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墉

大概每个小孩都会问妈妈，自己是从什么地方生出来的。

当我小时候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母亲的答案却非常简单——她只是拉开衣服，露出她的肚皮和那条六英寸长的疤痕，说：“看吧！你是医生用刀割开娘的肚子，把你抱出来的。”

虽然那疤痕紫红紫红，又光光亮亮，好像只有一层薄薄的皮肤，随时可能绽开，而让我有点害怕，可是不知为什么，每隔一阵就会要母亲再给我看一次。然后说：“好可怕！好可怕！”又问一句：“开刀的时候，会不会好疼？”

“当然疼，娘疼得晕过去。一个多月才能下床，所以说‘儿的生日，娘的难日’，娘生你，好苦哇！”

大概因为我是这么痛苦的“产物”，从小母亲就管我很严。

被严加看管的日子一直到我九岁那年才改变。不是母亲的观念改了，而是因为父亲生病，她总得留在医院照顾他。

那阵子我像脱缰的小马，直到有一天下午，母亲苍白着脸坐三轮车回来，一声不响直直地走进家门，我的玩兴才过去。我不再能出去玩，因为我要在家安慰哭得在地上打滚的母亲;我得披麻戴孝，跟着她到每个长辈家去报丧。

我要常常守着家，守着我娘。

父亲死后，母亲对我更严厉了，但是在我做错事，她狠狠骂我，甚至打我之后，又会很脆弱地哭，愈哭愈大声。然后平复了，她会说：“打在儿身，痛在娘心。”接着拉我过去，看着我被打的地方直问：“疼不疼？疼不疼？”

她可以打我，但是别人不能打我。记得我上初中时碰到一个爱打人的导师，总挨藤条，打得一条一条血痕，被母亲发现后，她立刻冲去学校骂老师。

老师也对我母亲说了好几次：“你这孩子，功课这么烂，再不补习一定考不上高中。”

但是母亲从不让我出去补习，除了在家附近找过一个大学生教了我一阵子数学，无论别人怎么说，她都不送我上补习班。“就咱们娘儿俩，再出去补习半天，娘一个人多寂寞！”母亲说。

那时候，我们确实是寂寞的。

年初二晚上一场大火烧光了我家的一切。

母亲花钱请人在院子里紧急盖了一间小草棚。

当天晚上下起了倾盆大雨，屋子里到处漏水，我们找了各种破盆烂罐去接，又把床移来移去，还是应付不了，而且愈漏愈厉害。

我实在困了，因为第二天还得上学，母亲叫我先睡，用两件雨衣盖在我身上。雨水滴滴答答地落在雨衣上，渐渐积在凹陷的地方。至今我都能记得，每隔一阵，母亲就掀起雨衣，让雨水流下床的哗啦哗啦的声音。

后来，我们搬到金山街的一栋小木楼。

搬到小楼后不久，听说附近胡念祖老师教画，我想学，虽然学费不便宜，母親还是很爽快地答应了。那是我从小到大第一次正式学画，而且三个月之后就得到了全省学生美展的“教育厅长奖”。

拿回奖状，母亲点点头笑笑，没说什么。母亲都是如此沉默，我也习以为常。直到高一下学期获得全省演讲比赛的第一名，由学校主任陪着从南部奏凯归来，母亲没到火车站接我，才使我有点怅然。

那一天下着滂沱大雨，主任为我叫了一辆三轮车回家，临上车，他突然很不解地说：“人家的爸爸妈妈，有孩子参加比赛，都陪着去，为什么你妈妈从不出现？连你得了这么大的奖都不来欢迎你？”

我怔住了，因为我从未想过参加比赛需要母亲陪。我的妈妈是老妈妈，妈妈老了，身体不行了，本来就不必陪我。但是那主任的话伤了我的心，车在雨中行，雨水滴滴答答地打在我面前的油布帘子上。我觉得有些失落，开始想，为什么妈妈那么冷。

得奖之后不久，我常胸痛，去检查，医生说是神经痛。有一天夜里咳嗽，肺里呼噜呼噜的，像有痰，突然一张嘴吐出一口鲜血。

母亲急了，端着盆子发抖，看我一口一口吐血。血止住了，天也亮了，母亲叫车把我送到医院。医生为我照x光、检查，接着把母亲叫到隔壁房间，我听见医生在骂，母亲在哭。

住院的日子，母亲总陪在我身边，常坐在那儿，撑不住了就倒在我床边睡着了，我则把自己的被单拉出去盖在她身上。那年我十七岁，她已经是将近六十的老人。

母亲七十大寿之后半年，我离家，去了美国。

上飞机，一群人来送，母亲没掉眼泪，只沉沉地说：“好好去，家里有我，别担心。”

再见到母亲是两年多之后。长长的机场走廊，远远看见一高、一矮、一小，牵着手，拉成一串。母亲虽然是小脚，但走得不慢，一手牵着孙子，一手提了个很重的布包，头发更白了，皱纹更深了，看到我淡淡一笑：“瞧！你儿子长高了吧？”

从那天开始，她除了由我陪着回过三次台湾和大陆，其余的十九年全留在美国。

母亲是寂寞的。重听，使她活在了自己的世界;渐渐不良于行，又使她常留在自己的卧房中，尤其冬天，她常一边读书，一边看着外面的雪地叹气，说她要回台湾。只是那时候医生已不准她远行了。

不过母亲虽老，还是我强壮的母亲。两年前，当我得了急性肠胃炎被救护担架抬走的时候，她居然站在门口对我说：“好好养病，你放心吧！家里有娘在。”

从担架上仰望母亲的脸，有一种好亲爱、好熟悉的感觉，突然发觉我已经太久太久不曾仰望慈颜。

她虽然九十一岁了，但是她那坚毅的眼神、沉着的语气，使我在担架上立刻安了心。她让我想起过去几十年的艰苦岁月都是由她领着走过来的。

半个世纪了。这个不过一百五十厘米高的妇人，漂到台湾，死了丈夫、烧了房子、被赶着搬家、再搬家，然后接过孙子，又迈着一双小脚跟着我到地球的另一边。除了我刚出国的那两年，她从来不曾与我分开。我整天在家，她整天在我的身边。过去，我是她的孩子;现在，她像我的孩子了。每次出门好逞强，不要我扶，我就紧紧跟着她，看这个胖胖矮矮、走路一颠一颠的大娃娃走在前面。

今天，2月18日，那一幕还在眼前，我的母亲却已经离开了人世。

她是心脏衰竭离开的，像是睡着了，睡到另一个世界。我带着妻在她床前下跪，磕了三个头。如同她活着的时候，我摸摸她的白发，亲亲她的额头，又亲亲她的脸颊。她的头发仍是我熟悉的味道，她的脸颊还那么光滑，只是已经冰凉。

医院的人过来为她收拾东西，拔除氧气管、胃管和尿管，床单掀起来，看到那个熟悉的疤痕，我的泪水突然忍不住地涌出来：

“就是那个长长的伤口！妈妈！我绝对相信我是您剖开胸、剖开腹，从血淋淋的肚子里抱出来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