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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器物军持略考

2020-09-11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

景德镇陶瓷 2020年3期
关键词:壶嘴材质陶瓷

喻 佳(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

(吴哥窟,Bayon寺庙,12世纪晚期-13世纪早期)

(青铜军持,吴哥窟,约11世纪,高13cm,私人收藏)

(龙泉釉单口军持,故宫博物院收藏)

“戏临小草书团扇,白拣残花插净瓶。”——黄叔旸《鹧鸪天·暮春》

“醍醐乳酒注军持,听取长生记”——《明词汇编》

“穿林双不借,取水一军持。”——陆游《巢山》

“我有军持凭弟子,岳阳溪里汲寒流”——贾岛《访鉴玄师姪》

中国的古代诗词中多次提到一种器物——军持,它是一种熟悉却又遥远神秘的器物。

军持,普遍称为“Kendi”(马来语单词),源于梵语“kunda”——一种特殊形式的印度器皿,在印度教和佛教仪式中用作盛液体的容器。而“kundika”(梵语)就是kendi的原型。虽然kendi 和kundika在相同的位置有两个开口,但它们的功能是相反的。液体通过壶嘴倒入kundika,通过嘴流出;而kendi是从口中注入的,液体从壶嘴中倒出。此外,kundika和kendi之间的其他区别在于脖子的长度和壶嘴的形状。尽管如此,两者在语言的联系、风格和功能上有一定的共通性。

Kundika又是由圆腹敞口提梁壶kamandalu不断分化出来的新种类。kamandalu在梵语中本译为“葫芦”,这是因为传统制作kamandalu的原材料正是葫芦科的果实。Kamandalu作为一种在日常生活中具有实用性的器物,也有自己的不足之处。首先,它的材质决定了它并不经久耐用;其次,它的开口较大,既不方便也不卫生,很容易有脏东西进去。因此,一种新的以金属或陶瓷为材质的军持慢慢发展起来。金属和陶瓷材质的军持,具有密切关系,每一种材质都可能在不同时间影响到另一种,这取决于材料的可得性和生产的经济性。例如,有限的金属供应可能导致生产转向陶瓷作为替代。寺庙墙壁上的浮雕证明了军持在寺庙仪式中的使用,因此表明了它作为一个容器的重要性,而不管它的材质是什么。在东南亚古代社会中贵金属受到人们高度推崇,该地区的工匠掌握了材料的操作方法,就制造出了非常漂亮的黄金、白银或青铜等贵金属的军持。

古代佛教僧侣外出或进行长途旅程时随身都会携带一些象征性的小物件——比丘十八物,也就是every day carry(每天必带),类似于钵一样。这种容器因其冷却性能和便携性而成为理想之选。他们所携带的取水的工具,具有一种仪式感。体量不大,其细高颈的设计能在行走颠簸时防止水的飞溅,也可防止野外的蚊虫进入,实用性很高,而且嘴唇从来不接触壶嘴,所以军持是一个卫生和方便的公共饮用器皿。

军持还可以叫做“澡瓶”和“净瓶”。著名的大唐西域记中的记载表明了军持的用途之一——净手。此外,军持还有取水、盛水,插花陈设或装酒等用途。同时它也经常出现在雕塑和绘画中。由此可见,军持不仅存在于宗教仪式中,而且与人类的日常生活有所关联,延伸到每个人,而不仅仅是精英。

军持按口的数量分,可以分为单口军持和双口军持,而双口的较为常见。在外型方面与单口军持有些雷同的叫藏草瓶。有些专家认为藏草瓶是单口军持发展变化的一种样式,可以归类为单口军持。由于藏草瓶可能用于寺庙法事或供器,因此也称“供瓶”。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龙泉釉单口军持,在造型方面,小口,细颈高耸,丰肩,肩以下渐渐收敛,圈足,颈部有轮状出沿,没有肩部的旁口。这种造型的单口军持由于只有一个口,就决定了它不能再作饮水用,只有盛水的功能。有些学者认为,只有双口才能称为军持,必须按照印度传来的军持造型来定义。但传入本国后,受到本土化的影响,形制上有所改变也是可以考虑的。

故宫博物院藏明洪武釉里红牡丹纹双口军持。此军持形制粗矮,束长颈,颈上部突出一条凸出的宽棱,肩部和腹部丰满,鼓腹,肩、腹之间置一个短而粗的小口流,流呈粗大的乳房形状,无柄,平底。明清景德镇产的军持有釉下彩青花装饰、釉里红和釉上五彩装饰,纹饰有缠枝牡丹、缠枝番莲、冰梅、蕉叶、缠枝花卉等。[1]

无论是单口还是双口,无论军持的形制细节在历史中如何演变,至始至终,军持没有柄,这也算是军持比较显著的特点。而类似造型的鸡首壶和注子均有柄。军持用于旅途中汲水时,用手抓住凸出的轮状棱,把军持浸入水中没过肩部的口流,装满便可取出。由于装的是凉水,无需柄来避免烫伤。军持用于宗教仪式盛圣水时,也没有必要有柄。

军持还可按照质地分为净瓶和触瓶两种。这二者的使用有严格的规矩。陶瓷质地的为净瓶,是手洗干净后方能取用的,且须摆在洁净的地方;金属质地的为触瓶,可以随时使用,也可以随处安放,非常便利。虽然净瓶和触瓶的使用场合有所不同,但样式形态大体相同。但是随着其传入中国,在佛教的典籍中就将两个名称混用,等同而已。把两者混淆后,通称为净瓶。但是相对于净瓶来讲,触瓶实用更为广泛点。

同时,军持生产的地域性也很宽广。它可以用当地材料经济地生产,从而满足人们的日常需求。

十至十四世纪,泰国半岛桑廷普拉的班角莫赫窑生产了一种罕见的、复杂的形状,即所谓的“白色军持”(White Kendi)。当地采石场的一种质地优良的白色粘土被用来制作低温、不上釉的陶器。在爪哇中部和东部发现了这种白色军持。[2]

(泰国无釉白色军持)

(明洪武釉里红牡丹纹双口军持,故宫博物院藏)

在印度尼西亚的东爪哇、马杜拉和巴厘岛,当地也生产一些军持,壁薄,圆体,表面光滑,颈部足以抓握,窄口和圆锥形喷口,末端为尖尖。在同一地点考古发掘的另一类型的军持是16世纪所谓的乳腺喷口的先驱者,它从女性乳房中汲取灵感,象征着生育。

此外,一些泰国、日本和越南的著名陶瓷中心用烧制的粘土制作了仪式性的军持,上面覆盖着一层油绿的釉料,或者涂有象征性的图案。军持在东南亚非常盛行,尤其在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它是如此受人尊敬,以至于被用作陪葬品。在这两个国家,军持非常珍贵,成为世代相传的传家宝。陶瓷军持的装饰形式甚至吸引了欧洲市场,在荷兰和德国的静物画中有描绘,在代尔夫特陶器中有复制。

军持,作为一种谦逊、实用的容器,有着悠久、持续的使用历史。尽管如此,但它的历史充满了未解的问题,发展和传播知识的空白,留待学者们填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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