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均，1972年生，湖北随州人。教育部2017年度青年长江学者。现为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出版《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1976）》《张爱玲十五讲》等专著5部，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20余篇。主持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年学术志趣主要集中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

小说《玩笑》里的主人公路德维克这样形容初见的露茜：“我看见一张脸蛋，既不引人注目地迷人，又迷人地不引人注目。”这也是我读张均教授批评文字时的感受。我看见一席文字，我看见一种力与美的艺术，既不引人注目地迷人，又迷人地不引人注目。我怀揣溢满的心，走上前去，她露出笑容，温柔了岁月。

1972年，张均出生于湖北随州的农村。高中时被班主任强行更改理科的经历，让原本热爱文史地的他，失落了许久。及至高考放榜，他的失落终成失意。不为他理科全校第九名的成绩，却只为如果当年读文科，许能进北大的难逢机缘。奈何人生的缘分，便是差一分、差一秒便不能成形。他接受了这样的人生设定。在华中理工大学的四年本科生涯中，他勤勤恳恳，努力学好自己的机械专业。但是每当拿起扳手处理问题时，他那颗文学心便热烈地升腾起来。时间能抹平岁月的痕迹，却也加重着一个人的执着。在得知考研究生不看专业后，他紧握三个月的复习时间，最终以优异成绩进入武汉大学中文系学习。或许在他迈进武大校门的那一刻，就注定了他今后在文学批评领域的耀眼夺目。在研究生期间，张均的聪明英发之气，便溢于纸上。在《张爱玲论》一文中，他洋洋洒洒涂抹万把字，使张爱玲这一人物，活泼泼如蠕动。之后，经历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的博士洗礼，他的学问日显沉静之容，专著《中国现代文学与儒家传统》便是体现。张均在该书中理性且从容地辨析了中国文化的主要部分——儒学，在1917到1976年中国文学现代性建构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2002年留校中山大学后，张均的学术道路便也“一体两面”地展开。他那引人注目的一面，便是以社会主义文学研究为核心的“力的艺术”的一面，他那迷人的一面，则是以张爱玲研究为核心的“美的艺术”的一面。在力与美的觥筹推盏中，张均的文学批评世界搭建完成。

一.力的艺术：社会主义文学研究

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版，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与当代中国社会相依存的社会主义文学，亦是如此。但是长期以来，我们总是拿西方的理论、话语来解读社会主义文学实践。态度激烈的学者甚至讽刺“十七年文学”根本就是“图解某种政治理念”、展现“臆想的历史和臆想的现实”的“烂苹果”。虽然一些学者也义正言辞地指出“用‘政治化来概括这个时期的文学”“是不公平的”，但是却也仍然面临着严峻的理论挑战。如何理解社会主义文学遗产，如何理解这一遗产中的成就与悲剧，是摆在每个当代文学研究者面前的重大课题。张均教授选择以社会主义文学作为研究对象，这体现了他当代知识分子的担当意识，为生民立命的卓越追求。在对社会主义文学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张均教授以史料为本，“三更灯火五更鸡”，钩沉稽古，探骊得珠，用力之深，可见一斑。与此同时，他以问题为本，发微抉隐，探得个中三昧，铺衍成章，笔力之深，可以想见。

回憶起自己史海钩沉的经历，张均曾这样说：“这几年我看过的旧报旧刊、作家传记、日记、回忆录、批判材料、交代材料、私人书信、档案材料、年谱之类，确实非常之多。有一年多时间，一直泡在中山大学图书馆四楼保存库（收藏有“十七年”旧刊）。遗憾的是，中大馆藏旧刊受到严重破坏，‘天窗频频可见。一些‘反动分子的文章，都在目录上被墨笔涂去，内文又被糊上白纸。好多次，我试图小心解开糊在上面的那层白纸，但都半途而废，不得不感叹半个世纪前工作人员的‘认真。也因此，几乎从武汉大学图书馆全套复印了当年的《文艺报》（武大旧刊未开任何‘天窗，但时可见读者在‘反动文章边上留下的感慨或愤怒的‘批注），闭门读了三个多月。这堆复印资料，如今躺在办公室里，上面留下我大量阅读印记，‘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之意在焉。”傅斯年言史料发掘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当代学者王本朝也言查找史料是“屁股学问”，屁股坐得住，资料就做得扎实，所谓“板凳甘坐十年冷”即是。在这多年的案头工作中，张均教授发掘了诸多珍贵的一手材料。这其中有涉及文学组织制度的《单位制度下的文人生存》《赵树理与<说说唱唱>杂志的始终——兼谈“旧文艺”现代化的途径与可能》，文学出版制度的《五十年代的私营书局及其文学出版》《稿酬制度的形成及其文学场功能》《五十年代文学中的同人刊物问题》，文学接受制度的《50至70年代文学中的读者问题》《左翼文学“读者”概念的演变》。还有文学文本本身的史料发掘，如《区分的辩证法：<暴风骤雨>人物本事研究》《小说<暴风骤雨>的史实考释》。不论是文本周边的书信、日记、档案，还是作家作品的初版、再版，乃至于文学制度相关的材料，这些被发掘的史料，为社会主义文学研究，都提供了重要参考，体现了张均教授在搜集史料方面用力之深。

以史料为本，并非唯史料为本。如果只是单纯性地进行史料考订，那么极易陷入史料研究的“平庸之恶。”张均教授在搜集史料的基础上，也有意识地从史料中发现问题，以问题为本，提升史料性文章的研究品质。如在细读1949-1954年间的《文艺生活》《文艺报》《光明日报》这些史料的过程中，张均便发现这些报刊所经历的“一体化”有着自身特殊的历史“细纹”。由此铺衍的《赵树理与<说说唱唱>杂志的始终——兼谈“旧文艺”现代化的途径与可能》一文，便是例证。在梳理1955年前后与《文艺报》相关的胡乔木、丁玲、冯雪峰、周扬等人的人事纠葛的过程中，张均指出，正是这些人事纷争，导致赵树理被迫退出《说说唱唱》这一杂志，也便一并导致《说说唱唱》刊物所推行的“旧文艺”的现代化陷入停顿。从《文艺报》的史料发掘出发，张均在文中最终指出“旧文艺”的挫折，决定了“新的人民的文艺”错失了另一种赵树理式的具有本土根基的经验可能性。至于社会主义文学史料考订“升级”改造的集大成者，莫属张均教授《重估社会主义文学“遗产”》一文。通过对1942-1976年间以《讲话》为代表的主流文学史料的把握，张均在文中提出了社会主义文学的三宗亮眼“遗产”：在以大悲悯情怀史无前例地记述下层阶级“非人”生存真相方面，在以宏阔、深刻的视野发现中国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组织形态及其动态变迁方面，在创造以平等、劳动、集体为核心的“新文化”方面，社会主义文学皆有一定贡献。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关于革命历史和建设的讲述，是中国当代文学中最早的“中国故事”。对这一“中国故事”进行条分缕析地辨析，不仅是我们当代文学继续讲好“中国故事”的先决条件，也是建立文学的“文化自信”的必经之路。在这个意义上，张均教授在该文中对社会主义文学“遗产”的梳理，为我们最终建构并发展出一套成系统的、较为完备且成熟的、解读当代中国文学发展的学术体系，作了有益补充。这同样体现了他在社会主义文学研究方面的“力的艺术”的一面。

二.美的艺术：张爱玲研究

国内学界对张爱玲的研究，随着海外学者夏志清的再评价，而成为一门显学。王德威、唐文标、林幸谦、李欧梵、许子东、赵园、杨义、周蕾等等学者的论述，让“张派警句金言成了学界的口头禅”。王德威曾讲张爱玲的小说“以写实为基础，避谈怪力乱神，却自能召唤出一荒凉颓废的恐怖世界”。此言不虚。在《传奇》中便有多处场景展现这一荒凉与鬼魅。如《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这一场景：“整个山洼子像一只大锅，那月亮便是一团蓝阴阴的火，缓缓地煮着它，锅里的水沸了，咕嘟咕嘟的响。”《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这一场景：“地板正中躺着烟鹂的一双绣花鞋，微带八字式，一只前些，一只后些，象有一个不敢现形的鬼怯怯向他走过来，央求着。”学者都道“生于末世运偏消”，是张爱玲在小说中表现出上述荒凉气质的原因。但是却甚少有人对其作更为细致的分析。而张均却“设身处地地想象张爱玲”，尤其从家庭出身的角度出发，阐发了她的“失落者”心态。在他看来：“不幸的童年，没落的家庭，动荡的现实环境使她成为一个‘失落者，造成她复杂的心理矛盾，‘失落感是她基本的心理状态，从而导致了她精神上的悲观气质。”怀抱着这样深切的理解，张均在评论张爱玲小说时，便多了一分温柔。在这样的写作姿态下，一种荒凉中掺杂着温柔的美，便浮现出来。

张爱玲小说里有许多苍凉的意象，典型如《金锁记》里的月亮：“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模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许子东曾理性客观地说：这奇绝质感的月亮意象，就是张爱玲在悲凉恐惧中支持孤独的主要方法之一。面对此苍凉意象，张均却更为感性地讲：“人在乱世的仓惶与无所依归的感觉，在张爱玲是极深切极沉痛的了，她唯恐失掉‘生命这最后的唯一的真实，记忆，闪烁游移的时间片断，她都视为‘生命的那个时刻，努力地捕捉着，把握着。她小说中大量的苍凉象征，如凄凉的月亮（《金锁记》），如拉过来又拉过去的苍凉的胡琴（《倾城之恋》），要么自身积淀着主体的人生感受和情感体验，要么作为触发的契机，唤醒生在可爱而又可哀的乱世的人的或沉痛或颤栗的生命瞬间，这都是张爱玲追寻‘过去复现生命的中介之物。”人是生活在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的沉没下去，深陷其中的张爱玲，觉得自己被抛弃了。为了证明自身的存在，哪怕只是白驹过隙的片刻停留，张爱玲选择抓住古老的记忆。但是她最终却也发现，这过去之物，也将永远过去，因为逝去的，永远是无法挽回的。张均教授在这里用细腻的笔法，揭示了苍凉意象背后的张爱玲的虚空与无力。张爱玲的苍凉意象与张均教授的柔性文字在这里碰撞，并最终迸发出一种奇异之美。

張爱玲小说里还有许多苍凉的场景，典型如《半生缘》里的这一处：“这两天月亮升得很晚。到了后半夜，月光朦朦地照着瓦上霜，一片寒光，把天都照亮了。就有喔喔的鸡啼声，鸡还当是天亮了。许多人家都养着一只鸡预备过年，鸡声四起，简直不像一个大都市里，而像一个村落。睡在床上听着，有一种荒寒之感。”狂奔的猛兽找寻着壮士的刀，美丽的飞鸟寻找着牢笼，青春不羁之心寻找着毒色的眼睛，张爱玲却只能看着月亮。从童年起，张爱玲便独自一人，照顾着月亮。张均讲“人若系恋之物大半丧失，大概都会有此类与世界脱离、浮生若寄的荒凉之感吧。”没有花里胡哨的语言包裹，只淡淡的一句，但这句背后的不忍与呵护，却早已融化了人心。

张均某年返乡，途径武汉大学，夜里睡在山下的一个房间里，一种无法消解的荒凉之感，涌上心头。他讲他对张爱玲更多是感慨，张爱玲时时在不相干的地方生出的荒凉感，使他深感亲切。但是，亲切与尊重之中也包含一些他不甚认同的成分。他讲这是因为自己无幸运生于“僭缨望族”之家，不期然地耳闻目睹了太多的不义和恶，因而对力图将张爱玲符号化的中产阶级文化终究不能亲近。但或许正是这份感性亲近与理性距离，让张均的文学批评文字与张爱玲的小说语言，在相互碰撞中散发出了一种别样的美的艺术。

（朱一帆，文学博士，郑州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