因一些问题去周恩来那里讨论。在武汉的时候，父亲和共产党的关系就已经很近了，周恩来还去生活书店演讲过。武汉沦陷后，我们一家人又迁移到了重庆，家就在学田湾陈果夫的院子里。主楼是陈果夫住，边上一座小楼租给了一户也姓邹的人家，我们就租住了这座小楼一楼一间十二三平方米的房间。后来那位二房东邹伯母和妈妈成了很好的朋友，我们两家还认了干亲。

我在童年常常感到不安全，在重庆我们要经常躲警报。我们小孩倒不怕轰炸，因为之后可以捡弹片卖钱。有一年5月，生活书店总管理处的对面落了一颗炸弹，我们就去捡了一个炸弹头出来，卖了一块钱，感到好开心。

在重庆，父亲感到更加苦闷和压抑。发表文章、出版书籍都需要审查，即使审查通过也有可能被没收、查禁，父亲的文章也经常在送审中被“枪毙”，甚至连原稿都不退回。后来我在编《韬奋全集》的时候，想到有扣留稿子的事情，就和韬奋纪念馆的同事去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查找，还找到了10篇被查禁、扣留的文章。

国民党当局后来要生活书店与国民党官方的正中书局合并，实际是收编。父亲拒绝了这个要求后，国民党就开始大肆查封生活书店的各地分店，逮捕书店员工。父亲多次抗议都没有效果，他本人也受到迫害，被特务跟踪，一言一行都受到监视。这时，新闻出版环境已经极端恶劣了，表面上是国共合作，实际是国民党一党专政。正是在这种状况下，父亲辞去了国民参政会议员，出走香港。

父亲那时候的活动是由周恩来安排，表面上是个人行为，实际是受党的领导。周恩来安排他们一批文化人秘密出走，到香港去开辟另一个战场。父亲表面上一如往常去参政会开会，还去报到、拍照。出走是在1941年的2月底，沈钧儒有个侄子搞运输，父亲在重庆的南岸搭他们的车子前往桂林。秘密離开后不久，蒋介石就得到了消息，说要把韬奋找回来。父亲从桂林坐飞机去香港，起飞后两小时，蒋介石“坚决挽留”的密令就到了，整个过程非常惊险。

我们一家五口人，目标太大，一起走是不可能的，所以让父亲先走。父亲走后，妈妈一个人独撑家庭。邹伯母经常陪她去当铺、寄售铺卖东西。特务后来上门盘查父亲的去向，妈妈说，不知道。特务说：“希望他能回来，而且希望你们不要走。”妈妈说：“我们没准备走。”特务问：“那你们为什么要去当铺卖东西？”妈妈说：“韬奋走也没留钱，我们要过日子啊。”后来这两个特务都受到处分了，因为不仅没看住父亲，还让我和母亲、哥哥趁着躲空袭警报的机会都跑掉了。

去解放区

当时的香港，聚集了很多文化人，范长江、廖承志、茅盾都在，还有中共南方局的一些领导，香港是他们的工作据点。父亲的工作还是办报，和范长江他们筹划《华商报》的创刊与《大众生活》的复刊。我们一家到了香港，妈妈反倒发起愁来，因为一点生活的费用都没有了。这种事情父亲是不会知道，也不会考虑的。

后来还是一位朋友发现了母亲的尴尬与难处，决定预支父亲《抗战以来》的稿费，我们这才在香港安下家来。这么多年来，母亲一直是父亲最稳固的后方，支持着他的事业。抗战胜利后，周恩来在给母亲的慰问信中说：“如果韬奋没有夫人的帮助，是不可能取得很大成就的。”他对母亲的评价很高，事实也是这样。

到香港后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随即侵占了香港。东江游击队接我们从香港撤出，当时我们就住在九龙的贫民窟里。组织上派交通员找到我们，按照要求爸爸先走，我们三个孩子和母亲后走。

父亲一去路途危险，而我们和母亲要独自面对残酷的环境，感到无依无靠。分别的时候，父亲给母亲跪下了，这是从未有过的情况。以前，无论流亡海外，还是从上海逃到香港，逃到武汉，逃到重庆，还都能想到一家人可以重逢，但是那一次却心里没底。爸爸向妈妈托付我们几个孩子，希望她把我们抚养成人，真正有困难的时候去找共产党。每次想到这个场景，我都很心酸。

爸爸是一月份走的，我们大概是二三月份混在难民的队伍里离开了香港。那时是冬天，家里什么东西都没带，妈妈怕我们冷，就拿了两条羊毛毯。过封锁线时，日军和伪军把我们的羊毛毯抢走了。我们向前走了几步，妈妈便突然掉过头，爆发出巨大的勇气，冲过去抢回了一条毯子。她为了孩子，从来没有考虑过自己的安全。

我们后来在东江游击队的白石龙村阳台山与父亲会合了。部队给我们这些转移出来的文化人搭了两座草寮住，也就是三角形的草棚子，里面中间是泥地，两侧是一长溜的草铺，每家之间挂个帘子做隔断。那段时间虽然艰苦，但对我们来说却是少有的幸福时光，因为一家人又团聚了。山上有小溪，我们就去抓小鱼小虾。有一点特殊照顾的话，就是广东出的红色的“片糖”，我们当它是巧克力，按照爸爸的说法，是“土巧克力”。偶尔有加餐，就是多点小鱼。难得吃一点肉，这时父亲就会夹上一点菜然后躲到一边去吃，别人喊他来夹菜，他就说：“够了，够了。”父亲是个乐观的人，大家都喜欢他，朋友们印象中的韬奋先生总是充满笑声。

这段安宁的日子没过多久，又被打破了。国民党政府听说父亲隐藏在广东，就派了特务来侦察，还下了通缉令，要求就地惩办。此时，父亲与国民党便处于完全对抗状态了，他无法回重庆了，也不可能去国统区。父亲先被转移到梅县江头村隐藏了一段时间，然后又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去苏北的抗日根据地。我和母亲、哥哥去了桂林，还有一批文化人则经桂林返回了重庆。

（摘自《我的文字生涯——循着父亲韬奋的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