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抗战背景下的昆明，随着战事的发展，逐渐成了文化中心。以《战国策》派为代表的各路思潮，在祖國的边疆，争论这中国何去何从这个历史性的命题。沈从文在昆明时期，于《战国策》上发表过杂文九篇，涉及文学、教育、妇女等若干问题。本文将以沈从文在《战国策》刊物上发表的杂文为例，归纳这一时期沈从文对社会与时代的反思，一探沈从文的忧国之思。

【关键词】 战国策派;沈从文;抗战;杂文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22-0006-02

基金项目： 云南大学滇池学院校级科研项目《抗战背景下云南的战国策派文学创作》（2017XZC06）。

四十年代，因抗战的全面爆发，大批作家、学者颠沛流离，仓惶南下，昆明成了大后方。1940年4月，云大和西南联大的一些学者教授，如：林同济、雷海宗、陈銓等人在昆明创办《战国策》杂志。《战国策》杂志的创办，按照主编林同济先生的观点，是因为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是一个处于“战于力”的混乱时代，当下“国势危殆，非提倡及研讨战国时代之‘大政治’无以自存自强。”

然而，鲜明的政治观点一时间引发了文艺界的激烈讨论，以茅盾为代表的左翼文艺理论家们，将之视为毒草。

本文将从沈从文在《战国策》期刊发表的杂文入手，分析其杂文的思想内涵，阐释其抗战背景下对于时代和社会的反思。

一、《战国策》时期沈从文发文概览

《战国策》于1940年4月在昆明创刊，41年7月20日第17期后停刊。1942年4月4日，刊出停刊启事，另在重庆《大公报》开辟战国策副刊，于42年7月1日战国副刊第31期止。累计发行正刊17期，副刊31期，共48期。另学术结集若干。

在发行的48期中，沈从文共计发表文章9篇（其中一篇笔名为：上官碧）。其中，在昆明时期的《战国策》正刊发表了8篇杂文，在重庆《大公报》战国策副刊发表了1篇。特别是杂志初期，连续三期都刊登了沈从文的文章。

在这9篇杂文中，沈从文分别探讨了教育问题、妇女教育及男女平等问题、进化论与人性问题及参与论争“英雄崇拜”等问题;而大部分篇目，则还是从文学家的角度，展开了对时代、对社会的思考：

1.《烛虚（一）》（正刊第1期，1940年4月1日）;2.《白话文问题——过去当前和未来检视》（正刊第2期，1940年4月15日）;3.《续废邮存底》（正刊第3期，1940年5月1日）;4. 《谈英雄崇拜》 （正刊第5期，1940年6月1日）;5.《烛虚（二）》（署名：上官碧，正刊第8期，1940年7月25日）;6.《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正刊第9期，1940年8月5日）;7.《小说作者和读者》（正刊第10期，1940年8月15日）;8.《谈家庭》（正刊第13期，1940年10月1日）;9.《对作家和文运的一点感想》（《大公报》战国策副刊第11期，1942年2月11日）。

二、对现代教育的关注与反思

沈从文投身教育行业自吴淞中国公学始，之后执教国立青岛大学（后改建国立山东大学），自38年春，因时代的车轮转动了，漂流到这山国来，在西南联大中文系担任教师，可算是一生跟教育有了不解之缘。特别是，在昆明期间，沈从文与杨振声积极选编中小学国文课本，对于现代教育的关注，促使了他在《战国策》写了许多反思教育的杂文。

其中，《白话文问题——过去当前和未来检视》一文集中探讨了过去二十年来语体文（白话文）教育的得失。看到了自白话文运动以来，虽然中学语文中白话文有了一席之地，而大学课堂中，白话文却边缘至极。这种有目标却无计划的格局，使得近年来，学生的白话文写作不仅没有进步，连基本的白话文知识也不完备，甚至白话文欣赏的能力也不好。沈从文看到，这背后的问题根源在于，没有把白话文教育看作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而只是粗浅的工具化教育。所以，让大学期间不学习白话文的毕业生去执教白话文占到十之七八中学语文，其背后的逻辑就是：白话文是不学而能教的粗浅功夫。

由此痛心现状的沈从文，借《战国策》呼吁教育部门要三个补救：

1.加大白话文课程，在大学开设现代中国文学一课;2.限制学生的“工具性”写作，提倡“文学性”写作;3.培养具备语体文（白话文）学术能力的师资。

沈从文借此文怀念蔡元培先生及轰轰烈烈的文化运动，算是对现代教育的一种痛定思痛。而在《续废邮存底》中，沈从文以书信的形式直接对话大学生、对话青年作家及中学教员，谈到学校、社会、生活、国家及战乱，对文学教育的影响。

三、对妇女问题及男女平等的理解

妇女、家庭、男女平等基本问题的探讨，早在二十年代新文学运动伊始，就已经轰轰烈烈的兴起。

沈从文在《战国策》第一期（1940年4月1日）发表的《烛虚（一）》中，批判了现代教育的误区，特别是现代教育过于激进的女性教育。使得女性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解放，相反，倒解放了很多吃喝玩乐的精神，塑造了一些所谓的摩登女郎。而这些摩登女郎也好，贵妇也罢，在离开学校，组建了家庭之后，很容易变为自视甚高，爱慕虚荣的软体动物。那么究竟他们解放了什么？作为现代教育，其目的和意义究竟在哪里？沈从文在《烛虚》一文中提出了很多质疑。

而有意思的是，六个月以后，在《战国策》第13期（1940年10月1日），沈从文发表了一篇《谈家庭》，在这篇杂文中，谈到了一对因“妇女问题”而在报刊上文斗不休的男女，后来机缘巧合见面之后，竟然结为了模范伉俪。其中，《烛虚》一文中谈到知识女性的浅薄好虚荣，在此篇杂文中，正是男方反对妇女运动所述的种种罪状。文中此事真假待考，但是沈从文从中看到了妇女运动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如何把一切抽象的力量引导到事实上面来。他说，讨论或运动不宜与事实相去太远，方可望得到解决。在文中这一对男女被沈从文戏称为“抽象妇女解放论者”和“抽象反对妇女解放论者”。由此可见，对于沈从文而言，解决男女平等、家庭婚姻等一系列妇女问题的关键点在于：如何把运动、讨论的落脚点由抽象回到具象中来。把一切面上的虚无的抽象知识落实到具体的家庭当中。用想象对待想象，用抽象回复抽象这种观念和主义层面的妇女运动，无法解决实际家庭问题。不应该单纯地用文章来把问题扩大，纠纷增多，而却不知道如何解决，而应该从社会实际问题出发，家庭实际层面的要求出发，回归到妇女自由、男女平等，这一系列活动的本质意义当中来。

在《烛虚》文章最后，他指出这一系列问题解決的根源在于让女性回归到一个“健全的人”的本质中来，在新的社会形势下建立新的人格标准，“放大她们的生命与人格，从书本上吸收，同时也创造，在生活上学习，同时也就享受……也许我们需要的倒是一种哲学，一种表现这个真正新的优美理想的人生哲学，用它来做土壤，培植中国的未来新女性。”

四、对文学及文化运动的检视与展望

从1915年新文化运动，1917年新文学运动，1919年五四运动，到沈从文四十年代在《战国策》发表《白话文问题——过去当前和未来检视》《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对作家和文运的一点感想》，二十余年时代大震动、大变革、大阵痛。这个1923年来到北京，投靠燕京大学国文班未果的青年，经历了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最喧闹的二十年，年近四十的沈从文，是否也陷入了“荷戟独彷徨”的无奈中呢？

沈从文在1941年2月3日写给施蛰存的信中提道：“刊物纯文学办不了，曾与林同济办一《战国策》已到15期，还不十分坏，希望重建一观念。”那么，沈从文希望在《战国策》中，重建什么观念呢？从几篇杂文中，可以总结如下：1.保护新文学运动的成果，加大新文学在各个时期、特别是大学中的授课比例，培养新文学人才;2.文学应该远离商业，远离政治，保护作家的自由品格，保持文学的独立性;3.文学运动应该回到学校、回到教育，让学生在时代的脉搏中审视文学。

沈从文在《白话文问题——过去当前和未来检视》一文中说，文学革命虽起始仅仅是个口号，可是在这口号下，产生过许多作家，无数作品。这些作品一部分不特影响到青年人生活观念，且成为社会变迁主力之一种。在这个口号下，二十年来的活动虽得失互见，对未来社会变动无疑的还是一种巨大力量。

五、结语

20世纪40年代中国在生死存亡之际，从晚清末年洋务运动开启的“中国未来何去何从”的出路问题，到了这个时间节点，有了更为具体的命题。在这样的背景下，长期关注“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的沈从文，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视角，以一个文学家的视角，以一个教育者的视角，同时，也是以一个中国人的视角，在给这样一个时代的命题前苦苦思考。

经过两年的《战国策》时期，1942年，沈从文在《对作家和文运的一点感想》一文中呼喊：“不在其位者尚有少许热忱，且明知在习惯中托混不是了局的。自然便觉得是痛苦，也令人恐怖，实在沉默不下时，就免不了大声叫喊几声。想使多数中的少数知道侥幸的人生观，绝对应付不了明天。这个民族若不甘心灭亡，想要挣扎得有勇气，先从‘因循’习惯中挣扎出来。这个国家方可望有个转机。” 或许，这就是沈从文给出的答卷。

参考文献：

[1]袁继锋.战国策派研究述评[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6（05）：102-106.

[2]张昌山主编.战国策派文存[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28-29.

[3]张昌山主编.战国策派文存[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645.

作者简介：

何俊，男，汉族，云南昆明人，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