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王昌龄边塞诗现存数量虽不多，思想内容却比较丰富，艺术成就也很高。这与他善用七绝写作边塞诗、采用诸如情景交融、侧面烘托、动作心理描写相结合等多样的表现手法、语言诗意并重的诗论观点都有关系。王昌龄的边塞诗创作在主题、结构、形式、句意、语词、典故等多方面受到前代文学传统尤其是《文选》的沾溉，《文选》是王昌龄边塞诗创作的重要文学渊源。王昌龄边塞诗创作取得的成就，既有受文学传统影响的一面，也有自身努力创新的一面。

【关键词】 王昌龄;边塞诗;思想内容;艺术特色;文学渊源;《昭明文选》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09-0029-04

边塞诗是唐代大量出现的“描写与边疆军旅生活相关之人事情景”的诗歌，内容广泛，“举凡从军出塞、保土卫边、民族交往、塞上风情……只要与边塞生活相关的，”皆可归入边塞诗之行列[1]。王昌龄以边塞诗卓然成家，他的边塞诗现存约25首，内容丰富，思想深刻，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这既得益于他对前代文学传统的继承，又归功于他独具匠心的创作力。

一、思想内容述略

王昌龄现存边塞诗的数量虽不多，但思想内容却比较丰富，大体可分三类：一类是作者持肯定态度的战争、将士的颂歌;一类是作者持否定态度的对边战及相关社会问题的揭示;还有一类是作者态度并不明显地对边塞风物的客观描绘。

王昌龄在开元十五年（727）进士及第以前，曾“仗剑行千里”（《答武陵田太守》），“出塞复入塞”（《塞下曲四首》其一），先后两次出塞，欲效班超定远侯，辍业投笔，立功异域以取封侯。他满怀一腔热血，高唱正义之战的颂歌。“大将军出战，白日暗榆关。三面黄金甲，单于破胆还。”（《从军行》）行军气势壮大，遮天蔽日，单于望风而逃;“明敕星驰封宝剑，辞君一夜取楼兰。”（《从军行七首》其六）受命赴边，上下一心，军威振振，这是盛唐发出的时代强音。

与战争颂歌相辅相成的，是王昌龄对出征将士的爱国精神、英雄气概的赞颂。“气高轻赴难，谁顾燕山铭”（《少年行二首》其一）、“封侯取一战，岂复念闺阁”（《变行路难》），不念功名、闺室之思，甘赴险、靖国难，沈德潜《唐诗别裁集》谓“少伯塞上诗，多能传出义勇”，诚哉斯言。

可能是亲历过边塞之后，王昌龄认识到了边战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首先，王昌龄的边塞诗揭露了朝廷统治者穷兵黩武、奢侈浪费、赏罚不公。“戎夷非草木，侵逐使狼狈。虽有屠城功，亦有降虏背。”（《宿灞上寄侍御玙弟》）王昌龄不赞同唐朝廷穷寇猛追的态度，认为这样适得其反，不仅浪费了大量财力物力，还不能保证边塞的安宁;“臣愿节宫厩，分以赐边城。”（《塞下曲四首》其三）《资治通鉴》记载唐玄宗嗜马，极度奢侈靡费，这里王昌龄委婉讽谏统治者节省开支，用以支边;“功多翻下狱”（《塞上曲》）、“功勋多被黜”（《塞下曲四首》其四）则揭露了统治者的赏罚不分。

其次，王昌龄边塞诗揭露了边塞的艰苦环境，寄寓了作者对远征将士的同情。“百战苦风尘，十年履霜露”（《从军行二首》其一）既是边士艰苦生活的艺术提炼，又是作者边塞之行的真实写照;“连年不解甲，积日无所餐”（《代扶风主人答》）是一位老兵的哽咽自述，也是全体边塞将士生活的缩影。

最后，王昌龄的边塞诗还揭露了战争带来的社会影响。“乡亲悉零落，冢墓亦摧残”（同上）是普通百姓深受其害的整体概括。

具体而言，有两种情感最为明显，即闺人怀远、征人思妇。前者在王昌龄的闺怨诗中多有体现，如“东房少妇婿从军，每听乌啼知夜分”（《乌栖曲》）、“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闺怨》）等。而后者则较明显地体现在他的边塞诗中。黄昏于戍楼独坐，忽而秋风起，又闻《关山月》，谁能不起闺中之念？（《从军行七首》其一）琵琶更换新声，总是关山旧情，秋月高高朗照，谁人不起离情？（《从军行七首》其二）

王昌龄还有部分边塞诗单纯描绘了边关风物而不寄寓个人或肯定或否定的明确态度。如《胡笳曲》借刘琨事描绘胡笳之音;《从军行七首》其七描绘了玉门关山嶂重叠、“山北山南总是烽”的奇特景观等等。

总的来看，王昌龄边塞诗内容丰富，边将游侠、征战赏罚、边愁闺怨、边关风物等无所不包;思想也比较深刻，既高唱颂歌，又无情批判，对下层人民、边关士卒的同情关怀，尤可见王昌龄高尚的人文情怀。

二、艺术特色论析

王昌龄边塞诗不仅思想内容丰富，艺术特色也比较鲜明，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这与其善用七绝、表现手法多样、语言与诗意兼重等不无关系，试分述之：

（一）善用七绝

王昌龄25首边塞诗中，七言诗有10首，其中七绝9首，即《出塞二首》和《从军行七首》，都是王昌龄边塞诗的代表作品。“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出塞二首》其一），時间上的悠邈与空间上的辽阔，给人以无限感慨，遂成千古绝唱。王昌龄擅长写作七绝这种文学体裁，被后人誉为“七绝圣手”。以七绝写边塞诗，扩大了七绝这种文学体裁的应用范围，使其得到进一步推广并最终在王昌龄手上成熟起来。同时，他的七绝造语浅近而用意深远，成就了王昌龄许多边塞名篇。

（二）表现方法多样

王昌龄的边塞诗创作运用了多种表现手法，包括景意相兼、侧面烘托、心理描写与动作描写相结合等，试分述之：

1.“景意相兼”

王昌龄《诗格》论诗重“意”（即情理），“意高则格高”，但又强调“景意相兼为好”（即情景交融）：看所见景物与意惬者当相兼道。若一向言意，诗中不妙及无味。景语若多，与意相兼不紧，虽理通亦无味[2]169。

景物与意应当兼顾，有所偏颇诗即无味。王昌龄的边塞诗创作就体现出情与景的妙合。如“撩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从军行七首》其二），一片浓愁淡绪，尽被消散在这无声冷月，黄叔灿《唐诗笺注》称之“思入微茫，魂游惝恍，似脱实粘，诗之最上乘也”，确实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成就。

王昌龄边塞诗中常有对边塞特征景物的描绘。譬如，王昌龄常常搭配使用“落日”“云沙”意象，“平沙日未没”（《塞下曲四首》其二）、“日暮云沙古战场”（《从军行七首》其三）等，将塞外壮阔莽苍的景象展露无遗。另外，出塞、入塞路上的“处处黄芦草”（《塞下曲四首》其一），军营帐外的“断蓬”“寒雁”，“万里云沙”与“平原冰霰”（《从军行二首》其二）等，这些明显带有边塞特征的景物入诗，营造出一种大漠荒凉的景象，对诗歌意境的构造、主旨的申述都大有益处。

2.侧面烘托，虚实相生

王昌龄的部分边塞诗并不直接点出所要表达的意思，而是采用侧面烘托、以虚写实的手法。譬如，“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出塞二首》其一），李广将军若在，胡人岂敢南下牧马？那意思分明就是在讽刺唐朝廷所派遣的边将指挥无方、能力不足;又如，“骝马新跨白玉鞍，战罢沙场月色寒”（《出塞二首》其二），披挂上马，本当有一场血腥厮杀，作者却在此时“卖关子”，径直“战罢”了，空余月照云沙，读者心中自是狐疑。再讀下去，城头鼓声犹振，匣中剑，血未干，至此便戛然而止了。描写战争一波三折，每到紧要处便又煞住，仅以“匣里金刀血未干”侧面烘托出战争的残酷激烈，留下想象空间，任读者驰思神行。

侧面烘托、以虚写实的手法有时会导致一诗多解。“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从军行七首》其五）此诗的主旨，或以为是战捷凯歌之词，或以为是讽刺“死是征人死，功是将军功”的现象。两种说法都有道理，读者可凭自己的认识去体会。这也说明王昌龄边塞诗有多重阐释的可能，可窥见其艺术造诣之高。

3.心理描写与动作描写相结合

王昌龄深谙心理描写之道，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不同人物的不同心理。不论是爱国侠士毅然赴边的英勇气概，还是边关将士思乡怀人的缱绻愁思;不论是从军出征士兵的意气高涨，还是年迈归乡老兵的慨叹咨嗟，他都能准确把握他们的心理活动，并且相应地给予每个人合适的行为动作描写。爱国侠士则驰马如流星，英俊潇洒;边关将士则独坐百尺楼，忧郁伤神;出征士兵则军前持旌节，训练有素;归乡老兵则泣泪发悲歌，黯然销魂。心理描写与动作描写相结合，使得人物形象更加丰满，情感意蕴更为深厚，诗歌更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三）“巧运言词，精练意魄”

王昌龄25首边塞诗，五言诗15首，七言诗10首，五言多五古，七言多七绝。五古语言简古精峭，饶有风骨。七绝语言放逸流利，语浅旨深。虽然两种诗歌体裁语言风格有所不同，但都出语自然，不见矫饰造作的痕迹。这也符合王昌龄“天真自然”的诗论观，他在《诗格》中说道：

1.语不用合帖，须直道天真，宛媚为上……

2.自古文章，起于无作，兴于自然，感激而成，都无饰练，发言以当，应物便是。

虽语出自然，但诗意却并不肤浅，反而含蓄、精深，这正是王昌龄在论诗时所强调的“精练意魄”“意高则格高”。之所以能达到这样的艺术效果，除了与上文提到的侧面烘托、虚实相生的表现手法的运用有关，还与王昌龄作诗用典、用炼字有关。

王昌龄边塞诗中颇多用典之处（此处仅指事典，语典在后文有涉及）。“三奏高楼晓，胡人掩涕归”（《胡笳曲》），用刘琨典故描绘胡笳曲声之幽咽;“功多翻下狱，士卒但心伤”（《塞上曲》），用李广典故揭露唐朝廷赏罚不公;“虽投定远笔，未坐将军树”（《从军行二首》其一），用班超、冯异典故揭露边塞求名之难，等等。

王昌龄部分边塞诗的遣词用字，颇经过一番锤炼之工。如“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从军行七首》其四），到底是愤激之词、作豪语看，还是凄楚之音、作归期无日语看？全系于一个“终”字该作何解。这给人留下讨论的空间、多重阐释的可能，提高了诗歌的生命活力。再如“昨闻羽书飞，兵气连朔塞”之“连”字，暗示边塞战争连绵不休，委婉讽刺了唐王朝的穷兵黩武。

王昌龄边塞诗出语自然，给人以简洁明快之感，但因其重视诗意的锻造，运用侧面烘托、用典、炼字等手法，又往往体现出含蓄、蕴藉之风神。加之王昌龄善用七绝写作边塞诗，创作了不少边塞名篇。又运用诸如情景交融、侧面烘托、动作心理描写相结合等多样的表现手法，使其边塞诗取得相当高的艺术成就。

三、文学渊源探考

胡大浚从“史”的角度宏观考察了先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写边塞战争生活的诗歌传统的形成”，认为唐代边塞诗的光辉成就正是“建立在对前代艺术传统、艺术经验的继承发扬之基础上”，是“历史延续性”的体现。[1]

王昌龄的边塞诗创作在主题、结构、形式、句意、语词、典故等多方面也表现出对前代文学传统，尤其是《昭明文选》中文学作品的接受。

主题、结构层面，王昌龄《少年行二首》其一受曹植《白马篇》（《文选》卷二七）影响较大。两首诗都塑造了“立功立事尽力为国”[3]516（五臣刘良注）不念私的侠士形象。这位侠士在曹植笔下是“幽并游侠儿”，在王昌龄笔下是“西陵侠少年”;同样写纵马驰骋，曹诗是“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昌龄诗是“白马如流星”;同样描写边境来犯、羽书告急，曹诗是“边城多警急，虏骑数迁移，羽檄从北来”，昌龄诗是“闻道羽书急，单于寇井陉”;同样描写侠士为国赴难、视死如归的心理活动，曹诗是“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昌龄诗是“气高轻赴难，谁顾燕山铭”。两诗不仅主题相同、结构相似，就连语词也往往重出，王昌龄此诗对曹诗的接受十分明显。

形式层面，王昌龄《代扶风主人答》受鲍照《东武吟》（《文选》卷二八）影响较大。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第一，形式。两诗都是以对话形式结构全篇。鲍诗开篇即言“主人且勿喧，贱子歌一言”，全诗是“贱子”对“主人”的诉说;昌龄诗讲“主人就我饮，对我还慨叹”，是扶风主人对“游子”的诉说。第二，主题。两首诗都是“倾诉一位解甲归里老兵的经历与辛酸”[4]第三卷310。第三，语词。鲍诗有“空负百年怨”，昌龄诗有“莫负百年心”;鲍诗有“腰镰刈葵藿”，昌龄诗有“腰镰欲何之，东园刈秋韭”（《题灞池二首》其一）。

句意层面，王昌龄“不破楼兰终不还”一句本自陆机“猃狁亮未夷，征人岂徒旋”（《饮马长城窟行》，载《文选》卷二八）。关于“不破楼兰终不还”一句当作“豪语”看还是“归期无日”语看，前人争论纷纷。从诗文接受的角度看，陆诗前半部分虽也有对征戍之苦、思归之情的描写，但“猃狁”句正是作为一个转折，诗的后半部分表达了誓收单于的昂扬壮志。昌龄诗句意本于陆诗，也当以作“豪语”看为是。

语词层面，例子颇多。譬如，昌龄诗“前驱引旌节”（《变行路难》）就受到石崇“前驱已抗旌”（《王明君辞》，载《文选》卷二七）的影响。石崇诗序云：“匈奴盛请婚于汉，元帝以后宫良家子昭君配焉”。汉朝边塞久经匈奴侵袭，军民疲乏。

汉元帝竟宁元年（前33年），匈奴呼韓邪单于入朝谒见天子，请为汉婿。为保边塞安宁，元帝以昭君赐单于。昭君远嫁而边塞得宁，此乃不操干戈而睦边息民之道。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边战频繁，王昌龄自诩有“坐令军围溃”的“匹夫策”（《宿灞上寄侍御玙弟》），提倡对边疆少数民族采取怀柔政策，而和亲就是典型方法之一。

昭君出塞的故事又为人们广泛传颂，王昌龄对石崇此诗的接受也在情理之中。又如，被明人推许为“唐人七绝第一”的《出塞二首》其一，诗中有“秦时明月汉时关”句，历来对这句诗的理解意见不一，杨慎《升庵诗话》以为诗中“明月”二字出于扬雄《羽猎赋》（《文选》卷八）。赋有“欃枪为闉，明月为堠”句（欃枪：彗星的别名;闉：狩猎的营门;堠：候望敌情的哨所。此句谓：彗星在天可为营门，明月高悬可为斥候[4]第一卷410-432）。若如杨氏所说，则昌龄诗之“明月”即《羽猎赋》中“明月为堠”之“明月”，作“哨所”讲，其意与“秦时明月汉时关”之“关”意相近。也就是说，昌龄诗“秦时明月汉时关”一句中，“明月”与“关”，乃是两个近义词对举。这样理解，虽少却一些神韵，却也解释得通。

典故层面，王昌龄边塞诗用事典的例子已见前，此处举一用语典的例子。王昌龄《少年行二首》其二，诗的主旨是“走马寻知己，知己不得见”，这一主旨的揭示有赖于诗中对《古诗十九首》其五（《文选》卷二九）和曹植《美女篇》（《文选》卷二七）语典的运用。李善注《古诗十九首》其五曰：“此篇明高才之人仕宦未达，知人者稀也”，即诗中“但伤知音稀”之意。

王昌龄诗中“高阁歌声远”一句暗用此诗“西北有高楼……上有弦歌声”语典，以明知音不遇的主旨;五臣张铣注曹植《美女篇》曰：“以美女喻君子，言君子既有美行，上愿明君而事之，若不得其人，虽见征求，终不能屈。”而诗中“美女”之所居处即在城南端之“青楼临大路，高门结重关”。昌龄诗“重关柳色深”用此诗“借问女安居……高门结重关”语典，以抒发“不遇”之叹。

王昌龄与《文选》关系密切，《文选》是其学习前代文学的重要途径[5]，王昌龄撰写《诗格》时即是以《文选》作为参考书的[6]，笔者已有专文讨论。而以上对王昌龄边塞诗创作产生重要影响的诗赋作品均见于《文选》，结合来看，不难发现：《文选》是王昌龄边塞诗创作的重要文学渊源。

总之，王昌龄边塞诗思想内容之丰富、艺术特色之鲜明，与受到文学传统尤其是《文选》的沾溉和自身的努力创新都有关系。

《文选》是王昌龄边塞诗创作的重要文学渊源，王昌龄在合理继承前代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发扬创新精神，以七绝写边塞诗，运用多种表现手法，言意兼该，开盛唐一派诗风，成为盛唐边塞诗创作的先行者和奠基人之一。

参考文献：

[1]胡大浚.边塞诗之涵义与唐代边塞诗的繁荣[A].唐代边塞诗研究论文选粹[C].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88：36-52.

[2]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4.

[3]萧统编.李善，五臣等注.六臣注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2012，5.

[4]陈宏天，赵福海，陈复兴主编.昭明文选译注[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1.

[5]范雪飞，张铁慧.王昌龄与《文选》关系初探——以《文镜秘府论》所引《诗格》为视角[J].长春师范大学学报，2020，（3）：38-43.

[6]范雪飞.王昌龄与《文选》关系初探——以《吟窗杂录》本《诗格》为视角[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20，（5）：177-181.

作者简介：

范雪飞，男，内蒙古赤峰人，长春师范大学文学院2018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昭明文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