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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的困惑

2020-09-14赵彭

商周刊 2020年18期
关键词:产业园园区经济

赵彭

说到产业园,业内普遍以1978年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工业园区——蛇口工业园创立来开头。蛇口工业园将“园区+地产”即产业园的商业模式第一次展现在国人面前。之后,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之下,产业园经济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崛起,成为了地方政府实现生产力聚焦、工业产业快速发展的强力抓手。

2020年,随着疫情与逆全球化思潮的蔓延,中美脱钩危在悬崖,全球经济面临着下行压力。实体经济的至暗时刻,从被迫启动的“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可窥一斑。而作为实体经济的重要载体,产业园区从开始时的群雄并起,也到了以产业运营能力贴身肉搏的下半场。

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迟疑就是消亡。经历过高速发展的产业园经济在周期性颠簸中也渐露疲态。一时间,制造与服务、产业与城市、政府引导与园区自组织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似乎有集中爆发的倾向。这不仅阻碍了产业园经济在能级上的提升,也为“园区+地产”的商业模式是否有更好的未来,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之问……

在新经济周期新政频出的当下,作为带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产业园经济是否能从迷惑的青春中实现转型蜕变?这不仅决定着实体经济在内外双循环形势下能否取得突破,也影响着我国在全球格局之下实现经济转型的步伐。

产业园蓬勃兴起

我国的产业园经济從深圳蛇口工业区诞生开始,到各地开发区、高新区快速涌现,到孵化器建设如火如荼,再到当下产业新城、产业地产也呈现出风起云涌的发展态势。可以说,大体上经历了以上四个蓬勃兴起的发展阶段。

第一代产业园以蛇口工业区为代表,是中国改革开放早期的产物,基本是政府主导建设,主要分布在沿海开放城市。园区多是工业园区,产业起点低,以“三来一补”的形式承接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日本和韩国的外来加工业务为主,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园区。

1991年之后,在“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理念的感召下,第二代产业园区开始重视技术消化、技术革新,不再停留在技术含量较低的加工生产层面。国家和地方均出台科技产业扶植政策,成立科技创业中心、留学生创业园等多种形式的孵化器,鼓励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的技术专家学者创立科技企业,同时重视技术转移与对接服务,有意识地解决产学研一体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化问题。此阶段,产业园经济不再是沿海城市的独舞,内陆省市中具有良好产业基础、人才储备和技术创新能力的城市开始崭露头角。园区建设主体也逐渐由政府(管委会)过渡为具有政府背景的国有工业地产开发商,如张江高科、天津泰达等。

2001年,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进一步增强了产业园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这一时期,国内经济从粗放式发展步入集约式发展阶段,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升级换代成为时代主旋律。第三代产业园区在发展模式上,呈现出精细化发展趋势,衍生了物流、金融、商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并向生产制造企业周边集聚,开始形成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走向了功能复合化发展之路。园区投资建设主体也更加丰富,一批民营企业纷纷进入,产业地产日渐火爆。

2011年,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印发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通知》,加快产业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产业园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第四代产业园在发展模式上,相比本世纪前十年的产业园区,除了厂房、办公楼、商务酒店之外,商业、学校、医院等业态共生出现,不仅在功能上全面切合城市发展需要,在环境的打造上也更加宜居,在吸引和留住人才方面更加有效。同时,凭借市场化手段,依托专业化的服务平台,高度重视产业发展与城市扩张之间的内在关系,通过产业关联打造一个类似生物有机体的产业群落、产业生态链。使得“产城融合”成为支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突出亮点。

难纾发展困惑

1978年至今,几经迭代,产业园经济已极具规模,但高速发展并不意味着高质量发展,因此在发展中存在着的种种隐忧也逐渐显现。

“曾经产业园是改革开放的窗口、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和产业集聚发展的重要引擎。但与此同时,产业链低端、同质化成为诸多产业园区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在近10年更是带来了局部产能过剩、低水平竞争、合作缺失等弊端。”深圳世联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集团大客户中心总监赵朋表示。

园区同质化主要指不同类型或相同类型园区在功能定位、产业方向、政策设计等方面趋同的现象。例如,以扩大出口贸易、引进外资为主要目的的经开区和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推动国内研发成果转化为目的的高新区的产业特色和发展模式逐渐相同。

中国开发区网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10月,中国有各类产业园区15000多个,对整个中国经济的贡献达到30%以上。但这个数据统计口径比较窄,实际存在的产业园恐怕要远高于这个数据。

赵朋说:“同质化以产业趋同为主,但政策设计趋同也不可忽视。在园区规划层面,各地规划发展的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均出现了相似现象。在具体政策上,各地园区产业发展和招商引资等政策也并没有本质区别,其差异主要在优惠力度上,相反因为过于相似而形成了政策的‘价格竞争。”实际上,产业趋同与政策趋同是相互叠加循环的,在政策鼓励下,园区集中发展少数产业;而为了吸引企业入驻,各地“拼优惠”,形成恶性循环。

除了园区发展同质化的核心问题之外,我国产业园经济还存在着产业质量不高,服务不健全,产融结合发展缓慢难以形成园区经济生态的问题。

首先,同质化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恶性竞争,中国人民大学MBA资深房地产分析师蔺振东认为:“不少产业园区在建设过程中过度追求大而全和短期效益,缺乏统筹规划,产业定位不明确,片面追求大企业,甚至没有行业门槛,导致园区产业和企业混杂不堪。”

其次,产业园区作为地方拉动经济的重要工具,很多园区不顾当地实际经济需求和发展环境盲目地跟进热度较大的产业,但由于缺少城市资源的支撑,多数园区的产业发展和城市功能不匹配。蔺振东说:“很多产业园概念不错,但落地难,究其原因,一方面是配套政策跟进难,地方政府不积极,企业进驻后,难以形成产业链协同效应,没有实现产业园的集成化和企业间的互相促进。另一方面,产业园开发企业,重开发,轻运营,甚至以产业名义旗号开发城市地产,建办公楼、建住宅,同质化严重,忽视了生产企业车间、厂房、实验室等实际需求。”

最后,“国内产业园区发展初期更多的是满足于企业的集中,相匹配的生产服务业则天然缺乏,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问题日趋严重。”蔺振东还表示,园区过分强调经济功能而忽视社会功能,难以满足人的基本需要。比如,产业园区与居民区在空间上大都处于分离状态,教育、医疗等配套服务设施和金融、技术、物流、培训等生活性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产与城”的分离使得“先乐业后安居”成为了空谈。

破危局需本位回归

2020年,黑天鹅迭起……

产业园经济在这历史之轮下,也体现出了转型的需要。然而,转还是不转?对于产业园来说,不啻于哈姆雷特生存还是死亡的哲学迷思。毕竟,转型在几率上有两种可能,不仅意味着有了危机中寻找转机的机遇,也意味着困局之下会迎来新的风险。

2019年有一则新闻,著名的产业地产开发企业华夏幸福不仅挥刀砍掉了特色小镇所有业务,将环京地带的优质物业打包卖给万科,更是将25.5%的股权拱手出让,甚至不惜冒着引狼入室的风险战略“牵手”平安中国,以解资金之忧。而到了2020年,华夏幸福仍然没有走出衰退的趋势。

而在生产方面,2019年,东北最大的建筑陶瓷生产基地一一法库陶瓷产业园区近10家规模以上生产及配套企业陷入停工状态。为了应对持续低迷的市场环境,法库产区将现有规划设计产能由过去的5亿平方米压缩至3亿平方米,限产幅度高达40%……

是产业园经济不行了吗?

答案很可能是确定的。作为时代的产物,产业园经济也有自己的生命周期。曾经,城市经济发展周期到来,市场需求推动了产业园经济的发展。然而,随着新旧时代转型期的到来,产业园区简单地搭城市经济发展顺风车的难度越来越大,天时、地利、人和都变了,产业的形势和土壤也都变了,想重复过去的成功和高光时刻已经不大可能。

而产业园区要渡过此轮危机,必须要严格厘清思路。資源整合、物业租售和运营服务的收入、财务模型、资本运营等要素要平衡合理,另外要构建完善的生产发展模型,以提升园区产业能级。

打破发展僵局,需要开发企业和政府相关部门联手,真正做到落实地方产业发展规划,做好企业入驻后的配套政策和配套服务,合理引导才能为产业和经济发展保驾护航。蔺振东强调:“第一,产业园开发商要成为资源协调者角色,汇集企业需求,联通企业和地方政府,保证信息通畅,便于产业促进政策落地可行。第二,地方政府成为产业领航员,为产业园做好政府配套,形成产业链上下游的产业集群效应,企业进驻后,降低上下游交易沟通成本,这样才能形成集聚效应。第三,作为产业园运营方,要通过为企业提供服务实现盈利,而不能只做招商,不做运营,散养式发展。只有做到上述措施,各司其职,产业园才能成为产业链的孵化室,产业起来了,配套服务的中小企业才会跟进,最终形成螺旋式上升的好局面。”

对此赵朋也认为,做产业的出发点是促进产业培育和发展,让产业园经济回归产业本位,产融生态搭建是关键举措。他说,“尤其在经济内循环之下,产业园的运营更要走构建产业链、形成产业集群、构建产业生态的科学发展模式。”只有这样,才能在结构性转型中实现升级。而产业兴则城市兴,产业园作为实体经济中的载体,可以预见,冲破发展樊笼的产业园经济,在未来仍然是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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