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泽鹏

“我的故乡，回到20世纪的50年代，正是美国梦的一处梦乡，在那个名为俄亥俄州克林顿港的市镇上，所有的孩子无论出身，都能获得体面的人生机遇。但半个世纪过去后，克林顿港的生活却已成为一场美国噩梦，整个社区被划分成泾渭分明的两部分，两边的孩子各自驰向彼此不可想象的人生。”

——《我们的孩子》（《Our Kids》）

哈佛大学帕特南教授团队，以数年之功，将出生于克林顿港而如今散布在美国各地的107人加以追踪寻访，写成了《Our Kids》这部书。

作者认为克林顿港确是一个可以代表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微观缩影，从人口、经济到教育、社会，乃至政治，都是如此。书的第一章主要讲的是唐和弗兰克的故事：唐和弗兰克来自不同阶层的家庭，前者来自工人阶级家庭，后者则来自克林顿港少有的富庶家族，但于二者退休后纵观其一生经历，所呈现出来的阶级差异确是隐而不彰的。在克林顿港高中1959届的毕业生中，他们无论家庭背景如何，却几乎每一个孩子都成长于完整的家庭中，生活在自家擁有的房产里，邻里之间是互助友爱的。让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这届学生中的两位黑人子女，他们尽管没有高等学历的双亲，还要和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作斗争，却双双攻获硕士学位——“社会经济上的阶级并没有构成不可逾越的障碍”的结论在此验证。

50年代，美国家庭大多是奥兹和哈莉特模式的：父亲主外，赚钱养家;母亲主内，操持家务，共同养育几个孩子。70年代时，稳定的家庭结构一夜之间土崩瓦解，生活在单亲家庭中的孩童数量与日俱增。家庭结构是否稳定与孩子能否健康成长息息相关，那些不幸的孩子往往被烙上消极的印记。因而，帕特南将之视为“美国梦”破灭的导火索。书中提到，当下美国社会经济、教育在前三分之一的上层阶级家庭拥有“新传统”的婚姻模式。

既是传统，为何言新？其实奥兹和哈莉特模式与“新传统”实际上并无二致，只不过于性别分工、收入花销上有别于50年代。那么后三分之一呢？有社会学家将他们构成的家庭模式命名为“脆弱的家庭”（Fragile Families）——伴侣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短暂，孩子的养育也逐渐同婚姻脱钩。出生于此阶层的孩子，其父辈已经无法为其提供经济上的充足供应，又因家庭结构的支离破碎，注定将走上坎坷的一生。

如果说破碎的家庭是“美国梦”破灭的导火索，那么更深的原因则是美国阶层间差距的不断扩大。作者为突出这一主题，更多着墨于富家子和穷孩子的人生故事，确证美国孩子之间日渐扩大的机会鸿沟。著作中第六章的题目令人印象至深——“路在何方”，从克林顿港到费城，从本德镇到亚特兰大再到橘子郡，家庭之间的经济悬殊是每一段故事的关键情节。下层阶级家庭的经济状况每况愈下，上层阶级的父母却控制着越来越多的资源。后三分之一的家庭或迫于生计，或穷于意识，很大程度上不能做到对孩子的启蒙引导，孩子的大学梦随时有破灭的可能。

经济学家达伦·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大卫·奥图（David Autor）通过研究得出结论：美国的教育状况每况愈下，但问题的主因并不出现在美国的教育系统上。时下美国的阶层逐渐趋于固化，当两极分化的螺丝被牢牢拧紧，出身寒门的孩子们路在何方呢？

帕特南所提出解决之道是：“承认我们对这些孩子的义务。”穷孩子和富家子之间的隔阂应该被打破，他引过另一位学者的话：“如果我们的孩子遇到困难——我的孩子，我们的孩子，任何人的孩子——我们所有人都不应袖手旁观，而有责任照看他们。”

寒门之寒应该受暖，寒门之槛应迈出贵子。

责任编辑：宋明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