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韩信是汉初三杰之一、开国功臣，史载因谋反被杀。但在系列民间传说中，韩信的悲剧命运是根源于民众的人生价值观念以及实现人生价值的手段之间的矛盾心理。在民间的价值观念中，实现人生目标的重要性要大于其对手段的正当性要求。在正史形象和民间形象的交互作用下，韩信的文学形象应运而生，在宋元话本、明清戏剧小说中多有表现。本文着重分析韩信形象在正史、文学史、民间传说中的异同。

【关键词】 《史记》;戏剧;韩信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47-0028-02

在中国古代文学长河中，韩信是一个带有传奇色彩和深刻人生寄托的形象。韩信形象最早见于《史记》，司马迁在《淮阴侯列传》中记载了韩信一生的突出事迹，着重烘托了他的军事才能及赫赫战功，对其最终的遭遇表达了一定的同情和感慨。后人在此基础上加以发挥，从自己的人生实践和认识出发，重新塑造了丰富、复杂的韩信形象。通过韩信形象在漫长文学历史中的演变，通过分析韩信形象在口头文学和历史文学中的不同细节和思想倾向，可以更好地分析不同时期人们的文化认同与社会认识，以及这种文化共识对民族文化心理的影响。

一、韩信的历史形象与文学形象

司马迁在《史记 · 淮阴侯列传》中秉笔直书，对韩信的才能给予客观歌颂，由此产生了“韩信点兵，多多益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等脍炙人口的故事，韩信的帅才在太史公笔下熠熠生辉。

然而另一方面，《史记》也描述了韩信富贵而骄造成悲剧结局的事实，并表现出作者对于将才天分的无限遗憾。《汉书》亦记载了韩信的生平故事，史实基本与《史记》相同，所不同者在于：在史记中，司马迁为韩信单独创作《淮阴侯列传》，以记录他一生的事迹，而在《汉书》中，韩信与其他四人合传，而其他四人的共同特征均为叛汉之臣，也就是说《汉书》秉持汉家正统观，对韩信全盘否定，无限放大了叛乱之事。

到了《资治通鉴》时期，司马光对韩信的评价与前史差别很大，而回归到最初《史记》的观点中，既看到汉家天下乃韩信之功，也认为韩信失职而陷入悖逆是咎由自取。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司马光对刘邦亦不乏批判，认为韩信的忤逆是刘邦的过失所导致的，这是司马光作为后人跳出“当局者迷”而形成的比较中肯客观的评价。

司马迁等人以信史的态度真实再现了历史人物的复杂性，他对韩信的这种尤爱尤怜的态度也影响到后人的创作。刘禹锡《韩信庙》这首诗，第一句“将略兵机命世雄”是对韩信的才能的肯定，而后两句则利用韩信的遭遇表达了自身对现實的不满。

《韩信颂》以“项羽气势吞天下，破釜沉舟灭暴秦”起，以“功高盖主引杀戮，生死存亡一妇人”收，以西楚霸王为背景，对韩信军事事迹一一罗列，突显其优秀的军事才能，最后也惋惜其悲惨命运。

通过这些诗词，可以发现自《史记》以来，韩信形象在各类诗词作品中出现，文人士子借以表达自己遭遇的不公，抒发壮志难酬的悲愤之情。而后来出现的小说、戏曲更加丰富了韩信的形象，使其更被大众所熟知。每一个时代都有其固有的意识形态，文化形态，这些意识形态、文化形态会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所以在分析不同时代、不同类型作品中的韩信形象时，我们不仅要从历史的角度、文人的视角去了解他;还应从文化的角度去解读他，这样才能更加全面的了解这一人物形象。

二、韩信的民间形象分析

正史文学中的韩信形象功过参半，虽因忤逆行为损毁了前半生建立功勋伟业的光辉形象，但作为“汉初三杰”之一，其军事才能、赫赫战功仍然得到肯定。然而在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中韩信的形象却出现了很多变化，对他的评价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比如说至今仍流传在北京西城区、河南禹州、浙江舟山等地区的系列传说《韩信埋母》中，对韩信的成功有着另一番见解，据说韩信成名前遇到一位风水先生，告知他们家后山有一风水宝地，先人如果葬于此，可保其大富大贵，当时韩信家中只剩其母亲，于是将母亲哄骗到山上，活埋生母，从此韩信封侯拜相。而他盛年被杀的人生悲剧正是由于活埋生母，有损阴德，遭到了天谴。从这种和历史形象完全不对称的民间描述中我们已经不能看到真实的韩信形象，而是看到依托韩信形象的载体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民间价值观，实现目标的手段与人们所热心追求的人生目标之间的权衡。

而韩信故事自宋元以来也备受曲家青睐，多次被谱写成杂剧戏文与传奇。不同于书面阅读的史传，戏曲作为一种舞台表演艺术，对韩信故事的取材和改写，与创作者的文人身份、受众的欣赏趣味密切相关。

从元杂剧《新刊关目全萧何追韩信》到元明间杂剧《韩元外暗度陈仓》，再到明人沈采所作戏文《千金记》，其间的演变主要体现在韩信形象文人化、忠君思想的强化，以及故事结局的改写三个方面。通过《史记》我们知道，韩信因为叛乱被吕后和萧何用计杀死，并被诛杀三族。而戏曲中我们很难看到类似的结局，要么对韩信的结局只字不提，要么极力渲染“夫荣妻贵，家国两全”的大团圆色彩。这些变化是戏曲体制、舞台表演、时代大环境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三、韩信形象变化的文化内涵

历史人物随着时代发展被赋予了不同的形象，这其中跟社会需求、文化发展、民族发展有着一定的关联，韩信形象在演变过程中，不断发生着变化，有历史形象也有文学形象，其中历史形象重视客观事实，《史记》《汉书》中虽然立场有所出入，但都不离开韩信建功立业、开拓汉室疆土，最终却落得悲惨结局的基本史实。但是到了民间传说当中，韩信的形象已经面目全非，人们只是借他的形象为载体表达一种流俗的价值观，而基本抛弃了客观事实。

在之后漫长的历史演变中，人们对于韩信的认识随着不同的时代大背景而各自不同。这跟每个时代的文化主流意识有着很大的关联，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主流意识，而该时代诞生的文学作品也跟其紧密关联。如在元朝，文人的社会地位非常低，可谓一落千丈，当时的科举制度一度废弛，长达几十年的岁月中，几代文人进仕无门，苦苦挣扎在社会底层，失去了优越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前途，报国无门的悲愤之情被寄予到文学作品中，借以抒发心中苦闷之情、壮志难酬之痛。

元代杂剧《萧何月夜追韩信》，主要描述了萧何对于韩信的执着，反映了人才的重要性，也是当时文人一种美好愿景的寄托，他们渴望遇到贤明的君主，遇到赏识自己的伯乐，借此来实现人生抱负。

另一方面，以什么样的标准对韩信形象进行重塑也受到文学体裁的影响。比如从语言塑造的角度，《史记》之所以能产生强烈的美感效应，是因为其写作技巧简洁凝练，生动大气，在寥寥数语中向人们展示了恢宏大气的不凡气势。戏剧《千金记》是一部以人物对话为主要表达方式的文学作品，作者沈采借鉴《史记》的表达手法，将《史记》中的语言稍做加工，改编成适合舞台表演的人物对话。这样的改编不仅观众易于接受，在人物性格的塑造上更加生动直接，更符合当时的社会要求。从《千金记》对《史记》语言的继承可以看到“各种文学体裁间相互渗透影响的证明”。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韩信形象变化的关键之处是韩信被杀这一情节。韩信败亡的根本原因在于韩信篡逆，刘邦诛杀功臣又是韩信败亡的重要原因。南宋以前的文人学者在记录韩信历史命运的时候，对其失败的原因及历史功过不断发生变化，但总体都是对其军事才能的肯定，对其最终的遭遇感到同情，认为刘邦没有诛杀功臣，而萧何助呂后除韩信是利国利民。但南宋之后，伴随着文人地位的急转直下，文学作品的描述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在同情韩信败亡、否定刘邦杀功臣的基础上，对韩信最终命运进行了大胆创新，为韩信开脱，但又不会将矛头指向最高统治者刘邦，小说戏曲作者在韩信败亡的问题上尽力袒护刘邦，对其杀韩信的史实避而不谈，萧何逐渐演化为韩信悲惨结局的幕后推手，承担主要责任。

同时，民间传说中也衍生出一批完全违背史实的口头故事，这些故事仅仅将韩信等人作为工具、载体，用来表达自我想要实现的民间价值观，这些民间形象已经和真实的人物形象相去甚远。由此可见，历史形象、文学形象与民间形象相互生发的过程中，考虑到不同时代背景、讲述对象和表达目的，其塑造成果会大相径庭，我们需要在阅读时运用孟子“知人论世”的文学理论来审视同一人物不同的形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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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广焱琳，女，满族，辽宁大连人，大连市第二中学，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