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乔伊斯·卡罗尔·欧茨 （Joyce Carol Oates） 是美国当代最受欢迎的畅销书作家之一，她根据真实谋杀案创作的小说《我的妹妹，我的爱》围绕一个被誉为“超级滑冰明星”的六岁小女孩在家中地下室遇害的故事展开。本文通过分析这部小说中的家庭伦理主题， 发现欧茨将男性在家庭中的“缺席”置于家庭伦理的审视之中，反思女性解决家庭困境的途径从逃离和协商转变为暴力抗争的家庭伦理问题。

【关键词】 家庭伦理;男性“缺席”;女性的暴力抗争

【中图分类号】I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11-0012-03

乔伊斯·卡罗尔·欧茨 （Joyce Carol Oates） 是个多产的作家，题材的开掘既宽且深，暴力、情爱、婚姻、变态心理是她喜欢的主题; 尽管如此，她的作品总是要统一在伦理的主题之下，原因在于她是个具有“强烈的社会道德责任感和文化传统意识”的作家。虽然家庭伦理主题是美国作家创作中的经典主题，也曾一度淡出视野，而欧茨认为所有的艺术都应当是道德的，有教育功能的，阐明的。她以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在美国社会高速发展的大环境下美国家庭伦理所承受的巨大冲击。这本根据真实案件改编的小说《我的妹妹，我的爱》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再次审视了美国的家庭伦理，包括男性所谓的“主体身份”的缺席与女性“客体身份”的抗争和协商，所导致的内在痛苦与暴力对抗。

一、“男性主体”的缺席

小说中毕克斯·拉姆培克（Bix Rampike）是这样一个“臭名昭著”家庭中的父亲，正如这个家庭姓氏“rampike”的词义——直立的死树一样，这个家庭的命运似乎早已注定。父亲毕克斯与所有的美国男人一样，他的总裁梦想比家庭重要得多，一个奉行自由竞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因此，毕克斯以事业为重，总是莫明其妙的加班，家里的重要日子很少能看到他的影子，留在家里的妻子常常会躲在浴室中哭泣。缺少交流的婚姻，被叛的爱人，使母亲在孤独和无助中慢慢走向了罪恶的深渊。即父爱的缺席，往往也会造成母亲一人的“独裁”。正如母亲死后在写给儿子的信中提到的内容，她杀死那个可怜的小女孩的原因是：“我想让他（父亲）知道布蕾丝是他深爱的女儿，他不应该抛弃他的家庭”。欧茨以这样悲痛的事实反映了一种婚姻生活中的差异——婚姻生活中的男人总是不想失去自己的生活， 而女人则是要过不相同的生活。

正如弗里丹把女人送到了公共生活范围， 却没有召唤男人进入私人家务领域。斯盖勒对父亲的感情充满了爱和敬畏。他和妹妹永远都不知道父亲在哪里，永远都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在家。因为他在逃避，逃避做父亲的责任，他和母亲一样不愿接受这样的角色，唯一的区别是他有一个更好的理由。他宁可过着奔波劳碌的生活也不想被家庭的琐事烦心，他口口声声地说爱自己的孩子，却不愿在家里多呆一分钟，对于孩子生活细节一无所知，甚至从来都记不住孩子的年龄。对于孩子的照顾他也是一窍不通，他关心的是在孩子的培养上到底花了多少钱，这些钱会不会有回报。父亲对于商业的精通同样也用于对孩子的投资上， 但他的两笔投资都失败了。“急功近利的价值观导致了价值观的颠覆，一方面人们追求感官享受，另一方面又受到精神挣扎和良心拷问——无处不在的商品轻而易举地弱化或取代了人们的道德伦理，平庸浮躁背叛，伤痛与无奈，这些都成了生命中不能逃避之重，这些都耗去我们对自由对他人的信心和爱心。”父母本应是孩子坚实的臂膀，家庭是心灵温暖的港湾，然而作为家中大树的父亲却不能为孩子的成长遮风避雨，相反他却把孩子当作自己向上爬的阶梯。当孤独寂寞的母亲失去理智的时候他没有及时地保护他的家人，他作为父亲的失职无法得到原谅。如果他能给家人多一点关心和爱，就不会出现这样的家庭伦理悲剧。

欧茨常常对于父亲的家庭角色提出质疑。男人承担着更多的社会角色， 但这并不能成为他们在家庭中缺席的理由， 家庭的平衡需要他的在场。物质的追求不能以精神的丧失为代价。

二、“女性客体”的暴力抗争

康德和黑格尔认为道德的定义为理性、自制、强烈的意识、坚韧、遵循普遍法则， 坚守责任和义务。并且认为道德高尚的人缺乏下列的品质：怜悯、 激情、 仁慈、 乐于助人和人道主义精神。总之， 就是那些和女性化的人性情感组成相关的品质。然而， 欧茨笔下的女性却模糊了以上定义中的道德形象， 她们心神不宁，郁郁寡欢，常常是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自身情感上弱点的牺牲品。小说中母亲贝齐总是挣扎在爱与被爱， 过去与现实， 家庭与社会之间。她一直都是迷茫的， 她爱她的孩子， 但却无法忍受因此而产生的各种压力;她爱她的丈夫却总是无法让他陪在身边;她想过简单的生活却总是怀念曾经的喧嚣。她的摇摆， 只会让她的内心更加焦躁不安。内心无法压抑的激荡让她最终采取暴力的手段来解决美国家庭中存在的“无名的问题”——一种奇怪的绝望感——关于“你究竟是什么人”的某种感觉。她充满激情与爱心， 但却受到男权社会的压制， 最终只能通过暴力抗争， 重拾了女性的家庭和社会地位。

诚然，“或许母爱本身就是捏造的，一种一旦她们认为自己缺乏这种品质的时候就会有罪恶感的捏造事实。”正如小说从一个十九岁孩子斯盖勒的回忆中展开对于母亲的描述。在小布蕾丝（斯盖勒的妹妹）表现出滑冰的天赋之前，“斯盖勒观察到妈妈和妹妹在一起时并不嫉妒，因为她感到妈妈并不喜欢艾迪娜”。妈妈会开车接送斯盖勒上学，而当妹妹想得到妈妈的拥抱时，妈妈会用恼怒的声音说：“你让我非常厌烦。我感到我们好像在一起很长很长时间了。走开！”备受冷落的小女孩用悲伤的语气问道：“斯盖勒，妈妈为什么不能像爱你一样爱我呢？”然而当小布蕾丝表现在滑冰的天赋之后，妈妈似乎就不再关注到儿子的存在。母亲复杂的内心通过斯盖勒不连续的记忆逐渐呈现出微妙的变化——在这个房子里有两个妈妈，就像在天气时钟里的雕刻塑像——好天气，坏天气——当一个妈妈出现的时候，另一个妈妈就会藏起来，只不过是藏起来而已。”这个“超职妈妈”，而不是“全职妈妈”似乎早已厌倦了“妈妈”这个她从一开始就不想接受的身份。“对于所有的女人来说有没有孩子的婚姻看起来都是她们最渴望的目标， 不惜要付出个人自由的代价。”妈妈贝齐在家庭生活中表现出的焦躁不安是她枯燥的家庭生活， 兒时梦想的破灭，长期不回家的丈夫以及势利的郊区邻里让她戴上了区分对待孩子的有色眼镜，开始对母亲的角色产生怀疑和反叛意识。鲁迅曾说母亲和女儿是女人天生的本性，只有妻子才是外加给她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母亲的角色一直被认为是默默的承受者，她们的牺牲是理所当然的责任和义务。角色的定位是幸福感的来源，然而贝齐的社会角色的牺牲却没有得到应有的爱，她把所有的责任转嫁给无助的孩子，贝齐在定位的错乱中迷失了自我。

后现代时期女性的“主体地位被边缘化了，经常是疯子或者罪犯，因为她们威胁到了统治秩序”。新的女性道德不仅要清除女性的事业梦想， 而且要将具有女性特征的妇女转化为依附丈夫和孩子而存在的客体。“妈妈总是愁眉苦脸地向斯盖勒和艾迪娜提起她失去的梦想，这让他们从某种程度上错误地认为是他们让妈妈成为妈妈的，并且剥夺了她的事业。”贝齐失去了社会角色，但她从内心排斥和抵触母亲的责任。她总是泪流满面地抱怨不快乐的生活，她认为过去比现在更好。正如穆勒所说：“我远非讳言通常妻子受的待遇并不比奴隶好，但是没有一个奴隶像一个妻子那样是竭尽一切所能的奴隶，通常奴隶像士兵一样，有他固定的任务， 在工作之外有自己的生活， 妻子则不可能这样。”欧茨在作品中反映了当代美国社会的女性家庭地位又重新回到了60年前的状态——重新关入了关松鼠的笼子。

虽然，一般意义上女性道德的发展经历最初的自私转变为一种能够对他人的需求给予无尽的周到考虑。直到最终达到能够将自我和他人的需求融为一体的过程。但是欧茨笔下的女性人物则经历了从逃离， 协商和暴力抗争的过程，她们的困惑与迷茫仍是现代女性面对家庭与社会压力下无法摆脱的精神困境。欧茨聚焦这样一些常常被男性作家忽视的女性体验，将其置于社会关注的前景之中，强调女性在家庭中的自由平等只不过是一种虚幻而已。

三、家庭伦理的反思与“重生”

正如“生活中真正的灾难是当你得到你所想要的东西”，书中扉页中说道： 不到十岁的漂亮小女孩的死无疑会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天使一般的小布蕾斯是1996年“冰上公主”，闻名于全美甚至全世界，关于她的互联网搜索达到五十万条，然而这些辉煌却都发生在她死后。欧茨通过这样一个家庭悲剧再次追问了那个难解的疑问：我们不断前行，从没停下思考到底要去哪里？ 到底想要什么？

整部小说是围绕小布蕾丝的死展开。小布蕾丝渴望得到上帝的祝福，她要求将原来的名字艾得娜 （Edna）改成布蕾丝（Bliss）。这样在上帝的帮助下她就不会在冰上摔倒，就不会失去所有人对她的爱。然而她不幸的摔倒和死亡，既是上帝这个家庭的道德惩罚也是对可怜小女孩的眷顾，她终于摆脱她短暂而痛苦的生活，然而她的离去留给她的家人是长达十年甚至一生的痛苦折磨。将死亡赋予道德的纬度， 它就是痛苦的开始。如果说“我们强加在孩子们身上的原则是他们不应该做什么。这个原则逐渐发展成其他的东西，让他们长久地确信正确的行为意味着限制和痛苦。”那么当小布蕾丝表现出滑冰的天赋之后，母亲称赞自己的女儿是天生的滑冰天才时，布蕾丝就有着与年龄不相符的坚强与毅力，她极力想成为一个好女儿，一个能得到家人的关心和爱的六岁小女孩。正如吉尔伯特所说：女儿一直被定义在一定的亲缘系统中，该系统中，女儿毫无选择地顺从她的父亲，成为他的财富，他的领地，他的声音。家庭中的孩子特别是女孩成为被剥夺了自由的，附属、顺从、忍耐的无助个体， 成为家长失败的替罪羊。欧茨让人们重新审视了美国的家庭教育，在充满了规则的社会生活中，孩子最先学会的就是不该做什么，慢慢地他们只知道不该做什么， 而不会追问该做什么。

无独有偶，本文的叙述者斯盖勒作为布蕾丝的哥哥，家中的长子，本应该成为这个家庭中梦想的承载者，正如父亲给他起的名字Skyler，像天空一样高远的人。然而他却是一个令父母失望的 “平庸之辈”，与比他小三岁且天资职颖的妹妹相比，他在这个家庭中似乎是一个失败者。但正是他的碌碌无为才使他能在这样一个“失去功能”的家庭中幸存下来。因此他也称自己是“幸存者”“看不到的叙述者”，然而他内心上永远抹不去的却是没能挽救妹妹生命的遗憾。不禁要问，在这样的家庭里，到底怎样才能得到父母之爱呢？ 孩子的内心是多么需要父母的肯定，只有通过实现父母的期望才能得到他们的爱，一种需要交换的爱。欧茨借用一个孩子的视角来审视当今的家庭伦理：孩子不应是成人眼里那个无声的承受者， 他们有权力发出抗争的声音， 但有时这也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因此，家庭作为由个体组成的集合体，每一个人的意志都应当受到尊重。那么作为家庭的长者不应当成为家庭的主宰者，而是尽职的守护者。

在某种程度上说，“西西弗斯是如何战胜他的失落的呢？ 不只是通过对他的任务的专注而且是因为鄙视（命中注定的无法超越的鄙视）”。斯盖勒是妹妹最可靠的帮助者和依赖者，特别是当父母都不能成为她的依靠的时候。然而他弱小的臂膀没能成功的保护她，在妹妹死后的十年间经历着痛苦的内心折磨，他最终认识到母亲对于名望狂热的追求是她对未从她的社区、家庭、玩弄女性的丈夫那里得到的爱和尊重的渴求; 而当父亲真正的试图与利欲熏心的妻子和内向腼腆的儿子沟通的时候，他却不知如何与他的家人建立联系。当得知母亲生病的消息后，长期与母亲断绝联系的斯盖勒：“不知道该如何称呼那个女人，那个曾是他的母亲的人。是叫妈妈呢？ 还是贝齐？”妹妹的死亡和家庭的变故让这个十九岁的孩子变得孤僻、怪异、冷漠，靠吸食毒品来得到片刻的安宁。然而，斯盖勒这个家庭悲剧的另一个受害者，悲痛的经历并没有让他失去爱的信心和能力。故事的结尾处他不仅原谅了他的父母，而且当别人寻求帮助时，他乐意地伸出了援助之手。欧茨在小说的结尾处通通斯盖勒的转变表达了家庭伦理的一个重要纬度：原谅别人， 才能让自己从仇恨的痛苦中解脱出来， 才能得到心灵的真正救赎。斯盖勒是整个家庭悲剧的见证人和叙述者，为了避免成为父母那样空洞的玩偶型人物，他将从妹妹，母亲的死亡中得到重生——在那无法逃避的痛苦中寻找爱的真谛，生活的方向和生命的意义。

欧茨称她写作是因为她怀有能改变世界的愿望， 希望她的作品能改变读者的意识。很多人都无法理解欧茨作品主题的内容为什么有这么多悲剧的成分，事实上，她在暴力描写的同时，为读者展示了一面能看到自己内心的镜子，一扇能重新审视生命意义和生存价值的窗子，一本能找到前行方向的生活指南。

四、结语

正如此书封皮上印着：这是故事与现代但丁所能想出的任何事物一樣真实和恐怖，与令人毛骨悚然的报纸标题一样新颖和感伤，“欧茨的作品细腻地描摹美国的社会，提出了美国当代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进而提出了整个美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事实上，欧茨更远的目标在于让她的读者对她的作品能够从道德层面上加以思索：生命只有一次，有人在道德之路上迷失了前行的方向，有人只想做逃避责任的冷眼旁观者，有人在艰难的跋涉之后收获了新生，有人也会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反思生命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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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晓燕，女，汉族，江汉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