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望子

先生姓潘，五十九岁，头发全白，矮墩墩的身子。

一年中老潘至少有八个月套着他那件宝贝猪皮夹克。冬天他加上翻毛领子，春秋两季棉里子可以脱空。老潘有一双大头皮鞋，他的皮鞋好像都是大头的，很少擦，总是灰蒙蒙脏乎乎的。没人会去注意一个快要退休的人的鞋子，正像没有人会去关注他的裤子一样，只是他在办公场所打哈欠时，双臂上举，挺胸凸肚，你才会发现他的裤门敞着，裤扣一个也没扣，露出里面的内容，你可能会忍不住地提醒他，也可能不屑一顾，可能你会觉得说了老潘会不高兴，所以，现在人们都懒得去管别人的事。不过你说了潘先生，他可不在乎。

老潘虽然马虎点，办事却认真。他保持着六十年代的大学生应有的品质，领导交代的工作说是当天必须完成，他会宁抢三分不拖一秒，工工整整，保质保量。他就爱打个小报告，比如上下班的路上和领导一起骑车，比如在楼道的拐角，比如小便，他会迅速和领导亲热起来，自然而然地扯到“最近，群众怎么怎么反映”，老潘从不闪烁其辞，这是领导不讨厌他的原因。他会把他的观点和盘托出，比如“我怎么怎么认为，他们怎么怎么反对”等等。这种进谏方法还是很灵验的，只要他和领导一碰头，不出两天，新的整改措施就会出台，或者，就有某个同志在某次吹风会上，受到不点名的批评和提醒。

五十挂零时，潘先生总算熬到了头。他加入了组织，还担任了一个研究室的主任。潘先生更勤奋了，也更认真了。老潘的话多了，也更响亮了。

“去，去，去！你们谈爱去！”他经常装作板起面孔，吆喝研究室里新来的姑娘小伙儿，好像他们是他的一群儿女。“你们不谈爱干什么，”潘先生说，“这个问题不搞定，你们不会安心的。”他的结论，往往显示出他是某一方面的专家，谈到爱时，自然他就像是个“真爱”专家。

“你还没有爱够呀！”这时候，潘先生的儿女们便会娇滴滴地朝他撒起娇来，潘先生领导的研究室就开始有一点儿婚姻介绍所的味道了。

请不要认为老潘话多是爱吹牛。虽说吹牛不犯死罪，但那不是潘先生的风范。潘先生陶醉其中是真的，潘先生喜欢讲他年轻时的恋爱历程，也是真的。

“我不懂，你们的激情哪里去了，我一点儿也不懂，”老潘先朝窗外瞄一下，再谛听一番楼梯上的脚步，脸也跟着苦下来了，“我们那时呀，为了和她见上一面，会豁出身家性命来的。”

她，自然就是潘先生现在的妻子。没人知道她叫什么，然而她给同志们留下的印象，胜于他们的任何一位亲朋好友。同事们甚至能够从潘先生的身上，嗅到她的气息。好像她经常搅和在公共场所的人群里，出入于他们的办公室。当他们把这种感觉告诉老潘时，老潘只是摇摇头，笑笑，你们这是干什么？你们是说她专制，还是说我在进行艺术加工？她一点儿也不像你们说的那个女人，否则我怎么会那么起劲地追哩。

的确是潘先生追的她。老潘在这一点上直言不讳。

她和他是大学里认识的，但他们并不在同一所大学，他们也不是老乡，她跟他的同室才是老乡。他们糊里糊涂地认识了，认识了也就算了，并没有任何发展的苗头。然后，相继毕业，谁分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当时她分到了大丰，她的家在盱眙。老潘则回到原籍。

严格地讲，老潘在学堂并没有上到毕业。当时是开始了什么运动，大学里乱得很，停了一阵。后来复课，复课没几天，就干而脆之地放了散了，全算毕业。

若干年后的春天，老潘在街上遇到一位同学。那位同学出差，路过此地。两个人好一阵子相认，然后是叙旧。终于，同学不经意间提到了她，因为他们曾经一起爬过紫金山。那年潘先生大概二十七，婚姻大事没解决，不但父母头疼，连他自己也开始焦心了。她的名字一出现，潘先生便有点冰雪融化如沐春风了。似乎她给予他的，不仅仅是那让人揪心与狂喜的玫瑰色名字，而且是一团软绵绵的女性身体，又因这身体的迟到与不请而来，显得弥足珍贵。潘先生的同学已经买好了当天的返程车票，但经不住他的软磨硬施，留了下来。

那一晚，潘先生的同学一直没睡着，他反复思想一个问题：人们相聚时，并不能分享到真正的友情，只有分手后的再度相逢，才能体验到友谊的分量。亏我还是个大学生，这个浅显的道理当时怎么就不懂哩。结果第二天早晨，同学的眼睛红红的，潘先生一个劲地问，是不是房间不好、不习惯，接着是一个劲儿地说抱歉。同学的眼睛就更红了。他有些愧疚，那时他如果帮一帮潘先生，老潘是能分配得更好的，但是他们当时的关系实在一般，一般得可以转身就能遗忘。因而潘先生的同学愧疚之中又有些疑惑，当时的潘先生同现在判若两人。不过这样想着，再思量一番潘先生的纯厚，那个同学疑惑之间不免又渗出新的愧疚，赶紧连滚带爬地上了车。

同学前脚走，潘先生后脚便行动起来。那时从潘先生所在的城市到大丰这样的小县城，根本不可能有固定的班车。潘先生狠狠心买了一包“南京”烟送给同事。同事惊喜得目瞪口呆，问老潘，老潘便吞吞吐吐的，说想借辆自行车用用。同事说那也用不着烟呀。同事说着，把烟塞进衣兜儿里，你用吧用吧，别忘了打气上锁就是。潘先生说，我只用一天。这话同事根本没听见。同事急乎乎地享受去了。潘先生摇摇头，心想，要是我有这辆车，我谁也不借，叫我爷我也不借。

潘先生是下午一点从所在的城市出发的。他吃了个半饱就上了路。一方面是他激动，吃不进，另一方面是他觉得长途跋涉，吃饱了撑着，反而会感到乏力。反正他带足了干糧和水，随时可以进食。潘先生就这样轻装出发了。风餐露宿，披星戴月，潘先生是真正的千里跃进。

潘先生出发的当天正好是星期六，到达终点时，已经是星期天的黎明了。他两腿酸麻，不能动弹，股沟间尤为疼痛难忍，想是磨脱了皮。但他还是高兴地忍住了。

毕竟到达了。

他忍住痛，把车子靠放在她的墙壁上，提劲喊了她一声，就咕嘟坐到她的门槛上。坐下去，他就没能站起来。潘先生想，让我算一算我在这里还能待几个小时。他只请了半天的假，他必须在明天早晨七点整，坐到他的座位上。实际情况是，他只待了一小时不到，没吃她的一粒米就返回了。老潘很清醒，如果按来时的车速等量计算，他可以待到中午。然而他浑身虚脱得散了架，怎么可能保持那样的车速风驰电掣呢。意想不到的是他凌晨四点就骑回了家，比去的时候还提前了几分钟。潘先生到现在也不能相信这一点。

“我就是不懂，”他说，“我们那时怎么也像摇滚青年哩！”

潘先生说着，朝周围搜索着，像是在请女人猜谜。

你怎么可能是摇滚青年哩？就有小伙子朝他打趣，那是些什么货色，他们能有你这样的纯情吗，他们不过是奇装异服，扯着公鸡嗓子罢了。

那个曾经借车给老潘的同事现在已经坐上了院党委副书记的位置。一有空闲，副书记就到他们这个研究室来开开荤。他一来，那声响自然压过了潘先生，那时老潘就只有捧哈哈的份儿了。但他喜欢他来。副书记同老潘一样，业务水平一般，或者说业务上这辈子不再有指望了，但调笑起来会让你认不得他，也会让他认不得他自己。老潘的研究室姑娘又特别多，副书记一来，大伙儿都有了蓬勃生机。此时，他们的办公室，烟雾、水汽就搅和起来，挟着潘先生那陈年的故事，向着窗外脱缰而去。

经过多年的窖陈，勾兑，勾兑，窖陈，有关潘先生的恋爱经历，研究院里的每个人，几乎都拥有一个略有差异的版本。其中的大多数，肯定都要比原作来得新鲜生动。至少每一个人的版本，都是在原作基础上添加了个人化的想象，而且肯定都带有每个人所处的时代印迹。这方面最有发言权的，除了那位副书记，就要数老潘的同事们了。

一个奇怪的现象是，不论是谁，只要分配到潘先生工作室——我们姑且这么称呼——谁的艺术天赋就会逐渐显露。

“我真的是一点也不懂了！”

潘先生总是以类似的话语开始他们的闲谈。于是，有关情感的回忆便会像一阵轻风，透过研究室封闭的橡木门窗，吹拂到大家的脸面上，摩挲起每个人的肌肤，潘先生便无话可说了。此时，他，和他的絮絮說话都显得有些多余。话语开始让位于年轻人的行为艺术。他们热衷于表现的是这样几个段落：同学提到她时潘先生的心理;潘先生坐在门槛上以及门里门外的交流;飞鸽传书，两个人阅读与想象对方的姿态与自言自语;她的拒绝;有童声伴唱、有秧歌伴舞的洞房之夜，等等等等。这时候，潘先生就只有干坐着的份儿了。说是干坐其实是在观赏。潘先生的生活最快乐的瞬间，就包容在年轻人的行为艺术之中。观赏过程中，潘先生常常忍俊不禁。这是由于他时时刻刻都在把观赏到的现实与过去了的经历相对照的结果。现实，总是在虚构世界，而过去的经历虽然无法再现，却又是那么实在地印记于他那开始（或者已经）萎缩的大脑。虚构与实在之间的那一段，便有种强烈的“反讽”和“形而上”意味。因为表演者的水平、年龄、性别、气质、相貌、身材、口齿（包括声调）、动作等等诸方面，都不尽相同，表演的情节相似但形式不一，连主题也大相径庭。这样，表演就像是一次次的个人化写作，不但不让你感到相互间的复制，而且表演之间的相互映照，还能产生另一种“反讽”和“形而上”意味。

端坐在这个研究室，潘先生耳闻目睹过一代又一代人（从六十岁、五十岁到四十岁、三十岁、二十岁）对他的故事所作的诠释。无限的诠释和表演使故事接近真实成为可能，也留下了远离真实的可能性误区。此时，潘先生非但没有遗珠之憾，反而会感到其乐无穷，因为误区越多，与真实的背离也就越大，故事的繁衍量并不会受到影响，此时，原来的故事会成为空洞，逐渐丧失其真实的状态，然而新的真实却不可避免地滋生。

在潘先生这样的人看来，我们的生活总有一个坚固的内核，这个内核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坚固地封闭着的，包裹着的。而潘先生却于不经意间，把他的内核展开了，抖落了。他想向着内心的真实返航，似乎返航能够给他带来航行于远方的感觉。对潘先生来说，坚固的内核就是他曾经有过的恋爱经历，这份经历代表着他曾经拥有过的激情，他的展开与抖落或许能够找回他的激情，或许不能，但找回就是他生活的全部努力，于是故事的繁衍构成了他的生活之全部面貌，故事繁衍的过程就自然成了他的生活过程。

一个让他意想不到的惊喜是，在他找回的过程中，在他观赏的过程中，通过自己的故事，通过那些表演，通过那些表演者或稚拙或优雅的话语与动作，他也触及到了那些特定表演者的坚固内核。因而，当人们为表演者们的模仿、夸张（或粉饰，或歪曲）得意忘形时，潘先生却战栗于他看到的那些特定的内心。他惊喜地发现，其实人的坚固内核并不是你恋爱过，不是你奋斗过，不是你失败过，也不是别的什么，内核就是包括找回在内的内心真实。你的内心真实，你才是真实的人类，通过你的内在真实，才能发现世界的真实。牺牲原有故事的真实，来发现真实，来不断证明自己的穿透力，这就是潘先生热衷于观赏自己（通过别人）的原因，似乎故事的繁衍量越大，他的内心就越深广，真实性也就更大了。

这一点自然是与表演者们的初衷相异趣的。一代又一代的表演者，在他们喧闹的表演背后，同样隐藏着一个坚固的内核。他们并不是为了好看才表演的，也不是为了取悦潘先生或者他们自己才不知疲倦的。也许他们当初是这样，但后来不是了，他们花样百出地表演，不过是为了恢复生活的原貌，找回那个失去了的年代。他们不可能不知道他们的努力也许会劳而无功，那么他们为什么还兢兢业业呢？华山自古一条路，他们只能通过穷尽故事的一切可能性，沙里淘金。不仔细观赏，你是无法发现，表演者们的表演，逐渐变得严肃和小心了。他们希望能够在潘先生的丰富表情里，找到回到过去的某种证明。这个证明也只能由潘先生开出，就像单位里的账单一样，只要“一支笔”就行。在他们喧闹的表演背后，他们找回真实的愿望（而不是欲望）其实是多么强烈呀，潘先生惊叹地想道，这愿望其实与他自己的愿望又有什么差别呢。坚固的内核是人所共有的，只不过不是人所共知罢了。

但那段经历那个年代于他们到底有多大价值呢，潘先生也有困惑之处。他不可能理解，对于他的同事，对于那些表演者来说，只要能够再现故事，恢复生活的原貌，他们就会有信心去触摸潘先生的内心世界了。说到底，他们有一点儿不相信潘先生的激情，他们无法想象潘先生的激情。也许那激情是有的，但它可能由谎言、虚伪构成，找回激情是假的，找回人的真实才是真的。难道谎言不真、虚伪不真吗？难道真实不能表现为说谎、虚伪吗？这样的真实对于揭穿潘先生可能是致命的，尤为重要的是，对于一代又一代的表演者来说，能够与他自身所处的现实相映照：在真实的时空里，我们是在进化还是在退化呢？我们的内核是在膨胀还是在萎缩呢？我们的情感有迹可循吗？

不要忘了，这些表演者，虽然水平有限，但他们都是某一方面的研究人员。也许表演者自身不可能全部意识到这一点，但他们共同迷恋于故事，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故事无限的繁衍，带来了无限量的奇迹。在无限量的奇迹当中，只有一个奇迹是由潘先生秘密掌握着的，那就是每一代的表演者，在他们热衷于表现的几个段落当中，最最热衷的，还是想再现潘先生坐在她门槛上的情景。当时潘先生乏力地一咕嘟坐在门槛上，她的表现，是所有的表演者都想获知的。这对他们确实是一个谜，尤其是对于那些年轻人来说，获取这一谜底，还具有借鉴与实战价值。

情况往往是这样，当他们表演到这一段落的这一章节时，就能明显地看出他们的力不从心了。有时候，他们就一笔带过草草收场，更多的时候，是他们处处漏洞笑话百出。他们不得不一次次地从头开始。而不管他们怎么表现，都能给潘先生带来其乐无穷的享受，于是他们不得不再次停下来，采用各种手段来试探老潘。

——他忍住痛，把车子靠放在她的墙壁上，提劲喊了她一声，就咕嘟坐到她的门槛上，坐下去，他就没能站起来。

一个表演者如此表演之后，另外的表演者便纷纷演练起潘先生的妻子。

——你？

——你！

——是你呀。

——你怎么来啦。

——你终于来啦。

——你才来呀。

——你呀你！

——你等着。

——走开。

——算了吧你，别再烦我啦。

——你走吧，算我求你了行不？

表演者们不断地把他们自己的表情与姿势强加到潘先生的妻子身上。有一个姑娘还把丰腴的屁股连带纤细的腰肢一扭：不见——讨厌！她那稚气的腔调和真纯的轻蔑立即惹得老潘的牙床嘎嘎直响。他赶紧溜到墙角，背着大伙儿，嘎嘣一下，把他那从来就不安分的假牙重新固定了一番。还有一个表演者，干脆什么也不说。她认定潘先生的妻子当时什么也没有说。但是她没有丰腴的屁股，也没有纤细苗条的腰肢。她只能把她的脑袋摇得像拨浪鼓，跟着她那黑色的大耳环击出一片风铃之音。她完全把潘先生的妻子演得像个扭捏作态的妓女了，害得老潘赶紧拼命地捂住扭曲变形的下巴。

总的来说，大多数表演者的诠释都停留在惊讶的表情上。他们的表演总是与真实状态相去甚远。当然，也不能否认有相当投入又相当接近的表演，只是那个人的相当接近的表演，与真实情况又正好完全相反。不妨让我们把真实场景引述如下：

她：谁呀？

老潘：是我。

（没有声音）

老潘：是我，你能开开门吗。

她：你？你怎么还不走。

最近几年，潘先生熬不住他们的苦苦追问，也为了与他们分享当时的真实，总是尽其所能地回忆起他们最初的相逢。不过他发现，一轮到他亲自表演完毕，他们脸上那些原有的为表演而显示出来的惊讶表情，不但没有因为谜底的打开而消失，反而更加深厚了。大多数同事以沉默来表示惊讶，也表现出他们作为知识分子忍辱负重的涵养，但每一次都有个把人，其表情在惊讶、笑、沉默之间作出艰苦的游移，返照出潘先生的残忍来，因为这种表情是他给他们带来的。而沉默也好，欲笑不笑也好，他们都没有相信他。

他们怎么可以不相信真实呢，潘先生苦恼了。

——潘先生呀潘先生，你这样怎么能够让我们相信呢。

他们的表情则继续表明了他们的苦恼。

——她叫你走？

——她怎么会叫你走呢。

——她没认出你来。

——她到底有没有开门？

——她是不是开了门之后朝你这么说的？

——你再想一想，老潘。

——你能肯定她是这么说的吗？

几分钟的尴尬之后，同事们开始嘘寒问暖。

“当时，”潘先生清了清嗓子说，“当时，我记得，形势非常紧张。”

快乐完毕了。紧接着，为了防止他们的继续追问，潘先生便说：“真的，我一点儿也不懂。”

他总是用类似的话语来结束他们的闲聊。他总是反反复复说这一句，似乎他们刚才一同置身于一条花香扑鼻的交叉小径，而这句话既是入口，又是出口。他总是能够适可而止。他不想因此而影响领导对他的看法，也不想因此影响同事们的专题研究。

不过总有例外的时候。有一次，闲谈快要结束了，潘先生已经作了总结性发言，一个专门搞企划的小伙子忽然逮住他不放。他大大咧咧地扔给潘先生一支烟 （潘先生又把烟插回他的盒子），说：

“潘先生，就算你爱过吧，而且你是认认真真、轰轰烈烈地爱过，可是你被爱过吗，什么东西能够证明你被爱过或者被爱着呢，你尝过被爱的滋味吗？请注意：你不能光从理论上去分析……”

要不是同室的几个中年人发现势头不对，那匹花斑马肯定还会纠缠不休。当时潘先生习惯性地嘿嘿笑着，他的手指伸向电话，就像别的男人把手伸向烟盒和酒瓶那样，不过他的另一只手还是象征性地勾一勾：让他说，让他说下去嘛！

如果让他说下去，那么潘先生会如何回答他呢，潘先生会继续展开和抖落自我的坚固内核吗。

老潘确确实实为此苦恼过，但是这样的苦恼对他来说又过于微不足道了。难道我们的生活应该苦恼的事情还少吗？退一步海阔天高，潘先生从来就不是一个随便苦恼的人，生活——也可以说是他自己——把他置于研究室主任的位置上，这是一个必须同时展示学识和能力的位置，他却能够处忧不惊，这当然与他一团和气和凡事身体力行分不开。正因为如此，潘先生从别人的眼中，既没有看到怜悯与同情，也没有感受到鄙视与轻蔑。一方面，他左右着他们，另一方面，他的全部生活，就是回忆（也许在别人看来，那是一种奢侈），就是尽可能地展示和抖落，從而不断地发现自己与他人之间的某种奇特的联系。这就如同有时候你会觉得你与某些事件相距甚远，远得几乎让你无法觉察到你早就裹挟于事件的漩涡。就说业务上吧，潘先生对自己已经不再指望了，但评聘职称这样的事情，他显然无法逃脱。这项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大动作，能够带来体面和荣誉，以及工资、住房、农转非的好处是极其明显的，给知识分子群体带来的心理震荡恐怕也大大出乎意料之外。

在研究院召开的扩大会上，领导们个个摩拳擦掌，兴奋异常，仿佛这件事给他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用武之地。确实，到了八十年代后期，知识分子越来越难伺候了。年轻的不买老人的账，年老的互相看不上。领导？什么领导不领导的？领导更不上他们的眼眶了。他们都认为，领导谁都能做，问题是我高兴不高兴做，只有那些庸常之人，除了向上爬，死路一条，才硬着头皮做。他们安贫乐道，同时他们又心比天高。你领导说他没成绩，他可以把一大摞的论文、获奖证书往你领导面前一摆，你领导有没有？可能没有吧。现在好了，又开始评职称了，而且是大面积地评。领导们有事做了。你知识分子要面子，而评职称又有指标限制，现在是我领导摆平你们的时候了——潘先生想到这里，冒出一頭冷汗。潘先生恐惧了，这几乎是不可思议的恐惧。可是对于潘先生来说，这突如其来的动作，却实实在在地干扰了他那田园般的生活进程，他觉得他除了拒评，别无选择。

我不申报，你能怎么着？

“所以，我们必须学习微笑，”会议开到终了时，院党委书记总结性地发言道。同时，把他一向内敛着的目光针一般扫射在与会者的脸上。他的目光就像一把金剪子，让你感到眩目耀眼，又让你不自觉地收敛住自己的目光。他一下子看到了耷拉着头的潘先生，便带头微笑着说：

“潘先生，你看是不是这个理儿呀？”

潘先生刚才一直在走神，此时恍然醒悟：“是的，是的，是这个理儿。”他一说完，与会者就哄堂大笑起来。趁着别人笑，他碰碰边上的人，那人笑着告诉他，他便以为这“学习微笑”是刺他的，便站起来装作不解地问：“书记，理是这个理儿，不过我还是没有吃透——这评职与微笑，有什么关系呀？”

“要做工作嘛，”书记指着他的鼻子说，“你和知识分子做工作，不学会微笑行吗？”

潘先生的误解更深了，他以为书记在暗示要做他的工作，赶紧声明：“你放心书记，不管微笑不微笑，这个职称我是不要的。”

“要，你能要到吗？”书记还是微笑着，站起来，拎上他的包，拍拍屁股，与会者全体起立拍拍屁股，在一片持续的微笑声中，鱼贯而出。

走出小会议室，潘先生的脸上发烫。他抬头望天：晴空一片，万里无云。几只悬着标语的特大气球在晴空下悠闲地飘浮。凉风扑面，围墙外人流如潮，车水马龙。这一切都使潘先生满意，原来生活还在继续着。他走着，想着（谁知道他在想什么呢），他走一截楼梯就看一番天，以致走进他的办公室后，在会议上积蓄的那么一点小小的烦恼，已经完全让风吹跑了。

办公室里坐满了人，这使他感到有点儿异样。

潘先生的研究室，虽然一向被单位树为先进集体，但满负荷的工作状态毕竟还是不多的，更别提全勤了。临近90年代了，谁还没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呢，潘先生总是自我安慰地想，尽管他不太想得明白，也不想去弄明白。不过在说服不了自己的时候，他就拿他自己的激情回忆来佐证。这时候他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公正的裁判，只是不清楚自己想裁决的对象。不过此时走进办公室，他还是感到太奇怪了。好像不仅仅是因为全勤，好像全勤之外，还有别的什么他没有发现的东西，这异样就来自他没有发现的那部分。他走近每个同志。他发现他们都很勤勉，他们朝他点点头，但没有歇下来的意思，反而咬着笔管沉思起来。但他们沉思归沉思，微笑却始终挂在脸上。他们有微笑始终不消褪的意思。以前他们沉思时，总是一脸苦相的。

他在办公室里悄悄地走动着，观赏着。渐渐地，他发现他们的微笑虽不消退，却又是互不相关的。他们的微笑似乎有着一个焦点。于是，那已经除却的恐惧就像要从他的咽喉爬到心肺的蚂蚁，让他又一次不安起来。他发现，他们的笑，属于媚笑。

怎么会这样？

“潘先生，你是不是觉得今天的办公室，有点儿异样？”

当他走近窗前的杨玲身边时，这个常常让其他研究室的男人目光发直的姑娘忽然开了口。潘先生有点儿猝不及防，他感到自己似乎一下子给堵到了墙角。但是他马上就高兴起来，因为正是杨玲的话给他心里的疙瘩松了一扣，也只有这个杨玲才会这么大胆。

她太漂亮了，同志们都这么说。她就是要顽石点头，那石头也会为之折服的， 同志们都这么说。既然同志们都这么说，潘先生也渐渐有了同感。在与女人交往的问题上，潘先生还是很自律的。这倒不是出于女人即祸水的古训，也不是怕绯闻影响他的位置。而是担心一旦产生什么臆想，他曾经的那种经历所造成的真实就会被撕开一个口子。他曾经拥有过的那种激情与狂喜，也极有可能再也站不住脚。何况兔子不吃窝边草呢！他问自己。而且他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比杨玲更漂亮的姑娘。不是没有，而是我没有发现，他告诫自己，我的生活太单调了。单调才好呢，但愿这方面我永远不会有什么新发现。另外，杨玲这位年轻同志对谁都一碗水端平，大大咧咧，没遮没拦，也使潘先生下定决心，对她始终保持一贯的长者风范。也有同志向他反映杨玲的私人生活和公众形象，潘先生总是一句话就堵回去：“风物长宜放眼量嘛，对年轻同志，我们就应该宽容些，宽容加保护才行，他们是我们事业的活力之所在。同志们想想，杨玲同志分来后，我们的生活不是更为多姿多彩了吗，你们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呀？”

这样说了以后，潘先生总有一种区别于排泄的满足感，他觉得他的一锤定音，几乎拯救了一个人的一生，就好像历史的某一页正在由他书写，这不是一种幸福是什么。不管杨玲感觉到他的保护没有，反正只要他自己有着幸福的感觉就行了。

现在，又是这个杨玲。她说得对，她说到我心里了，潘先生想，其他同志怎么就不说呢。他们不说也罢，怎么连头也不抬一下，微笑也不消退呢。

唔，我一进门就发现了，你看，你们每个人都在微笑——是有什么喜事瞒着我吧！

错了。

是在等我讲故事？

错了，我们哪一个不比你讲得好。

潘先生的眼睛又一亮，是不是你搞定了？

又错了！潘先生，婚姻大事，你说，我岂能儿戏？

哎呀呀杨玲，我不是说你，你的激情哪儿去了呀，我真的不懂。

又来了又来了，潘先生，您要扯到哪儿去呀——嗳，您刚才是不是开会了？

一个冗长的没有内容的会。

于是窗前的杨玲搂住窗前潘先生的脑袋，一张樱唇正对他的半张老脸：是不是要评职称了？

潘先生一边后退，一边掰着杨玲的手，你们都晓得了？

那就是真的喽，杨玲不待老潘掰她的手，立即松开了，振臂欢呼起来。跟着她，办公室里所有的同志都站了起来。他们的微笑瞬息之间消褪得无影无踪。他们的脸上又开始流露出各种奇异的表情。他们每个人都张了张嘴，但是谁都没有说什么，好像在等潘先生给他们哺乳似的。

其实也没什么，老潘说，这并不是什么秘密。评职称是个大事，你们理应关心，院里说要“五公开”呢。

哪五公开？

公开指标，公开材料，公开评审结果，记不清了，反正还要开大会动员的，到时你们对号入座吧。

潘先生，你能对到什么号呀？

我什么号也不对，我已经对书记说了，我不做什么评委，也不申报职称。怎么了，同志们不相信？

确实没人相信，潘先生的研究室里像是沸开了的水。

不相信，你们看着就是了，潘先生对自己说。他忽然产生了一点不被信任的失落。

潘先生是经过八年的两地分居之后，终于在一位老同学的干预之下，才把妻子调到身边的。但本市不但没有她可供选择的单位，就是她学的那个专业都没有。最后，只得安排到一家企业，在工会里头负责文体活动。妻子乐得清闲，潘先生也松了一口气。他作过长远打算，提前解决分居问题他连想也没敢想。这时，他的两个女儿也已经出落得水仙一样美丽了，潘先生当上主任后，院里分了一个中套给他，他心满意足，觉得过上了天堂生活。

这天吃过晚饭，潘先生照例泡一杯茶，边喝边看电视。电视是黑白的，12吋。那时没有什么广告，可选的台也不多，但潘先生看得津津有味，遇上精彩的细节，就喊妻子来一同分享。看累了，就翻报纸。可是今天泡了茶，却看什么也不对劲。

出了鬼了。

咋的？

不咋的。潘先生上了床。翻来覆去。

不一会儿，妻子也收拾完毕歇灯上来了。隔壁，女儿们在做家庭作业。咋的？妻子说着，一只手在他的胸口揉搓起来。潘先生把她的手拿开了。不一会儿，那手又伸过来，直截了当地摸着他的下面。出鬼了，潘先生说。

咋的？妻子说。

你看你，老潘说。

那手缩回去了。

以往，那手是很少主动过来的。长期的两地分居，老潘和他的妻子对那事都不太有兴趣。对于老潘来说，就是有兴趣也无能力。看起来他的身体壮实得很，但就是缺少硬功。有限的几次硬起来，又过早地泄漏，让人更加扫兴。久而久之，妻子对他不再指望了，也很少再有澎湃的时候。所以通常，他们总是以相互的抚摸来表达感情，只有他们过激的心跳还能证明他们内在的真实需要。

曾经有一次，他们携手逛街，进了百货公司，妻子在化妆柜台，惊喜地发现了一种润滑膏，悄悄地拉老潘。老潘环顾左右，见一个青年哥哥正觑着他们，他扭着妻子仓皇奔出。一直跑到家里，妻子注意到，老潘的脸和脖子才渐渐地红起来。那天晚上，情况却出奇的好，潘先生成功地进入了。妻子抱住他，久久不让他出来。潘先生见妻子流着泪，就笑她：你不是说我不行吗，你不是说我不行吗。妻子让他料理得在床上扭起秧歌，直到女儿们来敲门。然而，那次之后，潘先生又不行了，直到现在，他还是一蹶不振。那天晚上的奇迹，便被他自己命名为“回光返照”，而抚摸则再次成为这两个人的生活范式。

说你呢，妻子的手再次伸过来，似乎长了眼睛，准确地叼住了潘先生，我正要慰劳你呢。老潘不响。

都说你要当上副教授了呢。

潘先生本来不想在家里说这事的，他没想到妻子早就知道了，只得告诉她这是不可能的。这一回，轮到妻子睁大眼睛了。你说我凭什么报呢，潘先生耐心解释道，我是不会去丢这个丑的。

你怎么能这么想呢，这能叫做丢丑吗？你是主任，这就是资格。

潘先生拍拍妻子的大腿说，你作为一个工会干部，善于做群众工作，这一点我不如你。我从来不做，但是你不应该怂恿我申报呀。别人申报，把方便让给别人，我又不丢丑，这不同时也把方便留给了自己吗。妻子一摔他的手说，去去去，老潘你这是羊癫风是不，你也不看看咱们这个家，你不看看我——你让我说下去，你不要老是扯那些陈年烂事儿——你也得看看咱们两个女儿呀，你看她们，见风就长，还有，我们老家又来了信。潘先生说，行了行了，你是闲得没事，看多了新写实小说吧，鸡毛蒜皮的，你反对是你的事，但是你总不应该亵渎我当初对你的感情吧。

拉倒吧你，妻子冷笑一声，索性坐起来开了台灯，露出只有背心的上半身：我的潘先生，我现在算是不懂感情了，更不谈爱情了，我当初看得上你，是你有冲劲儿，有行动。今天，我还想看一看你的行动。你总不至于像我们八年分居那样，弄到最后挺而不举举而不久，把自个儿都阉了吧。

当妻子说到举而不久的时候，潘先生已经跳下床来，完成了在沙发上和衣而卧的一系列动作了。随你的便，妻子继续气咻咻地说，反正你睡在床上也是白睡。她关了灯，这让潘先生愤然点着的那颗烟，亮如夜空中的启明星。

评职动员会一开，研究院就像睡醒的狮子，上上下下蹿动起来。潘先生终于明白他那失落的来源了。他感到很委屈，他的故事被人们撂到九霄云外。也难怪，每个人的面前都是一大堆表，人们忙着填表、询问，不停地走动、交换着最新信息。

应该说潘先生还是让大家紧紧地围在中心的。这些天来，他的下属们在他身边的表现够可以的了。我说哩，你们的激情哪里去了，原来如此呀。

沒有人接他的茬。他们把那些表格弄得哗哗啦啦，好像在给自己衔泥垒窝似的。还好，杨玲姑娘忙里偷闲地说，老潘，我都腰酸背痛了，也不知道忙的啥，你看你，站着不腰疼，笃笃定定的派头，你瞅着我就不心疼吗？

谁让你忙乎的，你这是找苦吃找罪受。潘先生从从容容说。

那你是说我白忙活喽，那么他们呢。杨玲失望地揉揉纤纤细腰。

那我可不晓得，不过我倒是欣赏你们哩，你们如此充沛的激情总算有了着力点了。

那你呢，潘先生，你怎么不填表？

我嘛，老潘说，我说过的，让年轻的同志先上。

这时，一直没有抬头的吴琼瑶开口了，杨玲，我看你是白多心了，咱们主任呀，他的指标是稳当当的，不但要评他，他还是院评审小组的成员呢，你得好好巴结他才是。吴琼瑶的丈夫是院党办主任，她要么不开口，开了口说的话都是没水分的。她话音刚落，同志们便奔走到潘先生周围，叽叽喳喳起来。

潘先生倒是吃了一惊，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哩，这么大的事情怎么就没一个领导透露给他哩。他连忙打着哈哈说，琼姐，你说话可得注意点，大家都信你惯了的，不过评职称是个敏感的话题，我上不上无所谓，我也已经向院里表过态了，你这么一说，弄得不好弄出纠纷来，是要查消息来源的。那琼姐见老潘貌似笑嘻嘻的，但其实还是有点儿疾言厉色，也赶紧说，我随便说说的，同志们不要当真，算我没说，主任，咋样？

这一来反而给同志们抓住了把柄，大家三下两下，把那吴琼瑶从位置上扯出，推到潘先生身边。人家琼姐可是见过大世面的，一点儿也不慌。可怜潘先生给挤得无处藏身，好像他俩是一对同谋似的。

见老潘招架不住了，还是杨玲来解了围：

“潘先生，你不要以为我们大家眼红你，那是咱们研究室的光荣嘛，对不对呀，同志们。相反，你不报，我们倒要恨你哩，——你这不是要断了我们的一根线吗，是不是这个理儿呀，潘先生！”

潘先生说，可我凭什么报呀，我不像你们，满桌子上摆的尽是累累硕果，再说，我带头向院里表过态的。

那算什么呀，老潘，你可不要让我们恨一辈子哟。

看来，每个人都有一个坚固的内核是一定的，但那内核又是不尽相同的。走在去院长办公室的路上，潘先生仍然让这个问题缠绕着。他曾经以为他发现了他的同事们要寻找的东西，现在又发现那绝对错了。现在，就是让他捉摸一下妻子的心，他也会感到无从把握。他发现到了一定的临界点，那个所谓的内核就难以攻破了。就说他自己吧，不错，他是坚决不想申报职称的，但是这在别人看来，就可能仅仅是表明他作出的某种姿态，而这一姿态并不出自他的内心。

难道这仅仅是语言造成的歧义吗？当然不是，可怎么才能让别人相信呢？

院长的桌上，同样堆放着各式各样的表格。此时，院长正把自己关在办公室转圈圈儿。你看看，不能报的报了一大堆，够格的寥寥无几，你的表呢，你没报？

我没报，潘先生老老实实说。

你不但要报，你还得担任你们那个专业的评审组长。

那更不行了，潘先生连忙摇手。

你不行，院长用略带嘲讽的口气说，那照你说，我们院就不要搞职评了？

院长，你可不要装帽子，我可没那个意思呀。

那你就得报。

院长，我不是不想报，我也不是不让人家报。

那你说，我也不能报了？我还比你晚两年毕业哩。我要抽烟了，你也不要啰嗦了，动员别人申报，我还是头一次做这个工作，也是最后一次，你去跟书记说吧，是他叫我找你的。

其实那时候潘先生就想，评就评吧，反正到上面还得给刷掉。不就是自己白忙活一阵吗，闲着也是闲着。但是他不便把这个意思说出来，否则他如此之快的急转弯，真要让人怀疑他的矫情哩。而院长也没有再问他一次，只是叫他上书记那儿去。潘先生只得问，一定要去一下吗。一定要去。看来院长并没有理解他的意思，老潘，你可不要翘尾巴喽。

“小潘，你怎么这样傻！”

书记是军人出身，一向快人快语。他见潘先生愣着，便笑起来，你是不是没料到我这么说话？形势变了嘛，说实在的，我就苦于没有学历，不然，哪怕不要那个什么鸟离休，我还真想弄个教授副教授的显摆显摆呢。再说你小潘，你看我说惯了，你老潘也是六十年代的大学生——听说那所大学要升格了？虽说当时没有学到什么，但那不是你的责任嘛。我不是批评你，你就是有点儿自卑，还有点儿自恋，放不开架子，你应该和群众打成一片嘛。说重了点，这一次，你不参评，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也是对我们事业的不负青任。《王青与李香香》里头怎么唱的？你是个领头羊。你不评，你们那个研究室可就惨喽。

书记，我本来是考虑让老秦上的，我们室副教授的指标只有一个，我上，老秦必定不能上，可人家多少东西呀。

一直坐在桌子旁边的书记开始敲桌子了，我说呀小潘，你的话我一点也不懂。眼光要放远一点嘛，评职称是要年年搞下去的，今天不成还有明年，但总要有个打头的嘛，你看是不是这个理儿呀？我给你们增一个指标是可以的，那么，别的室来要指标也是可以的，可是大家都评了，都上了——假设都上了吧——大家都成了教授副教授，这职评还有什么意义呢。都成了大锅饭，这知识分子政策不又等于就长了几级工资吗。你去吧，去准备准备，不要多说了。

离开书记的时候，潘先生究竟怀着什么样的心情，我们无从猜测，只是他回到家里，和妻子吵了一架却是真的。当然说他们吵了架，有点儿夸大其辞，他们从来就不吵架。潘先生和K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之后，就曾回忆到这件事。

潘先生说，他当时的感觉是，自己的某种内在的东西被人撕开了一个口子。他夺门而出。他搭上了公交车，径直来到了市职改办公室的办公地点。他看到K一个人坐在材料室，看电视正看得津津有味，没敢打扰，突然想不出他前来拜访的目的了，便又悄悄退下了楼梯。

而那天的实际情形是，潘先生下了班，到街上逛了一圈，回来晚了。路上，他曾经遇到兩个昔日的同学，如今的大款或者小款。他拒绝了他们的盛情邀请，想想还是回家吃饭为好。潘先生很少在外吃饭，他们这个单位当时还没有经济意识，很少和外单位打交道，也就很少有在外吃饭的机会，他担心妻子在家等他。

有一天夜里，潘先生的妻子也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了。毕竟，她从没料到，在她的生活中，还会呈现一潭死水般的局面（从前的潘先生，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有激情的男人呀），因而她不断地回忆着，检点着自己。

一开始，她是不准备同潘先生结婚的，然而她究竟是出于怎样的心理，失掉最后防线的呢？老潘的妻子回忆不出来了，她无望地勒着自己的左手，（四根手指头不断地触碰到掌心）一下，两下，三下，三分钟之后，她迷迷糊糊地睡过去了。睡梦中，她觉得有人在敲她的门，那时天还没亮，她不敢开门，不过那敲门声并没有继续下去，倒是耳边不断地响起一个男人温和的低语轻诉，她想她没有开门，怎么可能有声音呢。不一会儿，那声音又没了，潘先生的妻子赤着脚，下了床。她一直向外跑。她跑过田埂，跑到一座山梁上。她仰头朝天望望，万里无云。忽然，她发现左边一座山峰，正在缓慢地向她伫立的山梁倾斜过来，她哭了，想抽出手来，抹抹眼泪，又抽不出。

原来是潘先生抱着她，压在她的身上呢。她一下子忘记了刚才的绝境，同样抱住了他。她发现脸上的湿，是从他脸上淌下来的。

你没事吧，她拍拍他。从前，总是潘先生抚慰她，她总是处于撒娇的位置，但她发现，现在她抚慰他的时候，动作同样非常熟练，非常用心，好像早就这样做过千万次。

明天早上，你去买点菜。

嗯。

见她没有问下去，他又说，我想请一位客人。

嗯。她动了动，似乎有些兴奋。

他叫K，是叫K吧？潘先生似乎在回忆那位客人的名字与身影，又似乎在询问身边的人——其实我也不知道他应该叫个啥。

那，你，约了他，啊。妻子说得很慢，装作在寻找适当的措辞，好像过快的语速有可能会波及到丈夫的生命，直弄得她把“吗”发成了“啊”。

没有。

没有怎么请到客人呢，潘先生的妻子想着，便说，好吧。

你不高兴？潘先生警觉地问。

我怎么不高兴，她拍拍他说，我们家已经很久没有好好整一顿了。

那你笑什么？

我？妻子愣住了，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为好，我，笑了吗？

你高兴也不一定要笑呀，深更半夜的，老潘赌着气说，你要是白天笑倒没什么大不了的，你半夜里这么一笑，还不把人吓了呀。说着，潘先生翻下身来，把背脊留给了她。我真的没笑呀，老潘的妻子抱住老潘说，老潘，你怎么像个孩子呀！你想想，我怎么可能笑呢，就是你白天说这事，我也不一定非得笑呀，何况现在深更半夜呢。请客吃饭，不正是家常生活的一部分吗，你说，有什么值得好笑的呢。我明明听见你笑的嘛，老潘说，但声音软了点，那么是我听错了。你怎么可能听错了呢，我的教授先生？潘先生的妻子说，也许你希望我笑，是不是？如果你希望我笑，那我可就要笑了，你知道，我以前让你一逗，就要笑的。

那天傍晚，潘先生按照K的话，把整理好的论文材料重新送到了市职改办公室。但他没有遇到K。他就按K贴在门上的留言，把材料从地板门缝里塞了进去。

第二天上班，他打了个电话过去，那边说，K不在。晚上，潘先生又跑到供销学校，还是没K的影子。那一夜，潘先生没有睡得着。妻子几次问他，他也不应。第三天，潘先生硬着头皮，又打了个电话，心里的紧张，如同那晚往门缝里塞材料。

那边说，K不在了。那声音让潘先生想起K说过的那个中年男人，想起那男人正在接电话时晃着罗圈腿的模样。他问，他什么时候回？那边继续晃着腿说，他走人了。

他走人了。

怎么，你找他？那边忽然来了兴趣。也许是怀疑。潘先生赶紧放下电话。放了电话，他才说，那算了。

K走了，潘先生无法弄清这样一个事实。似乎他与K根本就没有过相遇的经历，或者根本就没有K这个人。可他顺利过了关却成为事实，院里报上去的副教授人选当中，有两个被刷了下来，其中一个比他更有资历，另一个才华横溢，一直被认为是研究院的跨世纪新人。没几个月，潘先生的学术论文又被天京大学学報以显著位置加编者按的形式推出。霹雳一声春雷响，读了他的论文之后，院里面含沙射影的流言蜚语也在一夜之间无影无形。一夜之后，同志们给予了潘先生更热切的笑脸。

很快，潘先生被树立为研究院的那种甘于寂寞勤于拼搏的学术专家，院党委和学术委员会联席会议决定，公费资助潘先生出版专著，并为他配备了一台386，一名女助手，帮助整理论文材料，他的草稿有多少字，他的专著也就可以有多厚。

不过配备女助手的待遇让老潘婉拒了，害得那位漂亮的女助手J到处哭鼻子，最后哭到老潘家里来了。J非常勤快不说，她还非常迅捷地和老潘的妻子建立了同盟关系。两个女人之间的那种亲昵，不但没让他的两个女儿吃醋，反而更像是他们家里又添了一位生性活泼的姐妹。J牵着老潘妻子的衣袖，抽泣着，躲在妻子的身后。老潘这才开了口，我不但回绝了你，而且回绝了本市的晚报、电台、电视台。不过，你要是真的无处可去的话，你住在我们家里好了，潘先生哈哈一笑道，我发现你们都挺合得来的嘛。

在J的贴心协助下，整理书稿花费了潘先生三年时间。三年来，潘先生很少去办公室，他每天按时起床作息，虽说没有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却也尝透了向壁而坐的诸多苦乐。三年中间，潘先生每完成一个章节，这个章节就会让在门外站得腰酸背疼脸呈菜色的编辑们抢走，迅即以独立篇目在各种开本的专业期刊上亮相，迅即由“星探”一般敏锐的文摘公们摘来抄去，又迅即被各种名目的论文集收录出版。有三家杂志的主编在争抢之间，闹得反目为仇，又在潘先生交付的新篇章化解之下，乐不可支，握手言和。

有时候潘先生也蓦然回首，觉得自己三年来（不，应该再延长一点）的路是那么曲里拐弯，无法廓清。我内心中的那个坚固的内核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物质呢。如果说，我真的有那个所谓的内核的话（他开始怀疑自己了），那么，是那个内核催使我走到现在的这一步，还是外力的作用使我有了如今的内核？

最后，潘先生觉得这本意外之书的篇幅够可以的了，他该为它写一个总结性的东西了。放在前面作序，还是放在后面作记是另外一回事，但必须有这样一个东西，来给自己做个交代，来“感谢那些为此书的出版作出了不可磨灭贡献的人们”。

潘先生认为，书本身倒是次要的，而这种随感性的东西却真正的是来自心灵。他是告别，也是纪念，所以潘先生在做这一切的时候，有一种类似于为自己料理后事的感觉。

这篇出自心灵的随感，还没出来就被一家著名文学杂志的编辑先生们，花了九牛二虎之力预约到手，并过早地在各大文学报刊刊登了子虚乌有闪烁其辞的广告。钱，我们有的是，杂志社的“朋友们”说，是现在给您，还是“秋后算账”？是先付定金，还是一次结清？听您潘先生的。

看得出，这位朋友喜欢不时来点儿幽默。

不急，不急的，潘先生说。

随感的草稿，潘先生写了整整三天，但修改却让他抠心扒脑地弄了几个月，耗费了他整整一个夏天。

这么多年来的夏天，都没有像今年的夏天这样，让潘先生觉得过于舒适。潘先生如愿以偿地换了一套大单元，封了阳台，装了空调。再也不要买全无敌、敌杀死了，再也不受蚊虫叮咬之苦了。然而，这种表皮之上的舒适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安逸。作为一名副教授，潘先生懂得“舒适”和“安逸”这两个词的区别其实是相当大的，有时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舒适往往是给他人带来的一种表面现象，安逸才是你个人发自内心的感觉。可惜潘先生的内心着实没有那种安逸，相反却时不时地隐隐作痛。随着他的名声越响，隐痛来得越深越频繁。这隐痛又不那么明显，似乎无关紧要，或者说若有若无。它不会让你产生那种深刻的负罪感，但是你也不能判定出它来临的确切时间。这隐痛是那么虚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它永远不可能提升为“疼”，只是它存在着，它的来临又始终让你猝不及防。它有时像麦芒，有时像针灸，有时如蜗牛爬行，但并不留下肮脏的行走轨迹。有时几乎就像风，但不是二月春风，更没有沙粒般的沉重，至多像是在给你搔痒痒，但痒肯定是痒在你的心上。然而，对这种隐痛的期待（或者是出自本能的排斥）以及对其有无的判定，却会让你产生忧虑。正是这种“深深的”忧虑，可能会把你击倒，使你疲惫不堪。只有潘先生自己知道，使他产生隐痛及其忧虑的是那粒蚂蚁，毫无疑问，那蚂蚁已经从他的咽喉进入了他的身体，并且大步流星游走了一番，最终非常安逸地栖息在他的心脏部位。也只有潘先生自己清楚，正是这粒蚂蚁，使他那篇随感，迟迟不能脱稿付梓。

为了这篇随感，独立窗前，披襟遥望天上的星星，究竟有了多少次呵！3次，30次，还是31次呢？潘先生已经记不清了，他只记得他每每遥望一次，他的随感上就会增加一个人的名字。似乎每增加一个名字，就像服用了一片药，可以暂时缓解一下他的隐痛。而每每增加一个人的名字，潘先生总会在横撇竖折之后，掷笔于案，自言自语道，够了，行了，该给这篇稿子画上一个滚圆的句号了。

所以，说它是随感，其实很不准确，因为它更像是一个人名录。事实上，它就是一个人名录，甚至还有点儿像是一份治丧委员会名单。有限的几行句子倒是说了几句不带任何文采的“悼词”，但却不是针对死者，而是针对着名单中列举的那些人。是他们在潘先生的学术生涯中，给了潘先生无微不至的帮助、指点和推动，使他有了“今天”——这样一来，人名录的价值就非一篇充满陈词滥调的随感可比了，同时也意味着它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了。

但一开始潘先生并没有把这件事想得那么复杂。我们说过，潘先生对生活的要求向来不高，随感的写作，不过是对如烟往事的回忆，不过是在他与他人之间寻找某种奇特的必不可少的联系，写作自然也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机械书写，它契合了潘先生彼时的心境，他的快乐是理所当然的，而现在他又把随感进一步转化为人名录的式样，其意义也就更为单纯，书写也更为方便了。

潘先生像一尾游鱼，沉浮到熹微中的回忆之流里。

由于潘先生一直在研究院工作，他的名单也就从研究院里的同事们开起。也许他曾经有过筛选的念头，但这念头很快就飘散了。潘先生的人缘极好，他觉得谁都對他一脸笑意，谁都帮助过他，谁都没有给他暗中使绊子。就是那匹花斑马，对他所作的那种咄咄逼人的质问，也是没有丝毫恶意的呀！因而他觉得无法筛选，也根本不应该筛选。

最初的随感，实际上就是一份研究院全体职员的名单，而且他没有按姓氏笔画，没有按音序，也没有依身份高低排列，他“想”到哪一个，就写下哪一个。他的脑子里仿佛有一架自动摄入装置，那些名字就仿佛那些人的身影，排着纵队，以进行曲的速度，朝着潘先生递次逼近。近了，越来越近了，看得见他们的鼻子嘴巴了，潘先生觉得他对他们的书写就像是在给这些亲爱的人化妆、画肖像。他非常满意自己的书写，就像他是在完成一幅杰作，不过老潘清楚，名单肯定不会止于此的，虽然每写下一个名字，就给潘先生带来一份解脱，但同样，每一个名字，都牵扯到一件（或一件件）往事，每一个名字后面，又牵扯着一个（或许多个）离开了研究院的人。这样，潘先生的书写很快由“现在”奔向了“过去”，接着又逸出了他预定的“研究院”这个边界，继而变得无边无际，无法控制了。潘先生写呵，写呵，尽管他清楚，现在他所增加的任何一个名字，都不再是仅仅填满了两三个空格的举手之劳，甚至也不能以任何一种几何级数来衡量了，但是他仍然义无反顾地写下去，他不知道哪一天才能写尽那些名字，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停止书写。直到那个晚上，突然停电了，周围所有的人都咦呀一声，潘先生才再次走到窗前。

天阶夜色凉如水，潘先生像是从一场大梦中醒来，打了个激灵，结束了当天的劳作。他对自己说，下面就快了，把个别词语修改一下，誊清，就没我什么事了。有什么可以修改的呢，又不是一首诗，也不是什么骈文俳句，连中心思想都可以不必顾及的随感罢了，说是修改，不过是潘先生这类知识分子的惯有谦虚。他翻腾着他的杰作，好像是在审视着襁褓中的婴儿，那婴儿不哭，不闹。潘先生翻着翻着，不禁独自笑了：以一份人名录作为一篇随感，而且将要登上文学杂志，在形式主义猖獗的现时代，还没有人这样做过呢。

形式，不过是极端的代名词。就是曾经有过这种形式，又有谁如我这般把它同它所表达的意义联结得如此的紧密呢。一个有意义的形式，其形式本身会很自觉地退让到意义的大幕之后的。潘先生觉得，他既暗合了时尚，又远离了机会主义。

他的这种陶醉没有持续多久，就发现那些名字在朝他眨着淘气的眼睛了。他发现，他虽然尽了最大的努力，还是忽略了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他要修改的倒不是那几行不带文采的句子，恰恰倒是这些眨着眼睛的名字。一个名字，至少代表了一个人的影像，它的所有权只属于它的拥有者。当他潘先生把它们书写出来，继之公布出来后，它们的主人是沾沾自喜，还是嘲笑他的幼稚呢，还是指责他欺名盗世、为自己装点门面呢？如果把这份“人名录”放在书的前面作序，他们中的有些人，说不定会认为他意在欲扬先抑，贬低别人抬高自己。如果放在后面作记，他们说不定又会因为被他压在书的屁股底下而暗暗恼火呢。

——我到底该怎么办呢？老潘小心翼翼地问自己，好像被突如其来的六月飞雪惊呆了。

我得逐一审查一下，研究一下他们的心理，该删的就删，当断则断，要不然会自找苦吃，潘先生对自己说。必要的时候，还得接近这些名字的拥有者，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当然必须采取旁敲侧击的手段，潘先生告诫自己，否则他们就会认为我没有诚意了。五十大几的潘先生发现，他又一次面临着去寻找别人的坚固内核这样一个问题。内核，究竟什么样子呢？这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在修删的同时，还必须把那份名单续写下去。

说到“帮助”过他的人，对他的学术思想乃至整个人生道路有着影响的人，又何止与研究院有关的这些人呢。

我是多么狭隘呵。

他工作之前的学生时代呢。他的小学女教师呢。他那故乡鸭儿湾的父老乡亲呢。他暗恋过的冰清玉洁的她呢。掏空了他的钱袋的那个小偷呢。给过他老拳的那个醉酒汉子呢。

我是多么狭隘呵。

还有，还有那些与他通过电话的人。与他通过书信的人。与他相逢一笑又擦身而过的人。还有那些他偶然拨错了号码的人。还有些人，潘先生拥有他们的电话号码，了解他们的行踪，有时他也想拨个号过去，写封信过去，但他都忍住了。更多的人，他不认识，但那些人的名字，如雷贯耳。他敬仰他们，他甚至还相信他们也会敬仰他。其实他们应该是认识的，他们往往在空中相遇，他不想惊动他们，打破现有的感应场。那么这些人是不是应该也列入他的人名录呢。这还用问吗。我是多么狭隘呵，我过去怎么没有想到过这些呢。要不是这几年来埋首于书斋里，我怎么会了解我的如此狭隘呵。潘先生说干就干，再次侧身进入他自己所设定的怪圈之中。他删呵，加呀，每确定一个名字，就得到一次解脱，好像这样才能对得起那些名字的拥有者。只是他不能停下來，他一停下来，那粒盘踞在他心里的蚂蚁，就会给他暗示，使他得到一丝丝的隐痛，以及由此而来的忧虑。也就是说，他所书写的名单越长，他的隐痛及其忧虑就会越多。到了最后，几乎分不清是那些名字，还是那粒蚂蚁在作怪了。因此，一方面潘先生头脑高度清醒，一方面他又心烦意乱，他开始有意识地打乱自己的作息时间表了，他常常半夜三更起床，搞得家里乒乒乓乓。他怎么能够知道春花秋月何时了呢。

暮夏的一个凌晨，潘先生从头到尾把那份人名录翻了一遍，就像在翻一本狗肉账簿。他惊讶地发现，人名录已经远远超过他的预期。也就是说，他这个夏天的工作量，超过了他这三年来写作整理、专著的工作量！估计约稿的文学编辑面对这篇海量随感也有得头疼了。潘先生的脸上浮现出少有的促狭的笑意，又很快消失，眉头纹更深了。

但一本书的正文与其序言（或后记）之间，哪一个更有价值呢。

至少从表面上看，难以分清，而如果我自己都难以分清的话，我的那些广大的读者又怎么能够分清呢。

爸，你歇会儿吧，我给你煮了杯咖啡。

潘先生抬起了脸。星光下，老潘的大女儿发现，父亲满脸皱褶，纵横如沟。

那天晚上，老潘的父亲形象的确有点儿走样。看到女儿过来，他就像是一个可怜的孩子，几乎想要冲上去，由着她接住他，他也抱住她。不过他很快发现了自己的失态，他绕过她柔嫩的身体，坐回沙发上。他的女儿也很懂事地跟着他，转到沙发后面，给他捶背。

不晓得咋回事，这几天真累。女儿对父亲说。

那你去睡吧，做父亲的说。

那你得把咖啡喝掉，女儿娇娇地把杯子端到父亲的嘴角。

她每天夜里都起床一次，给父亲煮咖啡。潘先生原来很不习惯这玩意儿，嫌它苦涩，和喝中药没两样。再说他原来是不熬夜的。做女儿的就往杯子里放了大剂量的方糖，等父亲完全习惯了之后，又逐渐减少。现在，潘先生喝的咖啡再次变得苦涩了，但他还时不时地责怪女儿放多了糖，做女儿的就噘起嘴来：那你干咽得了！

潘先生很喜欢看女儿的这种娇态。姑娘大了，大得父亲难以亲近了，难以抱在手上拢在怀里了。甚至，她自然流露的美丽端庄，会让做父亲的滋生出自惭形秽：我是一个合格的父亲吗，我配得上拥有这样的姑娘吗？只有她偶尔散发的娇态还能使他想起她毕竟是他的女儿，想起她童年时的稚气与顽皮，想起她跨坐在他的脖子上，他的两只手高高举起，牵着她的两只手以求平衡的情景。要是现在也这样，走上街头看热闹，人家不看我们的热闹才怪哩。潘先生想到这里，情绪总算好了点，脸上的褶皱也舒展开来。

在写作最紧要的关口，老潘曾经三番五次地警告家里的女人们，不准跨进他的书房一步。这个禁令，对他的大女儿没有丝毫法律效应。到了半夜她就进来，也带进浓郁的香味。潘先生的火气和焦灼一触近女儿的笑脸和香味，就平息了，如同燃烧的烟蒂飞落到水中，他能听到自己内心轻轻地，轻轻地，“嗤”的那么一响，他就知道女儿是爱他的，她的干扰，不过是为了给他造就一次休息的机会。

现在，他坐在沙发上，喝着咖啡，看着女儿。她抱着双臂，睡眼慵倦，支在写字台上，也看着父亲。

爸，你看你现在都什么样子呀！

我什么样子？

不是我要说你，她说，我是说你太不注意身体了。她顺手抄起写字台上的人名录。

你不要动。

她哼了一声，拧开台灯。

他刚才在静穆中，把灯熄了。

他听见她把他的作品翻出哗哗哗的响，仿佛他的窗外，就是宁静而奔涌的河水。哟，这么长呀，他听见她的惊叫了。他想每个人初看他的人名录都会惊叫的。

爸，她继续说道，你这干什么呀，你不是在编织裹脚布吧。

潘先生忙说，快了，快到头了。

那你是要别人看你的著作，还是看这份名单呀。

潘先生不知所措了。这个问题他早就问过自己，现在由女儿嘴里说出来，还是让他无言以对。

她已经把他的作品，他的心血，扔回写字台上，扔抹布似的。

他盯着她，但是又严肃不起来，只是嘴角撇了撇。

借着微弱的灯光，他看到女儿站着，双腿弯曲，一双手缩在胸前，手掌向外。由于是侧面看，显得有些夸张，加之两手招摇，如同蠢蠢欲动的鸟头，使她的身躯整个儿地看起来，活像是一个手写体的字母“K”。这个念头如同越过房梁的鸽群，带着鸽哨，唰地就过去了，但却让副教授潘先生呻吟般地喊道：给我。

女儿还在愣神儿，老潘已经站起身，冲过去，抓到笔，抄起他的作品，胡乱地翻到最后一页，在最后一行，写下了这个宝贵的“K”，接着又逆时针书写了一个大而圆的“。”，然后就是年、月、日。

写归写，不过对这次没有预约的邀请，老潘没有丝毫的把握。已经多少年没有见面了？见到K，K还能不能认识他，K是不是还记得他的名字呢。但是他想见到K的愿望如大雨将至，迫切得让他无法回旋。在潘先生看来，K这个字母，除了是对那个小伙子的回报，还具有广泛性的意义：K就像是一串省略号，终于让他坚定地适可而止了。不过女儿的意见也值得考虑：把K和那些真实的名字缔结到一块儿，会不会让人造成某种误解呢。

你这么随意，人们会认为你很轻率，怀疑到你的学术观点的，女儿说，要是我，把我和一个字母排在一块儿，我会觉得被侮辱的。

说我轻率，可能吗？问题肯定不会如此严重，但听一听K本人的意见倒不无裨益。潘先生觉得在他熟悉的年轻一代人中间，没有比K更智慧的了，而且他在K的身上，还看到了自己的某一面，比如懦弱，比如容易惊惶，比如有时越是在否定某种想法，越是像在肯定某种想法。他也想让女儿见识一下这个小伙子，看一看对于这个小伙子，他和女儿的看法是否一致。他有一个不可明说的目的。他希望届时水到渠成。再说，在年轻的一代中间，他最不熟悉的也是K了，就像不能完全搞清自己一样。这些年来，K的身上有没有发生什么实质性的变化呢。他既期待着他的变化，又不无忧心地害怕变化的走向。

早些年，潘先生曾经给K的单位挂过一个电话。K外出兼课去了。反正从那个夜晚至今，他再也没有见过K，哪怕是在梦中。他按着数字键的时候，对自己的举止异常奇怪。他实在记不起K的样子了。

电话很快接通，那边说，请等一下。他听见有人在喊K。他也听见K的应声，这么说真有K这个人了？老潘实在弄不明白K的名字，反正从一认识K，他就这么叫他K了。

哪一位。那边问。

是我，潘先生小声说道，似乎生怕吓跑那个人。

是潘教授！那边惊喜地说，我一听就听出来了，您找我？

您中午有空吧，老潘仍然小着声，我想请你吃顿便饭。

行。那边很爽快。

那我去接你。

不必了，K说，您告诉我地址，我直接摸过去就是了。您放心吧，潘教授，K在那头说，您可以放一百个心。

双方的尴尬仅仅持续了几秒钟，而且发生在潘先生一家都坐在餐桌上的时候。

听见门铃响，老潘的二女儿便过去开门。匆忙中，她那印满荠菜花的喇叭裙让椅子脚拖住了。先是发出尖利的撕裂声，但老潘的二女儿不依不饶地奔过去，那椅子便也跟着她跑起来，且发出嘎嘎嘎的叫，仿佛鸭子上架一样。最好玩的是她的裙子，维系在她和椅子之间，好像是她的身体和那张椅子，在争夺裙子的所有权似的，这样就不可避免地把裙子里的内裤，鲜亮地暴露出来。坐在一旁的潘先生可急了。他瞪大了眼睛，见那张椅子七扭八歪，随时可能倒下，赶忙一只手揿住。做女儿的只得无可奈何地扬起双臂，一只上举，一只离门把手还差两公分，糊弄了一个芭蕾舞的造型。

潘先生早就把门虚掩好了。

门铃只响了一两下，K便推开了门。

进来后，K朝大家笑一笑，又转过去，驾轻就熟地关上，但他并没有直接上餐桌，而是进了洗手间。等他甩着双手的水珠，嘎的一下拉开椅子入座时，老潘的二女儿已经进了房间，大女儿也已经起了身，对K笑一笑，风风火火地跟着去了。

你去看看。潘先生一边递给K一双筷子，一边对妻子说。妻子好像早就等着他说这句话，手上的筷子也沒放下，就追进去。她背对客厅，用夹着筷子的那只手弯到背后，吧嗒一下，关上了房门，随即里面亮上了灯。

到此为止，潘先生觉得他的计划全部被打乱了。

你们到底吃不吃呀，潘先生朝着关紧的房门喊道。而对面的K早已举起了筷子，像是舞着一把钢叉，杀向盘中美餐。随他们去吧，潘先生，K说。

K吃得津津有味旁若无人，每一次，他都一饮而尽。桌边除了老潘，也的确没人。但看起来，K更像是这个家里的主人。你吃呀，潘先生，K这么嚷嚷。

潘先生觉得到了此刻，没有必要再盘马弯弓了，他便告诉K，他想把K的名字，写进他的随感里的事。他问K有没有什么意见，K把筷子往桌上一拍说，那好呀，那我倒要谢你一谢，不过，书出来了你可要给我一本。

潘先生说，K，你再考虑考虑。

K的嘴巴油光光的，可能是已经酒足饭饱的缘故，他一改刚才的放肆，竟然夹起兰花指，抽出一张餐巾纸，在嘴角上擦拭起来，动作细致得像是三四十年代影片中的姨太太。潘先生，还有什么事吗。

这句话使老潘稍稍定了心，他一直以为自己找错了人哩。老潘很想谈得更深入些，但是又怕房間里的女人们听见。而K问完之后，一直用一种鼓励性的微笑朝他放电，老潘越发觉得女人们正躲在房门后头窥视着他。行，就这事儿，他稍稍镇定了一下，忽然板起面孔，好像对面坐着的是他的僚属，书出来了，我会给你寄去的，他说。听话音，他好像是在下逐客令，K不由自主地站起来。K开了门，让潘先生先请，K在后面跟着。

一下了楼梯，他们便让外面的骄阳烤了个正着。潘先生更是嗓子眼在冒烟，他感到自己的后背上湿漉漉的一片。远处，道路的拐弯处，撑着一把巨伞。伞下，一个老太婆在卖饮料冰棍，她干哑地呐喊两声，间或敲一敲冷藏箱。正是城里人午睡最香的时候，她的叫喊自然无人应答，无人喝彩。

老潘非常后悔现在出来，那伞上的斑斓色彩，像锥子一样穿刺着他的昏花老眼，他赶紧拉一拉身后的K，向那伞下奔去，“走”，他刚张口说了这么一个字，灼热的气浪便乘虚而入，一直冲进他的心肺深处。他觉得那粒蚂蚁动了动。

老了，潘先生对自己说。虽然躲在巨伞的阴影下，潘先生还是感到站立不住，他给K要了一支机器猫，自己则取了一支冰葫芦。

不要送了。这么说着，老潘吃了一惊。

K已经把机器猫往嘴里塞了，此时笑着咬了一口，含混地点着头，支吾了一句。

潘先生听出K说的是“那我走了”，因为K支吾的同时便往阳光下冲去，眼看着就要突破阳光与阴影的分界线了。老潘知道，他再不说就没机会了。

嗳，那个。

怎么了教授？K笑着问。

你觉得她怎么样？

谁？K问，是前面那个，还是后面那个？

老潘又说不出来了，他比划着两只手。分明如花似玉，老潘却觉得自己在销售伪劣产品。

你说后面那个，K问，他咬着机器猫，两只手也比划着，高胸脯的那个？

老潘闭上眼睛，屈辱地点了点头。

嗯，不错，有味儿，K啧着嘴巴说。

那我们怎么联系？潘先生抿嘴问道。

看你急的，K嗔怪道。他的脸色一忽儿晴，一忽儿阴的。

老潘说，总得约个时间吧。

我会给你电话的，K严肃中仿佛又带着无奈般，忽然笑龇了牙，潘先生，你干吗对我这么好？

我欠你的，老潘说。

现在要是我看上了你老婆，K忽然凑到他的脸上，你也无所谓是不是？

你这是什么话。潘先生的脸一下子涨红了，双手也握成了拳头。眼前这个人，痞痞的，这还是当初和他一起吃炒米糖的那个材料员吗？

逗你哩，K嘎嘎笑起来，不过要是你愿意，我也愿意。我早就改变看法了，K说，你怕是还把我当着当年的材料员吧？我现在什么都要，什么都想要，什么都敢要。

等K走得没影儿了，潘先生才缓过神来。他能够缓过神，全拜K刺人的话语，让他挖心的疼。他感到绝望，还有绝望的怜悯，心痛的怜悯。好像K变得这个样子，是他一手造成的。比甩他两巴掌还疼。他曾经对K寄寓了多大的希望呵。他看错了人，还是本来他就错了？到底是什么让K变得如此污浊的呢。不过这样也好，污浊的K也算去了他一块心病。他不再纠结于此了。K不相信一切，拒绝一切，但是他相信。他相信生活尚存美好。他仍旧会把K的名字留在序言或后记里的，就当他是这个时代的伤疤。

潘先生扔出一张大团结，握着那枚手雷般的冰葫芦往回走。他一路走着，那枚拒绝融化的冰一路嘀嗒着。他一推开门，便听到房间里传出的喑哑的哭泣。

没有比哭泣再让老潘恼火的事件了，因为他也想哭。老潘本来就是带着一团火进来的。他在客厅里溜达了几步，想让自己消消暑气。等走近房门口，他还是叫道：听着，我再也不管你们的事儿了，你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真的吗？里面也叫道，同时房门也呼地打开，那声音似乎瞬间扩大了几倍，爸，这话可是你说的。

首先冲出来的是他的二女儿，接着是他妻子，殿后的是大女儿。三个女人步伐整齐，面貌相似，连发型也趋于统一，只是妻子的脸更富态些，到底上了年纪，和另外两张满月似的脸还是有点儿区别的，但不细看，倒也不易觉察，因此潘先生的目光在妻子的脸上多盘旋了两圈，仿佛一只苍鹰，警惕地选择、识别着最易进攻的目标。

姑娘们都大了，老潘想道，她们的事还是由她们自己解决吧。但是他一看到大女儿脸上那楚楚动人的神情，这个想法又立即动摇了。此时，二女儿已经蹿到他身边，爸，明儿我就把他带回家，让您过目，省得您的那些同事吃饱了撑着，老是打我的主意，拍您的马屁。

潘先生的两个女儿如花似玉，是全院闻名的。经常有人向他打听这方面的行情，谈得怎么样了呵，有什么要求呵等等。他不知道这些人图的是个啥。现在他虽然还占着研究室主任的位置，但实际上已经不大问事了，除非有什么原则上的问题，非要他定夺。另外就是院里点名要他参加的会，他才去参加。院里对他的要求放得很宽。他上自由班，外出考察、参加学术会议没有任何限制，还可以在家办公。有时候，潘先生就把人约到家里谈话。潘先生在办公室的时候是很少的，不过他很自觉，他是个老实人，前面的路已经到顶了，够满足的了。但他对自己的研究室充满感情，一天不去，就憋得慌，好像还有什么未尽的责任似的。他的不放心又不能摆在脸上，让年轻人笑话他不服老。他往往一转就出来，给人一种他不过是为了散散心、透透气的宽慰。他也不固定时间，有时上午，有时下午，有时甚是下午快要下班的时候，他才出来，看到人人都在推自行车，他照样上去，开开门，看看自己的办公室，摸摸他的那张一尘不染的办公桌。

那天傍晚，潘先生吃力地翻着院里印发的电话簿，找到了J家的号码，想也没想，便拨过去了。

你是谁，那边说。是我。我不认识你。你听不出我的声音了？我听不出，我认识的人太多。咱们今天还一起开过会哩。我今天一共开了五个会。是下午的那个。对不起，请问现在几点了。六点差五分。我要挂了。谢谢你。你谢我什么。你下午帮了我。我这人从来都为自己的，要是真的帮了你，那也是迫不得已的。

放下电话，潘先生的老脸有些发暗，是那种紫暗。他非常后悔，但是又庆幸没有透露自己的名字。

第二天，潘先生是不准备去办公室的。一夜无眠，潘先生头昏脑涨。而且他也怕与J面对。J肯定是听出了他，只是装装样子罢了。她做了他三年多的助手，他们通过无数次的电话，她熟悉他家里的一切，怎么可能听不出呢。他已经习惯了J。但J好像料定了他不会报出名来。不过不去的话，J会不会认为他胆怯心虚了呢。他不应该心虚的，怎么就像做了亏心事的呢。再说，J是否听出了他，还是值得怀疑。他是故意变声说话的，J也没有追问他是谁。这么一想，潘先生觉得为难至极。熬到下午下班的时候，潘先生又拎着包，出现在研究室的门口。

首先是吴琼瑶叫起来，老潘呀老潘，功成名就了，书也出来了一多半，你何苦还这样辛劳呀？接着杨玲奔过来，又挽起他的胳膊：你们不知道，潘先生正热恋着哩。

你瞎说什么。潘先生尽力抗拒着。他想他还是不该来的，他来是找罪受的。他已经不是这里的主人了。

——潘先生，你可要抓住机遇哟。

——潘先生，你找回了那种激情吗。

——老潘，这回终于尝到被爱的滋味了吧。

最后这句是杨玲说的。杨玲已然勾着潘先生的胳膊，一副为你欢喜为你忧的神情。潘先生踮起脚尖，扭住她，突然说：对，我现在就想操你。后面那一句，声音闷得、恶狠狠得只有他们两人听到。大家只看到杨玲脸色一僵，突然就松了手，手在抖，好像被潘先生抓住了什么把柄。

在三楼的楼梯口，潘先生与J迎面相遇。潘先生来了，J喜气洋洋地叫道。你好。老潘只得回应道，脸上尽量地笑，但他觉得自己笑得扭扭歪歪。你怎么了，J恭敬地问，不舒服？没事的，潘先生说，老毛病了。潘先生觉得自己又恢复了长者风度。老毛病也要治，J说话的神情像是他的大女儿。潘先生，我还盼望着继续拜你为师哩。

就是J的最后那句话，促使潘先生当天夜里再次拨通了她的电话。

喂，潘先生压低嗓子说。又是你，那边说。你说我是谁？何必呢，何必要知道你的名字哩。你喜欢这样？我喜欢。你经常这样。还头一次哩，你看我们是不是一听钟情。是第二次，老潘提醒道。那边愣了愣，对，是第二次，昨天第一次。要不要我的号码？不要。这样不公平的。对不起，那边银铃般笑了，我的电话只打进不打出，怎么，你还这么计较。好吧，那我就打给你。我要你天天打。那我就天、天、打。

放下电话，潘先生抽出一张信笺纸，开始写他的病退申请：现代通讯设备为人们之间的联系提供了便利和奇特的——潘先生连喊“错了错了”，他撕了纸，又重新开始写。

“出于对潘教授的身体，以及他正在进行的研究课题考虑”，研究院很快便批准了潘先生的退休请求。同一天，院长还宣布：免去潘先生的主任一职，接替他的位置的，理所当然，是J。据说J是潘先生力荐的。

会议开得很隆重，也很庄重。院长和书记轮番上台，从不同的角度，回顾了潘先生严谨治学的一生。最后，是被内定为第三梯队的一位博士生，声情并茂地向潘先生表决心，学習他的治学精神，发扬他的求实作风云云。

晚上，潘先生夫妇，以及他的两个如花似玉的女儿，被请到龙华酒家。院主要党政领导，以及与潘先生一起战斗过的同事们作陪，正好凑足了两桌。J和杨玲，充分显示出他们这个研究室多才多艺的优势，又唱又跳，两个人像孔雀开屏，争奇斗艳，似要一比高低。不过高潮肯定是要留给主宾的。高潮节目是杨玲出的，她提议潘先生和潘夫人出场，为大家表演当年潘先生千里走单骑，坐在门槛上，追求潘夫人的那一段对话场景。杨玲的提议，赢得了浪涛般的掌声。就有人围上去，围在潘先生和他的妻子身边。

潘先生的妻子两颊酡红，双眼熠熠发光，仿佛年轻了二十岁。她紧紧盯着潘先生，等着他的召唤。

潘先生是不想表演的。他觉得这很无聊。已经退休的潘先生，一点也不明白，他的激情哪里去了，是随着时间逝去了呢，还是本来就没有那种激情？但是他又不能明确表示反对。特别是妻子那动人的神采，使他忽然想起如烟往事，想起坐在门槛上，猜想里面那个守身如玉的姑娘慌慌张张的模样。潘先生的眼睛也渐渐贼亮了。

准备停当，大家拭目而待，J腰眼上的BP机叫了。

J向大家抱歉地笑笑，走了。

J一走，潘先生跟着也瘫痪下来，说是胃有点儿不行。大家也没有再坚持，好像潘先生放了他们一马。但是由于走了一个人，人心开始涣散，刚才还热闹非凡的聚会迅速朝尾声推进。潘先生也乘乱钻出来，他瞄着收银台旁边的一扇小门，游鱼般地钻进去。里面有只电话。

喂，那边问。

J，潘先生说完，便听见那边啪地关了。我打错了吗？潘先生问自己。他又拨了一回。是盲音。喂，喂，潘先生对着发出盲音的话筒叫道。

爸爸。老潘回头。是大女儿。

整个晚上，大女儿一直坐在潘先生的身边，唱歌跳舞的任务则交给了二女儿。潘先生离开桌子时，大女儿便跟了过来。她一直不放心地跟着他。现在，潘先生望着女儿，眼睛里似乎在说，你都晓得了？做女儿的挑开了头说，走吧，爸，我送你回去。

老潘，老潘！潘先生的妻子过来了，老潘，院长在到处寻你哩，总得和人家打声招呼吧。

望着迎面而来的妻子，潘先生终于说出话来：电话，打不通了，打不通了呀！

潘先生在她面前，“呜呜呜”地哭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