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灯

2005年，我博士毕业后，入职南方一所极为普通的二本院校——广东F学院，当了一名教师。

在大众化教育时代，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但其中只有少数人能进入重点大学，更多的则走进数量庞大的普通二本院校。

就我所教的几千名学生来看，他们大多出身平凡，要么来自不知名的乡村，要么从毫不起眼的城镇走出，身后有一个打工的母亲或下岗的父亲，和当下学霸们“一线城市、高知父母、国际视野”的高配家庭形成了鲜明对照。他们的去向，在严酷的择业竞争中，也有着触目可见的天花板。

作为教师，我对世界安全边界的认定，源自对学生群体命运的观测。二本学生作为最普通的年轻人，他们是和脚下的大地黏附最紧的生命。他们的生存空间、命运前景，社会给他们提供的机遇和条件，以及他们实现人生愿望的可能性，是中国最基本的底色，也是决定一代人命运的关键。

迎接新生

2006年6月16日，我成了广东F学院财经传媒系062111班的班主任。

2006年9月16日，是新生报到的日子。我留意到班上不同家庭背景的孩子，那天报到的方式完全不同，印象深刻的有几种：

其一，一个女孩的爸爸找我反映，说看过学生宿舍后，发现没有空调，感觉条件太差，问我能否到校外给孩子租房住。女孩看起来极为单纯，面对父亲对我的咨询，眼神闪烁，茫然无助。

其二，一个男孩，眼神坚定，行李简单，送他来学校的是比他大几岁的哥哥。哥哥看起来受教育水平不高，遇到不清楚的事项不去问人，而是观察别人怎么做，然后很快就熟门熟路地处理好了诸如缴费、办卡等琐事，一看就在外面闯荡过，颇有社会生活经验。

其三，一个戴眼镜的斯文男孩，他的陪伴队伍最为庞大，不但父母来了，爷爷奶奶也来了。男孩淡定、从容，知道我是班主任，很大方地冲我点头微笑。

其四，一个看起来朴实、懵懂的女孩，眼神里有着不确定的害怕，和我目光相碰时，明显想躲闪，躲闪不过，终于从嘴边挤出了一丝不自然的笑容。从装束看她的父母应该是农民，爸爸带着女儿办各种手续，妈妈怯生生地躲在树荫下守着行李。

开学后，我特意到宿舍了解情况。第一个女孩，出生于汕头，家里很有钱。她父亲是汕头一家公司的老板。女孩很快就适应了集体生活，性格温和，讨人喜欢。

第二个男孩，出生于农村，家里情况不是很好，但男孩性格开朗、长相英俊，他不卑不亢，喜欢也擅长与人打交道。适者生存的准则，在他身上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生活的历练，让他无师自通地懂得机遇的重要，在班级的首次竞选中，他顺利当上班干部。

第三个孩子来自惠州一个教师家庭，入学后各方面都符合好学生的标准，专业功底也不错，对文学的感悟力超出班上别的同学很多。

但更多的孩子则悄无声息，恰如第四个家庭中的女孩，在班上默默无闻，唯恐被别人注意到，也不愿和老师多沟通，到毕业时，都没有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具体印象。

从2006年入学算起，我目睹他们踏进校门并度过波澜不惊的大学时光，随后一直关注他们毕业后的漫长岁月。仰仗信息时代的便捷，通过QQ和微信，我随时都能知道他们的动向。14年来，我目睹着这个群体从学生时代到完全步入社会，并和这个时代产生真实的关联。

他们，如一个个固定的锚点，成为我对国情最直接的观测点。他们，以一个个真实的生命，成为我对时代最真切的感知处。

对照记

从2006年9月16日算起，我已见证062111班整整14年。这14年，恰恰是中国社会变化最快、分化最明显的14年。在梳理学生命运的时候，我总是忍不住拿他们和我大学的同学做对比。

我的大学时代和学生的大学时代，分属于两种完全不同的教育图景——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主导的高等教育与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与资源主导的高等教育。

首先，我的大学时代，教育目标指向的是为集体培养“人才”;而到我的学生这一代，却变成了培养符合岗位需求的“就业主体”。

062111班的学生刚进入校门就被辅导员告知就业的压力，可以说，刚刚卸下高考的重负，就绷上了找工作的弦。随着就业不确定性的增加，学校为了增加就业的筹码，往往没有经过严密的专业论证，就增设过多工具性的课程。此外，大学考证成风，学生无所适从，盲目跟风，被各类考试牵引，根本没法好好锤炼自己的专业能力。许多二本院校的氛围，在极其强烈的就业压力下，越来越像职业院校。

其次，对我和我的大学同学而言，我们获得工作的方式，主要依赖计划经济年代国家包分配的政策。国家在包揽大学生就业的同时，也通过行政的力量，保证了底层家庭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可能。

而到了062111班，随着教育市场化的推进，他们大学毕业以后面临的生存压力，诸如住房、医疗、子女教育，都只能在彻底市场化的社会语境中由他们自己承担。他们的去向，越来越受制于个体背后掌握的资源。

事实上，学生分化的开始，已说明了问题。报名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4个孩子，除了第二个依靠极强的社会适应性，憑个人之力在现实中找到了立足之地，其他孩子的命运，仿佛更多受到一种无形魔力的牵引：第一个汕头女孩，父母早就给她安排好了出路，念书的唯一目标，就是拿到文凭，获得进入社会的入场券;第三个惠州男生，在父母的打点下，一毕业就回家考了公务员，在父母早就买好的房子中结婚生子;至于第四个女孩，恰如她在校时的沉默，毕业以后，没入茫茫人海悄无声息，我听班上的同学说，她做过文员、销售，卖过保险，做过微商，没有成家，生活也无安稳可言。

最后，计划经济时代的高等教育，因为毕业包分配的就业保障，我们那一代人的就业观念，体现了对稳定性的强烈渴望和对集体、国家的明显依赖;但到062111班那一批孩子，他们一入校就接受自主择业的观念，并在多年市场经济的洗礼中，通过商业和竞争的通道，完成了自我社会教育，因此他们更认同商业的准则，也更有创业的勇气。

概而言之，毕业10年后，综观062111班学生的就业情况和生存状况，可以看出，他们整体上实现了读书改变命运的古老承诺。

对那些通过“考公”顺利进入体制的学生而言，这种通道，显示了大学教育最为直接和原初的价值，以及时代给他们提供的公平机会。

对那些顺利进入银行、证券机构的学生而言，他们的成就，得益于金融行业的快速发展以及学校提供的就业优势。

对那些一直坚持梦想，愿意在市场中搏击，敢于自己创业的学生而言，这是他们的自信在时代和自我的认知中最好的证明。

（玉 竹摘自《中华文学选刊》2020年第4期，本刊节选，勾 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