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姜婷

刘震云和吴仕民两位作家，在不同的地域文学作品中都有以宗族为中心，以村民对权力崇拜为主的书写，然而作者对权力的态度上却同中有异。本文试图通过解读二者两部小说家族关系中的“权力游戏”，旨从两部小说不同的文本叙事分析来比较其隐藏在各自背后权力争斗的复杂关系，以此发掘各自小说的内心独白。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宗族文化传统极其浓郁的国家，宗族的产生最早可追溯到氏族社会以父系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宗族的核心是“宗”，它强调是以血缘关系聚居在一起的族群，而宗族自古作为中国社会的重要组成形式，其丰富了传统的家庭结构。本文试以《故乡天下黄花》和《铁网铜钩》两部小说中作者以家族权力为中心不断展开的宗族械斗为叙事主线，来分析在人性与宗族权力之间的矛盾冲突，挖掘作者在寻找精神上的故乡主题中反映的社会意蕴。

同样是对宗族权力的书写，刘震云和吴仕民的两部小说从不同地域角度中所体现出的艺术风格有相似的契合之处。从小说的取材上看，《故乡天下黄花》主要由四个历史切入面：村长的谋杀（民国初年）、鬼子进村（一九四零年）、翻身（一九四九年）、文化（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八年）构成，其故事发生在20世纪中原农村地区“马村”的历史生活。

民国初年，以孙李两家地主为争夺村里村长的掌控权为切入点，先是村长孙殿元被人谋害在村西的一座土窑里，由此导火索，之后得知是李家人所为，孙老元一家一直对李家怀恨在心，在孙老元精心策划下，让许布袋借李老喜看戏趁机杀之为自己的儿子报仇雪恨。这时期许布袋、孙毛旦掌握了村里的政权，他们以小人之心先下手為强，扫除了当村长的绊脚石，他们在暴力下赢得了全村的威望。可见，孙殿元、李老喜都死于家族仇杀，两家族的宗族仇恨必会为了权力而世代诛戮。抗战年代，孙毛旦带日军进村强征粮食，借此孙屎根、李小武为代表的八路军和中央军想要各自剿灭日军，但知道敌强我弱便各自逃之夭夭，村民惨遭日军毒害。新中国成立后，贫农翻身闹土改，地主李家和孙家被打倒，赵刺猬、癞和尚为了争夺村子的统治权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蛮横争夺，马村再度陷入权力纷争。“文革”时期，村里分成了：村支书赵刺猬和大队长和癞和尚两派，后起的有李葫芦派别，他们都成了村里的人物头，其以“夺权 ”的口号进行斗地主分田地分财产的反复无常的斗争，此后马村又变得乌烟瘴气。

作者虚构出一个故乡马村，村民为了掌握权力展开了周而复始的宗族械斗，他们为权力而生为权力而亡。《故乡天下黄花》中映射了各时期的家族在村中的权力之争，生动反映了错综相连的中国传统社会影像，这部小说向读者展现了一段跃跃纸上的乡村历史故事。刘震云借戏谑的笔，以游戏的态度，用新历史主义思想审慎地批判故乡，他以远距离关照的姿态冷静回首故乡生活，甚至不惜采取戏谑、荒诞的笔调，强硬地拉开自己与故乡的距离，而《铁网铜钩》则不同。

倘若《故乡天下黄花》是以权力的嘲谑来表达对“故乡”的抗拒，那么《铁网铜钩》则是寄予了吴仕民先生“对家乡的深情回望”的缱绻“家书”。作品从历史、民间和文化的诸多视角着手，小说选取“宗族械斗”的题材作为叙述对象，作者精心构思，设计了“一主两副”三条叙事线索：以铁网朱家、铜钩赵家两个宗族的世代恩仇为主线，以渔民与官府之间的社会矛盾和中国人民与日本侵略者之间的民族矛盾为副线，揭露出民国年代居住于鄱阳湖的朱、赵两家因生存走上了永无止境的循环复仇之路，两个渔村的宗族械斗连续不断。

在文明未开化的鄱阳湖村，赵朱两宗族唯有靠暴力霸权才有可能解决矛盾，唯有胜者才能削弱败者之风气，借此维持本宗族生存的最大利益，为此两大家族世代两虎相争。

朱继元作为朱家的族长一生主张双方用械斗的方式来夺取捕鱼领地，他三次挑唆两家的斗争，借此想要掌握鄱阳湖的发言权。不幸的是他在械斗中失去了三个儿子，丧子之痛已经占据他的灵魂，因此他更加执拗于以暴力的方式为亲人报仇，为此他不顾一切采取暴力的手段与赵家夺取鄱阳湖的水域，以获取生存利益的最大值。朱继元为保护自己宗族的生存资源找到合理的说辞，其认为与铜钩赵家的互相械斗这一暴力行径能给他带来胜利的快感，也是理所当然的复仇计划，两大宗族的暴力争执已不仅仅是一种刀枪相向的方式，更是一种复仇的象征。可怕的是，他尚未领悟到“一命偿一命”的暴力方式是一种恶性循环的怪圈，可见朱继元是老一代传统宗族暴力观的典型代表人物。

与之相反，赵仁生与朱继元是站在不同宗族文化立场的两代人，赵仁生从小受儒家“仁爱”思想的教育，他认为两大宗族对于鄱阳湖领地的矛盾冲突应提倡“以仁释暴”的解决方式，反对以牺牲无辜生命为代价的武力斗殴。因此当仁生面对朱家的械斗挑战时，他的第一反应并不是欲擒故纵，而是选择和解，他的性格具有传统文化的道义、智慧和正直的特性。小说借主人公赵仁生之口，表达了要冲破和挣脱传统宗族观念与现实利益的“铁网铜钩”，批判了固步自封的深远主题，它也是作者对小说所描写的民国时期鄱阳湖宗族械斗故事的自觉反思。

铁网朱家与铜钩赵家，一生都在为资源而斗，谁拥有权力就是王道，但在故事的结尾，两大宗族回归于家国合一的归属中，权力挣脱了网钩的桎梏，化为鄱阳湖历史上空的一道陈迹，也隐喻了人们即将迎来新的曙光。

宗族下的权力游戏可以说是刘震云和吴仕民两人小说的共同主题，两部作品可谓珠联合璧。诸如《故乡天下黄花》表现了从民国初年到“文革”时期的家族世代恩怨写照，马村就是以权力展开的一场生杀予夺的故事，小说中正面人物甚少，反派人物和弱者众多，他们身上具有浓厚的国民劣根性。作者笔下的马村20世纪生活史，无疑是一部赤裸裸的权力斗争史，在刘震云看来，历史就是以权力为标的而展开的一场既无规则也无裁判的争夺战，它的最实用的逻辑就是成王败寇。

故乡对不同的作家来说都有不同的印象。而吴仕民将《铁网铜钩》的人物为墨，在宗法制度与宗族恩仇的卷帙中绘画出一部体例宏伟、别具一格的鄱阳湖历史人物形象，构成了乡土中国宗法制度下隽永的画卷，使其成为作者深深怀念故乡的“乡愁之书”。它们的结局有差别，《故乡天下黄花》的最终权力都只属于坐收渔翁之利的头领人而不是为旁人做嫁衣的拓荒者，他们的命运仅是别人的玩物罢了，悲剧仍在上演。在刘震云笔下的悲剧人物，似乎一切都成了真实的调侃，剧情理当是心酸、甚至是悲恸的色调，但却染上诙谐、圆活的戏剧效果，作者“自得其乐”的气魄无疑给作品增添了一种独特的魔力。而《铁网铜钩》则关注的是家国统一的叙事模式，在吴仕民先生笔下，强横的暴力会被新的民主文明所替代，人们将以民主文明的方式来化解宗族纠纷，传统的宗族矛盾冲突在新的国家政治体制照望下终会得到合理的、公正的解决，为他们创造一个美丽、富饶的新的精神家园。

乡村是一种文化空间，一种在宗族权力下，在历史的长河中把人性扭曲的空间，人们拥有权力便可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和外在的物质，想必当时是在礼崩乐坏、政治变动的社会环境。综观上述之论，宗族械斗是中国传统文化宗法制度社会下的产物，阐明了一定历史时期的真实社会风貌，让我们对往昔的历史问题有了新的解析，如何解析过去也是当代人所要反思的问题。

作者单位：西北民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