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霈宁

“尼克松总统曾说，他担心向中国开放世界会制造出一个‘弗兰肯斯坦。而这就是今天我们面临的局面。”

7月23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尼克松图书馆前发表演讲，他将中国比喻为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中的人造怪物。这个怪物虽具有人的外形，却并非人类，而且还试图杀死制造它的科学家。蓬佩奥以这种非人化的方式描述中国，流露出对中国的罕见敌意。

透过这层敌意，不少媒体将该演讲解读为美国对华的“新冷战”宣言。但是如果简单以美苏冷战的旧有范式来理解当前中美之间的争端，则容易忽视美国政治已经发生的重要变化，尤其是可能低估美国保守主义者对抗中国的决心。

“对华接触”战略与自由主义的普世理想

蓬佩奥在演讲中宣称，被美国政府奉行了四十余年的“对华接触”战略已经失败。“对华接触”战略是美国长期以來处理对华关系的基石，其核心意图是通过帮助中国实现经济的自由化来推动中国政治的自由化。该战略肇始于1970年代，时值美苏冷战时期，因此也明显带有美国意识形态扩张的影子。

准确地说，“对华接触”战略是冷战思维的产物。1946年，丘吉尔在美国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他说，“我们决不能放弃以大无畏的声调宣扬自由的伟大原则和基本人权”，“我们在这里要考虑的是永久制止战争和尽快在一切国家为自由和民主创造条件的问题”。丘吉尔在此替美国人直言不讳地道出了冷战时期西方阵营的终极目标：在全世界推行自由和民主。彼时的美国自诩为全世界的“自由灯塔”。如果抛开其中的夸张宣传成分，其所推崇的自由主义确实具有浓重的普世主义色彩。

美国以自由主义的精神立国，杰斐逊、亚当斯等美国国父们受洛克思想的影响甚深。《独立宣言》开篇所颂扬的“生命权、财产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就来自洛克。根据洛克的政治哲学，每个人都拥有上天所赋予的自然权利，所有政府的合法性只能都来自人民的同意。这也即是“天赋人权”说的理论来源。

“天赋人权”说代表了一种普世主义价值观，因为它主张的并非某个特殊民族或者特殊文化传统中的人权，而是人类的普遍人权。或者换言之，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应该接受美国的人权观念和与其相似的政治制度。“天赋人权”的普世主义理想给予了美国人充分的制度自信，并促使其在世界各地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民主化浪潮。而且在冷战结束之后，美国人更加坚信历史将终结于自由民主制，人类最终将殊途同归。

从原则上来说，相信普世价值观的自由主义者没有天然的敌人，因为他们认为人性是相同的。他们身上具有一种“传教士”的使命感，意在改造他者，而非消灭他者。于是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对华接触”战略是美国冷战思维的产物，因为它的最终目的在于以和平演变的方式促成中国政治的自我改造，而这又是以美国人对自由民主制的高度自信为前提的。

然而“对华接触”战略的终结意味着美国政府已经扭转了冷战思维，也放弃了自由主义的普世理想。所以未来中美之间的争端不可能是旧冷战的翻版，而很可能演化为一种更为紧张的对抗性关系。

美国保守主义的崛起

自由主义的普世理想既让美国在世界上扛起了自由民主的大旗，也让其承担了过多的国际义务。为了保持“自由灯塔”这一称号，美国每年不得不为维护欧洲和东北亚的安全而支付庞大的军费。

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在诸多方面存在重要差别，其中之一就体现在对待他者的态度上。

与此同时，自由主义所引发的弊端也逐渐在其国内显现。经济全球化鼓励资金流向劳动力成本更低廉的第三世界国家，从而导致了大量美国蓝领工人失去工作；自由主义推崇多元文化，但由此带来的人口拉美化、同性恋婚姻、堕胎合法化等问题则严重冲击了美国社会的传统价值观。

随着自由主义的日渐式微，保守主义的声音开始变得越发洪亮。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不相信普世价值，而只相信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在谈到美国的保守主义时，我们不得不提及“文明冲突论”的始作俑者萨缪尔·亨廷顿。

亨廷顿在1993年提出，冷战结束之后，世界各国之间的对抗将不再围绕意识形态展开，而是体现为文明的冲突。他将当今世界的版图分为西方文明、中华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和东正教文明等。在亨廷顿眼里，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对抗性的。对每一种文明来说，拒斥和挑战其他文明不仅是捍卫自身的手段，而且是确认自我身份的方式。“我们只有在了解反对谁时，才了解我们是谁。”

作为一个保守主义者，亨廷顿还认为民主、人权、法治只属于西方文明，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观。所以在他看来，美国在非西方国家推行自由民主的努力注定是徒劳的，因为不同文明之间从根本上来说是无法相容的。

文明冲突论打破了冷战时期两极对抗的叙事框架，而从保守主义的角度对自由民主制作出了独特的解释。对于习惯了两极思维的非西方国家来说，这一新框架颇具有迷惑性。一方面，美国的保守主义者主张放弃意识形态输出，这似乎是在向非西方国家伸出橄榄枝；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对所有非西方国家抱有一种无法通融的敌对态度，不相信文明之间可以消除隔阂。后一方面与冷战时期自由主义者理想中的世界大同判然有别，其中蕴涵的冲突一旦爆发甚至可能超出“冷战”的范畴。

文明冲突论后来因为“9·11”事件而名声大噪，因为那场恐怖袭击俨然就是伊斯兰文明向西方文明的宣战。2016年特朗普上台后喊出了“美国优先”的口号，从而让保守主义正式登上了美国的政治舞台。上任后的特朗普致力于让美国卸下“自由灯塔”的偶像包袱。他对内反对“政治正确”，力阻墨西哥非法移民入境，对外大幅削减支持海外民主运动的预算资金，还要求盟友分担美国驻军的开支。

特朗普政府的每一项重要政令似乎都在践行亨廷顿的主张—以强硬的姿态捍卫美国的自身利益和传统价值观。因此，我们不应该轻率地将特朗普视为一个坐在白宫里满嘴跑火车的“政治素人”，也不应简单地以为他打压中国只是为了谋求个人竞选连任，而必须从保守主义的角度来理解他的所作所为，和美国政治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保守主义在美国政坛的崛起是近年来中美争端不断升级的直接原因。这是我们必须认清的事实。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在诸多方面存在重要差别，其中之一就体现在对待他者的态度上。理解这一差别，既有助于我们认清眼前的对手，也有助于对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做出预判。

保守主义者眼中的“异质文明”

2019年4月29日，美国国务院前政策规划主任斯金纳在一个公开场合称，中美贸易战是美国“与一个真正的异质文明作战”，中国是独特的挑战，因为当前中国的制度不是西方哲学和历史产物。她甚至将中美争端与冷战时期的美苏对抗相比较，称“（美国）与苏联的竞争在某种程度上，是西方家庭内部的斗争”。

尽管斯金纳的上述言论一度在媒体界掀起轩然大波，但是却没有引起美国高层官员的抗议。因此我们可以视其为与白宫的政策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而其中所透露出的敏感信号更是值得玩味。

斯金纳的这一观点显然是承自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但是她将苏联这个美国昔日的“劲敌”称作西方家庭内部成员，这种论调放在过去却是不可想象的。不过细究起来，也并非全无道理。

如果我们参考那些在冷战时期流行于英语世界的政治哲学著作，如波普尔的《开放社會及其敌人》、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和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会发现其中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将所谓“极权主义”当作西方哲学中理性主义一脉发展的结果。而与之相对，自由主义则是经验主义哲学的化身。关于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论争几乎贯穿在整个近代西方哲学的传统之中。从这个视角来看，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的对立也并没有跳脱出西方文明的框架。所以，斯金纳把苏联当成西方家庭的内部成员似乎并无不可。

保守主义在美国政坛还远未实现“一统江湖”，在国际社会上也并不讨好。其局限性或可为前景愈发黯淡的中美关系带来变数。

再联想到“铁幕演说”，我们还可以发现，丘吉尔在评价其共产主义对手时实际上不乏敬意，甚至称赞后者“英勇”和“令人钦佩”。这与蓬佩奥用“弗兰肯斯坦”来描述中国时所流露出的恶意，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

如果说冷战时期的美苏对抗只是西方家庭内部兄弟之间的竞争，那么当美国认为自己在面对一个完全异质的文明，甚至是一个非人的怪物时，其抱有的敌意则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这种天然的敌意决定了，即使再密切的经贸关系都无法建立起相互信任。正如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所说的：“不管亚洲和美国社会存在着怎样的经济联系，根本文化差异将使二者无法同居一室。”

而且在保守主义者的世界观里，文明之间的冲突无法通过对话解决。在蓬佩奥的演讲中，这体现为他对于中国的态度：“不信任而且要确认”（distrust and verify）。这句短语修改自里根总统在与苏联进行核裁军谈判时的口头禅“虽然信任但仍要确认”（trust but verify）。从这一微妙的改动中，我们也不难看出美国人对于中苏两国的态度反差之大。

虽然保守主义来势汹汹，中美关系日趋紧张，但是这种形势也并非毫无转机。保守主义在美国政坛还远未实现“一统江湖”，在国际社会上也并不讨好。其局限性或可为前景愈发黯淡的中美关系带来变数。

保守主义的局限性

从美国的国内政治来看，尽管民主和共和两党在大多数议题上渐行渐远，但是在涉港、涉台、涉疆等对华问题上却取得了跨党派的共识。如《2019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在参众两院罕见地以近乎全票通过，说明两党在对华强硬态度上空前团结。

不过我们也不应忽视了两党之间的显著分歧。特朗普上台之后固然开启了美国政治的保守主义转向，但同时也加剧了美国政坛乃至整个社会的两极化倾向。从近期由弗洛伊德之死所引发的大规模左翼抗议运动来看，美国左派非但没有因保守主义的得势而销声匿迹，反而呈现出越发激进化的发展趋势。所以，尽管保守主义近些年在美国政坛风头正劲，却不能因此而认为它已经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

左翼运动的激进化暗示着左派依然没有放弃自由主义的普世价值观。恰恰也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民主党能够暂时与共和党取得共识，在人权和国家安全问题上加大对中国的施压力度。然而两党对华强硬的出发点却是不同的。民主党在意识形态上更接近于过去的冷战思维，意在改造对手，而非消灭对手。因此，两党目前的团结只是一种表象，它类似于罗尔斯所谓的“重叠共识”，是一种临时的、不稳定的状态。

前不久，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公开表示，他若当选就会取消对华关税。这一柔性姿态更接近于“对华接触”战略，是给中美争端降温的信号。所以我们有理由期待，如果拜登在11月份的总统大选中获胜，中美关系或将迎来重要转机。即使不能完全回归过去的轨道，至少有望大大降低中美之间爆发更激烈对抗的可能性。

在国际关系方面，特朗普政府上台后所推行的“美国优先”政策和单边主义路线，已经大幅削弱了它在传统盟友中的政治领导力和道德感召力。

两党目前的团结只是一种表象，它类似于罗尔斯所谓的“重叠共识”，是一种临时的、不稳定的状态。

蓬佩奥尽管拉拢了不少国家加入对抗中国的队伍，但是也暴露出美国与传统盟友之间的罅隙，其中以美德同盟的“破裂”最为典型。作为在二战后被同盟国改造最为成功的国家，德国原本是美国最为忠实的盟友。但是德国人对特朗普上台后采取的单边主义路线一向颇有微词，而特朗普则不断要求德国分担驻德美军的军费开支。蓬佩奥在反华问题上没有取得默克尔的任何支持。不久之后，美国就宣布从德国撤军1.2万人，同时将美国欧洲司令部从德国迁至比利时。美德之间矛盾的公开化势必会给“跨大西洋伙伴”关系蒙上阴影。

同时，英国对美国的追随也显得不情不愿。今年4月份，约翰逊政府原本已决定允许华为参与英国国内的5G建设，且不再复议。但是蓬佩奥访英之后，英国却出人意料地宣布禁用华为。不难想象，为了在“脱欧”后达成英美自贸协议，英国迫于压力屈从了美国的意志。

另外在东北亚，韩国也一改往日对美国亦步亦趋的人设，公开表态不愿意与中国对抗。

很显然，美国正在朋友圈中失去往日的影响力。即便蓬佩奥在演讲中也不得不承认，“一些国家没有与我们站在一起”。美国既然已经不愿意再承担过去的国际义务，那么就不能抱怨“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因此，一个保守主义的美国不大可能在国际上组织起像北约一样牢固的“新冷战”阵营。保守主义者是天然没有朋友的，因为他们只信任自己。

在美国咄咄逼人的攻势之下，中美关系将走向何处？这是当前很多人都忧心的问题。中美争端的不断升级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新冷战”，但是“新冷战”这个词却可能诱导人们低估美国对抗中国的决心，以美苏冷战的旧范式来理解中美之间的新争端。

俗语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特朗普上台之后的美国政治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亨廷顿式的保守主义首次主导了美国的内政和外交。因此我们必须对特朗普政府所代表的政治和哲学理念拥有清醒的认识，才有可能避免在战略上出现误判，并进而从危机中寻找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