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唐代咏史言志和写艳色、名媛的艳诗相互结合，是唐代批判诗的一个特色。流连于声色的诗歌贯穿于每个时代的始末，而在唐代流连声乐的同时，还出现了“变风变雅”的别调，即女祸论的建构消解与批判对象的转换。安史之乱导致了女祸论的兴起，中兴失败、僖宗再次幸蜀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女祸论的消解。这种阶段性的转变，体现了唐代诗人对风骚精神的复兴。

【关键词】 唐诗;女祸论;批判主义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47-0024-02

从先秦《周易》《诗经》《礼记》《尚书》中便可得知男尊女卑思想的根深蒂固，以及男性对于“哲妇”和“倾国”之祸的提防。后来女祸之说或在文中偶尔出现，如曹丕在《典论·内戒》中说：“三代之亡，由乎妇人。故《诗》刺艳要，《书》诫哲妇。斯有国者所以慎也。”[1]但是，女祸之说在先秦之后中唐之前的诗中鲜能发现一两首，秦嘉在《述婚诗》中说到“纷彼婚姻，祸福之由。卫女兴齐，褒姒灭周。”他为了说明婚姻的重要性，将国家兴亡之责归于女性。阮籍在《咏怀诗》中写道：“泯泯乱昏，在昔二王。瑶台璇室，长夜金梁。殷氏放夏，周剪纣商。”可见他已经将男性作为了亡国的主要批判对象。

《礼记 · 乐记》记载：“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唐代的诗超越了六朝单纯地审美娱情的功能，开始衍生出了托喻和批判的精神。安史之乱造成了盛世的崩塌，时势的巨大落差之下，诗人们变得“怨以怒”，女祸论开始兴起。而中兴的失败与僖宗再幸马嵬的历史重现，不由得引起了男性诗人们开始进行“哀以思”的理性判断，唐诗渐渐掀起了对名媛和女色进行“平反”的运动，自此女祸论开始逐渐消解。

一、女祸论形成以前的“安以乐”

安史之乱之前的初盛唐则胎息六朝，沉浸在安乐与风流之中。许敬宗在与众人唱和的公众场合，写出了“情催巧笑开星靥，不惜呈露解云衣”的淫艳之笔。除此之外，初唐还有李义府《堂堂词》、李百药《少年行》《火凤词》等十首左右相当淫艳的艳诗。万楚的《五日观妓》“谁道五丝能续命，却知今日死君家”，以及杨思道的《阙题》“两寰百万谁论价，一笑千金判是轻”皆表现了初盛唐安于声色，不以为意的态度。

“欲知安乐盛，歌管杂尘埃”。初盛唐另一类艳诗脱离了一己之欢，从整个世风的宏大场面着笔，将游侠、游冶风流融合在一起。如卢照邻《长安古意》《帝京篇》、李白《少年行》其三……狎妓行为成了风流意气的象征。王勃的《临高台》“银鞍绣毂盛繁华，可怜今夜宿娼家”、刘希夷《公子行》“天津桥下阳春水，天津桥上繁华子。马声回合青云外，人影动摇绿波里……娼家美女郁金香，飞来飞去公子傍”渲染出了国泰民安的社会景象。初盛唐注重“文治武功”，诗人多以“书剑两携”、文武双全的形象出现，如陈志昂、李白、骆宾王、高适、孟浩然等人的诗篇中极容易发现“侠”“剑”“知己”等表现豪放一格的字眼，女色的存在并未消灭其求取功名富贵之心，反而成了诗人落拓风流性格的点缀。

“安以乐”风气经久不衰，《相逢行》《三艳妇》之类的艳羡之诗在唐代始末层出不穷，但是中晚唐游乐之风再无初唐和盛唐渲染盛世太平的气象，它反映的只是世俗中的闲适与淫俗。

二、中晚唐女祸论的建构

中晚唐“变风变雅”的别调开始出现，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得唐朝国力大减，藩镇割据、宦官乱权一直尾大不掉。繁华与没落的极大落差，激发了诗人们现实批判精神。他们纷纷将国运转关的焦点聚集在“明皇贵妃”之恋上，将祸国之责推给了歌舞声色，甚至翻起了旧账，开始出现了一系列批判褒姒、飞燕、西施、张丽华之类的咏史艳诗，以及玉庭树、景阳钟、景阳井、荔枝等等批判女色的专用意象。

安史之乱之后，“女祸说”“尤物论”开始在唐诗中盛行，如杜甫《北征》、刘禹锡《马嵬行》、王翰《飞燕篇》等等。元、白更是坚定地持有此等态度，白居易的《李夫人》《古冢狐》《胡旋女》等诗表达了对尤物和倾国之女色的极度痛恨。元稹在《莺莺传》中以张生口吻写道：“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貴，乘宠娇，不为云为雨，则为蛟为螭……昔殷之辛，周之幽，据百万之国，其势甚厚。然而一女子败之……予之德不足以胜其妖孽，是用忍情。”[2]竟然将无情无礼之举推脱地如此“合乎其道”。

而晚唐关于马嵬坡的题材，诗人的批判之力似乎有所缓解，他们一边是感伤爱情的沦落与贵妃的逝世，同时又表达了对女色歌舞的痛恨之情。杜牧《过华清宫绝句三首》，李商隐的《歌舞》《北齐》《华清宫》，温庭筠的《龙尾驿妇人图》皆以“女祸论”的口吻写就。而李商隐的《马嵬》二首，以及温庭筠其他关于“马嵬”“华清宫”之类的诗，则是站在感伤爱情与人世空幻的角度写的。李益《过马嵬二首》其一“世人莫重霓裳曲，曾致干戈是此中”是站在批判女色的角度写的，而另一首《过马嵬》“汉将如云不直言，寇来翻罪绮罗恩”则站在相反的立场。戎昱《咏史》：“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也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大臣。由此可见，在晚唐，随着时间的流逝，对于女色的批判色彩开始减弱，出现了批判的对象转向男性的迹象。

三、唐末女祸论的消解

中唐的诗人一边流连于声色，一边却持有“女祸论”的立场，他们对倾国、尤物“怨以怒”的态度较其他时期尤为突出，但是晚唐尤其是唐末，他们敢于批判男性自身，甚至敢于直接对统治者进行嘲讽。如李商隐的《骊山有感》“平明每幸长生殿，不从金舆惟寿王”，大胆陈诉了皇家丑闻：玄宗强夺儿媳，导致寿王有恨。罗隐《华清宫》“也知道德胜尧舜，怎奈杨妃解笑何”也同样体现了晚唐及唐末诗人敢于批判的精神。

“宪宗以世难渐平，有侈乐之志”[3]，最终中兴之治付之东流。文宗博学通古，与群臣密谋甘露之变，企图铲除宦官，最终群臣反被扑杀，唐朝元气大伤，进入晚唐。武宗重用文武双全的李德裕，平定藩乱，使得君威重振。“唐自肃宗以来，内竖之不得专政者，仅见于会昌。”[4]然而武宗痴迷长生之术，因吃丹药而早丧，会昌之政最终土崩瓦解。宣宗之治，牛党得势，不以治国为要，反以报复李党为乐事。唐末懿宗、僖宗以来，君主乏善可陈，外乱不除，皆以骄淫奢侈为乐。司马光《资治通鉴》将汉末与唐末的政治做了对比：“东汉之衰，宦官最名骄横……未有能劫胁天子，如置婴儿，东西出其意，使天子畏之若乘虎狼而挟蛇虺如唐之世者也。”[5]可见晚唐权臣之无能，这些种种政治败局皆是因男性统治者造成的。广明元年880年，僖宗逃至四川，再次幸蜀，历史重现，诗人们彻底地明白国力的衰败不能一味推责于女性。“亡国之音哀以思”，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诗人们纷纷为贵妃平反：

泉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怨杨妃。

罗隐《帝幸蜀》

玄宗回马杨妃死，云雨难忘日月新。

终是圣明天子事，景阳宫井又何人。

郑畋《马嵬坡》

玉颜虽掩马嵬尘，冤气和烟锁渭津。

高骈《马嵬坡》

常经马嵬驿，见说坡前客。

一从屠贵妃，生女愁倾国。

是日芙蓉花，不如秋草色。

当时嫁匹夫，不妨得头白。

于濆《马嵬驿》

今日不关妃妾事，始知辜负马嵬人。

韦庄《立春日作》

锦江晴碧剑锋奇，合有千年降圣时。

天意从来知幸蜀，不关祸胎自蛾眉。

黄滔《马嵬》

未必蛾眉能破国，千秋休恨馬嵬坡。

徐夤《开元即事》

张均兄弟皆何在，却是杨妃死报君。

徐夤《马嵬》

另外，唐末还开始为其他女性正名。崔道融在《西施滩》认为是“宰嚭亡吴国”，“西施陷恶名”则是十分不公平的。罗隐在《西施》中写道：“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 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他认为王朝兴亡与时运有关，亡国之责不能仅推卸于女子身上。苏拯的《西施》表明了女色是用来惩戒无德无能的统治者的，“在周名襃姒，在纣名妲己……君王政不修，立地生西子。”他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君王。陆龟蒙《景阳宫井》：“舜没苍梧万里云，却不闻将二妃去。”他将陈后主与舜进行比较，为景阳宫井旁被杀的妃子喊冤。可见唐末“平反”的声势之浩大，对于男性的批判之集中。

除了对“倾国”进行平反之外，晚唐与唐末诗人在批判好色之风的问题上，也开始以主要批判“胡旋女”等娼妓，转而开始主要批判男性。如韦庄以年号《咸通》为诗，批判豪门贵族“破产竞留天上乐，铸山争买洞中花”的迎纳妓女、女冠的奢靡淫艳之风，谭铢的《真娘墓》“何事世人偏重色，真娘墓上独题诗”批判世人们留恋已故妓女的淫靡之风。于濆的《巫山高》则将写艳好色的诗人纳入批判的对象，如诗中批判宋玉“自重文赋名，荒淫归楚襄”，导致“峨峨十二峰，永作妖鬼乡”。苏拯《巫山》批判男性“自是荒淫多，梦得巫山女”。由此可见，在衰败的唐末朝政下，“一半为国为家”的批判现实主义诗人对那“一半愁花病酒”的男子是多么的疾恶如仇，从而大大减轻了对“女祸”、女色的批判力度。

参考文献：

[1]陈弱水.唐代的妇女文化与家庭生活[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208.

[2]林骅，王淑艳编选.唐传奇新选[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115.

[3]（宋）孙甫撰.唐史论断[M].北京：中华书局，1985：51.

[4]（清）王夫之撰.读通鉴论[M].上海：世界书局，1936：554.

[5]（宋）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2012：8596.

作者简介：

刘云霞，女，湖北襄阳人，温州大学研究生，研究方向：唐宋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