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

自“现代诗论战”迄今，已经一年半了。由于现代诗人们不断地创作、译介与解释，现代诗已经逐渐被社会所接受——学府、文协、刊物、广播电台及其他社会组织已经开始重视这头文坛的黑羊了。我们还不能说，现代诗业已获得决定性的胜利，但至少接受它的读者在不断增加，而反对它的人们也不敢张口便骂，否认它是一种学问，一种高深的艺术了。

可是，就在现代诗开始在文坛站住了脚时，部分的现代诗人却不幸患上了幼稚的“现代病”，以为必须一切现代化，非现代不乐，而又误解了现代精神。这种“现代病”日见猖獗，除了现代诗，似乎现代小说也呈此现象。

“现代病”是心理变态的“排他狂”之一种征象。表现在艺术观上面，便是绝对的反传统，而事实上却不知不觉地追随欧洲刚死的传统；表现在人生观上面，便是绝对的反价值、反道德，绝对的虚无与自渎。最戏剧化的一点便是：这种心理癌症的患者非但甘之若饴，乐之不疲，而且希望健康的人也與他们绝症共患、同病相怜，否则，别人就不够现代。

这一批病人，在堂堂皇皇的现代诗论战期间，从不肯上前线。但是，等到蓝星诗社孤军奋斗而将现代诗的国防巩固之后，便日呈活跃了。他们虽然怯于御外，却勇于内战。长篇大论，似乎头头是道，而半属拾人唾余。他们最严重的错误，便是（自以为）对于传统的彻底否定。一个作家要是不了解传统，或者，更加危险，不了解传统而要反传统，那他必然会受到传统的惩罚。所谓传统，不过是一个民族的先人的最耐久、最优秀的智慧的结晶，流在后人的血管里，出入于后人的呼吸系统之中。

最令人不解的是：这些“现代病”患者往往拜了师父，却不认师祖。他们会对艾略特五体投地，而完全不认得影响艾略特的英国17世纪的玄学派诗人；他们会因道听途说而断定奥登是一位现代大诗人，而从未听说过奥登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他们认为落伍的格律诗之一的）ballad；至于里尔克写了一大卷十四行诗，庞德、杰佛斯、路易斯、佛洛斯特、汤默斯等等都利用过传统的格律诗，则是他们所不知或者不愿研究的。现代音乐最重要的大师史特拉夫斯基，曾经乞援于18世纪的古典音乐；现代艺术最博大的巨人毕加索，曾经咀嚼希腊的雕刻和罗马的壁画为新的营养；艾略特的创作，像杜甫的一样，几乎要做到“无字无来历”。现代文艺的这些“师父”莫不了解、尊重且利用传统，只有这批“现代病”的患者，这些现代诗的“师兄们”，耻于讨论传统。

这种幼稚的“现代病”还有一个并发症。那便是反映在生活上的虚无态度，复自虚无的生活状态产生虚无的诗，如是恶性循环不已。没有读过海明威的原文，他们学会了“迷途的一代”那种否定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否定道德与社会的姿态；流动酒会，集体调情，自我放逐，作咖啡馆的游牧民族，文化界的生番，生活的逃兵，而自命为现代，自命为反传统。柳永的“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和这种样子的生活，究竟有什么不同？这种“观念中毒”（见《蓝星诗页》张健先生的论文）已经到了荒谬的程度。根据“现代病”的逻辑，道德是无聊的，当然女子的性道德也是无聊的。可是，当你问他，如果你和他的妻子私奔，他是否毫不在乎时，我想，他的“好汉精神”就会动摇。

在这种并发症的发烧状态下，他们会高呼“生活第一，创作第二”的口号。文学原是生活的反映或表现，可是如果以为这种“现代病”就是全部的生活，或且引为逃避生活及创作的借口，那就是自欺欺人。诗人的身份证是他的作品，而不是他的生活，尤其不是这种虚无的不生不死，艾略特做过生活刻板的银行职员，杰佛斯隐居在太平洋岸的石屋里，麦克利希做过很久的“官”，狄瑾荪几乎没有诗友；这些“清醒”而且“正常”的生活，何损于他们的成为“现代诗人”？目前的情形是：现代诗人已成为一种廉价的合群动物，他们蔑视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可是既无古典主义的含蓄与清醒，也缺乏浪漫主义的性灵与热烈，他们只是表演不冷不热的虚无，刻意求工而且十分认真地表演着虚无。

在这岛上的每一个现代诗人都认识了其他的现代诗人（或准诗人，伪诗人）的时候，我们要求诗人们保持一点伟大的孤独感，一点个人的精神生活；要求他们保持点尊严，把握点价值，而且，在彻底反传统（或者被传统彻底消灭）之前，多认识一点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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