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小庆

吴桂春在东莞图书馆

《红楼梦》第三十五回：

（林黛玉）一面想，一面只管走，不防廊上的鹦哥见林黛玉来了，嘎的一声扑了下来……那鹦哥便长叹一声，竟大似林黛玉素日吁嗟音韵，接着念道：“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试看春尽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

10多年前，当拿着《新华字典》刚开始看书的吴桂春，第一次读到此处时，他内心的胜负欲被那只鹦鹉彻底点燃了。

他惊叹连林黛玉的一只鸟都这么厉害：“一只鸟都会背诗，我却不会。我不把这个诗背会，就白看《红楼梦》了。”

在那之后的10年里，吴桂春前后看了4遍《红楼梦》。被鹦鹉激发的自尊和学习热望，不仅让他记住了《葬花词》，也让他于“漂”在东莞这个“世界工厂”的10多年里，过上了一种来往于流水线和图书馆之间的双重生活。

双重生活

2003年，湖北孝感人吴桂春的父亲去世，妻子也在这年因为贫困选择离开他和儿子，加上早先母亲去世，那一年，吴桂春孤身来到东莞。小学毕业，37岁。这样的学历和年龄，让他刚踏上东莞的劳动力市场，就被划归到最没有竞争力的人群里。大厂的流水线永远只欢迎年轻的壮劳力，像吴桂春这样的大龄劳工，只能被扫向规模微小、环境恶劣的小工厂。

东莞厚街是世界“鞋都”，吴桂春所在的这片园区因与厚街交界而衍生集聚了近百家温州人开设的小型鞋厂。这些像火柴盒子一样微小又密集的小作坊，藏身在村民的自建楼里。刚进厂时，吴桂春只能做杂工：扫地，搬鞋底，扛皮料。时间长了，他学会了鞋子装盒前的最后一道工序——打磨。打磨需要两样工具，一样是打胶机，一样是热风枪。打胶机的机头高速旋转，能够清除鞋身上干了的胶水和污渍，热风枪则能够烧掉露出来的线头。打磨之前，还有十几道工序，吴桂春很多时候都在等待。在等鞋的间隙，吴桂春喜欢把凳子提到光线充足的走廊去看书。

从2003年到2020年，17年里，吴桂春都独自过活。为了负担儿子中学、大学、研究生期间的学费和生活费，他过着一种最低限度的生活。房租一个月180元，手机是月租8元的老年机，每天的生活费控制在30元左右。每个月的工资留下1000多元，其余的都拜托鞋厂老板转给儿子。

工作没有技术含量，更没有成就感。到了淡季，大把时间无处打发。工友们斗地主、逛街、游乐，他没有余钱打牌和消费，只能从地摊上买几本旧书来打发时间，第一次看八十回的脂批本《红楼梦》就是在此时。

从地摊买书读书打发了两年时间后，2007年的一天，一个工友推荐他去东莞图书馆。那时，他住的地方离图书馆不到一公里。

第一次去图书馆，吴桂春内心忐忑，担心要花钱。看到门口的保安，他有些畏惧。那天进去，保安没有查身份证。他从三楼的书刊借阅室拿了一本书，一直看到晚上，出来也没人理他。他确认这个图书馆不收费之后再没了顾虑。第二次去时，他带上笔和本子，把不认识的字记下来，回去再查字典。鞋厂淡季没有活儿，他吃過早饭就进去，待到晚上才出来。

从那时起，吴桂春在相隔一公里的鞋厂和图书馆之间，开始了自己的双重生活。他办理了图书证，开始外借图书。从书架上成系列的名人传记开始，他渐渐对历史、文学产生了兴趣。这些年通过自学，他看了《资治通鉴》《东周列国志》“春秋三传”“三言二拍”……

吴桂春觉得命运的安排很有意思。如果当年不是因为年纪大进不了大厂，而来了图书馆附近这片不断在缩小的工业园，那么也就没有后来的所有事情了。

多元、混杂且富有弹性的产业生态，让吴桂春和他这一代的大龄务工者，在温暖的南方缝隙里生存了下来。位于城市中心的图书馆，像海上的灯塔，在偌大的异乡城市里，给了孤独的人们最绵长的陪伴和慰藉。

一封情书

2020年春节假期前，准备回家过年的吴桂春告诉鞋厂老板杨力，儿子工作稳定了，新的一年他不来鞋厂做事了，想找个轻松的活做。杨力没有挽留他。中美贸易战让东莞的制造业经受了巨大的震荡。

随后，疫情打乱了所有人的计划。原本2月就要回东莞找工作的吴桂春一直在老家待到了6月。直到6月23日，端午节前两天，他才回到东莞。来之前，他从电话里已经知道鞋厂倒了一片，许多工友都没有找到工作。他明白自己在东莞再找一份工作的希望十分渺茫，便准备清退掉房子和图书证，回老家去打小工。

24日中午，吴桂春去图书馆一楼的服务台退图书证。当天值班的是馆员王艳君。退证需要提供图书证和身份证，吴桂春递给她身份证，却一直把图书证拿在手里揉搓。

王艳君觉得有些奇怪，问：“怎么了呀？”“我舍不得退啊，我从2008年开始在你们这里看书，看了那么多书，要不是找不到工作要回去了，我绝对舍不得退的。”吴桂春说。

办证、退证是总服务台日常工作中最常见的事。因为地域的关系，东莞图书馆有着和其他城市图书馆不一样的工作节奏。每年春节前，大量外来务工者来退证;等到开春，人群又洄游到服务台来办证。

绝大多数读者退证时，是平静而干脆的。在图书馆工作了16年，王艳君第一次看到一个退证的读者，表现出这样的眷恋和不舍。看了一眼身份证——55岁，王艳君想，其他人退了证还可能再来，他肯定觉得自己年龄大了，以后不会来了。王艳君觉得这太难得了。她拿出一张读者留言表，请吴桂春留言。

吴桂春构思了几分钟，心里慢慢平静下来。随后，他写道：

我来东莞17年，其中来图书馆看书有12年。书能明理，对人百益无一害的唯书也。今年疫情让好多企业倒闭，农民工也无事可做了，选择了回乡。想起这些年的生活，最好的地方就是图书馆了。虽万般不舍，然生活所迫，余生永不忘你，东莞图书馆，愿你越办越兴旺。识惠东莞，识惠外来民工。

吴桂春写完留言离开后，服务台轮班吃饭的馆员慧婷回来了。她看了留言，感觉“就像一封情书，‘余生永不忘你，这是像爱情一样浓烈的感情”。她用手机拍下留言，发到图书馆内部群里。此后的24小时里，通过朋友圈、社交平台、媒体的转发，“读者留言东莞图书馆”成为刷屏的公共话题。

6月25日上午，吴桂春还是有些不死心。他扫了一辆共享单车，把附近的几条街都转了一圈，却没有找见一张招工广告。然而命运在24小时里因为一条留言发生了变化。晚上，他接到当地人社部门的电话，对方询问他对工作的想法，希望能帮他找到合适的工作，让他留在东莞。他回复对方，自己最大的要求就是能留在离图书馆近的街区。随即，一家物管公司通过人社部门找到他，这家公司愿意提供一份小区绿化维护的工作给吴桂春——小区离图书馆不到两公里。吴桂春应下了这份工作。6月26日，吴桂春离开居住了17年的出租屋，搬入物管公司的员工宿舍。

看上去似乎是一个接一个的偶然，最终改变了吴桂春的生活。但几乎每一个接受采访的人都提到了同一个细节——如果那天不是馆员王艳君值班，如果她没能敏锐地观察到一个普通读者退证时的不舍，进而请他留言，那么这个故事也就不会发生。

避难所

2002年，北方人李东来来到东莞。新世纪刚过去两年，所有人都对未来充满乐观的想象。

李东来也不例外。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毕业后，34岁，他就做了辽宁省图书馆副馆长。2002年9月，李东来作为高级人才被引进到东莞，担任东莞新图书馆的馆长。

图书馆读者服务中心主任莫启仪回忆，开馆前，根据人口构成和读者需求，李东来和管理层经过讨论，共同确立了东莞图书馆的办馆理念：休闲，交互，求知。

许多人不理解，为什么图书馆不把“求知”而是把“休闲”放在第一位。王艳君记得新馆筹备开放前，李东来经常讲“休闲”这个事。“老李就说，你不要管他看不看书，你就让他先进来就好了，哪怕他进来，不知道这地方是干什么的，进来溜一圈，只要不打扰别人，干什么都行。”

东莞有数百万外来务工人口，“普遍学历不是特别高，你要是直接说，这里面有一些关于中西文化对比的讲座，他是不会感兴趣的”，王艳君觉得把“休闲”放在第一位，“就是鼓励他们先进来看一看，最后才是读一读”。

此外，岭南夏季酷热，莫启仪认为，“图书馆除了学习，也可以是大家休息的地方，這里有空调和比较舒适的阅读空间”。

这些对图书馆理念的定位，都基于李东来和同事们对东莞这个“世界工厂”的深切体察。按照官方的统计数据，东莞市户籍人口仅有190万左右，常住人口却在830万左右，外来务工人员占比近80%。户籍人口和外来人口比例的悬殊倒挂，让东莞在改革开放后的40年里，成为中国最具个性和包容气质的城市之一。

王艳君说：“不用花钱，又有水和空调，不失为一种把大家吸引到图书馆来的方法。其实它更大的是一种标杆作用，告诉大家有这么一个地方，你最差还可以到这里来过夜。”

在这些年接触的读者中，令王艳君记忆最深的是一对母女。

2009年的一天，一对母女出现在图书馆的漫画阅览室。小女孩五六岁，身上很脏，手是黑的。女孩的母亲告诉王艳君，她在家里总被打，便带着女儿跑出来了。漫画馆的工作人员每天给母女俩买饭。晚上两个人就住在24小时图书阅览室里。王艳君很喜欢那个小女孩。有一天，她给女孩画了一张铅笔素描。又一天，女孩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两只小小的奶黄包，把其中一只放在服务台上给她，就跑了。

母女俩在图书馆住了一个多星期。王艳君和同事一直在想如何才能真正帮到这对因家暴而出走的母女。王艳君说，要不帮你联系社会救助机构？她记得那个母亲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那天之后，母女俩再也没有出现在图书馆。10多年过去了，王艳君不时会想起母女二人，她总疑心是自己没有做好，为此一直很自责。

“社会需要一些这样的公共空间：它们没有门槛，一般不收费，不需要资格审查，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放心地进入，并在一定范围内获得资源和支持。”图书馆专业学者范并思觉得，这样的公共空间是极其重要的，它们是促进社会包容的“城市灯塔”。

在一篇名为《图书馆：温暖和希望》的论文中，李东来这样写道：“对很多都市中的边缘人、失落者来说，公共图书馆不仅是精神的栖息地，也是身体的避难所。”

（清 和摘自“人物”的微博，本刊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