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丽娟 龙 忠

俄藏黑水城汉文佛教文献TK58《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1］41-48卷首弥勒经变为木刻版画，黄麻纸，经折装，上下双边，用墨均匀，此件为弥勒上生经变。共有八折面，画幅尺寸：长87.5 厘米，宽23.5 厘米。在陈育宁、汤晓芳著的《西夏艺术史》［2］152-157中，较为详细地解读了经变的内容。杨富学、樊丽沙的论文《西夏弥勒信仰及相关问题》［3］31-36，结合敦煌、宁夏等地西夏时期的弥勒经变和出土文物，阐述了西夏弥勒信仰的汉化元素和兴起原因，对本文的研究有一定的启示作用。但学界对此幅版画弥勒经变的艺术特色，以及所反映出的西夏皇室弥勒信仰的研究较为薄弱，本文在前贤研究基础上，继续就此幅版画的艺术特征以及相关问题进行探究，以就正于方家。

一、图像内容释读

弥勒上生经变讲的是释迦牟尼佛为弥勒菩萨授记，成为一生补处菩萨，先于释迦佛入灭，释迦佛预言弥勒菩萨十二年后命终，并上生兜率天宫，在此处为众天人说法。过五十六亿万年后，弥勒菩萨下生到人间娑婆世界，降生在翅头末城一个名叫修梵摩的大臣家中，成长、出家、修行、成道、华林园龙华树下三会说法，度脱无量众生，其经历与释迦牟尼佛的经历如出一辙。

俄藏TK58《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卷首版画弥勒经变共分三部分（图1）。第一、二折描绘的是释迦牟尼佛在舍卫国给孤独园内说法场景；第三至七折描绘了弥勒菩萨端居兜率天宫，为诸天人说法等场景；第八折为事法图，共六幅。

图1：俄藏TK58《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卷首版画弥勒经变

第一、二折为释迦牟尼佛说法图，此二折是一个整体，与第三折中间有装饰带分割，相对独立。画面共有27位人物，释迦牟尼佛结跏趺坐于金刚座上，双手作说法印。有头光和身光，身着袒右肩袈裟，薄衣贴体，尽显身体轮廓，肉髻小而尖，细腰。造型上明显带有密宗造像的特征，有别于中原佛像造型。优婆离跪在佛前，启问引出《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以下简称《上生经》）。《上生经》云：“佛告优波离：是名弥勒菩萨于阎浮提没生兜率陀天因缘。”［4］418-420优婆离身后站着的是弥勒菩萨，双手合十，躬身呈“S”形站姿，赤上身，下着带花长裤。佛像周围侍立着弟子、菩萨、八部众、诸天人等一切大众，皆悉云集佛前。佛像上部放出两道化光，右上角黑色边框内刻有榜题“释迦牟尼佛于给孤独园内与弥勒菩萨授记处”。

第三至七折为兜率天宫诸情景。兜率天宫有城垣和城门，城垣用珠宝装饰，《上生经》云“垣墙高六十二由旬厚十四由旬”［4］418-420，城门为三开间，有人看守。宫殿雄伟庄严，为九开间宫殿，飞檐高挑，檐下斗拱装饰，檐柱间有门窗棱阁，殿脊的戗脊上有蹲兽。弥勒菩萨结跏趺坐于莲台之上，头戴宝冠，双手作说法印，身着藏密式法衣，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皆悉具足。其后有头光和身光，身光后有八道弯曲的化光，另放射出无数道光芒，光芒内有化佛、宝物以及自鸣天乐，庄严和渲染着兜率净土。殿前台阶下为一广阔的院落，院落内集聚着众多天人、菩萨及诸神将。

正中间牢度大神双手合十而立，上方黑框内榜题“牢度大神额宝珠中化十四九重宫殿供养弥勒之处”，两边有弯曲的两道化光，化光内有香花、珠宝、自鸣天乐、宫殿、天女等。《上生经》云：“尔时此宫有一大神，名牢度跋提，即从座起遍礼十方佛，发弘誓愿，若我福德应为弥勒菩萨造善法堂。”［4］418-420牢度大神后为舞伎，两侧有手持箜篌、琵琶等器乐的乐伎。四大天王腾云驾雾，位居城门两端护持法会。院落两边有八部众、声闻众、诸天子、四大天王和五大神等。人物榜题分别为：“八部众”、“声闻众”、“五百亿天子奉施宝冠”、“花德大神”、“花音大神”、“正音大神”、“喜乐大神”、“宝幢大神”、“东方持国天王”、“南方增长天王”、“西方广目天王”、“北方多闻天王”，宫殿内外雕刻人物共约76人。

第八折为六幅事法图。从上而下共三排，上排右边绘一圆拱形佛龛，内供养弥勒菩萨，前有人用名香妙花供养，榜题“花香供养”；左边描绘的是在院子前，一长者坐在案几前诵读经典，另一人躬身站立，榜题“诵读经典”。中排右边描绘的是在一草庐内，一修行者盘腿而坐，外有一男子躬身而立，榜题“深入正受”；左边画面中绘一男子，双手合十跪在殿前，榜题“威仪不缺”。下排右边绘一殿堂，其余不清，榜题“修诸功德”；左边图中有二人扫地，塔中有佛像，榜题“扫塔涂地”。《上生经》云：“佛灭度后我诸弟子，若有精勤修诸功德，威仪不缺扫塔涂地，以众名香妙花供养，行众三昧深入正受，读诵经典，如是等人应当至心，虽不断结如得六通……命终之后譬如壮士屈申臂顷，即得往生兜率陀天。”［4］418-420此六幅事法图也称之为德行图，是为众生往生兜率天必修的德行。《上生经》又云：“如是等众生若净诸业行六事法，必定无疑当，得生于兜率天上，值遇弥勒，亦随弥勒下阎浮提。”［4］418-420

二、图像艺术特征

俄藏TK58《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卷首版画弥勒经变以密线镌刻为主，线条有长短粗细之别，疏密有致，层次清晰。人物写实，与建筑的比例适当，人居于建筑之中，表现出一种真实的人景关系。此幅卷首版画同石窟壁画中的弥勒经变相比，有如下四个方面的变化。

第一，此幅卷首版画弥勒经变属于白描，色调单一。同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文殊山石窟第1窟东壁西夏弥勒上生经变（图2）在形式上有共同之处，都以规范的建筑界画作为画面的主要构成部分，人物位居建筑之中，以写实著称。人物后有头光，在密集的线条中，圆形的头光成为区分人物前后层次、人物与环境的重要特征。同隋唐时期弥勒上生经变相比，经变内容、画面形式和人物塑造已趋向单一和简化，缺少隋唐时期舞动的画面和蓬勃的时代精神。但也有其独特之处，对建筑规整的刻画，亭台楼阁、人与景如实的描写，将现实宫廷建筑真实地反映出来，体现出西夏弥勒经变世俗化的特征。

图2：文殊山石窟第1窟东壁弥勒上生经变局部西夏

第二，此幅卷首版画与洞窟壁画中的弥勒经变在审读方式上的差异。卷首版画是《上生经》内容的概括提炼和图像呈现，有助于帮助信徒理解经文。它是卷轴经卷的一部分，随着卷轴的展开，观者仔细品读。因此，它的构图需要横向展开，构图上追求左右对称、均衡与和谐。整体的构图呈现出沿四十五度斜俯视的绘画技法，这种表现技法同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的画面构图有相同之处，这种斜俯视的构图便于表现宏大的场面和众多的人物关系。但起始位置的释迦佛说法图和中间的善法堂弥勒菩萨说法图例外，佛菩萨采用仰视角度，建筑物则采用俯视，以体现出尊卑和等级关系。在洞窟壁画中，如莫高窟隋代第416、432、425 窟，弥勒经变均位于窟顶人字披的西披。它象征着兜率天宫的场景，与下方龛内的塑像二者结合在一起，绘塑互补，形成天上人间的结构布局，壁画构图以地面人站立的视点和视向为基点，站在窟龛前需要抬头仰视弥勒上生经变。因此，它的构图是向心式的，需要以兜率天宫的弥勒菩萨为视觉中心，天人、自鸣天乐、乐舞伎、八部众、大神等都围绕在弥勒菩萨周围。

第三，此幅卷首版画弥勒经变中出现了几处新样。首先，在第一、二折中增加了释迦牟尼佛在舍卫国给孤独园内说法场景，尽管榜题中有“弥勒菩萨授记处”，但并没有展示这一情节。其次，在三至七折中刻画出牢度大神双手合十发宏愿以及四大天王护法的场景。最后，在第八折刻画了六幅事法图。这些都在壁画弥勒经变中没有表现出来，属于新出现的弥勒经变样式，共同图解着《上生经》的经文内容。

第四，此幅卷首版画弥勒经变的造型特征体现了显密融合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第一、二折的释迦佛尖肉髻、细腰，为典型的密宗造型样式，与同时期的《法华经》等其他经典卷首版画中的佛像造型一致。八部众、天王等护法造型同汉地佛教造像、道教造像有相通之处，飘扬的天衣帛带，自然飘逸、流畅自如，继承了中国传统人物画中服饰的造型特征。人物形象既有中原佛教和藏传佛教的特征，又有中国传统人物画的艺术特征。建筑采用隋唐以来兴盛的界画技法画就，其艺术水准相比较中原地区壁画中的建筑界画，有过之而无不及。兜率天宫面阔九间，有飞檐斗拱和门窗棱阁，殿脊的戗脊上有蹲兽，表示此建筑属于皇宫级别的形制，等级为最高级别，是对中国传统宫殿建筑的描写。数道弯曲的化光在隋唐五代的弥勒经变中不曾见到，属于密宗佛教绘画的样式，文殊山石窟第1窟东壁西夏弥勒上生经变、大足北山第176窟弥勒下生经变都是汉密结合的样式，都有化光的表现。第八折的六幅事法图以故事画的形式，阐明佛教教义，图文并茂，吸收和借鉴了中国传统绘画的样式。

总之，此幅卷首版画弥勒经变构图丰富饱满、人物众多、主次分明，用装饰带将画面分成三部分，每一部分又有独立的主题和内容，相互之间紧密联系，以连环画或屏风画的形式图解《上生经》的主要内容，让信众在诵读经典的同时，对其内容有一个更加直观的视觉认知。画面中出现的新样式是对隋唐五代以来洞窟中弥勒经变样式的补充和拓展，西夏的弥勒经变在继承中原和前代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因此，它更具有教化和现实意义。

三、施经发愿文

本经末尾“慈氏真言”、“生内院真言”和西夏仁宗皇帝（1139—1193 年在位）的发愿文。其发愿文如下：“朕闻莲花秘藏，……感佛奥理，镂板斯经，谨施于乾祐己酉二十年九月十五日，恭请宗律国师，净戒国师，大乘玄秘国师禅法师僧众等，就大度民寺作求生兜率内宫弥勒广大法会，烧结坛作广大供养，奉广大施食并念佛，诵咒，读西番，番汉藏经及大乘经典说法，作大乘忏悔，散施番汉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一十万卷，汉金刚经，普贤行愿经，观音经等各五万卷。暨饭僧放生，济贫，设囚诸般法事，凡七昼夜，所成功德，伏愿：一祖，四宗证内宫之宝位崇考皇妣登兜率之莲台，历数无疆宫闱有庆不杀享黄发之寿，四海视升平之年，福同三轮之体，空理契一真而言绝，谨施。奉天显道耀武宣文深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仁宗）谨施。”［5］577-578

其中乾祐己酉二十年九月十五日，即公元1189年10月26日，西夏仁宗皇帝恭请宗律国师、净戒国师、大乘玄密国师、禅法师、僧众等，在大度民寺做弥勒法会，求生兜率天宫，并散施番汉《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十万卷。在西夏文《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施经发愿文中，有学者在对勘翻译过程中研究发现，乾祐二十年的《弥勒上生经御制发愿文》先使用汉文撰写，然后再翻译成西夏文［6］45。可以看出，西夏皇室对中原佛教文化的吸收和尊崇。

四、西夏的弥勒信仰

弥勒信仰自魏晋以降至唐，在社会中一直比较兴盛。早在东晋时期，僧伽提婆译的《增一阿含经》中就包含弥勒下生经的内容，其后鸠摩罗什译出《佛说弥勒下生成佛经》、《佛说弥勒大成佛经》，唐代义净译出《佛说弥勒下生成佛经》，以及刘宋时期沮渠京声译的《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成为弥勒信仰重要的经典。中原的弥勒信仰在唐以后逐渐衰退，相反弥陀信仰逐渐兴盛。西夏的弥勒信仰，从黑水城出土的大量经卷、实物资料及河西石窟中遗存的弥勒经变画，可以窥探出，西夏时期的弥勒信仰依然比较兴盛。

西夏《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共有四个刻本。TK58与TK59为相同版本，同为甲种本，且版式相同，系沮渠京声的译本无疑［1］316。TK86、TK87为乙种本，经折装，木刻本残片。TK60为丙种本，经折装，木刻本，卷中有残破。TK81、TK82、TK83、TK84、TK85为丁种本。其中TK81有佛画，有刻工“张知一”之名，TK82后有弥勒尊佛心咒、弥勒尊佛名号、三皈依和施经发愿文，TK83后有慈氏真言、生内院真言。以上四个版本均为西夏仁宗皇帝于乾祐二十年印施，数量多达十万卷［5］571-593。西夏仁宗皇帝大量印施经卷，是因为他在崇宗大德五年（1139）继位，至乾祐二十年（1189），他刚好继位五十周年，所以仁宗皇帝大搞佛事作为庆典活动。此外，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黑水城西夏艺术品中有一件绢本彩绘弥勒佛，在肃北五个庙石窟第1、3窟，文殊山石窟第1窟东壁，存有比较完整的西夏弥勒上生和下生经变图，同窟南壁还存有一幅大肚弥勒图像，在榆林窟和东千佛洞的西夏洞窟中，也有大肚弥勒的形象，可见西夏时期也十分推崇大肚弥勒，这是西夏接受中原汉传佛教和本土佛教的直接例证。

西夏建立后，曾向宋朝及周边王朝大量求取佛经，西夏佛教的发展融合了汉藏等多种因素。仁宗皇帝在位时期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呈现多样化和发展的趋势，皇帝大力推崇弥勒信仰，在各种法会佛事活动中，藏文、汉文、西夏文等不同刻本的弥勒上生经典在番汉信众间大量印施。因此，西夏的弥勒信仰具有显密融合的特征，特别是对中原汉传佛教的吸收和借鉴，如西夏印施的《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经文为刘宋沮渠京声译本，经尾却附加有密宗内容的慈氏真言、生内院真言、应诵弥勒尊佛心咒等。唐以降至宋，弥勒信仰在中原地区逐渐衰落，佛教、道教与儒家传统文化进一步融合，出现了“三教合一”的现象，如大足石刻等。在中原地区弥勒信仰衰落以后，西北边陲地区的弥勒信仰继续盛行，尤其是党项人建立的西夏王朝，大兴弥勒信仰，皇帝带头广施弥勒经典，开窟彩绘弥勒尊像和绘制弥勒经变，通过举办法会、印施经文、诵读经典等各种活动弘扬弥勒信仰，发愿往生兜率天，随弥勒求生弥勒净土世界。

五、结 语

俄藏TK58《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卷首版画弥勒经变保存完好、刻工精细，是西夏版画的精品之作。在艺术特色上，该件版画有独居匠心之处，其中在卷首增加了释迦牟尼佛在舍卫国给孤独园内说法场景、牢度大神的图像，在末尾新增六幅事法图，用来教化众生，希望信众虔诚信仰，这些都是隋以降至宋代弥勒经变中不曾出现的新样式，也标志着西夏弥勒经变新的艺术成就。

该幅版画弥勒经变体现了显密融合的特色，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借鉴，画面中既有中原汉地佛教艺术的特色，又有密宗佛教艺术的元素，二者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西夏佛教大融合的特色。九开间的宫殿建筑成为宫殿形制的如实反映，规范的建筑界画、斜俯视的绘画技法，讲求对称、均衡和疏密有致的画面效果，反映了对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吸收与运用。画面采用白描的方式，以连环画或屏风画的形式直观地诠释了《上生经》的主要内容，让信众对佛经内容的理解更加直观。

西夏仁宗皇帝笃信弥勒信仰，广施弥勒经典，通过各种佛事活动推广弥勒信仰。在中原王朝弥勒信仰衰落之后，西北边陲地区的弥勒信仰并没有因此衰落，特别是在党项人建立的西夏王朝，弥勒信仰却依然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