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术语编纂研究经历半个世纪的发展，其理论和实践日趋成熟，形成相对独立的学科领域，定义也亟须更新。文章梳理了术语编纂研究现状，反思现有定义的局限，探讨术语编纂的本质，并尝试从知识组织视角对其进行再定义。

关键词：术语编纂;知识组织;定义

中图分类号：H083;H06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3-8578.2020.04.002

Abstract： Through half a century of development，  terminography has been growing into a relatively independent academic discipline with its increasingly mature theories and practices， to which its definition needs to be adapted.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on  terminography， reflects on the limitations of the present definitions， explores the nature of  terminography， and attempts to redefine 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knowledge organization.

Keywords：  terminography; knowledge organization; definition

引 言

Terminography作为模仿lexicography构词以替代terminological lexicography的术语，是一个跨越辞书学①和术语学边界的同形术语，其学科定位至今仍未在这两个相关学科达成共识[1-5]，常见中文译名也因此有术语词典学和术语编纂。郑述谱和叶其松[1]以术语学为学科范围，参照国家标准和我国现实条件，将其汉译定名为“术语编纂”。作为科学概念的术语编纂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②，经历半个世纪的发展，其理论和实践日趋成熟，形成相对独立的学科领域，内涵与外延都有变化。本文通过综述术语编纂研究现状，反思其主流定义的局限，基于知识属性探讨术语编纂的本质，并尝试从知识组织视角对其进行再定义。

一 术语编纂文献综述

1.术语编纂研究现状

据郑述谱和叶其松介绍，德国、苏联、俄罗斯术语编纂研究相对发达，如沙依科维奇的《术语编纂问题》（1983）、盖德的《科技词典编纂基础》（1986）、论文集《科技词典编纂理论和实践》（1988）、马尔丘克的《术语编纂基础》（1992）、格里尼奥夫的《术语编纂引论》（1995）等，皆是术语编纂的专门研究成果[1]15-16。

根据英语和汉译文献，术语编纂研究以实践导向为主，呈现三条主线。第一，术语编纂常作为术语学著作的一个章节[2-6]，以介绍标准化或规范化的术语整理工作为主，而未形成理论特色。第二，致力于特定术语学视角下的具体编纂方法，尤其注重专业领域概念的组织方式。如社会认知术语学针对生物技术术语，将“原型结构分析”（prototype structure analysis）、“认知模型分析”（cognitive model analysis）和“历时分析”三种方法引入术语编纂[7]229-230;框架术语学针对环境科学术语，采取自下而上（即领域语料库）和自上而下（即专科词典等专业参考资料）相结合的方法提取概念框架[8-9];在社会认知术语学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术语本体编纂学”（termontography）致力于知识本体应用研究。另外，专科辞书学界的术语编纂相关理论研究较为突出，一方面以术语编纂的学科归属为探讨内容[10-11]，另一方面专门致力于术语编纂研究的以波兰辞书学者Marek ukasik为代表，他借鉴H.E. Wiegand的元词典学理论，总结了“元术语词典学”（metaterminography）涉及的五个子领域[12][13]200，区分了“对比术语词典学”（contrastive terminography）的两种研究路径[14]3③。

国内术语编纂理论研究以术语（编纂）学的学科建设为目标，理论体系初具规模，研究内容主要涉及四个方面。（一）叶其松[15-17] [18]115-117针对terminography的学科归属问题，探讨了术语编纂的定位与定名，将其与辞书学和术语学的关系归纳为“四种观点”，并立足于“应用术语学中术语收集、描写”等术语活动。（二）术语词典编纂的理论方法研究，如术语词典的参量与类型、双语术语词典的概念对比[1， 19-22];郑述谱和叶其松[1]35-41建构了术语编纂的“方法论基础”，从“科学学”视角，梳理了术语编纂的“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和“本学科方法”。（三）郑述谱和叶其松[1]254-289介绍了“术语数据库”“知识本体”“计算术语学”等术语编纂的“现代化转向”话题。（四）针对中国特色术语的双语术语编纂理论探讨崭露头角，例如魏向清和杨平[23]91、黄鑫宇和董晓娜[24]、刘润泽等[25]基于术语的“跨语知识实践本质”，探讨了“中国特色术语库标准化构建的理念、实践与方法”;刘润泽等[26]53探讨了“中国特色译学话语体系构建与译学辞典观创新”之间的“有机联动”。

2.知识组织与术语编纂的交叉性

知识组织原生于文献分类和编目实践及其理论探讨，该术语可追溯至美国图书馆学家Henry Evelyn Bliss 1929年的著作《知识组织和科学系统》（The Organization of Knowledge and the System of the Sciences）与1933年的著作《图书馆的知识组织：图书主题方法》（The Organization of Knowledge in Libraries and the Subject-Approach to Books）;Ingetraut Dahlberg于1974年創刊 《国际分类》（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1993年更名为Knowledge Organization），于1989年成立国际知识组织协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Knowledge Organization，ISKO）。简言之，知识组织是以知识为对象的诸如整理、加工、表示、控制等一系列组织化过程及其方法[27]104。

知识组织与术语编纂相关文献显示出这两个学科领域的交叉性。在知识组织领域，图书馆学家、知识组织奠基者H. E. Bliss的上述代表作和冒号分类法创始人Ranganathan的《图书分类导论》（Prolegomena to Classification）等代表作从图书分类角度谈及术语的定义与命名问题;Dahlberg基于普通术语学的概念理论，提出了“信息编码分类法”（Information Coding Classification）[28-30]，他认为知识组织的对象可表示为“知识因子”（knowledge element）、“知识单元”（knowledge units）、“更大的知识单元”和“知识体系”（knowledge system）这四个层次[29]142[31]12，而知识单元这一术语又拓展于术语学文献中[2， 4， 32]。近年来，针对术语的知识组织方法、技术研究渐成趋势。2020年1月26日检索中国知网文献主题“术语”并含“知识组织”，共133条结果，较早的英文文献出现于1975年，中文文献除了1991年的一篇会议综述，相关研究主要出现于2000年之后，以知识本体、叙词表等知识组织系统的技术研发为主流[33-35]。

在术语学界，知识组织相关研究以分类法或知识本体介绍为主要脉络，同时，术语库知识管理研究在我国崭露头角。在分类法介绍方面，Sager[4]比较了图书情报学和术语编纂学，并分析了主题分类法的优缺点以及知识模型的必要性;Rey[3]谈及自然科学“分类”（taxonomy）;维斯特[6]列举了“专业科学分类”“词典编纂分类系统” “文献分类系统”和“内容一览表”;郑述谱和叶其松[1，18]介绍了术语编纂中的图书分类和知识本体等[36]86。在术语库知识管理方面，苗菊和宁海霖[37]61-62从知识管理领域的知识组织视角出发，设计“双语术语库”的“研究框架”，分为“知识获取”“知识表示”和“知识运用”三个阶段;祁琪和张克亮[38]19介绍了面向翻译的“领域本体知识库”的“设计与构建”;黄鑫宇和董晓娜[24]100从“知识采集”“知识分析”“知识传播”和“知识应用”四个方面论述术语库知识管理实践。另外，Bowker[39]通过文献研究，探讨了知识组织相关研究对于加拿大术语学发展的重要作用。

辞书学界的内容与结构研究也反映出知识组织相关原理。一方面，设计特征研究已受到“系统论”的影响，并意识到应借鉴“整体性”“层次性”和“动态性”原理“建构词典结构”[40]179。另一方面，专科词典领域日渐发现专科词汇较之普通词汇的特殊性，及其对词典设计和编纂提出的特殊需求，对辞书学的结构特征进行了深入探讨，如Zhang 和 Guo[41]提出专科学习型词典的树形图以及词汇语义网;南京大学卢华国2016年博士论文《框架术语学视角下的双语专科学习型词典设计研究：以英汉气象学习词典为例》以英汉气象学习词典为研究对象，构建知识框架和语言框架;南京大学叶莹2018年博士论文《基于知识本体的汉英中医术语学习词典类型发生模型构建》以中医术语学习型词典为研究对象，根据知识本体的三个层级，建构词典类型发生模型。

综上，术语编纂相关文献研究表明：较之国外术语编纂研究的实践导向，国内理论体系初具规模，理论视角逐渐由辞书学或术语学转向知识视角，尤其是知识组织领域与术语编纂的学科交叉性为后者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要素和技术方法。鉴于国内术语编纂研究渐趋成熟，已形成相对独立的学科领域这一现状，术语编纂的定义是否足以反映其内涵，是本文拟探讨的问题。

二 术语编纂的主流定义及其局限

“定义”即用“已知概念来对一个未知概念作综合的语言描述”，“可分为被定义项和定义项”[42]172。terminography的定义在辞书学和术语学文献中表述如下：在辞书学界，术语词典学被认为是关于术语词典的设计、编纂（compilation）、使用和评价的一系列复杂活动[43]140，是关于各类“术语编纂产品”（terminographical works）的“理论、方法和实践的工作”（theoretical， methodological， and practical undertakings）[13]199;在术语学界，术语编纂是关于“记录”（recording）和“表呈”（presentation）“术语数据”（terminological data）的术语工作（ISO 1951：1997;ISO 1087-1： 2000;ISO 12616： 2002），“有关术语编纂资料的收集、理解、储存和描述及其实际应用的学说”[44]320，“把术语数据按照一定的要求安排到数据载体上的工作”[42]191。上述主流定義着眼于当时的学科现实条件，但存在三方面局限：

首先，terminography的研编对象特殊性未能充分彰显。辞书学界以“术语词典”或“术语编纂产品”为对象，根据Hartmann、 James[43]和ukasik[13]的解释④，二者的外延对应于徐庆凯[45-47]所指的专科词典，或叶其松[17]37-38 [18]120-121所指的“作为一般概念的术语编纂”产品，未能突显“狭义术语编纂”产品的特殊性;术语学界以“术语数据”或“术语编纂资料”为对象，是从数据或信息处理的视角来界定，未能突显术语的特殊性。

其次，辞书学界以“设计”“编纂”“使用”“评价”或“理论、方法、实践”等为活动，与语文词典编纂没有差异;术语学界的“安排到数据载体上”也是从数据或信息处理角度而言。

再次，辞书学界已借鉴元词典学理论来界定terminography，而术语学界的定义仍局限于实践层面，但随着相关研究的推进，尤其国内研究对于学理层面日渐关注，已初步构建起术语编纂的理论体系。

综上，一方面，主流定义未能突显术语编纂的对象和活动特殊性，内涵不够鲜明的概念不足以反映该领域的特色和价值;另一方面，主流定义无法满足术语编纂的学科发展现状，并会限制术语编纂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因此，有必要探求术语编纂的本质，并对其进行重新界定。

三 术语编纂的知识属性及再定义

知识与术语的关系探讨可上溯至古代的名实论;普通术语学与知识理论密切相关，如费尔伯[44]132认为“知识理论建立在普通术语学的构成物之上”，即由“对象客体构成物”“思维构成物”和“符号构成物”组成;Sager[4]13-15提出从认知、语言和交际三维研究术语学，其中认知维度将“语言形式”（linguistic forms）与现实世界的“指称对象”（referents）相联系，并前瞻性地提出“知识模型”（model of knowledge），即由代表各种“概念元”（conceptual primitives）的“交叉轴”（intersecting axes）组成的多维空间;Robert Neches等[48]40明确提出“知识本体”（ontology）这一术语，认为知识本体“定义基本术语”（defines the basic terms）及其关系。

学界对术语编纂的知识属性已有探讨。叶其松[16]139从“编纂对象、编纂原则、编纂方法和编纂目标”诸方面辨析了辞书学和术语学的terminography。关于编纂对象，辞书学的“编纂对象是作为词汇单位的术语词”，而“术语词和术语之间并无多大差异”;术语学的“编纂对象是作为思维单位的术语”，若“从科学认识形成和发展角度出发”，“术语”是“语言词汇系统……中具有‘特殊功能的部分”[16]140。叶其松[49]10-13基于术语的“思维”“语言”“知识”和“文化”属性，“建立‘四位一体的术语方法模型”，认为“从某个属性出发……就会产生相应的方法”。其中，“知识属性”研究术语在系统化知识的形成、建构等过程中的作用，相应的方法包括“叙词表”“数据库”“知识库”“知识本体”等[49]13。

术语编纂这一译名涵盖对象（即术语）和活动（即编纂）这两方面内容，其特殊性也存在于对这两方面的本质追问。首先，术语编纂以术语（term或terms）、术语集（terminology）和术语词典（为代表的术语资源）为研编对象的三个层次。术语是“凝集一个学科系统知识的关键词”[50]511，是“特定专业（知识）领域中一般概念的词语指称”（GB/T 15237.1—2000），是“专门用途语言中专门知识的语言表达”[51]135，是“专业知识单元”（unit of knowledge）[2]43 [4]15 [32] [52]183，而知识单元是“由术语符号及其代表的指称对象所表述的”（by said statements about referents and represented by a sign）“概念特征的综合”（synthesis of the concept characteristics）[31]12;术语集是专业“知识体系”[1]260;编纂结果——术语词典（为代表）则是专业知识组织工具[53]。正是专业知识属性赋予术语编纂独特的实践和理论价值。其次，术语编纂以对知识因子和知识单元的组织为主要活动，如何将它们组织成为面向专业知识服务的知识体系，是术语编纂从实践和理论层面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何为知识的“组织”？Dahlberg[31]11-12谈及：在德语中，“组织”（organisation）指“有计划的建构”（planned construction）、“结构”（structure）、“形成”（forming）;由于知识的主观性⑤，需要尽可能客观的“表示形式”（a form of representation）以被人们理解和检验。这就对知识的“组织”——即基于知识因子和知识单元的分类、整序（arrangement）[27]96、描述等概念序化活动提出了需求。

鉴于上述考虑，本文尝试对术语编纂进行再定义：从实践层面而言，术语编纂是一种以术语（或专科词汇）为编纂（compilation）对象的知识组织活动，以狭义的术语词典为主要目标，鉴于现实条件，也包括“作为一般概念的术语编纂”产品[17]34-41 [18]120，即专科词典[45-47];从理论层面而言，术语编纂是一门以术语（或专科词汇）条目所承载知识的组织原理、方法等理论要素为研究对象的术语学分支学科领域。

四 结 语

术语编纂本质上是一种知识组织活动，其特殊性反映于研编对象（术语）和研编活动（编纂）两方面。经历半个世纪的发展，术语编纂理论和实践日趋成熟，形成相对独立的学科领域，定义也亟须更新。本文梳理了术语编纂研究现状，反思其主流定义的局限，基于知识属性探讨术语编纂的本质，并尝试从知识组织视角对其进行再定义。这一梳理、反思的过程正如郑述谱和葉其松[1]前言所言，是“自觉……深化与提升术语学知识的过程……静下心来学习的过程”。今后研究有待结合术语编纂实践，不断丰富术语编纂的外延，提炼其内涵，以助力中国和国际术语学、辞书学及相关学科的发展。

致谢：衷心感谢南京大学魏向清教授、黑龙江大学叶其松教授对本文的指导。

注释

① 《语言学名词》（2011）将“辞书学”（science of lexicographical works）作为“词典学”（lexicography）的上位概念，本文统一用“辞书学”，而对其下位概念用“词典学”，如“术语词典学”“元词典学”“元术语词典学”“对比术语词典学”。

② Bergenholtz和Tarp在Manual of Specialised Lexicography一书中谈及：1975年以后，ISO 1087用terminography“指代”（designate）术语学中有关术语词典编纂的部分（part of terminology which deals with the production of terminological dictionaries）。叶其松[16]139[18]113谈及：苏联学者哈尤金（А. Д. Хаютин）于1970年开始使用术语терминография （terminography）。

③ “元术语词典学”和“对比术语词典学”是笔者试译的，表明其归属辞书学。ukasik的解释可理解为作为一般概念的术语编纂，如ukasik[13]199指的“术语编纂产品”（terminographical works）包括词汇集（lexicons）、“专业百科全书”（specialised encyclopaedias）、“术语词典”（terminological dictionaries）、“术语库”（term banks）等。

④ Hartmann和James在Dictionary of Lexicography中将术语词典定义为：一种提供关于“专业领域”（specialist field）语言（尤其是詞汇）的信息的“工具书”（reference work）。

⑤ “‘knowledge is always but the knowledge of some-body”[3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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