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唐安史之乱是唐由盛转衰的重要标志。在唐安史之乱后，唐朝的统治方式发生巨大变化。藩镇割据成为唐中叶至五代十国时期一个重要政治历史现象。安史之亂后，藩镇割据威胁唐王朝的统治，唐王朝为应对危机，稳固统治，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唐中后期的问题基本是围绕藩镇而展开的。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来探究唐统治方式变化的缘由，即：安史之乱后的政治形势;安史之乱后社会状况;安史之乱后边疆状况。

【关键词】 唐开元天宝时期;安史之乱;藩镇割据;节度使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32-0052-03

在唐玄宗主政后期，唐王朝出现了严重的土地兼并，均田制遭到严重破坏的局面;在唐朝边疆地区，地方节度使权力过大，逐渐发展成为强大的地方势力或割据一方;在中央层面，统治集团日益腐朽。公元755年（天宝十四年），安禄山与史思明共同起兵叛唐，史称“安史之乱”。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西幸”，逃亡成都，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是为唐肃宗。唐肃宗即位后，为了迅速平定叛乱，集结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和河东节度使李光弼的兵力和西北各路军队。同时，借用回纥兵，积极准备反攻。在南面的张巡和许远坚守睢阳（河南商丘南），鲁炅坚守南阳，挡住了叛军南下的通道，保住了江南赋税之地。公元763年（宝应二年），史朝义兵败自杀。前后历经八年（755-763年）的安史之乱至此平息。安史之乱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破坏，繁荣、强盛的统治局面成为过去，唐王朝开始由盛转衰。

一、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的政治形势

安史之乱后，局势暂时稳定下来，唐王朝的统治得以维持，但藩镇问题已经成为威胁唐王朝统治的主要问题。唐代设藩镇的历史并不久远，在武则天掌权后，唐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关系变得相对紧张，到唐睿宗时，由于唐王朝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致使国力更加虚弱，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更加紧张。为了应对唐王朝的边疆危机，唐王朝在边疆地区设立了关内、河东、河北、河西、陇右、剑南、碛西、岭南八个节度使，由当地长官担任。

在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对藩镇做出调整，任命重要大臣为节度使，如以郭子仪为灵武太守、朔方节度使，以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同时，让诸王掌握实权，成为地方节度使，例如以羽王李承业为太原尹，以永王李璘为山南节度使，以应付安史叛军。从此，藩镇数量增多，开启了内地设置藩镇的先例。公元756年（天宝十五年），唐玄宗在逃亡成都的途中，颁布了《幸普安郡制》：

……应须兵马、甲仗、器械、粮赐等并于当路自供。其诸路本节度、采访、支度、防御等使镜王巨等并依前充使。其署置官署及本路郡县官，并各任便自简择，五品以下署迄奏闻，六品以下任便授以后一时闻奏。

以上材料充分说明了藩镇获得了更大的权力，藩镇节度使可以征发本路的“兵马、甲仗、器械、粮赐”，同时可以任命官员。将原属中央的权力下放给节度使。这样节度使集军事、行政、财权、人事任免权等诸多权力于一身，虽有利于短时间的平叛，但从长远来看，容易造成地方藩镇尾大不掉。安史之乱平定后，藩镇问题成了唐王朝的主要问题，藩镇成为割据一方的霸主，威胁唐王朝的统治。

安史之乱后，藩镇林立。根据张国刚先生的研究大致可分为“河朔割据型、中原防遏型、边疆防御型、东南财源型”。为了更好探究安史之乱对唐政局的影响，主要将探究时间集中于安史之乱后的中前期，即肃、代、德、宪四朝，主要的探究地区集中于河朔和中原。

唐政局的不稳在中原和河朔地区得到充分体现。从公元756年至公元763年即平定安史之乱期间，在中原地区，藩镇废置频繁，藩镇名称与治所不固定。根据《新唐书》，总结大致如下表：

考察上表，从至德元年到广德元年中原地区藩镇数量呈增多趋势，各节度使治所经常变换，同一藩镇时废时设，每年藩镇都有废立。充分说明这一时期唐政局的复杂和不稳定性。

在河朔和中原地区，地方藩镇反叛无常，大多是为了获取藩镇的权力，成为藩镇的长期统治者，或割据一方。部分地方节度使为“实现节帅的内部传承，或为了维护‘河北故事’而与中央进行公开的对抗”。唐德宗建中三年（公元782年）四镇之乱平息之后，王武俊自认为功大，不堪居他人之下，不听朝廷命令，于是联合幽州朱滔、魏博田悦、淄青李纳联合称王，而当时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受到朱滔等人的蛊惑，自称天下都元帅、建兴王，与朱滔等人共同发动叛乱。建中四年（公元783年），为平定李希烈等人的叛乱，唐德宗调动关内兵前去平叛，其中泾原镇兵途经长安时，集中发生哗变攻入长安，唐德宗逃亡奉天（今陕西乾县）。泾原镇兵拥护朱滔弟弟朱泚为主，朱泚在长安称帝，国号秦。兴元元年（公元784年），唐德宗迫于形势，在奉天颁布罪己诏，宣布除朱泚外，赦免李希烈、田悦等人叛乱之罪。田悦、王武俊、李纳去王号归顺朝廷，而李希烈自认为兵锋强盛，同时受到幽州、成德、魏博、淄青四镇的蛊惑，称帝建国号楚。在唐军的积极反攻下，唐军收回奉天（今陕西乾县）、长安，朱泚被部下所杀。贞元二年（公元786年）李希烈兵败被部将毒死，此次叛乱始告平息。在此次叛乱中，朱滔、田悦、王武俊、李纳等四人称王，朱泚、李希烈称帝，史称“四王二帝之乱”，此次叛乱说明地方藩镇骄横跋扈，反复无常。此次多个藩镇联合叛乱再一次严重威胁了唐王朝统治。除了多个藩镇联合叛乱，单个藩镇也时常叛乱。如大历十一年的汴宋都虞侯李灵耀之乱、贞元八年的刘玄佐之子刘士宁之乱、贞元九年的李万荣之乱等。

综合以上所知，无论是中原地区，藩镇废置频繁，还是地方藩镇的反叛无常都表明安史之乱后，唐政局的不稳。在平定安史之乱期间，唐中央为了快速平定叛乱，将多项权力下放地方，地方节度使权力极度膨胀，势力也迅速增长。同时，唐王朝边疆出现危机，无力全部剿灭安史叛将，唐王朝招安安史之乱中叛将，安史叛将依然是河朔地区的节度使，控制河朔大部分地区，成为强大的地方割据势力。而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严重削弱，无法解决地方割据，于是节度使制成为“安史之乱”后的地方行政区划。普遍的节度使制也是唐政局不稳的重要体现。安史之乱平定后，节度使制逐渐变成藩镇割据，威胁唐王朝的统治。

二、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社会状况

安史之乱后，就唐王朝的社会安定状况试从经济、文化两个方面探究，經济方面主要以赋税的征收。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宰相杨炎在全国推行两税法，包括河朔割据型藩镇。建中元年（公元780年），黜陟使洪经纶在河北推行两税法。两税法虽在推行全国，但河朔型藩镇并未将赋税上缴中央。淄青本是重要的赋税来源，自李正己割据以来，淄青的“官爵、甲兵、租赋、刑杀皆自专之”。在唐人李吉甫的《元和国计簿》中提到淮西、淄青、魏博、成德、范阳等“不申户口”。以上材料说明两税法虽在全国实施，但河朔型藩镇并未将赋税上交中央，从赋税的征收可知唐中央与地方藩镇的矛盾尖锐，斗争形势严峻，社会的不稳定性加剧。

从文化方面主要考察时人的文学作品，杜甫的诗号称“诗史”，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试以杜甫的《石壕吏》为例进行分析。

石壕吏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

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

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

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

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

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

从杜甫的这首诗中可以看出安史之乱期间成男基本全部当兵，甚至老妇人都要到军中服役，可见，当时战争的频繁和百姓负担的繁重，百姓的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老百姓没有安定日子过，社会的安定就无从谈起。封建的知识分子以诗词记述当时百姓生活困苦的见闻，也反映出读书人对当时社会情况的不满。在当时的社会中，无论是百姓还是读书人都对当时的境况表示不满，人心惶惶，整个社会都处在不安定的状态下。从经济和文化两方面都表明了当时社会的不安定性。

三、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的边疆状况

安史之乱爆发期间，唐肃宗根据当时的政治斗争形势（唐肃宗急于收复两京以迎回玄宗），抽调大量的边防军和利用回纥兵收复长安，以此功来巩固他的地位。唐肃宗的急功近利造成河北藩镇尾大不掉，同时也造成西北、西南边防空虚。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安史之乱刚结束，吐蕃就向唐发起了更大规模的进攻。广德元年七月，吐蕃攻取唐河西、陇右之地。当年十月，吐蕃联合土谷浑、党项、羌、氐等少数民族共二十余万人攻入长安，唐代宗出逃。

吐蕃军队进入长安后，立广武王李承宏为帝，干涉唐朝皇位的废立。广德二年（公元764年），安史之乱平定不久，唐将仆固怀恩公开叛唐，勾结吐蕃、回纥联合向唐王朝发起进攻，长安频繁戒严。从这两次吐蕃、回纥对唐的入侵，可以看出唐西北、西南边防的薄弱，已经严重威胁到唐王朝的统治。为了维护唐边疆的安全，每年各藩镇都要派出防秋兵来防御吐蕃侵袭，所以安史之乱后的唐王朝边疆基本没有安定性可言。

唐安史之乱后的形势大体是政局不稳、社会缺乏安定性、边疆防御薄弱，藩镇成为地方割据势力，唐王朝统治处于动摇之中。安史之乱后，唐王朝为应对统治危机，采取一系列新的措施，唐王朝的统治方式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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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余小波，男，汉族，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中国古代史专业，历史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宋明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