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民权

文/王民权

清华藏《设立临时大学计划纲要》只有年月未有具体日子，实为一大缺憾。作者通过阅览当年民国教育部相关首脑和社会贤达往来信件、电函等，经过潜心研究，断定此《纲要》形成时间约在1937年8月17日至25日，或19日至25日之间，解决了馆藏《纲要》形成日期久悬未解之题

清华藏《设立临时大学计划纲要》，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和中国教育史上一份重要的文献。其年月尚存，具体日期缺失，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笔者出于对抗战时期和中国教育史的关注与研究，对清华藏《设立临时大学计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形成的具体日期进行了窥探与考证。现将研究与考证方法简述如下：

研究考证方法之一：引入馆藏《纲要》全文

陕西省档案馆馆编之《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档案史料选集》（西北大学出版社2018年11月出版），辑有清华大学档案馆现藏之国民政府教育部《设立临时大学计划纲要（抄件）》一件，全文如下：

一、政府为使抗敌期中战区内优良师资不至无处效力，各校学生不至失学，并为非常时期训练各种专门人才以应国家需要起见，特选定适当地点筹设临时大学若干所。

二、临时大学暂先设立下列一所至三所：

（1）临时大学第一区——设在长沙；

（2）临时大学第二区——设在西安；

（3）临时大学第三区，地址在选择中。

三、各区临时大学之筹备，由政府组织筹备委员会办理之。

四、各区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办理下列各项事宜：

（1）临时大学校址之勘定；

（2）科系之设置；

（3）师资之吸收；

（4）学生之容纳；

（5）已有各科设备之利用和新设备之置设；

（6）其他应行筹备事项。

五、各区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设主席一人，由教育部长兼任；设秘书主任一人，常务委员会三人，分别担任秘书、总务、教务、建筑设备四部分事务，其人选由教育部就筹备委员中指定之。

六、各区临时大学之经费，由政府就战区内暂行停闭各校之原有经费及其他文化教育项下拨充，其详由筹备委员会拟定，送请政府核定。

七、各区临时大学之教学应注意国防需要，其方案另行详定。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八月

研究考证方法之二：问题的提出与考证

《纲要》，这是目前所知关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平津诸多高校避地南迁，在长沙、西安两地另创临时大学的一份最早的文献，也是我国抗战史上和教育史上一份极为重要的文献，可惜未悉何故，其落款只署年月而失记具体日期，且一直无从确考，遂令人因无法明了其确切成文时间，油然而生遗憾和无奈。然而，这显然不能成为长期对其弃置不顾的理由。道理再浅显不过：时间之于档案史料价值的判断，所关甚巨，月分三旬，旬各十日，一般说来一个月少则30天多则31天（二月除外），总不能老是以月记时，长此以往，日既不详，连月初、月中和月底也不清楚吧？再者，从史料考订的角度讲，既然这客观上已经是无法挽回的事情，则我辈纵然不能起前人于九原而一诘究竟，在实在无法核实其确切日期的情况下，倘能够依据现有的史料，考订出一个大致时间以尽量减少或弥补既有的遗憾，也不失为一种现实而明智的选择，积极可取，善莫大焉，安可不贾勇做些相应的努力？

如此则这个《纲要》最早和最晚形成的时间，应该分别是什么时候呢？浅见以为，其最晚的成文时间，当不晚于是年亦即1937年的8月25日。因为是年8月21日时任教育部部长王世杰、次长段锡朋致中英庚款董事会长、浙江省主席朱家骅电（现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称：

战区扩大全国高等教育多受影响，平津尤甚。近与适之、孟真诸兄细商，拟在长沙、西安两处筹设临时大学各一所。长沙一所已租定圣经学校房屋为校址，拟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办理，并由中研院予以赞助；西安一所拟由平津国立他校合办，俾平津优良师资不至无处效力，学生不至失学。其经常费用拟就各原校原有经费酌量扩充，唯开办费须另设法。拟恳兄主持由中英庚款拨长沙、西安两所开办费共100万元，其中有若干成可即以中英庚款会原助平津各学校及其他机关之款移充，余请另行筹拨，并盼能分两期拨款。此事意在集中原有力量，于内地创造一二学术中心，以求效力国家，务恳吾兄予以鼎助。再，此事原拟请孟真兄偕锡朋赴杭面商，以交通不便，用特电商，敬祈电示尊意。

8月23日，时任中英庚款董事会长、浙江省主席朱家骅致教育部长王世杰电（现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称：

学校似宜移置文化较低之西安、长沙，接近武汉，与学术文化上根基较为稳固；文化着眼似宜注意于西北，即在政治上亦所关甚大也。

虽已明确提到“拟在长沙、西安两处筹设临时大学各一所”，而不再重提“筹设临时大学若干所”“临时大学暂先设立下列一所至三所”的话，口气亦较《纲要》相对确定，但尚仍在筹商阶段，而8月25日时任教育部长王世杰致陕西省主席孙蔚如电（亦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称：

本部为使平津各校师生迁地研习并发展西北高等教育起见，决定在西安设一临时大学，俟筹备委员会成立，当即派员前来办理。

则说得更为确定，甚至是已经确定得如同板上钉钉了。其最早形成的时间，当时是年亦即1937年8月17日，或者8月19日。因为岳南《南渡北归》（湖南文艺出版社2015年8月出版）第三章《通往历史隧道的深处》之《胡适在摇摆中前行》节称：

（1937年）8月17日，国防参议会最高会议在南京召开，胡适、傅斯年、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等学界要人出席了会议（有的派代表参加）。在这次会议上傅斯年力主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以及平津重点大学，内迁长沙与南昌一带城市暂避。这个请求得到了多数与会者的响应与支持，很快形成了政府决议。

张在军《卢沟桥炮声响起，平津高校何去何从？》（载2019-9-20《南方教育时报》）：

8月19日，教育部在南京讨论华北高校内迁事宜，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等都参与会议。这些学校都已全部陷入敌手，当然谈不上迁出，只有在政府控制的区域，分别筹备开课。限于事实，绝对无法对各校都作安排。于是首先决定私立学校，除了南开大学以外，其余一概任其自生自灭，例如北平的中国大学、民国大学、朝阳学院，以及颇富名望的教会大学辅仁大学、燕京大学，以及天津的工商学院……等校，政府爱莫能助，只把最重要的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北洋工学院和私立南开大学六校，并为两校，分置南北。由于战前清华大学已经在长沙动工建立分校，计划将北大、清华和南开迁至长沙成立长沙临时大学。又由于战前北平大学、北洋工学院已经与陕西省政府有过迁陕接洽，而且北平研究院部分机构已经迁到陕西，所以将北平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师范大学，以及北平研究院迁至西安成立西安临时大学。

前者与王世杰暨段锡朋致朱家骅电中“近与适之、孟真诸兄细商，拟在长沙、西安两处筹设临时大学各一所”云云，颇相吻合，后者关于其中一所设于西安的缘起，也有切实的史料支撑，确为事实。如王中江《金岳霖其人其学——陈岱孙先生访问记》（载刘培育主编《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4月出版）称：

陈岱孙其时是法商学院经济学系主任，他回忆说：“为什么叫长沙临时大学?因为在抗战前两年，清华已感到北京这个地方有危险，所以停止建设一座大楼，把这个钱拿出来，在南方找一个根据地，以备后患。选中了长沙，在岳麓山底下，是乡下，那是个空旷的地方，投资大概30万块的样子，那时30万块钱很值钱。1937年战争爆发时，那个房子还没盖好，里面没整修，恐怕还得几个月的时间才能用。在南京，几个校长开会的时候，认为这个地方既然有清华那个底子在那里，几个学校搬到那去几个月后就可以利用，所以决定搬到长沙。”

1944年7～8月间，北洋工学院院长李书田为创办西京北洋中学与雍兴公司总经理束云章来往函件（均藏陕西省档案馆）所附之《拟创西京北洋中学募集建筑费及设备费启事》称：

二十五年，因华北情势危急，为预谋弦歌不辍计，书田曾来陕商准陕西省政府，拨赠西京北大街以东、崇廉路以北、北城墙以南，东迄陕省女中校址，为国立北洋工学院西京分院院址，并即筹建校舍。二十六年春，北洋大学筹备计划完成，送达教育部，大学计划，未及实施，分院校舍，未及建筑，旋即“七七”变起，奉令迁陕，并组西安临大。

研究考证方法之三：推算日期得出结论

基于上述的研究与论证，笔者不妨放胆断言，这个《纲要》形成的时间，极可能就在1937年8月17日至8月25日这几天，或者就在1937年8月19日至8月25日这几天，早乎晚耶，也就是在这一周左右，既不可能再早，也不可能再晚。读档偶得，立此存照，聊博方家高明一哂，倘若幸而慨承各位认可，则不啻笔者私衷所望，于愿足矣，或许也会抛砖引玉，为此一久悬不决问题之研究提供一个可资讨论的基础，也为一大乐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