晃晃悠悠的歲月，打碎了一些记忆，而留下的，往往格外清晰。比如，一个女孩子挎着一只装满鸡蛋的柳条筐，走在去往乡村集市的小路上。

这个女孩子就是我。那时我上小学四年级，个子长得比同龄孩子高一大截，瘦弱得如风中的苇。但生活的重担，不会因为我的瘦弱而绕道走开。

母亲怎么会病得那么久！几乎是常年卧床，勉强招呼一下家事。父亲是村里的木匠兼会计。他偶尔会把村里的账本带回家，噼里啪啦一通算盘响，一些数字带着淡淡的墨痕极其清秀地落在红蓝格子的账页上，像一行行会跳舞的音符，向着一个倾斜。我喜欢翻看父亲的账本，也逐渐看出了一些眉目。他的往来账本上，到了年终结算时，我家那一页，年年都是一笔红色的数字——赤字！一年叠加着一年，似一条看不到尽头的红线。不知道父亲用红笔写下这一串数字时，除了轻叹，心里会不会焦灼，或者一些隐痛。

一家老小，外加一个常年不断打针吃药的病人，日子的难可想而知。

守着一条大河，我家却不养鸭鹅。母亲说，它们能吃，下蛋又不多，不如多养几只母鸡。所以，小时候，母鸡是我家最尊贵的财神。母亲的药费，我们的衣食甚至学费，都靠母鸡们的无私奉献。心里装着那些红色的数字，我看母鸡的眼神不由自主地充满期待，照料它们也很是上心。

春天挖野菜，夏天捉蚂蚱，秋天投高粱，冬天煮米糠。这些关乎母鸡的琐事，占据了我课余的大部分时间。累着，也快乐着。听说母鸡吃海蛎子壳能补钙，生的蛋不易破，我会格外留意邻居家房前屋后的树根下、草丛旁有无倒掉的海蛎子壳。看到了就捡一些回家，院子里晒上几天，再砸成粉末拌进鸡食里。河里的小鱼小虾则是我犒劳母鸡们的美味。有一年夏天，暴雨过后，大河下游卧龙水库里的鲫鱼逆流而上，阵势壮观。我一身泥水，抓回好多半斤重的鲫鱼，扔到鸡圈里，给母鸡们增加营养。结果，母鸡们并不领情，你啄一下，我啄一下，个个甩头离去，任由鲫鱼横七竖八晒成了鱼干。它们嫌弃什么呢？我的一腔爱意在这个谜团里转了好久。

不过，我家的母鸡们真是些勤快的生产者。除了夏季天气太热，其他三季，母鸡们的欢叫声总是日日响起。“咯咯嗒……”“咯咯……嗒”，母鸡们用各种嗓音唱着相同的凯歌，此起彼伏，从不厌烦。当然，捡回带着余温的鸡蛋，是我们一家人都乐此不疲的事。

除了每年的清明、端午、春节，我家是极少吃鸡蛋的。清明炒鸡蛋，端午煮鸡蛋，春节蒸鸡蛋菜。能吃到鸡蛋的节日都值得我隆重期待，包括清明。为什么清明可以用韭菜、菠菜或是一把发芽葱炒上一盘黄灿灿的鸡蛋呢？始终不得而知。

鸡蛋的最终归处，基本上都是拿到集市上卖掉了。如何把卖鸡蛋的任务给了我呢？我曾经问过母亲，她说，她腿疼，不能走太远的路;父亲做个芝麻大的村官，脸皮却薄得要命;不能总叫邻居们代卖，只能让我去。

于是，十岁的我，成了集市上卖鸡蛋的小姑娘。

记忆里的农村集市，周日才敞开胸怀，接纳四方来客。离家远，兜里又没有钱，自然也不惦记着去集市上闲逛。要去集市上卖鸡蛋，对我来说真是个大难题。好在住在我家东面的福二嫂热情主动要带着我。

她家养着一群鸭子，纯白的麻黄的都有，每天鸭群会扭着身子浩浩荡荡地从我家门前走向大河，日落前又扭着身子浩浩荡荡走回家。这群鸭子给了福二嫂常去集市的充分理由。哪怕到了歇伏的时候，鸭子产蛋少，福二嫂也会带着十个八个咸鸭蛋，往集市上走一趟。七十年代末的乡村集市，总是有无穷无尽的新鲜事，吸引着每一个走进它的人。这些新鲜事，又在福二嫂的重新酝酿下，成为街头人们的最新谈资。

对于福二嫂，我是有几分崇拜的。从我居住的村子到乡里的集市，大约有二十里路程。从家走到东山顶，可以坐上路过乡里的长途汽车。但是，没有人去坐。一站地而已，何苦花那个冤枉钱？迈开双腿翻山越岭，早已成为村民们的家常。但是，福二嫂走得轻松欢快，微胖的身体藏着看不到的魔力，挎着一筐鸭蛋也毫无负重的感觉。我的筐里只装了三十只鸡蛋。一些谷糠均匀地从上到下把鸡蛋包裹其中，没有一点缝隙，一块棉布四角塞进筐里，蒙在上面。尽管如此，我还是有些紧张，一面紧跟着福二嫂的快步，一面低头看好脚下的路，生怕有任何闪失。

一路上，福二嫂脚步不停，嘴也不停。她告诉我，集市上人多，要跟紧她，要照顾好鸡蛋筐，要主动张嘴招呼买主，要多介绍鸡蛋的优点，比如个大、红皮等。她还教我怎么观察问价人的衣着年纪，怎么判断他们的身份。福二嫂滔滔不绝的生意经，让我的脚步在疲惫中更加沉重了，心里却一直念着出门前母亲帮我定好的小九九：根据最近的行情，如果一只鸡蛋两毛八，三十个就是八块四;如果是两毛九，就是八块七。我不确定今天鸡蛋的价格，一只莫名的小鼓在我心里咚咚敲响。

至于山岗上的桃花鼓起腮帮了，紫地丁撑开小伞了，这漫山遍野的春景，我都没了观赏的心思。我的整个世界在匆忙的脚步中慢慢缩小，只有那一串串念在心里的数字和我要紧紧护着的一筐鸡蛋。

太阳刚刚升起五尺高，四邻八乡的赶集人已经在乡供销社大门前汇聚成一片欢闹的海洋。没有什么固定的摊位，也没有统一的模式，人们自由散乱地拥挤在一起：那边堆在马车上的海带湿漉漉的散发着新鲜的味道;这边随地铺着一块皱巴巴的塑料布，几捆才割下来的头刀韭菜整整齐齐码在那里，紫红色的根部粗壮饱满;远处支起的油锅飘来了阵阵油条油饼的香味……能带到集市上的林林种种，挤进每一个角落，任由人们挑拣买卖。无论卖者、买者、逛者，人们大多神情怡然、步履闲适，日子中本该有的那份欢乐，仿佛在这个集市上，统统被激发出来。春光洒在每一张脸上，暖暖和和的。

我跟着福二嫂寸步不离，生怕她被人流淹没了。福二嫂熟人多，她一边打着招呼，一边用眼睛扫视着可容身的位置。终于，我们俩在一位卖茄子苗的大叔旁边站住了。福二嫂把鸭蛋筐放在脚前，甩了甩胳膊，就开始朝着人群吆喝：“冒油的大鸭蛋啊！冒油的大鸭蛋！”她喊喊停停，一扭头发现我像个树桩子立在那，便开始数落我：这傻孩子，把筐放下吧，不累吗？又说，怎么不张嘴喊啊，像个哑巴哪能卖东西？说完，又去吆喝她的冒油鸭蛋了。

我依然做我的木桩，不敢放下筐，也羞于张嘴，老老实实地“守株待兔”。

那天的运气不错，几乎没费什么周折，鸡蛋就卖了。买我鸡蛋的大嫂，是被福二嫂的吆喝声喊来的吗？我无法确定。八块四毛钱是我第一次装入衣兜里的巨款，我右手握着钱，插在衣兜里，再也不肯拿出来。

回去的路上，脚步轻松起来了，右胳膊开始酸胀了。

尽管在集市上没敢到处看光景，也没敢花一分钱，心情好得恨不得淌出一支歌。

第一次卖鸡蛋，蛋没打，钱没丢，圆满。

福二嫂说，你这个小丫头，不简单。

如果不是福二嫂搬了家，我会一直跟着她卖鸡蛋。波澜不惊，从春到冬，将我小心翼翼紧张万分的身影留在去往集市的山路上。

可是，福二嫂家搬到大河西岸去了，和她妹妹住在一起。我无法再跟着她，在她的大声吆喝中卖掉我的鸡蛋了。我开始独自赶集卖鸡蛋。这时候，我十一岁了。在这个集市上，年纪是一个不请自来的泄密者，让我与周围的每一个摆摊者格格不入。我仿佛来到了不属于我的地方，局促不安。为了母亲的葡萄糖粉，为了我和弟弟的学费，为了父亲能偷偷支持我订阅我爱看的《小学生报》《中国少年报》，我无法拒绝和退缩。

没有了福二嫂，我得自己找到合适的位置，准确地说，我是在挑人。凡是面相不善的摊主，我都避而远之，这是父母教导我的。可是，我又能看懂谁呢？常常是一头汗水走进集市，又要在人群里焦急不安地到处转。转得多了，听得也多。噢，原来鸡蛋走着卖最好。先走一通，听听人们的问价，看看筐里盆里的鸡蛋，再做一番比较，卖上一个最高价。我得感谢我家的母鸡们，产的蛋颜色深红，个头又大又匀。难怪以前卖得顺利，因为价格低啊。

唉！无知真是罪过。

从此以后，挎着鸡蛋筐的我，像一条鱼，在这喧闹的海洋中游来游去，努力地完成自己的使命。

这个过程，并不轻松。但，也足以让我心花怒放。

很多人因此认识了集市上这个小小的我。以至于很多时候，总有熟客在找我，其中，也包括他。

他是乡里供销社的售货员。三十多岁，肤色较白，穿着也很干净，全身透着一股文静之气。我一度猜想，他该不会是留在乡里的知青吧。

他买过我几次鸡蛋了。每次轻声问，小姑娘，鸡蛋怎么卖？我回了价，他从不还价，也不计较数量多少。不挑不捡不压价，多省心的主顾啊。因为集市就在供销社门前，他总是带我到供销社给我付钱，有零有整的，刚剛好。

原来，他是供销社里卖土杂的，不知道他姓什么。

入冬了，天气真是冷啊。走了一路冒出的汗，在棉袄里嗖嗖地窜出凉气。筐里有四十八只鸡蛋，已经攒了一周多了。我和弟弟能不能在过年时穿上新裤子，就靠它了。

集市上人少了很多，卖的东西也没有春秋那般五彩斑斓。新鲜的蔬菜几乎不见，苹果、梨倒是能在棉被里看到，占主角的是那些不怕冻的东西。比如，冻鱼、冻虾、冻海蛎子，还有我万分喜欢的冻梨膏——就是小小的滚子梨串在一起做成的糖葫芦，看上去像是一颗颗黑色的算盘珠子被裹上了糖浆。是一毛钱还是五分钱一支呢？我记不清了，只记得父母允许我买一支。那几天等待周末集市的日子里，我的梦里总是有冻梨膏的滋味，酸酸甜甜的，清凉、爽脆，人间还有胜过它的美味吗？我打算好了，卖了鸡蛋买两支，一支路上吃，一支带回家给弟弟。黑黝黝亮晶晶的冻梨膏，似乎早已经在向我招手了。

心里想着美事，看什么眼里都放光。挎着鸡蛋在人群中探听着今天的价格，一抬头发现了他。他也在人群中，看到我，微微一怔：小姑娘，这么冷的天也出来了？我红着脸一笑，算作回答。今天的鸡蛋怎么卖？我全要了。没等我答话，鸡蛋就有了归属了。

那天，集市上鸡蛋最高的价格是三毛三，我自然也是按照这个价格卖给他的。

和他去供销社拿钱的几步路上，我已经飞快地算好了四十八只鸡蛋的价钱，十五块八毛四。

走进供销社，他拿起白色的小算盘，拨拉几下，转身去旁边的一个帆布包里数钱。硬币纸币合在一起，推到我面前：给，十五块八毛四，正好。说完，忙着起身去帮一位顾客挑选酸菜缸了。

我接过钱，数了一下，不对。再数，还不对。不是十五块八毛四，是十八块八毛四！我的手心里一下子涌出了汗，感觉潮乎乎的。我想喊他，但他已经离我很远了。我想象着多出来那三块钱的模样，转眼就变成我一身新衣服，或者……这样想着，我的脚步就开始往门外移动，而且越来越快，最后简直是从集市中冲出来。

顾不上买冻梨膏了！我把这些钱小心地装在棉袄的内兜里，用别针别好（这是母亲专门为我缝制的内兜），脚底生风一般，沿着田野中的小路奔跑。我害怕他会立刻发现追上来，怕面对他我无法解释自己的逃离。我像一只不安的小鹿，在冬天的田野里狂奔。那些留在地里的玉米根，那些田埂上枯黄的野草，是否在我的慌乱里也不安起来呢？我不敢想，也不敢多看，生怕它们发现我羞红的脸庞，洞察我的小心事。

一头汗水跑回家，心跳得连装在内兜里的钱都在抖动。母亲问了原由，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那天晚上，我一直在奔跑中难以入睡。他会发现多给我钱了吗？他会怎么想我的逃离？以后遇到他怎么办？怎么办？

从那以后，去集市就变成了我最沉重的负担。各种怕总是在去往集市的路上纠结在一起，形成一种看不见的力量，要把我吞噬掉。我不能再到处转了，常常是躲到角落里，用最低的价格快速地卖掉鸡蛋逃出集市。乡里的供销社，我连跨进门槛的勇气也没了。这三块钱，像一个不断扩散的涟漪，在我的心田上投射着阴影。在这片阴影里，我丢失了一些让我快乐无忧的东西。

好在不久，村里有了专门收鸡蛋去城里卖的“倒蛋”者，我可以不去集市了！一枚柔软的刺，留在我的记忆里，想起来轻轻疼。

几年前，和一位朋友聊起小时候的往事，又谈起这段经历。她说：你有没有想过，是他故意多给你的呢？朋友的话让我大吃一惊，怎么有这样的可能？朋友如同一个老练的探员，条分缕析地讲述着她的见解。

是啊，为什么我从来没想到呢？

朋友说，别再难为你自己了。你该感谢啊，遇到这样的人。

可我，去哪里送出这句感谢呢？充满烟火气的乡村集市早已经不见了，乡供销社也不见了。

这些年来，我似乎落下了一种病，有点闲暇就爱开车跑到离城市很远的农村集市上逛逛，亲近一下那些母鸡新生的蛋、刚拔出来的萝卜、从树上摘下来的桃李、地里刨出的地瓜、花生……它们只经过农人的手，带着新鲜的泥土气息。喜欢看看那些黝黑的脸、彼此间相谈自然拙朴的表情，品味着其中传递出的心平气和随遇而安。常常一无所购，常常心满意足。

一种亲切，我最相知。在时间的煮锅里，照样可以闻到儿时的旧滋味，就像钱红丽所言，“它并未发霉，依然有着月季的香，在微风里荡漾。”

这芳香里，藏着我无法忘记的身影。

〔责任编辑 王雪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