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晚清民初《史记》《汉书》接受研究与之前的研究呈现出不同的特征，白话写作和文言研究专著并存;传统研究方法如考据和评点仍然存在，如陈衍、李景星等人的研究;另外，也出现了新的研究视野和方法，如林纾、梁启超等人的开拓。本论文重点探讨晚清民初传统派的《史》《汉》比较和接受。

【关键词】 晚清民初;史记;汉书;接受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07-0037-02

本论文系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晚清《史记》接受研究”（14YBA070）研究成果。

接受美学兴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联邦德国。该理论认为，文本的存在意义和价值依赖读者的阐释，文学作品内涵的体现和丰富取决于读者，因而将读者置于第一位，提出了以读者为中心的文学理论。尧斯、伊瑟尔、鲍列夫、伽达默尔等文论家都对接受美学进行过阐述和完善，虽然接受美学至今仍然存在各种矛盾，但兴起之后，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中国古代文学也引入了接受史理论，学者们对诸多经典从读者接受的角度作了精到的分析，扩展了研究视域。2002年俞樟华、虞黎明《走向<史记>接受史研究》一文，提出从效果史、阐释史、影响史三个方面来研究《史记》的接受。

晚清民初《史记》《汉书》接受研究与之前的研究呈现出不同的特征，白话写作和文言研究专著并存;传统研究方法如考据和评点仍然存在，如陈衍、李景星等人的研究;另外，也出现了新的研究视野和方法，如林纾、梁启超等人的开拓。传统研究与现代视野相互交融，互为纠偏，为《史》《汉》研究增加了新的风貌。总体上看来，这一時期研究者人数有限，专门的研究者不多，但与西学东渐下的其他学术研究一样，他们的观点体现了传统研究与现代研究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背离，因而值得关注，姚苧田、陈衍、李景星、刘咸炘、梁启超等都对《史记》或《汉书》发表过自己的看法。本论文重点探讨晚清民初传统派的《史》《汉》比较和接受研究。

一、姚苧田的《史记菁华录》

姚苧田的《史记菁华录》运用传统的评点式研究方法，作者并没有对《史记》进行全部评点，而是“抽挹菁华，批导窾却，使其天工人巧，刻削呈露”，有针对性的选取部分篇章和文字，作细致的研究和评价，他择取的列传共三十三篇，世家为九篇，本纪、表、书各为三篇，相当于原著的五分之一。对于这些选中的篇章，他做了大量的删改，却没有说明删改理由，有学者评曰：“经过删节后的文字，并无割裂支离之病，而依然脉络贯通、首尾圆融、神气完足。”姚氏的删节本及其评点因此具有可读性，他的评点方式跟传统评点并无什么不同，眉批、夹批和篇末评语共为一体，相互补充，对章法结构和字词句法都有涉猎。值得注意的是，姚氏对叙事时间颇为在意，如在评《平准书》“天子乃思卜式之言，召拜式为中郎，爵左庶长，赐田十顷，布告天下，使民知之。初，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为事……”时，姚氏点出：“先提明而后倒叙其事，此史家绝顶妙法，自迁创之”，明确指出司马迁运用了倒叙手法，并认为是司马迁独创，给予高度评价。此外，姚氏对于插叙手法也密切关注，如他指出《项羽本纪》中7处使用插叙、夹叙，《封禅书》6处使用插叙、夹叙，对叙述手法诸如此类的评点在《史记菁华录》中多达20多处。

二、刘咸炘的《太史公书知意》六卷和《汉书知意》

刘咸炘作为近代四川史学巨擘，对《史记》《汉书》均有涉猎，他著有《太史公书知意》六卷和《汉书知意》一卷，他从史学角度出发，探究史著之体例，开启了两书的宏观研究。他认为读史不仅要知其字面意思，更要洞悉两书的文本和思想内涵，摒弃了死抠字眼的考据法，注意从文脉和历史沿革的角度作宏观观照，如他指出自从韩愈举汉代人的文章不涉及班固之后，后人盲目跟从，批评归有光以《史记》为宗、方苞诋毁班氏的行为。《太史公书知意》卷一为绪论，其他诸卷按《史记》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等五种体例顺序编排，分篇评论。“吾既撰《汉书知意》，复究《太史公书》，亦作《知意》六卷，体与《汉书知意》同，偶涉考证、论事、论文，必与义例有关”，可知其评论重心在于“义例”。刘氏评语惯用手法是汇集前人之语，再略加批评，如：与上“秦人大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文相对，此乃史文用意处，而归、方皆未指出。大抵归、方偏于论文气，往往于义无关，文顺说者，以顿挫密标之，而于此等，反不留意。梁曰：“虞卿尝再相赵，则其著书非穷愁之故”，按此说可怪，尝为相，即定不致穷愁邪？

前者刘咸炘认为归有光和方苞偏重文气，对于史学要紧的地方却未加留意，后者批评梁玉绳的说法奇怪，认为虞卿的穷愁并非为相的缘故。由此可知刘氏注重史料的真实性，偏重史法研究，对于前人论点多所批判，少有附会，体现出其不拘泥于前人观点、独立思考的可贵品质。对于《史》《汉》优劣，刘氏也有简要评论，如清人赵翼认为《汉书》多录经世致用的文章，肯定班固为“辞赋之祖”，刘氏一方面肯定班固，但不认为这是《汉书》优胜《史记》的地方。因为《史记》是通史，不能尽详，《汉书》为断代史，应该详。

三、陈衍的《史汉文学研究法》

与其他专著相比，陈衍的《史汉文学研究法》最早打出“文学”研究角度的口号，书名明确了两书的文学性特征，陈氏评价：“《史记》长者，《汉书》短之，《史记》短者，《汉书》长之”，对于《史》《汉》详略的不同和用意评点到位，事实也是如此，班固在参考《史记》时有所选择，对于《史记》叙述详细的地方，《汉书》尽量简述，而对于《史记》语焉不详之处，《汉书》则予以扩充，陈衍以两书对鸿门宴的叙述为例，指出《汉书》将《史记》中所有描写神情言语的叙述都予以删除，沛公所言“孰与君少长”“项王项伯东向坐”，以及张良见樊哙、樊哙撞击的动作，项王赐彘肩等相关段落和情节，统统删除，在樊哙相关传记中也不涉及，并得出结论：“大略马欲恣肆，班欲谨严”。以此从文学角度评价两书的写作特色，点出司马迁站在私人写作的角度，叙述放肆，描摹色彩浓重，场面历历如见，班固作为官方史家，写作更为严谨，尽量避免主观叙述，务求客观写实。此外，陈衍惯以大量举例的方式证明自己的观点，如评价两书 “是时”“当是时”的用法时，大量举例，富有说服力，体现其学术研究的严谨。然而，陈衍的研究法除去“文学”研究的旗帜，与明代以来的评点路子并无大的不同。

四、李景星的《四史评议》

李景星的《四史评议》包括《史记评议》《汉书评议》《后汉书评议》《三国志评议》，1932年济南精艺公司刊印发行了3000册，1986年韩兆琦和俞樟华共同校点《四史评议》，由岳麓书社出版，是研究前四史的重要专著。《史记评议》《汉书评议》对《史》《汉》做了比较多的综合对比。作者自述书名含义：“评者，谓持平之理;议者，谓定事之宜也”。与清人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和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不同的是，李氏抛弃了札记式的评论，他对前四史逐篇点评，大到篇章结构、命题主旨、历史材料的甄别、各个版本记录的异同，小到字词句法、人物地名的考证，他都有细致评论，其用心之勤，考证之精，令人叹服。《四史评议》对于初读前四史的人是一部很有用的书。此书行文时用的是文言，注重考订，对于《史记》《汉书》叙事异同的研究尤其具有参考价值，如《史记》《汉书》均有高帝本纪，李氏认为《史记》“以奇肆胜”，《汉书》“以庄严胜” ，虽然讲同一個人，但命题用意大不相同，因为风格迥异。

李景星对于叙述结构的分析尤其精彩，如评《魏公子列传》：“通篇以客起，以客结，最有照应。中间所叙之客，如侯生，如朱亥，如毛公、薛公，固卓卓可称;余如探赵阴事者，万端说赵王者，与百乘赴秦军者，斩如姬仇头者，说公子忘德者，背魏之赵者，进兵法者，亦皆随事见奇，相映成姿。盖魏公子一生大节，在救赵却秦，成救赵却秦之功，全赖乎客，而所以得客之力，实本于公子之好客。故以好客为主，随路用客穿插，便成一排绝妙佳文。”将一篇列传的结构章法分析得淋漓尽致，切中肯綮。

除以上四人外，崔适、李笠、郭嵩焘等人也是走传统研究的路子，此外还有以新的视角系统研究《史》《汉》的林纾、梁启超。古文家和翻译家的双重身份使得林纾在翻译时往往将外国小说与《史记》相比附，充分展示了他对中国传统叙事作品的自信。同时，西学东渐为《史记》的研究输入新观念，如经济学思想渗透在梁启超的《货殖列传》等研究中。

五、小结

《史记》 《汉书》在晚清民初的接受与传统的《史》《汉》接受既有相似之处，又有明显的不同，这取决于晚清民初这一特定时代背景的复杂性和独特性。《史记》《汉书》发展到晚清，人们的接受更多的属于自发自觉的行为，基本上剔除了统治者的因素以及科举制度等文化政策的因素。同时，晚清民初复杂多变的政治局面颠覆了传统的史学观，也颠覆了考证为主的史学研究法，传统的史学受到质疑，其中观点主要以梁启超为代表。而晚清民初文学对《史记》《汉书》的接受一样贯穿在诗歌、散文、戏剧、传记等多种文体中，闺阁之中也有熟读《史记》《汉书》者，咏史之作常有。这一时期有关《史》《汉》的研究既有传统的音译注释、考证评点，也有借用西方新观点进行研究者。要之，晚清民初的《史记》《汉书》接受体现出强烈的时代性和复杂性：即传统之中孕育新变。此时期的研究并无太多的创见，其主要意义在于继往开来，真正的突破尚有待于后来者。

参考文献：

[1]姚苎田.史记菁华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2]刘咸炘.刘咸炘学术论集·史学编[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3]陈衍.史汉文学研究法[M].无锡民生印书馆.民国23年.

作者简介：

曾小霞，女，汉族，湖南衡阳人，湖南城市学院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