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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顺县老司城祖师殿建筑群沿革初探*

2020-09-14崔敏芮

关键词:永顺县祖师建筑群

杨 凡,崔敏芮,杨 健,刘 杰

(1.湖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湖南 长沙 410004;2.太原学院园艺系,山西 太原 030032;3.湖南科技大学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4.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上海 200030)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老司城,是南宋绍兴五年至清雍正六年永顺彭氏土司的治所.老司城遗址是第5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湖南首个世界文化遗产.老司城遗址东南的祖师殿建筑群,是南方道教建筑的典型代表.该建筑群目前由大殿(祖师殿)、藏经楼(皇经台)和后殿(玉皇阁)组成,其始建和改建情况在历史文献中没有明确的记载.1975年以来,相关部门对该建筑群进行了3次较大的修缮[1-2].关于该建筑群的历史沿革,目前存在着来自考古学、历史学界及民间学者的多种不同说法.笔者试图梳理这些说法的依据及其合理性,并探讨对该建筑群进行建筑学意义上的考证的必要性.

1 相关研究

关于祖师殿建筑群的形制和沿革,目前存在着多种不同的说法.

(1)考古学研究.祖师殿3座建筑(图1)的形制完全不同,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柴焕波据此认为,祖师殿大殿现存建筑为明代土司彭翼南时重修,而皇经台、玉皇阁原不在此处,是康熙时迁过来的[3-5].此后,研究所对祖师殿大殿前面已经坍塌废弃的区域进行了考古勘探,其发掘报告将现存祖师殿大殿的年代判定为明代,并认为皇经台和玉皇阁原是灵溪河对岸的清代庙宇,是最近几十年才搬迁过来的[6].

图1 老司城祖师殿建筑群纵向剖面 Fig. 1 Longitude Section of the Patriarch Temple Complex, Laosicheng Tusi Sites

(2)历史学研究.吉首大学瞿州莲、瞿宏州考证了《永顺宣慰司志》、乾隆《永顺府志》和民国《永顺县志》的相关记载,认为上述地方志中的“崇圣殿”和“玉极殿”,应该就是被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永顺县志》称为“祖师殿”的建筑群.通过考察祖师殿大钟的铭文,他们认为,明朝嘉靖年间,永顺土司彭世麒、彭明辅、彭宗舜和彭翼南,都曾对现在祖师殿的重要组成部分崇圣殿和玉极殿进行了修建.同治《永顺县志》称祖师殿始建于晋天福二年(937年),对此,瞿州莲和瞿宏州未置评价.另外,瞿州莲等[7]考证了同治《永顺县志》的记载,认为明代天启初年玉皇阁即已存在,是被作为藏经楼来使用的.吉首大学成臻铭[8]认同瞿州莲和瞿宏州的上述判断,并认为玉极殿和崇圣殿的空间定位类似于今天所见的玉皇阁和祖师殿,而皇经台和玉皇阁则是玉极殿的前后2个部分.

(3)民间学者研究.当地的土司研究专家向盛福认为,祖师殿确系五代后晋天福二年所建,不是明代建造的.并认为,在彭士愁之前,已有土著酋首吴著冲家的小祖师殿、玉皇阁和小观音阁(650—691年).来自汉地的彭士愁侵入此地后,先是修缮(912年),后是撤废(937年),终于改建成自己的祖师殿和观音阁.玉皇殿则是彭士愁长子彭世裕拆了吴著冲家的玉皇阁而建成的(978年).向盛福[9-10]还认为,明代土司彭翼南重修了祖师殿,并修建了皇经台,以及现已坍塌废弃的前殿.

2 相关研究的依据及其合理性

上述论述中,关于年代的判断依据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1)建筑形制与室内文物.柴焕波[4]关于祖师殿年代的判断,来自大殿的建筑风格(九脊重檐歇山顶)和室内文物(土司彭世麒、彭明辅时铸的大铜钟).他对祖师殿始建于晋天福二年的说法是心存疑问的,这是因为“天福年间溪州的政治中心尚在下溪州,从祖师殿的地理位置看来,应与老司城建城直接相关.祖师殿建于天福二年之说仅见于《县志》,别无印证”[5].

(2)实地调研与访谈.柴焕波和张涛都认为皇经台和玉皇阁是从别处搬迁过来的.区别在于,柴焕波[4]称“是康熙时迁过来的”,张涛[6]则认为,直到清末,该建筑群的整体格局尚存,皇经台和玉皇阁是最近几十年才搬迁过来的.张涛执笔的考古报告称曾走访当地4位80岁以上的村民,或许这就是从他们的口述中推断而来的.

(3)地方文献.瞿州莲和瞿宏州的依据是《永顺宣慰司志》和乾隆《永顺府志》关于玉极殿和崇圣殿地望的记载,且这些文献均无祖师殿的记载,直到同治《永顺县志》才见到“祖师殿”这个名称.他们据此推测,现在被称为祖师殿的建筑群,就是前面所记载的崇圣殿和玉极殿.瞿州莲等[7]对玉皇阁的考证来自同治《永顺县志》关于邑人在玉皇阁请经求雨的记载,并认为天启初年(约1621年)玉皇阁即已存在.

(4)民间传说与族谱.向盛福的解释来自老司城《向氏族谱》和《魏氏族谱》的相关记载(彭翼南重修祖师殿,新修祖师殿前殿、玉皇楼,修缮玉皇阁、观音阁、城隍庙,另新修关帝宫)[9],以及“老司城前辈传说”[10].

笔者认为,这些研究所提出的论证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柴焕波和张涛的皇经台、玉皇阁“搬迁说”,与祖师殿建筑群的形制特点相吻合.在笔者看来,祖师殿基本上是中原地区大式殿宇的做法,但在它的次间,采用了棋柱这种土家族大木构架常用的构件(图2和图3),玉皇阁采用斜栱,具有明显的辽金北地建筑的特征(图4),而皇经台则迥乎不同,应该是土家族本地木构传统的产物.3座建筑,其形制完全不同,实在不应该是同一时代同一地点所建.

图2 祖师殿明间木构架所形成的抬梁式空间Fig. 2 Post-and-Lintel-Construction-Style Space in the Central Room of Zhushidian

图3 祖师殿次间木构架(三柱六棋)Fig. 3 Column-and-Tie-Construction in the Second Room of Zhushidian

图4 玉皇阁外檐枓栱(斜栱)Fig. 4 Tilted Tou-Kung of Yuhuangge

瞿州莲、瞿宏州认为现在被称为祖师殿的建筑群,就是地方志记载的崇圣殿和玉极殿.笔者查阅了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张天如所撰《永顺府志》,于卷五的寺观篇中发现,在永顺县“崇圣殿”条目的同一页,“圣英殿”条目之后,即有“祖师殿”的记载:“祖师殿在王村玄武山,离城九十里,乾隆十九年,村民杨正恭、李如德募建.”在卷五的寺观续篇中,有一条类似的记载:“祖师庵在王村元武山,乾隆元年,村民杨正恭、李如德募建.”后一条记载中,祖师殿成了祖师庵,乾隆十九年成了乾隆元年,可能是笔误所致.在《永顺府志》的记载中,龙山县亦有祖师殿,保靖县亦有祖师庵,桑植县则有一座玉皇阁.这或可解释,曾经古雅拗口的“崇圣殿”,在改土归流后,如何逐渐变为老百姓口中易懂好记的“祖师殿”的.

向盛福的解释非常细致,听来也颇合情理.从笔者对当地若干木构建筑遗存的考察来看,既然老司城文昌阁、老司城摆手堂和双凤村摆手堂在短短百年内都经历过多次拆建和重修[注]老司城摆手堂是一座由别处拆来的老料重新搭建起来的建筑,近年来由来自永顺县王村的施工队伍修成.文昌阁也经历了多次拆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关帝庙大殿被拆毁,文昌阁也迁往衙署区彭氏宗祠下面,作为摆手堂使用.2013年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期间,又将文昌阁迁回原址,和大殿遗址一起组成了现在的关帝庙遗址区.双凤村原有一座摆手堂,出于申请“历史文化名村”的需要,2010年开始新修摆手堂.,那么前后数百年间,兴建、修缮、撤废、改建等发生在祖师殿、皇经台和玉皇阁这些建筑上,也是极有可能的事情,只是缺少必要的文字记载(如梁架上的墨书、殿中的碑记),其中的兴废修改现在不得而知罢了.

3 建筑学考证的必要性

关于祖师殿建筑群的历史沿革,存在着来自考古学、历史学界及民间学者的多种不同说法,它们互有冲突但又相互补充.笔者认为,这些研究工作,对基于样式形制和构造做法的建筑学意义上的考证研究,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这是因为,中国的古建筑一般多历经修缮、改建,甚至搬迁的事情也常有发生[注]祖师殿建筑群最近一次落架大修,是配合“申遗”工作进行的(2010—2012年).此次大修,勘察设计由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完成,修缮施工由福建泉州刺桐古建筑有限公司完成.;此外在古代,营造活动多由工匠完成,知识分子既不了解也不屑于下问,故普遍缺乏记载,不易确定其始建、修复、改建的年代.历史学研究偏重于史料的爬梳考证,只能确定建筑物大体的年代和规模.考古学研究偏重于基址发掘,通过发现地下文物和地下工程来判断建筑的年代,间或也会根据建筑形制和室内文物进行考察,但基本上不会依据建筑的样式形制和构造做法对地面上的建筑遗存做更深入的研究.而建筑学意义上的考证研究,可以在不使用碳材料测年分析的前提下,根据建筑的尺度、比例、形态、材料、工艺和营造观念等方面的因素确定其年代,并根据已保留的历史痕迹(旧构件的拆除、利用或改动,以及新构件的替换)进行复原研究,以判断其始建、修复、改建的具体时间和过程.

这方面成功的例子,可参考东南大学建筑研究所张十庆对宁波市保国寺大殿所做的基于勘测分析的复原研究,以及相应的基础研究(表1).

表1 张十庆关于宁波市保国寺大殿的相关著述Table 1 Literatures Writings on the Main Hall in Bao-Guo Temple (Ningbo) by Professor Zhang Shiqing

复原研究是这一系列研究的起点.保国寺大殿是我国江南地区现存年代最早的木构建筑,但历经修缮,改动很大,早已非北宋时期的原物.张十庆首先以大殿瓜楞柱的构造做法为线索,通过相关历史痕迹的解析,分析论证了大殿瓜楞柱原初的构造形式及其变化过程[11](保国寺大殿瓜楞柱构造形式现状见图5[12]);随后,以大殿现状构件的形制做法为线索,通过相关历史痕迹的解析,分析论证了大殿平面、空间形式和厦两头的原初形式及其变化过程[13](保国寺大殿承椽枋构造节点现状与复原见图6[12]).在此基础上,张十庆得以窥见保国寺大殿在始建时期的面貌,对各个历史时期的修缮改建情况也有了一些基本的判断.

图5 保国寺大殿瓜楞柱构造形式现状Fig. 5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Gualeng Columns in the Main Hall, Baoguo Temple

图6 保国寺大殿承椽枋构造节点现状与复原Fig. 6 Present Situation Analysis and Reconversion Research on the Chengchuan Timber in the Main Hall, Baoguo Temple

相应的基础研究,是建立在比较研究这一方法之上的.张十庆将保国寺大殿与其他同类型的建筑进行比较,并将该大殿的做法与宋代官书《营造法式》进行比较,归纳出保国寺大殿所代表的江南厅堂式建筑在样式形制与构造做法等方面的地域特色,并确定了保国寺大殿在南方建筑谱系中所处的位置[12].相关研究还在《营造法式》的释读方面提出了许多新见解,成为用“地方性知识”反思现有中国古代建筑基础知识体系的绝佳范例.

4 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可以从如下角度对老司城祖师殿建筑群进行研究:

第一,祖师殿建筑群的复原研究.即对建筑构件及整体空间的实测数据作分析和汇总,然后根据建筑的历史痕迹进行复原研究,从而确定其年代和历史沿革.

第二,祖师殿建筑群的特征研究.即将祖师殿建筑群与南方其他地区的木构遗存进行比较,以归纳出该建筑群在大木技术(即样式形制与构造做法)方面的地域特色.

第三,祖师殿建筑群的源流研究.即提取各地区同一类型的建筑在大木技术方面的基因,绘制出各地区大木技术方面的特征谱系,并根据它们在年代和地域方面的分布情况来探究祖师殿建筑群的技术源流问题.

如能完成上述任务,应该可以回答如下问题:祖师殿、皇经台和玉皇阁3座建筑在各个年代的实际情况;其样式形制和构造做法与南方其他地区同类型建筑的共性及区别;祖师殿、皇经台和玉皇阁3座建筑在样式形制和构造做法方面各不相同的原因.当然,这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相关学者与文物部门、文化部门、建设部门等通力合作,并假以时日才能较好地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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