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重要制度保障。必须健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增强监督严肃性、协同性、有效性，形成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机制，构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幸福。”广大党员干部和社会各界人士如何理解“构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的精神与要求？近日，在本刊记者（以下简称“记”）的邀请下，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乔新生（以下简称“乔”）从反腐败的角度进行了解读。

目的是构建科学的反腐败思想体系

记：我们在学习党的十九大四中全会精神时注意到，全会提出了“构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我们认为这是一大亮点。全会提出这一论断的背景是什么？

乔：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史无前例地提出了要“构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坚定不移推进反腐败斗争，坚决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案件，坚决斩断“围猎”和甘于被“围猎”的利益链，坚决破除权钱交易的关系网。这是我国反腐败战略的重大创新。

长期以来，在反腐败问题上存在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一些学者认为，反腐败必须循序渐进，首先解决不敢腐败的问题，以高压态势营造反腐败的社会风气。然后加强监督，形成不能腐败的社会监督体系，最终确保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不想腐败，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

2019年1月，在第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是一个有机整体，不是三个阶段的划分，也不是三个环节的割裂，要标本兼治，既要强调治标的利器作用，同时也要夯实治本基础，一体化推进不敢腐败、不能腐败、不想腐败工作。

记：如何理解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

乔：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的表述，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讲话的精神，是我国反腐败战略方面的重大创新。之所以要形成一体化的反腐败体制机制，其目的就是要把握反腐败的规律，构建科学的反腐败思想体系。

当前我国反腐败多管齐下，一方面保持反腐败的高压态势，腐败分子露头就打;另一方面加强制度建设，通过完善党内监督体系，落实各级党组织监督责任，保障党员监督权力，加强对党员领导班子内部监督，强化政治监督。推进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巡视监督统筹衔接，健全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制度，发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职能作用。以党内监督为主导，推动各类监督有机贯通、相互协调。与此同时，开展党员领导干部思想教育，要求党员领导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意识到自己所肩负的历史责任，自觉自愿地接受各类监督，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确保执政党永不变色。

反腐败必须内外兼修、多管齐下

记：我国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压倒性胜利，用事实让人们认识到了我国反腐败思想和理论是正确的。然而，一些学者提出的观点却值得商榷。

乔：是的。过去一些学者认为，反腐败不可能一蹴而就。反腐败必须分步实施，按照渐进式的改革模式，逐步解决腐败问题。按照这些学者的设想，执政党首先以政治手段，严厉惩治腐败分子，以雷霆万钧之势，形成不敢腐败的社会氛围，让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严格依法办事，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然后通过加强制度建设，形成完善的监督机制，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些学者认为，只有在制度完善基础之上，才能通过党员教育，清除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私心杂念，让党员领导干部真正按照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坦率地说，这些观点在现实生活中具有一定的市场。

腐败在任何制度下都会存在，因为腐败是基于人性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政治社会现象。反腐败既要高度关注各国腐败特殊性表现，同时更要研究腐败的普遍性和规律性，查清腐败滋生的源头，从根本上减少腐败。

习近平总书记从反腐败规律和我国反腐败大局出发，敏锐地觉察到我国反腐败中出现的问题，强调反腐败必须内外兼修，多管齐下，彻底解决腐败问题。如果只是严刑峻法，以监督减少或者消除腐败，那么，最终很可能会激化社会矛盾，扭曲干群关系，增加国家治理的成本，走上“越反腐败越腐败”的老路。

因此，反腐败必须首先明确目的，必须把反腐败和牢记使命教育有机结合起来，只有树立正确的目标，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反腐败才不会半途而废。反腐败的根本目的就在于，真正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把“人民满不满意、人民答不答应”作为衡量工作的唯一标准。反腐败既要依靠人民，同时也要全心全意为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反腐败既要营造不能腐败的制度空间，同时也要营造不敢腐败的良好社会氛围，让好人得到好报，让那些不敢腐败或者不愿意腐败的官员真正被提拔任用。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形成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也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反腐败真正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记：还有学者认为，反腐败制度建设很重要，但不能把反腐败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制度建设上。请问该如何理解这些观点？

乔：反腐败制度建设非常重要，但是，不能把反腐败寄希望于制度的完善。有的学者提出了所谓的“制度万能论”，认为好的制度可以让坏人变好，坏的制度可以让好人变坏。从一般常识角度来看，这样的理解或许有一定的道理。但必须指出的是，制度是人制定的，制度也是由人來实施的，如果忽视了人的主观因素，把反腐败的希望完全建立在制度完善之上，那么，到头来很可能会“种瓜得豆”。

譬如，一些高等院校的负责人，利用我国高等院校管理中存在的漏洞，通过建立校内规章制度，把自己的既得利益合法化，这是典型的制度腐败。再如，我国反腐败设计了许多监督机制，无论是内部监督还是外部监督，都需要具体的人来实施。一些腐败分子善于政治攀附，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权力形成了特殊的利益关系网，当纪检监察机关调查腐败案件时，腐败分子精心营造的关系网就会在关键时刻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纪检监察机关的一些工作人员被腐败分子用钱色“俘虏”，那么，有的腐败案件可能就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样的话，腐败分子可能就会逃脱党纪国法的制裁。

我认为，如果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忽视了反腐败最根本的东西，反腐败一定会偏离正确的方向。制度固然重要，但是，如果制度制定缺乏正确的指导思想，反腐败制度就会异化成为制度腐败。在制度实施过程中，如果制度实施者被腐败分子“围猎”，那么制度就会严重变形，成为少数人排斥异己党同伐异的工具。

因此，反腐败必须标本兼治，既要注重制度监督，但同时又要加强思想教育，只有让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牢记使命，时时刻刻为人民服务，把人民的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反腐败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反腐须树立科学的方法论和价值观

记：大量事实无不证明，党员干部的精神和信仰很重要，您认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加强党员干部的精神信仰有哪些促进作用？

乔：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反腐败的一体化建设思想，充分反映出反腐败的内在规律，同时也反映出我国反腐败的艰巨性。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总是把物质和精神看作是有机统一体。其实不然，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长河中，物质决定精神，但是，在物质和精神之间，还有最重要的“操作系统”。

如果没有信仰，那么，物质和精神相互转化过程中，一定会出现腐败问题。同样面对功名利禄，为什么有些党员领导干部高风亮节，舍弃自己的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什么有些党员领导干部经不起糖衣炮弹的诱惑，主动索取贿赂？不是我国反腐败制度不到位，而是因为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缺乏正确的信仰，他们不是信仰马克思主义，而是信仰拜金主义，贪图享乐。

因此，反腐败既要加强监督，形成不能腐败的良好社会氛围，同时又要加强思想教育，培养党员领导干部的高尚情操，让党员领导干部意识到自己所肩负的历史使命，自觉地以身作则，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学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人们更加深刻地意识到，只有不断改造思想，提高反腐败的理论素养，才能真正跟上党中央的步伐，在反腐败的道路上大踏步地前进。

在反腐败的过程中，必须多管齐下，不能顾此失彼。如果反腐败只是加强制度建设，而忽视了人的因素;如果反腐败只是强化各种监督，而忽视了党员领导干部自身的思想素养提高，那么，反腐败一定会按下葫芦浮起瓢，反腐败不可能达到预期效果。反腐败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反腐败必须有打持久战的思想。

记：也就是说，学习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权力监督和反腐敗的论断，有助于大家在反腐败方面达成共识。

乔：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反腐败的一系列思想和理论，让我们更加真切地意识到，反腐败既要推动法制建设，完善各项监督制度，又要筑牢思想的防线，防微杜渐，从信仰上入手，解决腐败滋生蔓延问题。

从哲学的角度来说，如果强调物质和精神二元对立统一，没有强化信仰教育，或者没有关注党员领导干部的信仰问题，那么，反腐败一定会流于形式。一些党员干部求神拜佛，他们的反腐败一定是形式主义;一些党员领导干部收藏色情淫秽作品，精神龌龊，他们在反腐败过程中必然会敷衍塞责;一些党员领导干部拉帮结派，团团伙伙，他们在反腐败过程中一定是阳奉阴违;一些党员领导干部追逐名利、投机钻营，他们在反腐败过程中一定会党同伐异，勾心斗角。

还有一些海外的反腐败专家强调，反腐败重在执行，只有强化执行，才能形成震慑作用。从短期效果来看，也许的确如此。但是，正如人们所知道的那样，任何法律实施都存在边际效用递减的问题。腐败分子被绳之以法，短期内可能会产生一定震慑效果;但是，久而久之，必然会形成反腐败特殊的“成本效益”或者“投入产出分析”，如果腐败能给腐败分子的家族带来巨额的利益，那么，即使少数人承担法律责任也在所不惜。这种“牺牲我一个，幸福全家人”的现象，是绝对不容许的。

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反腐败的论述，为我国的反腐败斗争指明了方向。认真学习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有助于澄清理论误区，彻底理顺反腐败思路，形成科学的反腐败理论体系。学术界必须深刻意识到，过去那种零打碎敲反腐败思想必须彻底摒弃，在反腐败问题上必须树立科学的方法论和价值观，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为我国反腐败建言献策。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商业法研究会理事，湖北省传播法研究会会长，湖北省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武汉市法学会经济法研究会理事，当代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先后担任中南财经大学经济法研究所所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法研究所副所长，香港《经济与法律》杂志社名誉顾问，《中国法律述评》副总编辑，武汉仲裁委员会仲裁员，道博律师事务所顾问，律师。在全国各类公开报刊上发表文章300多篇，主编参编学术著作6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