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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群社特征研究

2020-09-14蔡晨欣

时代人物 2020年10期

蔡晨欣

关键词:西南联合大学;群社;特征研究

创办自发性

在联大前身的长沙临时大学被迫搬迁昆明途中,师生亲眼目睹人民生活的困苦,而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战,专注反共,师生不满之意四起。仓促内迁学校教学、行政、后勤等工作的落实不到位,师生在学习、生活中有很多困难。同时,物质生活的困难也使人精神荒芜。联大师生继承了三校自由民主传统,加之云南政府与国民党政府的协调对抗关系,龙云政府对联大表示欢迎与支持,对联大进行资金与设备资助,不干预联大文化活动。联大学生在西迁中早已熟识,要么具有共同的爱好,要么有共同的政治文化选择,并习惯了集体生活,故为了集体生活,并且还有宣传抗日和打破校园沉闷氛围和改善同学生活等方面考虑,群社创立了。

组织自治性

西南联大对学生社团管理采取学生自治的原则。学生社团的申报、审批、成立等各个方面不加干涉,社团的成立难度被降至最低。社团完全是需要学生自治。群社是学生领导的社团。群社的选举、负责人的产生及社团内部开展的各项活动都是自行组织。

群社以刑福津、袁永熙、郝诒纯、葛琳等人为核心,少数少先队员为骨干,联络十几个同学,不争不抢共同做发起人,其宗旨是“互相交往,联络感情,增进友谊”[2],半月之中就有20多人报名。1938年底群社召开成立大会,会上第一讨论组织名字,最终定为群社;第二由党组织提名几位同学,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会长一名、副会长一名;第三讨论章程;第四同学们投票组成干事会。群社历史中一共有五任会副长:第一、二任社长邢福津;第三任社长葛琳;第四任社长周绵钧,副社长古锡麟;第五任社长朱瑞青,副社长李炳泉。每一任社长和副社长都是共产党员,且都是推举投票产生。在社团的组织结构上,群社设九个小组各自开展活动,有学术股、文艺股、社会服务股、康乐股、时事股、壁报股、戏剧小组和群声歌咏队,同学们自己运营策划。指导老师则对学生民主自治的社团管理十分支持,但不会多加干涉,仅亲身参与活动,这也是群社民主自治性的体现之一。曾昭抡作为指导老师参与活动主要是进行演讲,分析抗战形势,为“群社”壁报写稿以及参与各种活动不缺席,甚至也有带群社同学们参与夏令营活动等行为。曾昭抡十分关心“壁报”活动,他为群社写过的稿子,目前所知有两篇。1940年5月1日,为纪念“五四”,为群社壁报写《五四运动与中国科学的进展》,6月24日晚为群社壁报写“七七”纪念文《抗战与大学生应有的认识》 。演讲更是十分常见,例如1940年5月4日群社在昆北食堂举行“五四”纪念会。

政治性

从性质上看,群社是共产党地下组织在西南联大建立的社团,为师生谋福利创幸福,也为社会人民生活和精神有改造,早期的实际政治因素较少。从成分上看,群社的成员多为共产党员与“民先”成员,还有一些有进步倾向的同学和中间同学,仅有少数三青团员参加,社长和副社长都是共产党员。 群社接受西南联大党支部的指导,群社的骨干成员中,袁永熙任西南联大党支部书记,而特殊的有陈琏,她是蒋介石“文胆”陈布雷的女儿。随着国共关系的紧张发展而逐渐被突出了群社的地下党身份,后期在多个领域与国民党展开斗争,尤其与三青团的斗争愈发激烈。在与三青团的斗争中,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一直是争斗的重点之一。学生自治会在二十七年至三十年春季,自治会干事会及评议会大体均为三民主义青年团、群社、联大基督团契三团体分子组成,三青团员多任正主席,群社社员多评议会召集人。[3]641第一届三青团和国民党支部耍花招违反规定,第一届被右派把持;第二届已经势均力敌;第三届群社争取到了进步和中间偏左同学,获得胜利。陈梦熊日记记载选举开票,三青团方面竞争十分激烈,闻有抢票、投票之事。壁报文坛也十分热闹。对共产党展开全面攻击,不惜采取谩骂等手腕,良可悲也。[4]49

政治性体现在活动上就是对共产主义与共产党的学习宣传和对抗战的积极宣传。群社的读书会阅读书目广泛,包括艾思奇《大众哲学》《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讲习班开授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课程、哲学课程。壁报《群声》积极宣传党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策,发表了大量我游击区军民英勇抗敌的材料,揭穿了国民党“共产党游而不击”的造谣。对国民党官僚的贪污腐化、胡作非为,地下党也经常抓住一些典型材料在《群声》上披露。[5]320

群社对抗战的宣传,一是积极互动,二是通过各种活动进行抗战宣传、抗战形势分析、抗战募捐等。学习活动是群社作为一个学生社团的“本职工作”,日常生活和文化生活则是文娱体育活动与还有面向社会的抗日民主活动,每一项都会各种程度的进行抗战宣传。对抗战形势的关注主要通过演讲、座谈会、壁报发表等形式,学术股和时事股曾请张奚若等教授讲国际形势,请孙伏园先生讲鲁迅,魏建功教授讲鲁迅旧诗,还请进步记者范长江、陆治先后来讲抗战形势。同学们对这些报告很感兴趣,也从中受到教育。每次报告,来听的都很多。[3]时事报告学生也会自己坐在一起讨论,由一位学生担任汇报工作,分析国内外形势。《群声》壁报内容有时事分析、文艺创作、新书评介、漫画等,思想性与综合性俱佳,在大西门的城门洞边还张贴向广大市民进行宣传的街头壁报。《热风》专门发表杂文和漫画,《腊月》和《冬青》文艺性为主。此外,群社同学们更是积极面向社会民众展开,主要通过兵役宣传、壁报、民众夜校、歌咏戏剧表演等形式。西南联大第一所民众夜校在第一学期后为群社服务股管辖。民众夜校规模扩大,群社的社员和师院的同学自愿当教师,每人每周一两节课。因为《大家看》壁报的张贴,群社组织同学给农民讲解壁报内容、识字,配合民众夜校。[6]445壁报上的抗日宣传也悉数被同学们宣传给农民。抗战宣传最主要的方式是兵役宣传活动。例如1940年的暑假大板桥兵役宣传活动。它是联大进步团体主导的学生会自治会组织的一次兵役宣传活动,这次宣传分为了六个小队,并邀请了曾昭抡参与。在大板桥师生举行联欢营火大会,搞乡民游艺大会唱抗日歌曲, 并分为三个小队访问村民。他们在板桥镇的瓦脚村的小学里进行演讲、歌咏表演和宣传兵役的独幕剧,搞游艺大会。这些活动积极引导村民的爱国民族精神,用这种亲近群众的方式宣传。陈梦熊回忆道:“那两年群社还多次到农村举办兵役宣传,我参加过好几次宣传活动,譬如1939年暑假,到呈贡县的可乐村、龙街及古城等地,组织农民开夕阳会,演出《电线杆子》等街头剧,十分成功。”[7]歌詠队和戏剧小组经常去外面宣传抗战,经常是到人多的地方搭场子就开始表演。歌咏队演唱抗战歌曲,戏剧小组就表演抗战剧,表演完慰问村民,送一些日常用品和宣传手册。陈琏就是歌咏队的一员。刑福津也回忆过歌咏队的事迹:“1940年夏,以群声歌咏队的成员为骨干,组成联大歌咏团,请音乐家郭可歌担任指挥,曾在昆明厂播电台成立和南屏电影院开幕时演唱过《保卫黄河》、《游击队歌》《旌旗正飘飘》等歌曲。”[2]

综合性

西南联大的社团众多,按照功能分类可以分为综合社团和专门社团。群社属前者,它的组织结构较完整,有选举产生的会长和副会长,并下设九人干事会,分别负责九个小组的活动。相比于群社,专门社团的管理就并没有完整的组织结构,以相同的兴趣爱好为主要结社目的的社团并不太需要领导机构和宗旨,例如1938年5月成立的南湖诗社。皖南事变以前的专门社团大多不太关注政治。群社作为一个思想政治共同内核而集结的共产党地下成员发起的综合社团,它在組织结构上就具有更凝合的领导组织设置。

群社的九个小组包含了大部分专门社团的内容,文艺股成立文艺小组,有文学社团的文学创作等内容,主要通过壁报股创办的各种壁报上发表。学习小组的诗歌及俄语、世界语讲习班也是群社的文学成分之一,与文学社团与语言研究类型的社团功能重叠部分。艺术部分还有木刻研究。戏剧小组与群声歌咏队具有戏剧社团的内容,康乐股也会开办文娱体育活动,群社甚至还有球队,与体育社团的活动有大部分重合。这是群社的综合性的横向体现,源于社员的交叉流动性。例如林元既是群社的骨干之一,又是冬青社的发起人之一,也是戏剧研究社的社员。这也是群社能够多方面展开活动的原因之一。

群社的综合性影响是范围的广大和层次的深入。集体活动能够号召更多的同学参与,无论是辩论会,还是座谈会,人数都比其他社团多。夏令营常浩荡几百人,学习小组举办的讲习班,最卖座的时候云瑞中学五百人的教室都可以挤满,受号召而参加学习小组的同学最多时达到七百余人。[2]同学的参与度高,首先改变的是校园活动的频率、规模和氛围。影响范围包括了同学的日常生活、学习生活和社会生活,囊括校内校外。在影响的层次上对校内同学主要会身心两种层面的,对社会民众的影响主要是精神层面。

联系与传承性

群社在发展中人数和规模逐渐扩大,小组众多功能丰富,很多小组成员为展开集体的专门活动,独立出来成立社团。从群社独立出来的社团有冬青社、热风壁报社、腊月壁报社、俄文学习班、联大戏剧研究社、联大歌咏团。这些社团的创办并不是意味着群社功能的崩解,而是形成了更紧密的联系和传承。刑福津在回忆中讲过:“在1939年到1940年间,党领导的各种学生团体如冬青文艺社、热风壁报社、腊月壁报社、俄文学习班、木刻研究会、引擎社(工学院)等相继成立。它们有各自的联系对象,有自己的活动内容,在重大的活动中,则与群社相互配合,形成以进步同学为核心、团结广大中间同学的统一战线。”[2

冬青社是最为代表传承性的社团,由群社的文艺小组独立而成,发起人是林元等人。冬青社主要活动在出版杂文为主的《冬青》壁报、反映现实宣传启蒙的《冬青》街道报和发表文学作品等,艺术与政治的相互交融在冬青社的文艺作品中窥见。它由群社脱出并继续联系紧密,在重大活动中会与群社相互配合。群社解体后,冬青社按照共产党的“在内收敛、向外发展”方针隐遁地下,通过与校外的《贵州日报》联系出版《冬青日报》,坚持活动,保持左派势力。1944年1月在校内恢复组织后,冬青社继续代表左派力量活动,“体现了共产党的思想主张,起到了共产党不能起的一些作用。”[9]

参考文献

[1]戴美政.曾昭抡评传[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

[2]邢方群.回忆群社[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02)

[3]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编委会.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学生卷[M].云南: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

[4]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第14期[M],1993.

[5]西南联合大学校友会编.吹弦诵在春城——回忆西南联大[M].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6]云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昆明校友会,云南师范大学.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四辑[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8.

[7]陈梦熊口述,张九辰访问整理.我的水文地质之路——陈梦熊口述自传[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3.

[8]永纪,弗忘编.丰功下[M].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09.

[9]李光荣.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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