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五一

把儒學和科學對立起來，認為二者難以相容，是新文化運動的主流性觀念，在此基礎上，遂有了彼時科學與儒學選邊站的學術市場格局，更有了“砸爛孔家店”的極端負面態度。所欲砸爛者，實則非僅孔家一店，也非僅儒家一學，而是整個中國文化，胡適魯迅傅斯年等相當一批學術頭面人物，主張廢除漢字，就是證明。這些本來對科學一竅不通的人，頭一次見到那一堆堆的科學公式，晃花了眼，這玩藝兒用中文怎麼寫，於是就主張廢掉中文。就這麼簡單。這就是百年前大師們的思維方式。漢字若廢，中國三千年典籍作廢，五千年文明也就難尋蹤跡了，如此毀滅性的文化自殺戰略竟有這麼多大人物去具體設想和公然鼓吹，與時人對西洋科學的極端崇拜以及認為科學與儒學不能相容的頑固成見有極大關係。

儒學與科學不能相容，到今天並未解決，但已明顯有所緩和。緩和的原因可能有三：

一者，百年以降，科學已不像百年前那樣潔白無瑕，光芒萬丈了。它的陽面正在褪色，陰面開始顯現--環境破壞、生態失衡、垃圾成災、戰爭屠殺、軍備競賽、通貨膨脹、道德倫喪等等，這些邪惡現象，怎麼講也很難與科學脫開干係。科學崇拜既衰，科學對儒學的壓迫力自然也就放鬆了一些。百年前儒學被“滅活”了，但沒有被“殺死”，有了這個機會，便多少有所反擊。雖然不敢提全面打倒科學，但至少可以抓住科學的陰面因素作文章——經濟上去了，道德下來了，孔孟之道當有拾遺補缺、協調平衡的作用。儒學似乎正在抓住這個起死回生的機會。

二者，改革開放，全盤西化派演變成了普世價值派。當年胡適陳獨秀者流主張全盤西化，是認為這個辦法最可救國，而今天的普世價值派則認為，著眼于“國”本身就是狹隘的，中國人應當脫掉民族的精神外殼而全身心地去投奔那全球命運共同體。在這股思潮中，有人意識到儒學其實也可以看作是一種普世價值，它那套“四海之內皆兄弟”“溫良恭儉讓”的學理，理論上引導一下，其實也可以用作“去國家化”“去民族化”的思想工具。於是，中國的“知識大排檔”中又多了一桌，普世價值派中又多了一支方面軍，這個方面軍的學術手法是：到中國三千年思想史的倉庫中，撿尋出一些與普世價值相吻合的思想“乾貨”，裝成一節火車皮，拖到洋人面前，請其驗驗貨。請看，我們中國雖然比你們落後，但也不像你們想像得那麼落後;雖然比你們野蠻，但也不像你們想像的那麼野蠻;看看這些貨，是不是也符合你們科學民主的現代精神，是不是可以讓我們把這節車皮掛在你們文明列車的屁股後邊？今天的所謂“新儒學”，幹的，大抵就是此等舔屁股的事。無論如何，這也是儒學的一條生路。

三者，對外開放首先是學術開放;國際接軌首先是學術接軌;思想解放，簡單一句話，就是把自己的東西解放掉，把洋人的東西解放進來。結果，四十年下來，中國所有學科的學術源頭都在國外，所有學科的學術權威都是洋人。去國家化、去民族化運動，其源頭，其龍頭，其導師，其領袖，其操盤手，自然也在大洋彼岸。於是，學術戰略背後隱含著政治經濟戰略，那邊學術理論上定調，這邊學術理論上學舌，忽悠著中國人民在精神上馬放南山后，那邊的政治、經濟、軍事戰略便隨後跟上，你退一步，我進兩步。中國人的學術思想越普世，洋人的政治戰略就越國家;我們的哲學眼界越寬，我們腳下的路就越窄。一些有良心的中國人開始感覺到，這四十年，中國讓人坑了。中國知識界內部因之而開始形成一股不大的思潮，希望把國家找回來，把民族找回來。這就是被主流思想界斥為“狹隘民族主義”的那“一小撮”。尋找國家，尋找民族，到哪裡去找？當年的革命黨，要找回“中華”，還可以打“反清複明”的旗號，現在怎麼辦？有人到孫中山那裡去找，有人到毛澤東那裡去找，也有人，想到了孔夫子。用孔孟之道作為民族主義的精神素材，行不行，答案的學問自然大得很，無論如何，這又是儒學的一線生機。也許是最根本的生機。

所以，當你今天碰到一位自詡的國學家、儒學家的時候，你可要打聽明白，他是上邊的哪一種。有救國的儒學，有媚洋的儒學，大不一樣。還有，如果你自己想學儒學，或者，想教導你的孩子學儒學，你也要搞明白，你想做哪種儒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