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特琳·厄尔格尔、希尔科·福肯 刘黎

六月中旬，多特蒙德的佩特里小学复课，一到四年级无需遵守关于防疫安全距离的规定。

| 复课还是停课？|

在夏日度假黄金期的六月，欧盟决定大范围重开内部边境。流行病学家们担心待假期结束，新发感染数可能会像三月汉堡滑雪季后一样，又将有所上升。六月初，以色列的学校刚复课一个月就出了问题：超级传播者可能是名教师，约200所学校关闭，500多名师生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约2.6万师生居家隔离，仅耶路撒冷一所中学就出现了150多例。

相似的场景也出现在了德国。在北威州的居特斯洛县，学校复课不久，滕尼斯肉联厂就出现大量新冠病例，超过650名新发感染者登记。由于很多滕尼斯员工都有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为打断传播链，官方于六月中旬宣布中小学、幼儿园和日托班一律关闭。在明斯特市，当检测出五名学生和两位老师新冠病毒呈阳性后，学校全体师生都接受了检测。在乌珀塔尔市，皮特街小学才刚开放一天就有一个孩子确诊，以至所有学生均需隔离。萨安州首府马格德堡检测出几十例新冠病例后，11所学校被强制停课14天。

由于一次新疫情的爆发，自6月16日，中国首都北京再次宣布中小学各年级一律停止到校上课。可见，在没有疫苗的情况下，若想回到正常的生活状态似乎不太可能。

六月中旬，汉堡中小学主管提斯·拉贝邀请其他州的九位同事参加视频会议，其中有感染疾病专家、病毒学家和青年医生。专家们一致认为，孩子的感染风险比成年人更低，危险性更小。但拉贝仍谨慎地表示，一旦感染数增加，学生们就应暂时重回线上课堂。

同时段召开的德国文化部长会议则希望取消在校期间必须保持的1.5米安全距离。来自教育和科学工会的伊尔卡·霍夫曼骂道，这样的计划“无法实现，脱离现实”。来自教育协会的乌多·贝克曼表示，每家超市都在限制顾客数量，收银员也隔在有机玻璃后，而待在更狭小空间里的中小学生却无需保持距离，这简直就是在胡闹！科学家们还担心秋天可能出现第二波感染高峰，最坏的情况是季节性流感和新冠肺炎同时流行。没有人知道，当秋天很多学生擤着鼻涕、不断咳嗽着进入课堂时将会发生什么。那时我们该做些什么？是所有人都去检测？还是让所有人回家？

研究者们建议学校各班之间尽可能隔离教学。这样，一旦出现感染病例，只需将病例所在的班级隔离起来，而不是整所学校。

11岁的雅各布和14岁的埃米尔在做作业，他们的母亲成了临时代课老师。

| 教师的困境 |

在雅各布就读的中学里，老师看起来并没有作好线上教学的准备。雅各布45岁的单亲妈妈萨维尔斯贝格发现，有的老师热情满满地批改学生的线上作业，给出教学反馈，有的则懒得与学生互动。雅各布的英语老师会上传自己的教学视频，一位副科老师却只发了一页课件，还有一位老师甚至完全没有互动。“这样的老师该如何给学生打分？靠掷骰子吗？”萨维尔斯贝格说。

虽然很多父母在此期间成为孩子的代课老师，但他们根本没有教学计划，也不懂教学内容。萨维尔斯贝格是名律师，疫情期间，为了下午能早早下班去辅导孩子功课，她每天早七点就开始工作，但她的调休假只够用到六月末，如果那之后孩子们还是无法正常上课，就会很麻烦。

德国还有教师荒的问题。以目前的老师数量，要将班级规模减半，或是一分为三以减小感染风险，就只能减少课程量。此外，12.4%的德国教师是60岁以上的老人，属于高风险人群。他们能胜任新冠时代的教学工作吗？

在萊普州，一名62岁的教师抱怨道，在教室上课会让他被迫承受感染风险。学校要求他在25平米的教室中为家境贫寒的学生补课，因为这些孩子的家里既无法联网，也没有父母可以代课。很多州都担心会出现年老或有基础疾病的教师不愿到教室上课的情况。有数据显示，德国有8个州的教师缺勤率都在10%以上，其中巴符州甚至达到了20%。在汉堡，高达30%的教师因不愿承受感染风险而不到校上课。“这很难解释。”拉贝说，“很多职业都是要和人直接接触的，比如医生或护理人员，但他们的缺勤率却没有老师这么高。”

此外，一些老师缺乏改变教学方式的意愿。比如，柏林人瓦勒斯卡·荣格读三年级的女儿阿丽莎去学校取教学资料时，她的老师宁愿通过往信封里塞纸条的方式交流，也不愿发封电邮。荣格和其他几位家长写信给学校，认为孩子们作业太少，没人监管。最后，他们一起找了个师范专业的大学生，每天为他们的孩子线上教学5小时。“每月支出220欧元，”荣格说，“但很值得，很多事情都因此容易了不少。”

根据一项针对1000位父母的调查，新冠疫情期间，虽然大部分教师都布置了作业，但只有1/4的老师愿意以视频会议的形式上课，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表示有老师不批改作业。50岁的罗伯特·普勒茨20年来一直在慕尼黑一所中学教数学和物理，他对这样的现象并不感到惊讶。政府虽为学校云空间和设备投入了很多资金，却一直让老师们独自面对线上教学内容的难题。“我们在办公室讨论数字化时，仍有些老师认为电脑是邪恶的。”普勒茨说，“每位老师都各行其是，有些会在YouTube上寻找教学资料，但网上资料泛滥成灾，有些根本不适合。”

| 学习退步 |

学习是个复杂的过程，目的是让信息根植于脑部，可以随时调出，这对学生和教师都要求甚高。大脑每秒要接收无数信息，如果学生无区别地对所有信息进行加工，其大脑很快就会被数据垃圾淹没直至瘫痪，这时就需要老师为学生的大脑能更有效地加工信息提供支持。美国一项研究表明，在为期两个半月的暑假期间，由于没有老师的帮助，学生的认知能力明显下降。

“有些孩子有家长督促，有些则全靠自己，他们之间的成绩差距越来越大。”教育心理学家里卡尔达·施泰因迈尔说。现在，11岁的卢卡一周在家线上学习，一周去学校上课。其单亲母亲松雅说，卢卡无法自主学习，还拒绝做家庭作业。“在家学习需要很多条件，比如配备电脑、网络、打印机，老师们认为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我也没法教会卢卡新知识。”因疫情而失业的松雅说，她还有个6岁的儿子，家里没有电脑也没有打印机，只有个平板电脑。不久前学校告诉她，卢卡可能得留级。

德国教师协会的海因茨-皮特·迈丁格尔表示，目前有约300万学生的成绩正在退步，尤其是德语水平差以及来自社会底层和贫穷家庭的孩子。最近迈丁格尔了解到，在家上课期间，有位教师只能联系上24名学生中的5名，由于仅能通过电邮交流，学生的学习十分低效。

多地父母参与示威游行，要求学校开学。

| 心理问题和特殊教育需求 |

教学的日常不仅包括传授知识，实现师生以及学生之间的面对面交流，还有培养学生的幸福感。积极的情绪能更好地帮助学生确保学习效率，消化新知。除传授知识，教室也是社交能力的训练场，教会学生尊重、乐于助人和关心他人，而这是线上教学无法做到的。

由此看来，接下来的新学年估计会很艰难。根据德国青少年研究所组织的一次在线调查，虽然疫情期间亲子共处的时间变多了，但很多孩子都因缺乏和朋友联系而感到痛苦和孤独，20%的家庭频繁出现“冲突和混乱”。而针对1005个成年人及其10～17岁孩子的一项研究得出结论，1/3的青少年患有心因性病痛，22%的孩子每周多次出现睡眠问题，还有很多表示自己经常“压力很大”或“感到悲伤”。

疫情期间，不少孩子还经历了祖父母得病或死亡、经济危机、父母失业等变故，遭到父母殴打的孩子数量也上升了。“孩子们的恐惧和不安还将持续数月。”心理医生阿恩·霍夫曼预测道，“在有些家庭，孩子成了出气筒。”霍夫曼估计，抑郁症患者数量將会增加。世界卫生组织也担心，紧随新冠疫情之后出现的恐怕就是精神疫情。教师在教学工作中也倍感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要在假期结束后回归正常的教学工作，也是不现实的。

现在，卡塔尔齐纳最大的愿望就是她的两个女儿能重回学校吃午饭。她曾是一个坐轮椅的孩子的陪读，疫情爆发后，她失去了这份工作，收入骤减，支出却在增加。她的小女儿患有多动症，很难集中注意力，卡塔尔齐纳也无法给予很好的指导，其他孩子十分钟能做完的题，她的孩子有时要坐在桌前痛苦地做一个半小时。

此外，儿科医生托马斯·费施巴赫表示，现在的孩子过度使用电子产品，缺乏运动。对很多孩子来说，学校的体育课就是唯一的运动时间，有些孩子自学校停课以来体重迅速增加。费施巴赫呼吁快速全面开放学校。他认为，迄今为止讨论的线上教学主要是在考虑那些住在带花园的独栋住宅中的中产阶级的孩子。“还有很多‘被遗忘的孩子有特殊的教育需求，比如需要通过和其他孩子交往来发展社交能力。有些孩子依赖在学校获得的鼓励，因为这是他们在家中无法得到的。”费施巴赫说道。

| 灵活应对 |

面对疫情，有些学校反应迅速，比如杜尔梅尔斯海姆的哈特学校。不论是在教室上课还是在线教学，抑或是两者结合，校长和老师们一直在寻找能让教学安全顺利进行的模式，并训练学生使用视频会议功能。有的老师在家为教室里的学生视频教学，有的老师在学校为部分学生教学，其余学生在家学习。哈特学校拒绝精确到分钟的到校和休息时间，以避免大量学生聚集在学校门前或校道上。家里没有笔记本或平板的学生可以从学校借到。在孩子们完成学习任务时，老师会时刻保持在线，为学生答疑解惑。

黑森州的裴斯泰洛齐学校也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解决方案。这所学校有700多个孩子，是德国最大的小学之一，86%的孩子有移民背景，有些甚至来自于根本不讲德语的家庭。并非所有孩子都能在线学习，因为不是所有家庭都有网络、电脑、平板或打印机。“我们询问了所有学生家长家里的装备情况，却发现他们有的不愿说实话。”校长西蒙·莱斯说，“对很多人来说，贫穷难以启齿。”

对此，学校老师采用双轨教学模式：一方面开设在线课程，准备资料供学生下载;另一方面也背着塞得满满的包敲响学生家门，分发打印好的资料，收家庭作业。为更好地和家长交流，减少语言和文化障碍，莱斯与当地清真寺和移民协会合作。“我们需要能比我们更擅长和学生家庭沟通的调解人，只有这样才能帮到所有孩子。”莱斯说。疫情爆发之前，他就曾和相关负责人交流过游泳课和戴头巾上学等问题。他表示，一定要加强交流，因为出现问题时，几乎很多不懂德语的家长更愿信任清真寺的人，而不是来自另一个文化圈的老师。

教师协会认为，我们需要招聘更多教师来保护风险人群，减小班级规模，政界必须立即向教育系统投入更多资金，创造更多教师岗位，目前有些学校已经让在校师范生帮忙了。普勒茨老师有个能快速实施的好办法：不用每位老师自己拍摄教学视频，而是让文化部委托的专业团队去做这件事。他说：“所有数学老师都可以使用这些视频及相关随堂资料，节省下来的时间可用于实现更小规模的班级、小组讨论和课后补习，并为在线学习设计出高质量的课件。重要的是脚踏实地、灵活应对，我们可不能寄希望于变魔术。”

[编译自德国《明镜周刊》]

编辑：侯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