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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亚新与湖南大学图书馆

2020-09-12王启云

新世纪图书馆 2020年8期
关键词:图书馆学

摘 要 钱亚新是有“中国图书馆学界的一代宗师”之誉的图书馆学家、目录学家、索引学家。论文从钱亚新湖南大学图书馆任职起止时间的考证、任职及离职缘由、任职期间工作概况、任职的社会评价等方面,梳理了钱亚新和湖南大学图书馆的密切关系,揭示了他对湖南大学图书馆的重要贡献,以期对钱亚新学术和事功有更全面的认识和了解。

关键词 钱亚新 湖南大学图书馆 图书馆史 图书馆事业 图书馆学

分类号 G259.29

DOI 10.16810/j.cnki.1672-514X.2020.08.013

Qian Yaxin and Hunan University Library: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Mr. Qian Yanxins Death

Wang Qiyun

Abstract Qian Yaxin is a library scientist, catalogist and indexist known as “the Great Master of Chinese Library Science”. This research analyzes Qians employment history at Hunan University Library, investigates the reasons for his employment and resignation, offers an overview of his work and social assessment during his tenure, and discusses his major contributions to the Hunan University Library, thus providing a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his work and his academic achievements.

Keywords Qian Yaxin. Hunan University Library. Library history. Librarianship. Library Science.

0 引言

張厚生先生(1943—2008)与钱亚新先生属忘年交,友谊格外深厚,钱老曾将手稿托付给张厚生先生。钱老逝世之后,张厚生先生一直为继承和发扬钱亚新学术思想不遗余力[1]。张厚生先生书房留存有钱亚新先生制作并保存下来的湖南大学图书馆数份月度工作报告(1937—1940年)。2003年10月10日,曾任湖南大学图书馆馆长的张白影先生致函张厚生:“广州大学图书馆蔡卫平副馆长带了几位同事去南京参观学习,到贵馆时望恵予接待指教。关于钱亚新任职湖南大学图书馆的资料,请让蔡副馆长复印一份带回广州交我。”因此,笔者对这几份工作报告颇为“敏感”,自2008年(张厚生先生于2008年8月8日逝世)至今,十余年来不时思考着钱亚新先生与湖南大学图书馆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正在笔者进一步“索隐”的过程中,《新世纪图书馆》约笔者写篇有关纪念钱亚新先生的文章,欣然应允,花了较多时间查阅“钱亚新先生与湖南大学图书馆”,试图将这段历史梳理清晰。

钱亚新先生不少研究成果曾正式发表,未发表的大多也得到妥善保管,且经多次整理。张厚生先生作为资料整理骨干,先后出版了《钱亚新集》 (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2],《钱亚新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3]等。南京大学青年学者谢欢先生于2013年整理出版《钱亚新别集》[4],目前他手上汇聚了多个渠道的钱亚新遗稿、手稿等,已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完成了博士论文《钱亚新图书馆学学术思想研究》,“钱亚新年谱”也于2017年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当笔者进一步调研文献及研读和访谈之后,越来越感受到“这篇文章不好写”。一是相关历史档案,有的被毁,有的缺失。二是钱亚新先生公开发表的回忆文字较多,但由于时间久远,有些地方存在记忆偏差或笔误,现有文献较多采信钱先生回忆文字,可能存在问题。三是整理工作存在瑕疵。“一手材料”存在字迹漫漶不清,繁体字、手写、地名变更等等,识读与考据存在难度。四是湖南图书馆沈小丁研究馆员《民国时期湖南大学图书馆发展演变》记述民国时期湖南大学图书馆的建立、发展和演变过程,对其历史文化现象进行了探讨[5],虽然含有民国时期丰富史料,但是未提及钱亚新先生在湖南大学图书馆工作经历,其2013年出版的专著《湖南近代图书馆史》有“钱亚新在湖南的学术活动”一节,相关信息较为简略[7]276。由此,本文综合多个源头信息,进行钩稽爬梳,试图进行较好地“历史还原”,再现一段史实。

1  钱亚新生平

钱亚新(1903—1990),著名图书馆学家、目录学家、索引学家。1922年进入上海大同大学学习;1925年在杜定友先生的影响下就读于章太炎先生主办的国民大学图书馆学系;1926年考取武昌华中大学文华图书科(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的前身 ),1928年毕业。先后在广州中山大学图书馆(1928年8月至1929年7月)和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1929年8月至1930年8月)工作,1929年8月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成立之后,钱亚新先生回母校任教并兼任《武昌文化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主编(1930年8月至1932年7月),后又在上海大夏大学(1932年9月至1932年7月)、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1933年8月至1937年7月)、湖南大学(1937年8月至1942年7月)、国立师范学院(1942年7月至1946年7月)、苏州社会教育学院(1946年9月至1950年3月)从事图书馆工作和教育工作,1950年调到南京图书馆(1950年3月至1990年1月)工作,直到逝世。他数十年如一日,以对事业的无限忠诚,致力于我国图书馆事业建设和图书馆学、目录学学术研究,发表论著190多种,计200多万字,涉及图书馆学、目录学、索引学和图书情报教育等诸多方面。钱亚新先生一生致力于图书馆工作和图书馆学、目录学学术研究,硕果累累,成绩卓著,成为中国图书馆学界的一代宗师[3]1。

2 钱亚新在湖南大学图书馆任职起止时间

关于钱亚新在湖南大学图书馆任职时间有许多种说法,代表性的有四种。(1)钱亚新自传及回忆录。《钱亚新自传》中透露,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我不得不离开天津,受聘到湖南大学任图书馆主任”“从1941年开始,我到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任教”[4](钱亚新《我的自传》代前言)。1990年发表的回忆录中透露“我由津回沪是在芦沟桥事变前五天,由上海出发去长沙是在八一三事变前十一天”[7]。钱亚新回忆录讲述工作阶段(1928年至1952年)情况,《图书馆杂志》发表的是删减版,谢欢根据原稿整理了“完整版”,其中有“才于1941年仲夏,买舟离开辰溪……”[4]218。(2)沈小丁认为“抗日战争期间钱亚新在湖南连续工作了9年。他的经历可分为两个阶段: 1937年8月至1942年4月在湖南大学图书馆工作;1942年5月转到国立师范学院,1946年7月离湘。长沙、辰溪、蓝田(今涟源)、溆浦留下了钱亚新的足迹。”[6]276(3)《湖南大学图书馆史》大事记中记载“1937年9月,钱亚新任湖南大学图书馆主任,同时在文学院兼授图书馆学课程。”“1942年4月,钱亚新辞去图书馆主任。1942年4月,沈缙绅担任图书馆主任。”[8]194-195(4)张白影认为“钱亚新先生正是在湖南大学三十年代发展鼎盛时期的1937年秋,由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校长沈祖荣先生介绍来担任湖南大学图书馆主任。钱亚新于1937年秋入职,1941年初转去国立师范学院,1946年9月调任四川社会教育学院图书博物系,在湖南大学图书馆主任任上三年多,在后来并入湖南大学的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图书馆任职五年半,共计在湖南大学及图书馆服务约九年时间。”[9]

笔者认为,钱亚新是1937年8月2日出发到湖南大学(长沙),1942年7月5日(阴历为五月廿二日) 离开湖南大学(辰溪);到湖南大学任职时间依据是“我由津回沪是在芦沟桥事变前五天,由上海出发去长沙是在八一三事变前十一天”“由上海到汉口,行程一般是三天,可是那次花了整整的五天”“我的目的地是长沙”“因此经过,就向武汉大学图书馆取经”[4]215,据此推测到达长沙的时间大约为1937年8月10日前后;离开湖南大学(辰溪)的时间依据是“才于1941年仲夏,买舟离开辰溪……同行的有志勤……女儿康……”“记得是那年7月5日,雇了一条校船……”[4]216。结合邵延淼编制的钱亚新年谱[10]实际应是1942年仲夏,钱亚新女儿钱康是1942年1月29日出生,一家六口人是指钱亚新、吴志勤(1908年11月16日出生)、钱亮(1934年2月15日出生)、钱方(1939年2月21日出生)、钱康(1942年1月29日出生)、钱红梅(侄女红梅为钱亚新长兄钱如生之女,其父钱如生1931年病逝“遗有一子二女”,其母1933年10月病逝,有可能是在父母病故之后尚未成年由钱亚新夫妇抚养)。钱亚新三子钱塘此时尚未出生,其出生时间为1943年12月11日。1942年“五月中接到蓝田师范学院的聘书,聘为教育系的讲师”,但实际到达蓝田是在1942年7月8日下午三时左右[4]218。钱亚新在湖南大学图书馆任职时间实际为5年(1937年8月至1942年7月)。1949年湖南省解放后将国立师范学院并入湖南大学,1953年撤销,由湖南大学文教院的中文、外文、教育等系和社科院的历史系、自然科学院的数学、物理、化学等系组成湖南师范学院[11]。1944年9月,钱亚新接替洪韵,担任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图书馆主任,1946年7月离职[6]170。此段任职经历,也可以视作湖南大学图书馆任职经历的“延伸”。

3 钱亚新在湖南大学图书馆任职及离职缘由

“图书馆主任主要的责任,在于领导全馆工作人员,按部就班的进行工作,达到预期的效果。”[4]214,《湖南大学图书馆史》将抗战时期“图书馆主任”视同“副馆长”[8]241。钱亚新湖南大学图书馆任职及离职均与当时学校校长人事变动密切相关。“抗日战争期间,湖南大学图书馆两次更换主任。人事的变动是由于校长易人所致,一朝天子一朝臣,高等學府也未能免俗。”[6]169

第一次更换,“到后来才了解这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的传统在作崇,因为湖大的校长、教务长、馆长都是新上任的。”[7]皮宗石(1887—1954)于1937年7月调任湖南大学校长,1940年9月卸任[12],1922年取得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回国。1922年任湖南商业专门学校校长。1928年任湖南大学校长。1922年9月至1925年出任省立湖南图书馆馆长、图书编辑印刷处处长(1923年,湖南省政府明令撤销省立湖南图书馆,改为湖南图书编辑印刷处,附设图书馆。任凯南改任图书编辑印刷处处长)[6]69-71。1937年7月任湖南大学教务长兼图书馆馆长。皮宗石与任凯南调任前均是武汉大学经济系教授。钱亚新在天津河北女师学院图书馆工作的四年(1933年至1937年),“是严谨治学、‘独当一面的四年,也是‘图书馆工作全面活动的第一期实验阶段的四年,为河北女师学院图书馆的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至今仍为图书馆学界称颂。”[13]1937年“七七”事变,学校图书馆毁于日机炸弹,形势险峻,被迫离津。沈祖荣把钱亚新介绍给皮宗石和任凯南。湖南大学图书馆原主任是沈缙绅(1902—1978),与钱亚新为文华图书科第七届同班同学,“他在读书时,素以忠厚老实,循规蹈矩见称”“交替问题,很快就解决了”[4]215。

第二次更换,“1942年初,湖大校长皮宗石先生辞职他就,由胡庶华接任。……而且风闻新任某教务长声明要召回前任图书馆主任沈缙绅回来代替我得职务。这些使我安心不下,非另谋出路不可。”[4]216开头一句存在疑点,依据湖南大学校史第二次校长易人是发生在1940年9月[12],图书馆主任“交替问题”,除前述中《湖南大学图书馆史》大事记中记载1942年4月图书馆主任一职的交替外,未能发现更多相关史料。钱亚新自身的思想变化回忆录有记录,1940年9月(注:原文误作1940年6月,邵延淼编制的年谱亦存在同样错误)“湖大换了校长胡庶华”后,“本来在长沙时,馆中蝉联的职工,只有覃老,大赵(贻勋),小赵(颂尧)和工友四人。我到馆后添聘了邱亦高(文华讲习班学员),骆炳麟(邱同班同学的弟弟),俞XX(湖大秘书的外甥),朱瑛(文华专修科学员)。在湖大西迁前,大赵不幸去世,覃老因路太远而辞回老家攸县,朱瑛因爱人关系而去昆明,邱亦高因任农学院图书馆主任而未西往。当时看到老同事的凋零而去,也感觉不胜凄凉,既然自己与领导上意见相左,与其再蹲下去,宁可早日离开,另找出路,或能有所发展。”[4]215-216钱亚新添聘的四人中,邱亦高为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第三届图书馆学讲习班(1936年9月至1937年6月)学员,朱瑛为文华图书馆第九届(1929年9月至1931年6月)学员,钱亚新任《文华图书科季刊》副社长、主持编辑事宜时,朱瑛为编辑股书评、译述干事(在校学生兼任)。

4 钱亚新在湖南大学图书馆任职期间工作概况

钱亚新先生留存有湖南大学图书馆月度工作报告(1937年10月、11月、12月,1938年1月、2月,1940年1月、2月、3月、4月)。张厚生先生逝世后,笔者在张厚生先生书房读到这批珍贵史料,有的是油印,有的是手写(图1、图2、图3为示例),以下根据笔者翻拍予以梳理。

1937年10月《湖南大学图书馆工作报告》。图书馆共9人,“馆长系任教务长(注:指任凯南) 兼职外,到馆办公者日常为8人”。

1938年2月《湖南大学图书馆工作报告》。内容包括开放日数统计、工作时间统计、阅览人数统计、借出图书统计、书报订购统计、书报收到统计、书报付款统计、编印目录统计、编目统计。其时,工作人员:总务股1人,订购股1人,编目股3人,期刊股1人,出纳股2人,共计8人。开放日数统计:本校于2月15日开始正式上课,本馆即于是日开放,至28日止,共开放15日。连以前116日,共计131日。工作时间统计:因旧历新年本馆内部工作曾停止3天。自3日至14日每天办公6小时;15日照常办公8小时。本月份工作时间计1078小时,连以前6054小时,共计7132小时。阅览人数统计:本月份来馆阅览者如以每小时为统计单位,计1441人。杂志阅览室580人,占40%;普通阅览室861人,占60%。借出图书统计:本月借出图书1263册,连以前8624册,共计9887册。其中线装中文书308册,平装中文图书405册,西文书为550册。书报付款统计:本月份付款为895.89元。连以前5154.61元,共计6050.50元。其中属于图书为288.54元,杂志为207.35元,日报为400.00元。如以个订购者分别言之,则文学院支出为822.54元,线装书为66.00元,馆用书为7.35元。编印目录统计:本月份编印西文赠书目录一份一九张,连以前12次24份73张,共计13次25份92张。编目统计:如以上项编印目录中所载至图书加以类别统计,331册,1641.5元。

1940年1月《湖南大学图书馆工作报告》。内容有新增设备、购书统计、赠书统计、编目统计、阅览统计。新增设备:去年本馆书库,租用民房5件,散布于离校三五里之蛇会与马溪二处。嗣因租金较高,管理不便,校中乃拨蛇会新造之房屋七间为本馆书库之用。购书统计:订购312种(含期刊50,日报17种),297册;收到354种,1903册,919.51元;登记367种,916册,257.82元。赠书统计:计中文25种28分,线装书2种3册,西文书2种2册,期刊10种20册,日报2种,共计41种53册。阅览统计:阅览时数及人数统计,普通阅览室开放175小时,阅览人数2717人;杂志阅览室开放75小时,阅览人数1662人。总计开放时数为250小时,阅览人数为4379人。借阅书报统计:图书中文平装本735册,线装本282册,西文378册,中文期刊1143册,西文期刊206册,中文日报158份,西文日报24份。

1940年2月《湖南大学图书馆工作报告》。新增职员:本馆因书记缺乏自本月起请学生一人在其余时间专司抄录中文卡片。购书统计:321种, 27 319.27元;登记285种,624册,1128.30元。赠书统计:计中文10种20册,西文30种52册,期刊15种24册,日报2种,共计57种96册。编目统计:中文20种28册,68.00元;西文89种99册,1493元。合计109种,127册,1561元。阅览统计:阅览时数及人数统计,普通阅览室154小时,阅览人数2268;杂志阅览室75人,阅览人数1489人;合计开放229小时,阅览人数3757。借阅书报统计:图书中文平装本624册,线装本81册,西文341册,中文期刊826冊,西文期刊263册,中文日报48份,西文日报17份。最近计划:本馆自2月28日至3月9日为年假,在年假期内……重新登记并改编。

1940年3月《湖南大学图书馆工作报告》。新增设备:本馆旧藏中外杂志装订成册者约2000余册,现在蛇会书库又添屋3间专为储藏及参阅此项杂志之用,再因阅览杂志较阅览图书为多故,将杂志室与普通室对调。阅览统计(阅览时数及人数统计)普通阅览室175小时,阅览人数875人;杂志阅览室135人,阅览人数8100;合计开放310小时,阅览人数8975人。借阅书报统计:图书中文平装本654册,线装本136册,西文338册,中文期刊95册,西文期刊21册,中文日报21份。

1940年4月《湖南大学图书馆工作报告》。新添设备:杂志阅览室,新添大黑板一块,以便逐日公布新到中外期刊。加黑板架一个及报夹20个。赠书统计:计中文线装书129种1077册,西文期刊1种20册,中文期刊2种50册;日报2种。共计152种,1147册。阅览统计:阅览时数及人数统计,普通阅览室200小时,阅览人数891;杂志阅览室130小时,阅览人数7800人;合计开放330小时,阅览人数8691。借阅书报统计:图书中文平装本746册,线装本207册,西文571册,中文期刊65册,西文期刊71册,中文日报42份。

为了便于阅读与理解上述内容,提供4条背景信息。(1)1939年图书馆经费信息。1939年7月20日出版《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刊登“国立湖南大学图书馆近况”[14]“至于本年度购书经常费之预算为三万四千元,其支配文学院为一万元;理学院九千元;工学院一万二千元,线装书为二千元,馆用书为一千元。”另有各学院购置办法、馆用书购置办法、征求办法(因“该馆去年遭敌机摧残,损失浩大,兼之购书经费不多,以是不得不设法去向中外人士及公私各界征求图书”)。(2)物价参考信息。1939年7月20日出版《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刊登”本会现受某国立大学圕之托,代为物色编目部、征集部主任各一人每月薪水国币八九十元……” [15](3)藏书变化情况。“1937年3月,图书增至69 010册,其中孤本、珍本14 919册运到辰溪;其余54 091册于1938年4月10日被敌轰炸,悉付一炬。1939年9月21日,敌机轰炸辰溪校区,劫余旧籍,续有焚毁,计又损失242册,两次攻击损毁图书达54 333册。后又经过积极添购图书,到1941年11月,增至58 866册,内有西文图书4604册,中文图书54 262册。”[16](4)1936—1942年湖南大学图书馆读者数量(见表1)[8]19,31。

综观本节信息可以看出,钱亚新在湖南大学图书馆任职期间,虽然战火纷飞,九死一生,颠沛流离,但图书馆工作在馆藏建设、读者服务、科学管理等方面卓有成效,令人肃然起敬。

5 钱亚新在湖南大学图书馆任职期间著述

参考张厚生先生等人整理的“钱亚新论著编译系年”[3]623-624及谢欢先生整理的《钱亚新编辑》[4],辅以读秀学术搜索及CADAL项目门户网站(http://cadal.zju.edu.cn)检索,本文对钱亚新任职湖南大学图书馆时期著述,依时间顺序梳理如下:

(1)《中国索引论著汇编初稿》,发表于《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1937年9卷),第2至4期连载,收录310余条,绝大部分写有提要,可作为1936年以前我国索引的研究和编纂工作总结性的专题目录。

(2)  《书报批评:读红楼梦辨证的新认识》,发表于《光明》 (1937年3期)。

(3)《图书馆与文化》,发表于《国立湖南大学图书馆蒙难纪念特刊》(长沙:庆源丰纸业印刷局,1938年5月)。

(4)  《图书馆学讲稿》(1939年,湖南大学油印本)。钱氏在湖南大学图书馆担任主任时对文学院各系开设选修科的讲义。

(5)  《图书馆讲义》(1942年,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刊印)。钱氏在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开设课程“图书馆学概念”,吸收了《图书馆学讲稿》有用部分而编成。

(6)  《我是你永久的朋友——图书馆》,发表于《学生之友》 (1940年6期)。

(7)  《我是你永久的朋友——图书馆(附表)》 (未完),发表于《学生之友》 (1940年1卷6期)。

(8)  《我是你永久的朋友——图书馆:然而只用目录的一把锁……》(附图表),发表于《学生之友》(1941年2卷1期)。

(9)  《我是你永久的朋友——图书馆》,发表于《学生之友》 (1941年1期)。

(10) 翻译美国凯莱(G.O.Kelley)的著作《图书分类法》 (1942年5月,贵阳文通书局印)。钱亚新先生在晚年的回忆录手稿中,花了较大篇幅介绍该书的成书过程及出版后“并未能引起图书馆界的重视”[4]216。1939年3月21日是钱先生第二个儿子满月那天,辰溪城里被炸,炸弹离钱先生一家躲避之处仅三四丈远。自此之后一段时间学校基本上是停课,图书馆相关活动也因缺乏新书期刊被迫迁居离陇头垴四五里群山之中的沈家大屋,避开了敌机的骚扰,生活比较安定,钱先生乘此机会进行翻译工作。美国凯莱女士的博士论文《图书分类法》一書,1937年刊行后风行一时,此书完全是为读者作想且为别开生面不落窠臼的研究,获得学术界及图书馆界的一致称赞,钱先生“翻译此书的目的,就是要提倡编制主题目录而为读者服务。”钱亚新赞赏凯莱博士提倡编制主题目录的思想,他认为中国的图书馆应该在传统的分类、书名、著者三套目录外增加一套主题目录。钱亚新兼任贵阳文通书局编审委员会委员,1942年贵阳文通书局出版了《图书分类法》 这部译著[6]276-277。

6 钱亚新在湖南大学图书馆任职的社会评价

6.1 同事评价

赵贻勋,字建常,钱亚新在回忆录中称呼其为“大赵”,写作时已在湖南大学图书馆工作十年,1938年10月湖南大学西迁前不幸去世。图书馆职员赵贻勋发表于1938年5月的《湖大图书馆小史》一文中有如下文字记载:“任先生兼任馆长,又新聘了一位钱亚新先生充当主任。钱先生也是图书专科毕业的,著述不少,经验也很丰富。自他到馆,局面又为之一新,内部组织愈加扩大,因为经费较前增大数倍,且能独立,所以半年来书籍杂志又增加万余册,尤其是珍本也搜集不少。毕业同学们宝贵的论文,也有数百册之谱,并已编具草目。这可以说是图书馆眼前的黄金时代。”[17]此文原载于1938年4月19日和20日的《力报》。20世纪30年代,《力报》 是长沙办的一种报纸,“以敢于担当、敢揭真相的风格,独树一帜,脱颖而出,名闻全国。”[18]可见,钱亚新先生从1937年8月到任至1938年4月10日(图书馆被日军炸毁)的半年多时间里,工作卓有成效。

6.2 张白影先生评价

张白影先生于1966年至1995年在湖南大学图书馆工作期间,担任副馆长十年,担任馆长五年,“对改革开放时期湖南大学图书馆的发展乃至湖南省高校图书馆事业整体推进都建下了卓越功勋”[8]97。张白影评述,1932年7月至1938年4月日军飞机炸毁图书馆为止,是湖南大学图书馆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黄金时期。“专家治馆,机构完善,管理科学”“皮宗石校长本人曾兼任过北京大学图书馆长,于此道内行,他专聘前湖大校长任凯南兼任馆长,又聘请钱亚新先生任图书馆主任。钱先生是我国有名图书馆学专家,以治馆严谨,学问深厚为同事敬重。”[19]“审视近、现代湖南大学图书馆快速发展相关的一个话题是:馆史上曾幸得数位政坛先驱或学界领袖担任这间千年册府书城的馆长(主任),其中,皮宗石、胡庶华、任凯南、汪泽楷和钱亚新几位先生,尤其值得后学缅怀纪念。”“1938年秋,湖南大学西迁,图书馆全体职员在钱亚新带领下先行至辰溪,将日冠轰炸前抢运出来的图书整理开放。又着手购藏古籍及地方志文献充实馆藏。至1940年初,馆藏地方志已400余种,且湖南省、市、县志尤为齐备。”“还值得一提的是,在艰苦环境中,钱亚新一面努力推进图书馆在困难中前行,一面不忘科学研究。正是在辰溪这段日子里,他还将美国凯莱博士的论著《图书分类法》一书翻译交贵阳文通书局出版。”[9]

6.3 图书馆史学者评价

湖南图书馆研究馆员沈小丁著有《湖南近代图书馆史》,该书“有翔实的史料,有鲜明的观点,立体地再现历史,引领读者观今鉴古,读史明智”[20]。沈小丁先生书中有“钱亚新在湖南的学术活动”一节,沈先生认为:“抗日战争期间钱亚新在湖南连续工作了9年。……抗日战争之初长沙成为了战区,钱亚新随湖南大学西迁至辰溪,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但相对沦陷区而言,湘西地区远离战火,为钱亚新从事学术研究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在此期间钱亚新致力于图书馆学教学和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抗战之初钱亚新来湖南,首先在湖南大学图书馆任主任,同时在文学院兼授图书馆学。这是湖南高等院校开设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的最早记载。”[6]276-277

7 结语

钱亚新先生“从1925年步入图书馆学领域起,至1990年1月逝世止,在图书馆学、目录学、索引法等诸多学科领域从事学术研究、教学、管理和具体工作实践凡六十六年。其中,先生在南京图书馆工作的时间长达四十年。钱亚新先生是在南京图书馆长期工作过的一代著名的学者专家,先生是南京图书馆的,也是江苏的,全国的,先生是整个图书馆界和学术界的。”“热爱图书馆事业,有强烈事业心和甘于清苦的奉献精神,数十年如一日,致力于图书馆事业,致力于培养图书馆学教育和人才培养,致力于图书馆目录学研究,给学术宝库留下了丰厚的著作成果,受学术界推崇,为后学敬仰和跟进。” [3]649 钱亚新先生在湖南大学图书馆工作的五年为特殊历史时期,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奉献,做出了特殊贡献。斯人已逝,空谷余音。谨以本文作为对钱亚新逝世三十周年的学习和纪念。囿于学识,热忱期待学界不吝教正,以作进一步的修正或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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