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培添

摘要：在鄉村振兴与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三大体系的背景下，对上海农业产业体系演变动因进行研究，旨在指导上海都市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构建，帮助中国其他地区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首先研究了农业产业体系演变动因机制，得出农业产业体系的演变动因包括制度引导、需求拉动、资源诱导和科技推动4个方面;其次研究了上海农业产业体系的演变，将其演变划分为乡村型农业产业体系、城郊型农业产业体系、都市型农业产业体系和都市现代农业产业体系4个时期，利用1995—2017年第一产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比例、上海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粮经产量比和种养产量比4项指标的面板数据，采用LSD法对阶段划定进行异质性检验，检验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最后分析了上海农业产业体系各个阶段的演变动因，揭示了上海农业产业体系的演变历程。研究发现，上海农业产业体系演变动因和上海的城市定位对农业的功能诉求有极大关系，不同阶段的农业产业体系实现不同的农业主导功能，现阶段上海构建都市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应以实现农业的生态功能为目标。

关键词：现代农业三大体系;农业产业体系;上海农业;演变动因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system， productive system and managerial system，this research studies the evolution motivation of Shanghai agricultural industry system， aiming to guide the construction of Shanghai urban modern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system， and to help other areas of China to build modern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system. Firstly， this research studies the evolution mechanism of agricultural industry system， and concludes that the evolution mechanism of agricultural industry system includes four aspects such as system guidance， demand pull， resource guidance and technology promotion. After that， the evolution of Shanghai agricultural industry system is divided into four periods such as rural agricultural industry system， suburban agricultural industry system， urban agricultural industry system and urban modern agricultural industry system. Complete data of Shanghai agriculture from 1995 to 2017， including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of rural residents， the yield ratio of food crop to cash crop， yield ratio of planting industry to breeding industry and ratio of added value of primary industry to GDP are used for analysis，the LSD method is used to check the phase difference among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systems，the test results a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Finally， the research analyzes the evolutionary causes of each stage of Shanghai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system ， and reveals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 of Shanghai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system. It is found that the causes of the evolution of Shanghai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system have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the function demand of agriculture in urban positioning，the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system in different stages realizes different dominant functions of agriculture. At present， the goal of constructing Shanghai modern urban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system is to realize the ecological function of agriculture.

Key words： three modern agricultural systems;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system; Shanghai agriculture; motivations and mechanisms of the evolution

2015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吉林代表团审议时首次提出建设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聚焦农业现代化，要求“着力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把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作为“三农”工作部署的重要内容。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必须“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着力构建现代农业三大体系成为现阶段“三农”工作的重点，成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有力抓手。

三大体系中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是指在现代农业的背景下，以提高农产品供给效率、优化农业资源要素配置为目标，使农业产业的横向拓展与纵向延伸相结合而形成的有机整体[1]。上海市作为全国32个省（市、自治区）中首个被农业农村部认定为现代农业示范区的省级行政单位，现阶段正全力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对于上海农业产业体系演变动因的研究，之前主要围绕上海农业产业结构进行，薛艳杰[2]将上海农业结构变迁的原因归纳为体制、政策、土地、市场和城市化5个方面，王东荣等[3]又从劳动力、成本、制度和需求4个方面着手分析了现阶段上海农业结构的形成原因。本研究以上海农业产业体系为研究对象，对农业产业体系演变的主要动因进行提炼概括，旨在揭示上海农业产业体系的演变动因。

1 农业产业体系演变机制研究

农业产业体系形成的一般过程是，在某些原因的影响下，农业产业体系从功能诉求出发对各要素进行有效的组合配置形成特定的结构。本研究将农业体系演变的原因归纳为制度引导、需求拉动、资源诱导和科技推动4个方面。

1.1 制度引导

外国学者将推动农业转型的原因主体从宏观上归纳为市场和国家[4]，国家层面即是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 [5]。农业有很强的外部性，外部性意味着市场失灵，需要政府制定政策法规强制执行以扩大正外部性。中国是民主集中制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影响较大，进一步使得制度引导成为中国农业产业体系演变的主要动因[6]。

基于此，本研究主要参考国家层面和上海市层面的行动计划及政策文件对上海农业产业体系阶段进行划分。

1.2 需求拉动

需求拉动是农业产业体系演变的主要动因之一。从农业产前相关环节看，成本和需求的变化是促使农业生产要素价格变化的动因[7]。从农业产中相关环节看，不同农产品有不同的需求收入弹性。需求收入弹性大的农产品包括果蔬、禽蛋奶、肉制品和水产品等生鲜类农产品，需求收入弹性小的农产品包括稻麦类等粮食作物。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市民对需求收入弹性大的农产品需求上升，对需求收入弹性小的农产品需求下降，带动了农业生产结构的变化。社会继续向前发展，市民对农业有了新的社会文化需求和生态需求，使得休闲农业等新兴农业产业在产业体系中出现[8]。本阶段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即以市场需求决定农业产业体系的调整[9]。需求拉动还包括地区本身的发展需求对农业产业体系的影响。不同地区发展到不同阶段对农业的功能诉求不同，不同的农业产业体系实现不同的农业功能[10]。

1.3 资源诱导

资源诱导是农业产业体系演变的另一动因。资源禀赋是指一个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主要是气象条件、地形地貌、地理位置和人口情况等[11]。资源禀赋的变化是诱导农业生产主体对生产要素重新组合配置的重要原因，农业生产主体要不断进行生产要素的配置组合以达到最优的农业生产模式。资源禀赋一方面作为农业产业体系演变的限制和约束条件，如耕地的减少限制了种植业的发展，非平原地区无法使用大型的农业机械等;另一方面资源禀赋又推动了农业产业体系的演变，如经济发展导致的粮食减产问题在自然地理条件的促进下得以减缓，河流湖泊生态环境变好促进地区渔业发展等[12，13]。

1.4 科技推动

科技推动主要是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推动农业产业体系的演变。科技进步极大优化了农业要素配置组合，这种优化不以农业生产主体的主观意愿转移，而以科技前沿的发展为导向，确保农业产业体系演变的方向是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科技创新对农业的推动包括优良品种、农田灌溉水设施、温室暖棚和耕种收技术等，贯穿整个农业产业链[14]。根据农业发展的整体演变规律，当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小于30%时，农业产业体系的特征是粗放型的;当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大于55%时，农业进入到相对集约的产业体系中;当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大于70%时，农业产业体系已经完全进入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阶段[15]。中国目前整体处于由粗放型到集约型农业产业体系转型的阶段，必须重视农业科技创新[16]。

2 上海农业产业体系演变历程

2.1 演变阶段划定

梳理近年来上海市政府的农业发展规划，将上海农业产业体系的演变历程划定为4个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很长一段时间内上海農业产业体系是乡村型农业产业体系。1981年5月，在全国农业结构调整研讨会上，上海等6市代表联名倡议农业结构调整协作研究，初步提出城郊型农业，产业体系由乡村型农业产业体系逐步转型为城郊型农业产业体系;1996年1月，上海市“九五”计划提出上海农业要走都市型农业发展新路，中共上海市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促进城郊型农业进一步向都市型农业转变”，产业体系由城郊型农业产业体系逐步转型为都市型农业产业体系;2015年1月，上海市被农业部正式认定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上海发布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三年行动计划，产业体系由都市型农业产业体系转型为都市现代农业产业体系（表1）。

2.2 基于阶段划定的LSD法检验

为验证阶段划定是否具有统计学意义，选取同一指标在不同阶段的数据进行方差分析和最小显著差数法（Leas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LSD）的多重比较来进行判断。指标选取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反映阶段异质程度的直观性。选取第一产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比例、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产量比值（简称“粮经产量比”）以及种植业和养殖业产量比值（简称“种养产量比”）4项指标收集数据。由于早期统计数据获取困难，城郊型农业产业体系数据始于1995年;2002年后上海农业产业体系出现较大变化，都市型农业产业体系数据始于2002年;2015年上海市被农业农村部正式认定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都市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数据始于2015年。对指标数据进行方差分析和最小显著差数法的多重比较，结果见表2，原始数据来源于《上海统计年鉴》。

由表2可见，第一产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比例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项指标在3个阶段均有显著差异（P<0.05）;粮经产量比则在第2阶段和第3阶段差异不显著（P>0.05）;种养产量比在第1阶段和第2阶段差异不显著（P>0.05）。可以看出，按照阶段划分，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第一产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比例2项指标在每个阶段差异均显著。第1阶段到第2阶段上海居民对于农副产品的需求发生了变化，经济作物需求大幅增加，产业体系为满足市场需求作出调整，所以第1阶段和第2階段粮经产量比出现了显著性差异。第2阶段到第3阶段上海居民对于动物性食品的需求大幅增加，产业体系又一次作出调整，所以第2阶段和第3阶段种养产量比出现了显著性差异。粮经产量比和种养产量比符合上海都市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发展规律。综合以上分析可知本研究的阶段划定具有统计学意义。

3 上海农业产业体系演变动因分析

3.1 城郊型农业产业体系（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后期）本阶段农业产业体系由乡村型向城郊型转变。

制度引导包括上海市“九五”计划、中共上海市第七次代表大会相继提出转型都市农业。具体到种养平衡的形成上，1997年上海市政府提出上海猪肉产销体制为“产销合同、进场交易、定点屠宰、保淡保节、风险补贴”，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进产销体制的形成。在本阶段末，市政府开始着手农业中的环境保护工作。1999年6月29日，市政府批准市农委和市环保局建立“麦秆禁烧和综合利用联席会议制度”，并于2000年启动第一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

在城市化背景下，一方面，郊区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为城区市民提供了大量的蔬菜、肉蛋奶等副食品，同时郊区农民的收益也应与城市的物价水平相符合，农业生产效益也应与城区市民的收入相符合;另一方面，城市居民的饮食习惯慢慢变得多元，过去需要粮食作物“吃饱”，现在对瓜果肉的需求开始增加。其次，20世纪80年代中期，家庭联产承包后中国粮食多年丰收，但棉花和油料等经济作物较为短缺，“压粮扩经”成为了全国农业结构调整的重点。科学技术方面，国内外先进科学技术的引进和优质畜禽品种的研发等推动了本阶段畜牧业与种植业基本平衡的农业生产结构。

3.2 都市型农业产业体系（2000年初至2014年）本阶段农业产业体系由城郊型向都市型转变。

制度引导包括新世纪初一系列配套文件从设施农业、食品安全和农业标准化等方面助力上海向都市型农业转型，如2000年《关于提高本市农产品安全卫生质量的若干意见》、2005 年《关于本市1 000公顷菜田生产设施建设实施意见》。从2006年1月1日起全面取消农业税在很大程度上稳定了传统的农业生产行业。上海市政府于2000年开始了环保三年行动计划，2014年是第五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的收官之年。本阶段末农业新兴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扩大，主要是休闲农业大力发展，这与2005年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建设美丽乡村密不可分。

城市需求拉动产业体系变化，上海自20世纪90年代开发浦东以来，作为中国经济中心的地位日益突出，作为新兴国际经济、金融和贸易中心的雏形已经展现。为了与经济发展的国际化进程相适应，上海城乡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格局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环境资源在本阶段产业体系转变中也起到了重要的诱导作用。上海人多地少，耕地面积更是连年减少，农业资源相对紧缺，农业生产方面的物价又是城市物价，生产成本高，这样的资源条件促使上海建立都市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提高单位产能。科学技术的推动主要是在提高粮食、蔬菜和瓜果等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降低成本和减轻劳动强度，保障市场均衡供应等方面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

3.3 都市现代农业产业体系（2015年至今）本阶段农业产业体系由都市型向都市现代型转变。

2015年1月，上海市被农业部正式认定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上海作为国内首个全域被认定为现代农业示范区的地区，开始整建制建设现代农业示范区，相关配套措施出台。如《上海市2015—2017年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具体到生态建设上，《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与专项整治工作通知》《上海市养殖业布局规划（2015—2040）》等一系列文件出台以制度引领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建设。

本阶段农业的生态功能愈来愈受到重视，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中没有走大多数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是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作为发展的指导思想。城市发展的好坏不仅取决于经济效益，还取决于生态效益。这种需求下农业开始注重生态治理和可持续发展，畜牧业成为农业环境治理的重点对象。居民需求方面，本阶段农业的社会文化功能被民众重视起来，使农业产业体系向有利于发展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的方向转变;资源诱导方面，到2017年上海市第五轮环境保护三年行动计划结束，上海环境保护三年行动计划已经进行了15年之久，化肥农药使用量明显降低、农业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河流水质明显提升，上海农业环境保护成果显著，带动农业产业体系向着绿色生态的方向转变。本阶段上海市农业产业体系科技兴农水平进一步加大，2015年长兴岛东端上海横沙一级渔港建设项目正式投入运营，该项目在设计之初就融入了许多新科技新技术，大数据平台、互联网和移动支付等也使得休闲农业大力发展。

4 展望

作为跻身世界前列的大型发展城市，上海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过不同的城市定位。根据城市定位的不同对农业产生了不同的功能诉求，在制度、需求、资源和技术4大因素的作用下，完成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农业产业体系建设，先后形成了鄉村型农业产业体系、城郊型农业产业体系和都市型农业产业体系。现阶段上海的城市定位是到2035年基本建成卓越的全球城市，对农业的功能诉求主要是社会文化功能和生态功能。围绕这两大功能，上海本阶段建设都市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各农业产业的发展方向为尽可能扩大农业的正外部性，发展绿色农业。总结上海农业产业体系的演变动因，可以从演变中汲取经验教训，指导上海都市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构建，帮助全国其他地区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参考文献

[1] 韩长赋. 构建三大体系 推进农业现代化[N]. 人民日报，2016-5-18（15）.

[2] 薛艳杰. 从上海农业结构变迁看转变发展方式[J]. 上海农村经济，2010（1）：10-13.

[3] 王东荣，顾吾浩，吕 祥. 上海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J]. 科学发展，2017（7）：53-65.

[4] LELEU，GOSWAMI S. Agricultural policy reforms：Roles of markets and states in China and India[J]. Global food security，2020（26）：100371.

[5] 龚为纲，张 谦. 国家干预与农业转型[J]. 开放时代，2016（5）：57-75，7.

[6] 彭代彦. 农业的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1993（6）：65-68，76.

[7] 彭代彦，郭更臣，颜军梅. 中国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原因的变结构协整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2013（6）：48-59，85.

[8] 陈锡文.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进行三大创新[J]. 农村工作通讯，2016（8）：34.

[9] 汪小勤，汪 娟. 产业融合视角下探究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J]. 商业经济研究，2017（6）：143-146

[10] 黄国桢，刘春燕，徐 浩，等. 都市型农业生产结构的研究逻辑[J].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农业科学版），2013，31（2）：61-64.

[11] 苏 昕，王可山，张淑敏. 我国家庭农场发展及其规模探讨——基于资源禀赋视角[J]. 农业经济问题，2014，35（5）：8-14.

[12] 王曾金. 农业技术进步资源约束及诱导发展模式[J]. 农业技术经济，1995（1）：22-25.

[13] 周 力，周应恒. 粮食安全：气候变化与粮食产地转移[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21（7）：162-168.

[14] 农业部软科学委员会课题组. 重大科技创新对农业发展的推动作用[J]. 农业技术经济，2002（1）：1-7.

[15] 杨雄年. 加快农业科技创新 推动农业发展方式转变[J]. 农业科技管理，2015，34（1）：1-3，6.

[16] 邓春晖，王 瑾，赖晓璐. 依靠科技创新推动沈阳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几点建议[J]. 农业经济，2019（3）：52-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