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中，前期虔诚而博学的副主教克洛德·佛罗洛，在遇到爱斯梅拉达之后迸发出热烈、疯狂而绝望的爱，使他逐渐变得卑鄙以致扭曲了自己的灵魂。性情转变而堕入深渊的悲剧背后是中世纪宗教神学文化的影响、爱斯梅拉达的断然拒绝、克洛德自身的性格缺陷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具有悲剧价值的艺术典型，体现了作者的人道主义情怀和对浪漫主义的反省。

关键词：克洛德 雨果 《巴黎圣母院》

维克多·雨果作为19世纪法国浪漫派领袖，曾在拜伦过世时悼文纪念，“欧洲的诗人分成两类：一类是以马内利（救世主），温存而强壮，坐在一辆霹雳和光明的车上周游他的王国；另一类则像倨傲的撒旦，当他从天国被贬谪的时候，拖带了一大群星星坠落而去。”[1]而拆毁天堂的撒旦远不止拜伦一个，年轻时代的雨果也是“恶魔派”的一员，他的反叛思想在《巴黎圣母院》中得到了较为集中的体现，其中塑造的克洛德形象从禁欲到极端纵欲的轉变让人印象深刻。本文拟梳理其前后性情转变的生命轨迹，分析其悲剧成因，并探究这一人物形象背后雨果的人道主义情怀和对浪漫主义的反思。

一、遇到爱斯梅拉达之前

（一）狂热追求学问的学生

克洛德在童年时期就被父母送至神学院学习，与弥撒书和辞典为伴。很有教养的他课间休息不大声喧哗，不欺负穷学生和公费生，拥有罕见的求知欲而勤奋好学。在16岁时神学、经学等方面的造诣已可与神父相匹敌，“对于这个年轻人来说，好像生活的唯一目的就是学习。”[2]在他20岁时罗马教廷特许他当上了神父，成为众多圣母院神父中最年轻的。从作者的叙述中我们几乎找不到青年时期克洛德的道德瑕疵，雨果明确指出他的性格本来就“十分深刻、虔诚、专注”，[2]由此可知，克洛德绝非天生的“恶魔”，相反，他具有很多可贵的品质。

（二）小兄弟温情的守护者

父母意外离世，只留下尚在襁褓中的小兄弟，使19岁的他第一次在世俗世界里感受到了责任与温情，“像初恋一般”的感情充溢着他。[2]他扮演的不仅是兄长，而更多的是“母亲”的角色，为此他发愿为了兄弟的幸福而献身神职。

之后，出于恻隐之心和为兄弟“贮备的一桩功德”的想法，[2]他收养了丑陋而为众人厌弃的卡西莫多，给他陪伴与教育，并在其长大之后如其所愿将大钟嫁给了他。虽他对待卡西莫多有时很粗暴，但卡西莫多的善良与内秀，难说没有副主教爱护与教育的功劳。此外，他曾帮助甘果瓦使其成为真正的学者，足见他的善良仁慈。

小兄弟长大后不学无术，连作者也无奈地发出感叹，“他为什么要把他娇宠坏了呢？”[2]所谓“慈母多败儿”，小兄弟若望的不成器从另一侧面体现了克洛德的宽厚，当然也透露出克洛德情感沟通能力的不足。

（三）“阴森可怕”的巫师

岁月积淀，成为副主教的他，教育小兄弟和科研这两项昔日里甜蜜的工作“逐渐渗进了苦汁”，[2]公众只是根据他“光秃秃的宽大的额头”“低垂着脑袋”“紧蹙的眉毛”等外在表现而加以恶意地揣测。[2]而那些相当可怕的名声不过是他们对克洛德的误解，连雨果都忍不住跳出来为其辩护：“凡是埃及的科学，凡是魔术、巫术，哪怕是最清白无辜的，在那些圣母院管事人看来，都是妖法”“公众也差不多有着这同样的误解……把克洛德当作巫师。”[2]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聪明、热情、富于想象力”“太耽于梦幻”的克洛德太过优秀而封闭自我，[2]加之并非清秀的外表和卡西莫多常伴左右，使得他的坏名声在教务会和公众中悄然传播。克洛德是孤独的，内心苦闷而无处诉说。

二、遇到爱斯梅拉达之后

（一）压抑感情以避免堕落

在尚未遇到爱斯梅拉达之时，他是幸福的，至少他以为自己是幸福的。在中世纪教会极端禁欲与极端纵欲的大背景下，[3]克洛德无疑是超群的。这时的他心胸坦荡，虔诚地笃信着上帝，是可以与爱斯梅拉达相媲美的。

面对诱惑并非未曾反抗过，克洛德坦言，“已经半着迷了，我就试着要抓住什么免得堕落。”[2]他恳求主教颁发禁令，想着眼不见为净。他去搜寻以前因巫师传授不祥技艺给小动物而遭受刑罚的卷宗，认为小山羊加里惟妙惟肖的表演出于妖法。西方文化中，因山羊发情时格外淫荡，被视为欲望的象征，进而成了魔鬼的化身。而克洛德或许正是基于此，将小山羊的聪慧置若罔闻，而只看到了他最愿意相信的“巫术”成分，这是克洛德神职人员的身份所致。此外，他也试图向科学与宗教求助，但在书本里看到的是却埃及姑娘的影子。于是他想再见她，脑中形象太过完美，也许事实并非如此，然而世事难料。

（二）背叛上帝而去追求爱情

作为长久的禁欲主义者，在遇到爱斯梅拉达之后，克洛德看似平静的外表下，是灵与肉、天国与世俗间的激烈博弈。这复杂矛盾的内心，与歌德笔下“浮士德难题”类似，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我的心中啊，盘踞着两种精神，这一个想和那一个离分！一个沉溺在强烈的爱欲当中，以固执的官能紧贴凡尘；一个则强要脱离尘世，飞向崇高的先人的灵境。”[4]从哲学层面讲，浮士德纠结于自然欲求与道德律令之间的矛盾，而克洛德在世俗与宗教之间徘徊，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克洛德较之浮士德，根本缺乏爱的能力与爱的自由。他自幼缺乏父母爱护与陪伴，根本不懂得如何去爱人。在神学院的学习成就了他副主教的地位，也导致了他多年的禁欲，使他无法正大光明地追求爱情，只好采取绑架、胁迫、拐卖等极端方式。

面对埃及姑娘，他为爱背叛了多年的信仰，那热烈疯狂高于生命的爱，对方却根本理解不了。她欣赏不了他的“丑”的外表，欣赏不了他的博学，欣赏不了他深沉的爱慕，更欣赏不了他粗暴的表达方式。她面对克洛德的真情告白直言，“我告诉你我是属于我的弗比斯的，我爱的是弗比斯，漂亮的是弗比斯！你这个神父，你多老！你多丑！滚你的吧！”[2]她决然而残忍地拒绝了他，丝毫无商量的余地。即使没有克洛德的出现，“单从她对卫队长法比至死不渝的爱情以及心甘情愿做太阳神的情妇”“玩物”上就可以断定，等待她的必然是一个悲剧的结局。”[5]美貌善良而富于同情心的她，同时持有幼稚浅薄的爱情观，以浮华的外表作为衡量标准，不仅带来了其自身的悲剧，也以此为由拒绝克洛德，使得他深感痛心与绝望。

（三）认知清醒而走向堕落

在最后对爱斯梅拉达的表白中：“牢房包围着你，可是你灵魂深处也许还有一线光明，虽然那不过是你对那玩弄你的心灵空虚的男人的幼稚的爱情罢了！我呢，我的心是一座牢狱，我的心像冬天……”[2]可见，他对爱斯梅拉达永远不会爱上自己有着清醒认知，而这一现实于他而言太过残酷，以致扭曲了他的灵魂。

他对爱斯梅拉达的爱情并不仅仅是世俗中的那种占有的爱。因她对弗比斯的爱而妒火中烧，连卡西莫多都要嫉妒，这是事实。然而克洛德的爱绝非那么浅薄。所谓“得不到就毁灭”也并非我们世俗男女的扭曲情爱，而是因他内心对上帝的爱与对爱斯梅拉达的爱这两者的冲突所致。最后面对兵丁的追杀，他让爱斯梅拉达从绞刑架和自己两个中间选择一个，要么我得到你，要么我杀掉你，而没有第三条路可以走。因对于他而言，他的人生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走向天国，要么走向世俗。如果爱斯梅拉达肯接受自己，他将背弃上帝而走向世俗。而他生长在那个以宗教至上的中世纪，背弃主这个观念本身就很大逆不道，是他难以承受的。而如果爱斯梅拉达可以给黑暗中的自己一线光明，他愿意背负这可怕的罪责与爱斯梅拉达共度一生，虽会遭人唾弃。克洛德内心真正恨的其实是自己，而他恨自己的方式便是恨那个“诱惑”了他的爱斯梅拉达，恨那个让自己背叛多年信仰的爱斯梅拉达，他恨她的美丽，因为她的美丽诱惑了他。所以，爱斯梅拉达的拒绝对他而言是双重打击，使他在堕落的路上越走越远。

三、雨果塑造克洛德形象的初衷

雨果是出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而创作的《巴黎圣母院》，故事的创作背景是1482年路易十一统治下的中世纪时期，而与小说的发表年份1831年的社会现实息息相关，波旁复辟王朝虽结束而仍有余烬，回顾复辟时期人民在封建专制和宗教神权下的悲惨遭遇，雨果感慨万千，为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他运用戏剧与文学“集中的镜子”观念和浪漫主义丰富的想象力，[6]创作出了作为禁欲主义者的克洛德在遭遇爱情之后放纵过度的典型形象，并寄予其深切的同情。作为浪漫主义的掌舵人，雨果伟大的地方在于浪漫并没有蒙蔽他的双眼，他也看到了浪漫存在的问题，一厢情愿的浪漫也许就是走向毁灭：未受过教育的自然状态下的人仅以外表就去评判一个人的“生死”，如爱斯梅拉达；放纵热烈的情感而不懂节制只会让自己堕入黑暗，如克洛德。

综上所述，造成克洛德悲剧的原因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中世纪宗教神学文化的影响，身处中世纪教会的克洛德，为本质是上帝文化的宗教神学文化所折服，而“上帝文化正是通过上帝、神权、天国和来世，通过禁欲，完成了对人类生命的控制，束缚了人的健康发展”；[7]其次是爱斯梅拉达以克洛德杀害弗比斯和其老而丑的外表为由，断然且多次拒绝了他，使他彻底绝望，这是导致克洛德性情转变的直接原因；再次是其自身的性格缺陷，天性忧郁而自幼便缺少家庭关爱，使他缺乏爱的能力；专注而孤僻的性格加之副主教的身份地位，使他没有爱的自由，使他的苦闷无处倾诉。种种因素加之于克洛德身上，使其感受到了生命不可承受之痛苦，以致极端纵欲而走向毁灭。作品中“Tempus edax，homo edacior”（即“时间盲目，人类愚蠢”）或许也正是作者对人类自身清醒的认识，值得多数人警醒。[2]

参考文献：

[1]易漱泉，曹让庭，王远泽，等.选编.外国文学评论选[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267.

[2][法]雨果.巴黎圣母院[M].陈敬容，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3]林中泽.中世纪西欧的宗教禁欲主义及其历史影响[J].史学月刊，1997（05）：60-65.

[4][德]歌德.浮士德[M].董问樵，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2：57-58.

[5]方位津.灵的追求 肉的毁灭[J].外国文学研究，1995（02）：3-9.

[6]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下）[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191.

[7]薛永武.试论中世纪文化及其本质特征[J].理论学刊，2003（05）：140-142.

（作者简介：张黎，女，硕士研究生在读，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献学）（责任編辑 葛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