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列女传》孽嬖形象论

2020-09-12冯利华

西部学刊 2020年14期

摘要：刘向《列女传》卷七刻意塑造的貌美、德薄、祸国乱家的孽嬖，形象特点十分鲜明，有其独特的社会文化内涵。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传统观点认同美女破国、红颜祸水，成为后世女子祸水论的主要根据。针对汉成帝荒淫、后妃逾礼，刘向编撰孽嬖事迹，视其为反面教材，其根本目的，在于巩固刘汉大统，维护封建礼教。但反映的“红颜祸水”的思想，属于刘向有意的“嫁祸”。《列女传》卷七中的红颜，未必都是祸水。当然，我们不能以历史学上的“真实”去批判文学的合理“虚构”，应该透过这些鲜明的艺术形象，看到刘向“以戒天子”的良苦用心。

关键词：《列女传》;孽嬖;社会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CN61-1487-（2020）14-00108-03

刘向编撰的《列女传》，以女子品行为叙述重心，将女性的品德修养与国家兴衰、社会发展、家庭和睦相联系，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刘向收集以姿色祸乱国家、颠覆家族的孽嬖故事，编入《列女传》卷七《孽嬖传》，塑造出鲜明的艺术形象。本文拟结合社会文化和刘向的编撰意图，探究孽嬖形象及其内涵。

一、孽嬖形象特征

刘向笔下的孽嬖，有貌无德，祸国乱家。俞樟华、娄欣星提到《列女传》，指出：“从孽嬖乱亡的角度分析一些恶女的形象，集中描写了所谓的‘坏女人，具体可分为政治祸乱型和生活淫乱型。政治祸乱型的女性投君王‘贪色之好，内挟伎术，致使君王不恤国事，一味淫乱，最终身死国灭，如夏桀妺喜、殷纣妲己;生活淫乱型的女性淫情乱施，穷意所欲，违大礼，行私欲，最终导致国家混乱，君王失德，如陈女夏姬。”[1]这种说法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其所分的两种孽嬖类型各有重合，实为一类，就是貌美德薄、祸国乱家的“红颜祸水”。这种经刘向刻意塑造的“美祸”，在《孽嬖传》里比比皆是，形象特点十分鲜明。

（一）貌美

容貌艳丽，身材姣好，令男人为之迷惑、昏庸堕落，是

《列女传》孽嬖形象的显著特点。周幽褒姒“长而美好，褒人姁有狱，献之以赎，幽王受而嬖之，遂释褒姁，故号曰褒姒”[2]260，虽刘向惜墨如金，对其外貌的直接刻画仅寥寥数语，但通过间接描写可以看出，因褒姒长得漂亮，得到周幽王喜爱，才使褒人姁获得释放。陈女夏姬“其状美好无匹，内挟伎术。盖老而复壮者，三为王后，七为夫人，公侯争之，莫不迷惑失意”[2]278。“三”“七”应是虚指，言其次数之多。刘向通过直接描写和侧面烘托，刻画出夏姬以其绝世容颜来迷惑男人的妖魅形象。她不但天生丽质，姿容美丽无比，而且可以青春常驻，老而不衰，令公侯、国君等社会地位高的男子为之倾倒。正是因为具备如此艳丽的外貌条件，公侯们为其神魂颠倒，丧失意志，争先恐后地聘娶，夏姬得以多次成为王后、夫人。赵灵吴女亦是容光四射，姿容秀美。赵武灵王对其一见钟情，终日宠爱。其他孽嬖的容貌也是艳丽动人，如夏桀妺喜天生丽质，令天子桀痴迷，对其言听计从;齐东郭姜楚楚动人，在丈夫的葬礼上令大夫崔杼一见钟情;赵悼倡后姿容出色，原配丈夫英年早逝，悼襄王对她一见倾心，等等。在刘向看来，她们凭借这种天然资本，使男人意乱情迷。虽然与后世成熟的小说作品中善于直接铺陈、渲染女子的美貌相比，刘向对她们的外貌描写还显得较为粗略，甚至有些只是简单的勾勒，但却能传神地刻画出这些红颜祸水在外貌上的优势，突出其“美艳”。

（二）德薄

德薄，即德行浅薄，道德品质败坏，是“孽嬖”的又一突出特点。夏桀之妃，虽貌美，但不遵守“妇容”“妇德”，喜欢女扮男装。妲己德行敗坏，迷惑殷纣王。纣王为逗她开心，命人创作新的淫荡乐曲，建造酒池肉林逐，设置惨无人道的炮烙酷刑。赵悼倡后貌美，荒淫。悼襄王因为爱恋她的美貌而娶她为后，且十分宠爱她。但是，她暗语中伤王后和太子，导致王后被黜，太子遭废。悼襄王去世后，她又荒淫无度，与春平君私通，还多次收受秦国的贿赂，指使幽闵王诛杀良将李牧，导致赵军无法抵御秦军的进攻。鲁庄哀姜是淫邪不正，骄横妒忌的毒妇。鲁宣缪姜虽具聪慧之质，但有淫乱之罪。赵悼倡后得宠之后，制造宫廷混乱，迫害原王后和太子，是穷奢极欲、玩弄权术的魔女。此外，还有周幽褒姒、卫宣公姜、陈女夏姬等，皆无德、浅薄，不守妇道。

（三）祸国乱家

孽嬖迷惑的男人，或是夏桀、殷纣、周幽王等天子，或是卫宣公、鲁桓公、晋献公等诸侯国君，或是社会地位较高的崔杼、公孙宁、仪行父等大夫。他们被其美色迷惑，荒淫无耻，昏庸无道，给国家造成灾难性的影响，也给孽嬖们带来可悲的下场。

有些孽嬖，贪图个人的享乐，导致天下大乱、政权灭亡。在妺喜的迷惑之下，夏桀荒淫昏庸，将社会礼义抛诸脑后，沉迷于后宫美色，骄奢淫逸，杀忠臣，修造琼室瑶台，把汤囚禁在夏台。各地诸侯纷纷叛乱，汤攻伐夏，妺喜死于南巢之山。妲己祸乱殷朝，导致纣王日益昏庸，囚禁箕子，迫使微子离开国都。武王出兵讨伐，商军倒戈，纣王自杀，妲己被斩头。有的孽嬖，以美色淫乱男人，导致社会混乱，家族灭亡。如鲁宣哀姜、齐东郭姜、齐灵声姬、陈女夏姬等。哀姜先与鲁庄公淫乱，后又与公子庆父、公子牙私通，且密谋杀害闵公，被齐桓公用毒酒杀死。还有孽嬖，以其美色，淫佚不正，残害忠良，如晋献骊姬、楚考李后和赵悼倡后。这些无德“色祸”，不明礼义廉耻，不顾社稷安危，不维护家族、社会和国家的大局利益。因此，就其结局而言，她们或被诛杀，或因无路可逃而被迫自尽，都极其可悲，但却无人同情、怜悯，可谓是自作自受，害人害己。

显然，孽嬖色美、德薄，是祸国乱家的“红颜祸水”。刘向通过对史料和民间传说的精心加工、改造和虚构，将其塑造成典型的凭借美色，祸国乱家的形象。余霞、余燕

《色·才·德——刘向〈列女传〉女性审美内涵解读》指出，刘向塑造的此类色祸，“颠覆了人们对美女形象的审美期待。作者采用反面人物的塑造模式，描绘了美女与‘恶魔合二为一的极端状态”[3]。此说中的“颠覆”颇有道理。刘向有意识地贬低女子的美貌，将女子的“美色”视为祸乱家国的极端危险因素，突出“妇德”的重要作用。刘向把这些与封建社会“忠孝节义”礼教要求相悖的“美丽而邪恶”的女子的事迹编入卷七《孽嬖传》，有意将其刻画成“红颜祸水”，与正面女性形象构成鲜明的对照，属于被批判的反面典型。

二、孽嬖形象的社会文化成因

封建社会的传统观点认同女色误国，往往将国家的兴衰与后妃的品德相联系。刘向《列女传·孽嬖传》中的这些“红颜祸水”，有其独特的社会文化成因。

儒家一向对女色有警惕、防范之心。《尚书·牧誓》云：“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司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4]285“牝鸡”，指母鸡。母鸡报晓，喻指女性篡权，是凶险的征兆。也就是说，女性参加政治大事会给国家带来祸患。武王攻伐商纣王，战于牧野，作此篇《牧誓》，指责商纣王不该宠幸妲己，把商朝灭亡的原因归于纣王听信妇女之言。这种说法实质上是反对女子干预政权，蕴含着明显的“女祸”思想。《论语》云：“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5]191“小人”与“君子”相对，指道德修养不高的人。孔子认为，女子和缺乏道德修养的小人一样，都难以培养自身的浩然正气，与之相处，要把握适当的分寸，太近了不符合礼教，远了又招致怨恨。在才德修养方面。她们比不上男子、君子，难以教养。《诗·大雅·瞻卬》云：“哲夫成城，哲妇倾城。懿厥哲妇，为枭为鸱。妇有长舌，维厉之阶。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6]489“哲妇”，被周振甫译为“聪明的妇人”。作者之意，女性天生长舌，制造祸患，如鸱枭一般凶恶，是引发祸乱的根源。《诗经·小雅·正月》亦云：“赫赫宗周，褒姒灭之！”[6]297就历史的本来面目而言，西周灭亡是因为周幽王的昏庸。这首诗却归罪于褒姒，表现出明显的“女祸”思想。《荀子·乐论》则提出“耳不听淫声，目不识女色”[7]，表现出对女子色相的反感。《逸周书》总结诸侯衰亡的原因，也归咎于美貌女子迷惑国君。《礼记·郊特性》云：“好女者亡其国。”[8]1622这就直接把国家灭亡的原因归于“喜好美色”。邢培顺指出：“三代末的妺喜、妲己、褒姒，亡国破家，已经成为劝谏荒淫君主时必用的历史事实，也成为后世女子祸水论的主要根据。一些女子，非常聪明，但为了逞其私欲，不顾国家利益，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对国君施加影响，造成国家的动荡与混乱甚至亡国破家，也为后人所经常提及并引以为戒。”[9]事实如此。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女子被统治者防范，参政权力的合理性逐渐被男权社会剥夺。人们逐渐形成一种思维定势，在思考亡国灭家的原因时，主观上刻意为男性统治者的昏庸无能开脱，把其罪恶的责任推到女性身上，视其为“红颜祸水”。其实，把“女色”与政治联系起来，不仅违背常理，还是比较偏激的思想。

文学艺术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这种“红颜祸水”观念，便在文学作品中有所表现。通观《列女传》全书，在刘向的主观意识中，女子的美貌与高尚不能并存，丑女安国兴邦，美女乱家祸国。在正面女性中，钟离春正直善言，奇丑无比，以至四十岁了都还没有嫁出去;宿瘤女贤惠有礼但丑陋无比;孤逐女有胆有识，却容貌丑陋，无人愿娶。不仅如此，他还借晋羊叔姬之口指出“有甚美者必有甚恶”，对外貌美丽但品德低下的女子深恶痛绝。这无疑是“红颜祸水”思想的反映。

三、刘向塑造孽嬖形象的意图

刘向一生经历西汉宣、元、成帝三代君主。汉元帝、成帝统治时期，宦官、外戚交替专权，政治局面黑暗，危机四伏。成帝更是腐化奢侈，嗜好美酒，贪恋女色，宠爱后妃赵飞燕姐妹，荒淫堕落，宠信外戚王氏集团，导致朝廷纲纪不振，政治局面日益黑暗，社会矛盾突出，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几个昏庸无道的皇帝之一。作为皇室宗亲，刘向自然关注此种现实，痛心汉成帝的堕落与刘氏政权的衰落，深感劝诫成帝、教化女性、坚守礼制的重要。

张凤霞、张弘《论刘向编撰〈列女传〉的文本体例》指出：“《列女传》的编撰，主要是针对元、成之际，后妃逾礼、外戚擅权的社会现实;其根本目的，在于巩固刘汉大统，维护封建礼教。”[10]这种看法很有道理。不可否认，儒家所倡导之“礼制”，是约束个体行为和建设社会道德的有效规范。刘向标举《诗》《书》《论语》等典籍之义，将“孽嬖乱亡者”的故事编成“孽嬖传”，认为女性中的败类祸国殃民，理应引起统治者的警醒。在反面女性中，夏桀妺喜、殷纣妲己、周幽褒姒等等孽嬖，恃着君王的专宠，品德败坏，骄奢淫逸，最终导致国破家亡，反映刘向对汉成帝的荒淫奢侈导致的后妃逾礼问题的深切忧虑。林德春《浅谈〈列女传〉》认为：“从讽谏时政出发，《列女传》主要是宣传封建伦理道德、贯彻贤妻良母的教育，因之该书在汉代主要是作为通俗的教育读物流行于世的。它告戒汉成帝不要嬖宠赵氏姐妹，要勤于政事;要求赵飞燕等注重内仪，不要荒乱后宫;要求一般妇女加强自身修养，不要淫、妒、荧惑、背节、弃义。”[11]这从三个方面揭示了刘向针对汉成帝的荒淫造成后妃逾礼、政治局面混乱而编撰《列女传》的原因。刘向深知“以古为鉴”“借古讽今”，从古人的事迹中，吸取经验和教训，为统治者提供借鉴。刘向在对古籍的整理與阅读中，受到其中“美女破国”“红颜祸水”等思想的影响，加之有感于现实中赵飞燕姐妹祸乱后宫、王氏外戚干政的危害，编撰《孽嬖传》，渲染、强调美貌女子祸家乱国之害。据《汉书·楚元王传》云：“向睹俗弥奢淫，而赵、卫之属起微贱，逾礼制。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故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12]1958此处的“赵、卫之属”，按颜师古注，就是指汉成帝刘骜所宠爱的赵飞燕姐妹、卫倢伃。显然，刘向编撰《列女传》，目的有二：其一是收集《诗》《书》等前代典籍中有奇节异行的“兴国显家”的贤妃贞妇故事，以树立女性学习榜样，教育后妃恪守妇道;其二是将孽嬖乱亡、祸家乱国的女性事迹作为反面教材，告诫天子，小心女祸，遏制后妃逾礼、外戚干政。文学作品的教育力量不仅仅是某种客观知识的简单传授，而是通过艺术的感染来陶冶情操，启迪思想，提高内在修养。董仲舒《春秋繁露·俞序》云“：见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13]159这就启发我们，空谈理论教条，不如用具体形象的故事来揭示道理，启人深思。卷七《孽嬖传》集中描述色美、德薄的淫女恶妇祸国乱家，通过鲜活的艺术形象，启示汉成帝，以期他能从中吸取教训，重振朝纲，遏制后妃逾礼。

显然，刘向塑造以色弄权、祸国乱家的孽嬖，既为鉴戒女性，亦是其撰写《列女传》的最终目标。刘向意图通过这些“红颜祸水”嬖，告诫统治者当心“女祸”，不要荒淫误国。

结语

就当时的历史时期与社会状况而言，在很大程度上，国家的灭亡，政权的颠覆，家族的败落，并非完全是这些女子的罪过，有的甚至是刘向有意的“嫁祸”。《列女传》卷七中的红颜，未必都是祸水。刘向刻意塑造孽嬖的祸水形象，是为了告诫成帝，小心赵飞燕等美色扰乱朝纲，祸乱刘氏政权。因此，我们不能以历史学上的“真实”去批判文学的合理“虚构”，更应该透过这些鲜明的艺术形象，看到刘向“以戒天子”的良苦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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