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才坤

摘 要：禅宗主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书法亦是展现生命的艺术，任人写心写性，因此，书法与禅宗思想本质相通。纵观我国书法艺术漫长发展史，其受禅宗思想的影响至深至远。文章结合笔法、字法、墨法与书法风格四个方面探讨了禅宗思想在书法中的具体体现，并从哲学指引、审美意境、变法出新等方面阐释了禅宗思想在书法艺术中的应用，借此探析禅宗思想与书法艺术相辅相成之关系。

关键词：禅宗思想;书法;艺术审美

禅既是自然万象，又是精神思想，在外可通达天地，在内又可超越物我，乃“游戏三昧”“大彻大悟”之理想境界。禅宗具有深厚的哲学内涵和美学意蕴，对传统文化的影响异常深刻，特别是在书法艺术中的渗透尤为显著，其赋予书法艺术笔飞墨舞之外的云霞满纸——变幻无穷的神彩，使书法作品传达出一种“象外之象”“韵外之致”。

一、禅宗思想在书法中的体现

（一）笔法之“净融”

禅宗强调“净”——“信心清净，则生实相”。此“净”并非单纯地指向外在之“净”，更关注内心之“净”，乃由内而外之“净”。从书法层面来看，“净”之思想强调笔法之干净利落与线条之流畅自然。以董其昌《试墨帖》为例，时年书者48岁，正是风格渐成之际，纵观该作品，整体疏朗淡远，细观却不乏率性自然，章法犹如朗月明空，笔法线条迅疾而流畅，有如怀素《自叙帖》般的轻盈感，草而雅，狂而净，静与动、密与疏、虚与实，整体协调自然。除了董其昌，赵孟頫对于禅宗之“净”亦有了悟，其作品给人以潇洒清真之感，又笔笔精到，无懈可击，使人望之惊叹。除此以外，禅宗也强调“圆融灵动”，借以展现书者内心的圆通无滞。正如《六祖坛经》所言：“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圆融”之思想在书法艺术中的体现更多集中在字形的圆润融滑，笔法中折笔运用少之又少，以妍美流畅为美。如董其昌《临王羲之十七帖》（图1）中，笔法连绵而灵动，无论是正偏、起倒，抑或收束、左右等无不“随意收放”，圆融超脱之态与其士大夫身份不相吻合，更接近于佛道融合、佛学本土化之禅宗[1]。

（二）字法之“率性”

禅宗思想认为，“无相者，于相而离相”，“于一切法上念念不住，即无缚也”，“不染万境，而真性常在”。禅宗提倡要突破万象的束缚，方可达到真正的“无相”“无念”“无住”之境，达到“于一切法不取不舍，即见性成佛道”之效。赵孟頫对禅宗思想的参悟深刻，其书法字形无不率性自然。从楷书来看，赵孟頫作品《玄妙观重修三门记》与晚年间《杭州福神观记》相比，前者结字更趋方正而严密，笔法精准，给人以厚实雄浑之感，后者结体则更为灵活，或长或扁，多为略长，个别夸张却仍不乏方正，字法间连笔甚多，倾斜粗细率性自然。至于行书，赵孟頫中期、晚期作品对比特点更鲜明，如《归去来辞》与《尘事帖》，前者结字稳重，字法独立，上下鲜有连接，笔法干脆，字形端美，后者字形显著偏大，线条间变化万千，结字又舒展率意，即使同一字形之间亦有诸多不同处理，结字雄浑，笔画夸张，收放间更自由无矩，字法天然自成。

（三）墨法之“虚实互用”

在禅宗思想的影响下，古代文人书者大多追求“天道自然”的境界。在具体操作中，董其昌提出了“虚实互用”之法，提到要实现“虚实互用”，就必须注重用墨之大小、疏密、长短、间距与章法。董其昌认为：“作书最忌者位置等匀，且如一字中须有收有放，有精神相挽处……此皆言布置不当平匀，当长短错综，疏密相间也。”陈中浙在论述董其昌书法时说，书法之虚实更多体现在章法布置上黑墨与留白间的关系，书者要注重字形笔画的密集，黑的地方更要注重留白。例如，在《试墨帖》中，董其昌有意营造出前紧后松、率性随意、疏密对比强烈之感，墨色间轻重有度、变化无穷，笔墨收放、虚实互用这一平衡把握得当，传达出书法大家淡然、超脱的心境[2]。

（四）风格之“意造无法”与“韵外之致”

禅宗思想中，无论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还是“以心生則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故”等均强调了“回归自性”的修持理论，这种内省式的修养自古以来都是文人学者推崇备至的修行之要。一个人的心性本体深刻影响着其书法创造态度乃至书法风格。受禅宗思想的影响，黄庭坚与苏轼共同开创了“尚意”之书风。如黄庭坚受禅宗思想影响甚深，其豁达洒脱与崇高恬适的人格修养在其书法创作中渗透出来，自然而然生发出“意韵”。可见，古来书法大家的创作风格从来不是有意为之，而是无意而为、意造无法。不仅如此，黄庭坚还强调书法风格之韵味，正如清代刘熙载所评：“黄山谷论书最重一韵字，盖俗气未尽者，皆不足以言韵也。”韵，即书法艺术形式之外所蕴含的“余味”，是体现于文字笔墨造型间，又超脱其外的书者“精神”之显现，而这一“余味”既蕴含着厚重的情感与思想，又可引发观者无穷无尽的联想。黄庭坚对魏晋书法之风采神韵甚为推崇，认为王羲之父子之伟大即在于“韵胜”，他还推崇苏东坡，认为“东坡简札，字形温润，无一点俗气。”苏轼以笔圆而韵胜著称，甚至达到“韵外之致”之效，这与禅宗之“我心即佛”之境界无疑是相通的[3]。

二、禅宗思想在书法中的应用

（一）禅宗思想对书法的哲学指引

与其他宗教不同，禅宗提倡“减法”，倡导因势利导，摆脱一切烦恼困扰，恢复本心之无垢。无论是《楞严经》，还是《般若经》，抑或《金刚经》等均推动了我国禅宗哲学的发展，加上与儒家心学、道教“天人合一”等思想的融合，使得禅宗思想受众极广、影响至深。因此，禅宗思想为我国书法艺术提供了全新的哲学思维方式。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包容思想。包容乃禅之涵养与境界，绝非逃避而是救赎。以书法家傅山为例，其虽信仰多元化，但禅门仍以包容之姿接纳了他，为其提供了一个身心休憩之港湾，正是这种兼容并蓄的态度，使得傅山思想得以解脱，书法风格更见古拙高洁之韵致。二是自然中无处不在的禅机。禅机多从自然中参透、顿悟，如明代高僧憨山大师，日日静坐于下有激流的独木上修炼，水声宛然，这是水声吗？不，乃心声。又一日，大师静坐其间，所有声音顿然消失，一切杂念宛然消散，随后顿悟天机，至此，其书法作品更见和谐自然之禅理，在明代时期大放异彩。

（二）禅宗思想对书者审美境界观的影响

禅宗思想不仅为书法提供了哲学指引，还影响了书者的审美境界观，其以重现本心为终极关怀，强调借助合理引导使失落之人迷途知返。这种境界观指引书者摒弃杂念，回归本真，使纸墨回归本质。如书法家傅山酷爱老庄思想，对禅宗推崇备至，其提出了对后世书法影响至深的“四宁四毋”书论，认为书法创作“宁拙毋巧”，这与禅宗思想之审美境界观完美契合。傅山认为书法古拙的原始状态最美，因而其作品线条古拙狂肆，犹如生命之律动，这也为晚明书法提供了全新的思维角度，极大地启迪了后世书家的艺术创作。禅宗强调创作状态的无挂碍、无杂念，这也是书法审美的至高境界，如苏轼书作中笔墨、构图、用笔中所呈现的无尽的禅机妙悟。董其昌也领悟了禅宗思想的审美境界观，其书法作品淋漓尽致地呈现出一种淡雅空灵之境界，书作中不乏生动自然之禅理与旷达悠远之禅趣，真正做到了“淡然闲适、人书合一”的创作状态，其书法作品动静适宜、活泼飒爽之风被后世誉为“人在书中”[4]。

（三）禅宗思想使书法创作变法出新

禅宗十分强调“破我执”，即以清净之心处事生活，是一种断绝万千烦恼为菩提。慧能大师有言：“心迷法华转，心悟转法华。诵经久不明，与义作仇家。”他认为，觉悟十分关键，若心迷即使诵经百遍亦无用，反而为法度所束，若觉悟在心，诵经几句便深知其义。这种突破妄执的思想对文人书者的创作创新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以赵孟頫为例，其虽主张复古，但并非守法不变，而是强调取舍创新，在《兰亭十三跋》中有言：“右军字势古法一变，其雄秀之气出于天然，故古今以为师法。”他认为，王羲之之所以成为“古今师法”之对象，关键在于懂得变法出新，此乃书家之真性情。锐意进取的禅宗对于明代书法的影响不容忽视，徐渭书作中呈现一派狂肆磊落之美，这源自于其对书法线条、空间的创新。在禅宗明心见性的引导下，徐渭的书法作品直抒胸臆，真实表达自我，其线条变化之无穷犹如笔走龙蛇，转折处或戛然而止，或连绵不绝，颇有禅宗“不可言”之意韵[5]。

三、结语

一言蔽之，以神秘的直觉思维为主要特征的禅宗思想有着極为明晰的价值取向与境界追求，其所蕴含的“心本体”意蕴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于书法艺术的渗透尤为明显。正所谓“诗不入禅意必浅，画无禅意境必俗”，禅宗思想与书法艺术是相通的。作为禅宗思想的纲骨，“道由心悟”指导着很多古代文人学士的文学、书法艺术活动，成为其在滚滚红尘中的精神寄托，以明心而见性，获取一种自然空明之体悟，并赋予书法作品无尽的玄妙意趣与深邃的意境韵味。

参考文献：

[1]封婷.禅宗影响下的晚明书法研究[D].广西师范大学，2019.

[2]白琼.八大山人作品中的禅宗思想与侘寂美学[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S2）：9-13.

[3]叶智成，刘斌.董其昌书法的禅宗思想体现：以《试墨帖》为例[J].艺术教育，2018（23）：151-152.

[4]赖建建.赵孟頫书法的禅宗思想研究[D].河北师范大学，2018.

[5]欧阳志辉.禅宗思想对中国书法的影响[J].中国书法，2011（9）：67-69.

作者单位：衡阳市美术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