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胡适日记全集》中1921年部分全面揭示了在复杂政治社会背景下爆发的北大教职工索薪运动，于胡适之触感并非只是简单的讨薪行为。胡适不十分热衷讨薪本身，并且坚决反对罢课等相对过激的行为，尤其不愿因此耽误学生的课业。讨薪这一行为的目的对理想化的知识分子胡适来说是十分“羞于启齿”的。不管是出于愧疚还是真心，他提出将薪俸捐建图书馆，经费添置科学仪器，并给学生暑期补课等建议都具有积极意义，体现了当时先进知识分子期望在北京建设教育事业的决心。

【关键词】 《胡适日记全集》;胡适;1921年索薪运动

【中图分类号】K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26-0083-02

胡适是中国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以倡导“白话文”、领导新文化运动闻名于世。他一生坚持写日记，记述内容包含其读書治学、朋友交往，时事评论等，重要事件还附有剪报和其他相关文件。相对于《胡适的留学日记》《胡适的日记》《胡适的日记》手稿本、《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中十四至十七卷，《胡适日记全编》更加全面和系统地整理了胡适一生的日记。在基于“忠于原稿，保持原貌”的原则上，进行大量的查漏补缺、查证校对以及翻译工作，最终呈现出一部八册、三百八十万字优秀的作品。笔者阅读其1921年的日记内容，梳理出时年发生的国立八校索薪运动的主要经过及胡适对此的态度。

1921年3月，北大教职员在三个月没有领到薪水的情况下，联合高师、女高师、法政专门学校、医学专门学校、工业专门学校、农业专门学校、美术专门学校成立由马叙伦任主席的“八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讨论教育经费问题。在北京政府相对消极的回应之后，八校教职工于4月8日集体请辞。请辞举动使得内阁批示了解决措施：其一，规定交通部每月拨款二十二万元作为八校临时经费;其二，其他教育部款项由财政部拨付;其三，先发两个月经费，其余欠款分三期发放。

5月10日，胡适便与时任北大代理校长的蒋梦麟谈道：“教职员事，政府第一个月即是信用，至今无钱，故不能解决。现在内阁动摇，教育部无人，这事更不能收束了。”

5月21日，政府采取强硬手段对待，威胁道只有先照常开课，才会发行薪俸。北大教职工对此反应激烈，于6月1日组织一百零八人到教育部讨债，在于新上任的教育次长马邻翼商量无果后，于6月3日爆发学潮。马夷初带领几百号学生在教育部前，请马邻翼同去总统府请愿。但最终以军警的暴力镇压为结束，马夷初甚至“受伤甚重，血流满面”。政府的暴力镇压使得此次事件不断扩大，不仅仅北大临时委员会发表“八校教职员通电”“八校此致全团【体】教职员宣言”抗争，报界亦发出“全国报界联合会严厉谴责政府”的通电表达对于政府出动军警镇压学潮的不满。

最后，政府委托德高望重的学者范源濂等进行调停，经过反腐磋商，于7月9日达成协议，主要有三部分内容：对于六三事件的处理;四月三十日阁译的正当性;以及以二百万盐余作为保证金。在胡适的日记中，索薪运动的后续更多地体现在身为北大校长蒋梦麟对胡适的无奈倾诉，反复地扯皮使得这场声势浩大的学潮最终不了了之。

学术界相关研究多有涉及索薪事件发生的政治动因，大多认为此次事件在当时之所以能够闹得满城风雨、不可收拾，是与当时财政部和以叶恭绰为首的旧交通系挤兑靳云鹏内阁，后因处理不当，引火烧身被以曹汝霖、陆宗祥首的新交通系煽动坑害的结果。对于当时政治情况对于索薪事件的左右胡适早就有所感触。他在6月6日的日记中便提及：“首善医院之门禁，今日忽然解除……大概昨日的戒严是为了国民大会的原故”。

6月10日蒋梦麟与胡适同游北京八大处，在艰难处境中憔悴不已，感叹“北京教育界像一个好女子，那些反对我们的人是要强奸我们，那些帮助我们的是要和奸我们。”更是体现了索薪运动背后有着更加复杂的政治社会因素。

整个事件的走向除了受政治因素主导之外，重要人物在其中的调停作用也很大。以范源濂为例，胡适在6月28日的日记中十分惊讶范源濂接受调停的任务：“总长他是决计不就的，但他任内闹的事至今未了，他总不安，故愿意出来做调人。”范源濂作为调停人在教职员联席会议上也没有异议。作为双方都十分敬重的学者，胡适更是对其十分敬重，决定先搁置自己的提议：“此次我们昨天的决议又不能实行了。因为范先生既肯出来调停，我们若辞职，恐又发生误会，范先生或以为我们是反对他的”。这与之前六三事件发生之时，教职工簇拥马邻翼去总统府请愿的情形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一点从胡适的称呼上也可以看出，他对范源濂的称呼一直为“先生”，对于马邻翼的称呼则直呼其名，可见胡适对二者的尊敬和亲疏程度之差。

范源濂于1921年5月14日辞去教育总长的职位，6月30日开始调停索薪事件争端。索薪事件中最混乱的纠纷实则在范源濂发挥作用时间之外，这也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出范源濂个人的影响力。

除此之外，胡适在日记中相对细致地描述了自身对于索薪运动的看法。即使在运动初期，胡适表现出对于政府强硬手段的不满，在日记中写道：“我倒要看看这个新上台的杂碎内阁究竟能硬壮几时！”但相较于经费，他还是更加注重学生的上课问题。6月13日，胡适去首善医院看望在六三学潮中受伤的马夷初时，就表达过希望联席会议“发一宣言，致谢各校之响应，但声明不愿各校以罢课为手段，因为牺牲太大，而收束无期”。

胡适在7月7日的日记中对于陈独秀的来信，回忆起自己从一开始就不赞成罢课的主张，说“到十二月中，他们宣告罢课，我那时一个人出来反对罢课，质问代表虽有全权与政府交涉，但无权替我们大家此致罢课。那时夷初因为我对于代表的权限提出质问，以大多数的表决维持代表的全权;从此以后，代表就有全权替我们辞职了。后来我就不过问这件事。此次三月十四日之罢课，是工业专门突然发起的，那时已止不住了，故我提出‘向交通部要钱’的办法。因为这个办法后来居然能成八校的共同主张，故我虽不肯做代表，终不能不暗中帮一点忙。四月三十日阁议以后，我即主张立时上课，夷初与仲逵一班人坚持不可，仲逵因此问题几与铁如打架。后来就更不可收拾了。”这也说明胡适从一开始就是被裹挟着参与这场风波的。胡适在6月28日就与好友商量学潮的事，在日记中表达“我们都觉得厌倦了，个大家都说要走了”的感受。

对于教职工中较为激进的做法，胡适也颇有微词。六三事件后学校和政府双方都竭力为自身说话，不惜歪曲事实。6月5日沈监事从首善医院探望马夷初后，对胡适说道：“今天军警围守医院，不许人入内看视受伤教职员”，又说“院长方君跑了，院中医药与饮食都不周全。”急的胡适马上给首善医院的副院长严季约打电话请他照料。后来沈高诉胡适“他这番是故意过甚其词，要耸动人的”。胡适在日记中将这种行为描述为“手段”，他“很不赞成”。

在6月12日的日记中，胡适对于马夷初在医院“绝粒不食，亦不尽饮料”的行为，也认为是“无益之举”。7月7日陈独秀来信批评胡适“为饭碗问题闹了一年的风潮，如何对得起我们自己的良心”。胡适“觉得他骂的句句都对”，坦承“这一年半，北京学界闹的，确是饭碗风潮”，深切反省，说自己“这一年半以来，太‘不好事’了，因为太‘不好事’，故我们竟让马夷初带着大家乱跑，跑向地狱里去！ ”

7月21日胡适与《时事新报》的记者谈话中说道：“我们这一年多以来，为了经费教育问题，不幸荒废了无數学子的天价光阴，这是我们很抱歉、很惭愧的。”胡适甚至屡次希望将索薪事件的目的“抬”得更加高尚，以减少心中的愧疚。他对记者说“此次调停之主旨在于认定教育经费为本题”“六三事件为一件不幸的枝节”“此事件本身之满意解决，非根本打倒军阀之专横不可，绝非惩办一二军警即可满意。因此，北京教育界对于‘六三事件’之以政府慰问与赔偿医药费为解决条件，虽不能满意，然为保存北方与赔偿医药费为解决条件，虽不能满意，然为保存北方高等教育计，亦只得委曲求全”。

为了尽量减少索薪事件对于学生学业的影响，胡适在6月28日提出有可能会被评价“做小人而走”的妥协性的善后办法，希望联席会议、校长团及学生会开出最低限度的条件限期实行。之后胡适又着重添加了暑假补课的办法，希望“如此，则下学期的课程、书籍、教员等事，尚可从容筹备，而上学年的工课也不致敷衍过去”。

除此之外，胡适早在5月3日各校教职员代表大会上提出北大教职工将部分薪俸捐建图书馆的建议。在后期写信给蒋梦麟等人再次提议“实行捐出一个月的薪俸为北大图书馆捐款，并立即组织图书馆捐募委员会”，并且希望“添办科学仪器费二万元即于上两月应补领之经费中扣出”。

综上，在复杂政治社会背景下爆发的索薪运动，于胡适之触感并非只是简单的讨薪行为。胡适的态度一直不甚热络，坚决反对罢课等相对过激的行为，尤其不愿以学生的课业为代价。讨薪的行为目的对胡适这个理想化的知识分子来说是十分“羞于启齿”的。不管是出于愧疚还是真心，他提出将薪俸捐建图书馆，经费添置科学仪器，并且给学生暑期补课等倡议都具有积极意义，体现了当时知识分子期望在北京建设教育事业的决心。正如他在日记中所记载“我的希望是，我们以后重要努力做点学问上的真实事业，总要在黑暗的北京城里努力保存这几个‘力薄而希望大’的高级学校，总要使这一线的光明将来逐渐战胜那现在弥漫笼罩的黑暗。”

参考文献：

[1]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三）[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作者简介：

史可人，中央民族大学2018级中国近现代史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