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喜来

廖承志1908年生于日本，父母是国民党著名左派廖仲恺和何香凝。他的祖辈、父母和他本人都是华侨。他曾两赴香港，并为党的革命事业在港工作四年。新中国成立后，他主持侨务工作，多年来为香港回归祖国而孜孜不倦地工作。

投身革命即为家

1938年初，30岁的廖承志匆匆赶到香港。在这里，廖承志与等候他多年的经普椿女士喜结良缘。但此次廖承志肩负着一项艰巨的革命使命：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在香港设立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负责接收和转移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踊跃捐助给八路军、新四军的物资和款项，并负责南方各省的工作。他深知前线对这些援助是多么亟盼，深知自己肩上的重任。

廖承志顾不上新婚妻子，立即投入到设立办事处的工作中。为防止敌特的破坏，他利用“粤华公司”的合法招牌做掩护，表面上经营茶叶批发生意，实际上办理接收和转运捐助工作。廖承志活泼机敏，对人热情随和，与他一起工作过的同志都喜欢叫他“小廖”“肥佬”（廖承志较胖，广东话叫“胖子”为“肥佬”），他总是乐呵呵地接受，并在一次开会时自我介绍说：“我叫廖承志，体重二百斤……”风趣的开场白，一下子缩短了他与参加会议同志的距离。在他的领导下，办事处工作开展顺利，大批捐款捐物源源不断地送到了武汉和重庆。他还克服重重困难，给坚持在敌后艰苦抗战的琼崖纵队、东江纵队以人力物力上的支援。

廖承志非常重视爱国统一战线工作。他经常到“国新社”去看望从事海外宣传工作的思慕等人，他们亲热地交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讨论如何更好地宣传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军队的英勇抗战事迹。廖承志还亲自指导在国内外有影响的刊物《抗战大学》，热情支持东江纵队在香港办好对海外宣传的刊物《东卫》。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大批文化界人士来到香港。廖承志鼎力协助，动员经商的表妹夫一起创办了《华商报》。他邀请夏衍等名流撰文、编审，使《华商报》蜚声海内外。通过报纸，他广泛地宣传了我党真诚的抗日态度和我军英勇的抗战事迹，号召广大侨胞和香港同胞为祖国抗战贡献力量。同时，他与香港各界知名人士频频交往，并深入了解香港工商文教各阶层人们的生活，与香港同胞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危难之处显身手 

1941年12月9日，日军袭击当时香港唯一的机场——启德机场。驻港英军兵力单薄，且无心守港，香港形势危急。廖承志暗下决心：必须在最短时间内把大批滞留在香港的爱国、进步人士安全转移，抢救这些革命力量！他立即着手拟制抢救计划，并亲自领导组织实施。他采用分批分组转移的办法，将爱国、进步人士分成若干小组，通过使用化名、伪装等方法把他们从各种秘密渠道送走。

项南回忆说，当初他们穿上廖承志为他们做的西装，住在挂着“纳逊广告公司”招牌的九龙招待所，等候转移。廖承志筹到一大笔钱后，给他们买好到上海的船票，亲自送他们上了船舱，告诉他们与上海党组织接头的地点和暗号，目送他们离开后才匆匆返回。

转移工作进展很迅速，但廖承志差点抱恨终生：他的母亲和妻儿迭遇险情，差点丧命。在廖承志的周密安排和精心组织下，八百多名文化界知名人士和民主人士终于从日寇铁蹄下逃脱出来。这些人中，后来成为新中国政协正式成员的就有110多人。年轻的廖承志在这次抢救行动中成熟了，他出色地做到了“决不把一个爱国、进步人士留在香港”。

主持侨务促回归

新中国成立后，廖承志先后担任了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主任，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华侨大学校长，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名誉主席等重要职务。他太适合做侨务工作了：他是华侨，能熟练运用德、法、英、日、意等五国语言;他出生于日本，先后居住地有日本、德国、香港，有极广泛的海外联系;他知识渊博，有丰富的华侨工作经验;他性格活泼开朗，为人热情真诚，多才多艺，有极强的社会活动能力……他是港澳同胞和广大侨胞心目中的亲人。主持侨务期间，他对香港初衷不改，情有独钟。为香港回归祖国这一时刻的早日到来，他不遗余力地工作，深受广大香港同胞爱戴。

香港航运业知名人士包玉星就是其中一位。1978年，包玉星在东京偶遇正陪同邓小平访问日本的廖承志，两人一见如故。亲切交谈之后，包玉星被廖承志挚热的爱国情感和渊博的知识所吸引，廖承志真诚热情的态度更令他感动。此后几年中，他不下十余次地专程拜望廖承志，廖承志也必躬亲接待，多次问及包玉星有关香港的种种问题，关切之情溢于言表。

此外，每次香港客人来京，他也都想方设法与之见面详谈，仔细询问香港情况，问香港人生活怎样，有什么想法。香港人大代表到北京來开会，他都亲切接见，与他们共餐。香港《大公报》记者翁惠玲动情地回忆说：“他平易近人，从不摆官架子。”港九工会的两位老工人胡九、苏友普多次与廖承志见面交谈，每次廖承志都亲昵地叫他们“行船佬”“揸车佬”，如同亲人一般亲切热情。胡九对第一次见到廖承志的情形更是记忆犹新：那是1960年，廖承志关切地仔细询问香港制水情况、工人居住环境，甚至是劳工子弟学校近况等细致问题。

廖承志重视侨务政策的执行，坚决反对错误的言论和做法。1978年1月4日，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批判“四人帮”所谓“海外关系”问题的反动谬论》的长篇文章，重申要坚持正确的侨务政策，指出“侨眷、归侨绝大部分同全国劳动人民一样，是革命的动力”。他刚摆脱“文革”困扰，就对香港同胞极为关切。有一次，他对香港《镜报》董事长徐四民说：“‘文革期间，我们没有能够很好地照顾你，感到过意不去……”一句话，使徐四民心潮起伏、涕泪涟涟。

另外，他还关心和支持香港进步电影的发展。很少有人知道，香港风靡一时的武侠片《少林寺》是廖承志建议拍摄的。1979年，廖承志在广州会见了香港电影业巨头廖一原。他说：“香港和海外观众都喜欢看武侠片，你不也可以拍一出少林寺或者太极拳吗？”接着他给廖一原讲了很多民间武侠故事，并建议实地拍摄和请有真功夫的演员。后来，廖一原果真到河南嵩山实地拍摄《少林寺》，并且邀请内地武术冠军李连杰主演，结果影片极为走红。“文革”过后，廖承志又劝隐退多年的香港知名影星夏梦重回影坛，振兴香港电影业。

1983年6月10日，为香港回归祖国长期抱病工作的廖承志，带着对未竟事业的深深眷恋，带着对香港回归祖国的殷切期盼，永远地沉睡了。

噩耗传开，港澳同胞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纷纷自发地开展各种悼念活动。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马万祺与何贤闻悉噩耗，含泪合写下一副挽联：

“世代忠良表，英华一旦凋。

痛心何可了，矢志报天骄！”

（摘自《党史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