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斌

城邦的兴起①本文所谈的“兴起”,指的是一种动态发展的过程(rise),而不是指希腊城邦最早的出现(emergence)。希腊城邦兴起的过程不是短时段的历史发展,而是延续了较长时间,并且在不同地区的发展有着非常明显的程度区别。1937年,埃伦伯格明确地提出了这一观点,他认为城邦的兴起是一个长时段的发展过程,最早的城邦可能在公元前8世纪出现于小亚细亚沿岸,而希腊本土某些城邦的形成,甚至晚至公元前600年左右。因此,殖民运动对希腊城邦兴起的影响,从时间上看是有可能性的。参见Victor Ehrenberg,“When did the Polis Rise,”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vol.57,1937,pp.147-159.和殖民运动是古风时代希腊历史发展的两个主要潮流。城邦与殖民的关系也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问题,包括殖民运动对希腊城邦兴起的影响。关于这一问题,此前已有学者在一些通史性著作中或论及其他主题时有所提及和讨论。加埃塔诺·德桑克提斯(Gaetano de Sanctis)在《希腊史》(Storia dei Greci)中认为,殖民运动确立了希腊人的民族认同,而且推动了希腊本土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上的发展又促进了政治的发展,个人开始得到解放,贵族政治结构陷入崩溃,最终促成了希腊本土政治上的民主化。①晏绍祥:《古典历史研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54页。维克托·埃伦伯格(Victor Ehrenbern)在《城邦何时兴起》(When did the Polis Rise)一文中曾提及,在城邦的发展过程中,从东到西的潮流发挥了作用,小亚细亚的殖民共同体不再是像母邦那样松散的族群组织,而是形成了有较强纽带的共同体,从这个意义上说,殖民推动了城邦制度的完善。但是他认为,小亚细亚的早期城市不应该在政治意义上毫无限制地被称为城邦。②Victor Ehrenberg,“When did the Polis Rise,”pp.147-159.安东尼·斯诺德格拉斯(Anthony M.Snodgrass)在剑桥大学的教授就职演讲中指出,就政治发展来说(至少在亚该亚人的案例中),殖民地走在母邦之前,旧的希腊世界在随后模仿了这种政治发展。③Anthony M.Snodgrass,Archaeology and the Rise of the Greek City Stat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重刊于A.M.Snodgrass,Archaeology and the Emergence ofGreece:Collected Papers on Early Greece and Related Topics(1965-2002),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6,pp.198-220.伊莱德·马尔金(Irad Malkin)在《网络与希腊认同的兴起》一文中引述了他的这一观点。马尔金的观点是,海外殖民形成和强化了“希腊性”(Greekness)的观念,首先是因为海外殖民者意识到他们自己与诸多“他者”的不同之处,其次是因为最初的殖民体验都有一定的相似之处。④Irad Malkin,“Networks and the Emergence of Greek Identity,”Mediterranean Historical Review,vol.18,2003,No.2,p.59.

中国学者中,吴于廑最早提及这一观点,他曾说:“希腊各城邦的建立,在时间上是先后不一的。大概小亚细亚沿岸和附近各岛的城邦要早于希腊本土。然而关于小亚细亚希腊城邦形成的过程,我们几乎没有任何具体而完整的知识。”⑤吴于廑:《希腊城邦的形成和特点》,《历史教学》1957年6月号。顾准在《希腊城邦制度》一书中明确提出:“海外殖民城市是城邦制度的发源之地。”⑥顾准:《希腊城邦制度——读希腊史笔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3页。顾准以一位思想家的敏锐眼光,从前人对希腊历史的叙述中,得出了高度凝练的判断。黄洋则从土地私有制的具体层面提出了殖民地对希腊城邦制度的影响问题,他认为,在希腊世界,最初以法律来保障公民的土地所有权是殖民地的一个新发明,土地的私有制也是在殖民地最早确立,随后不久,制定法律以保障公民土地所有权的做法为希腊本土的许多城邦所采纳,最终导致了整个希腊世界公民权观念的变化以及古典城邦制度的确立。⑦黄洋:《古代希腊土地制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9-80页。德桑德里斯的观点恰好相反,他认为土地私有制的确立是殖民的原因,即土地私有制是先在希腊本土确立的。见Jean-Paul Descoeudres,“CentralGreece on the Eve of the Colonisation Movement,”in Gocha R.Tsetskhladze,ed.,Greek Colonisation:an Account ofGreek Colonies and other Settlements Overseas,vol.2,Leiden,Boston:Brill,2008,pp.362-364.德桑德里斯用Central Greece指称大陆希腊、爱琴海岛屿和小亚细亚沿岸地区,所以笔者将其译为“希腊本土”而非“中部希腊”。

学术界之所以没有系统研究殖民运动对希腊城邦兴起的影响这一问题,主要原因在于关于古风时代希腊殖民运动的传世史料(尤其是文字史料)非常缺乏。随着近几十年考古学的不断发展,尤其是关于小亚细亚地区和西西里地区的最新考古成果及相关报告的发表,使得进一步研究这一问题的空间逐渐拓宽。比如格拉汉姆(A.J.Graham)就明确指出,小亚细亚和西西里地区考古遗址的新发掘,不仅改变了我们对希腊人在小亚细亚和西西里殖民定居点的认识,而且对于解决希腊城邦的兴起及其性质的问题有着重要意义。⑧A.J.Graham,“Patterns in Early Greek Colonization,”Journal ofHellenic Studies,vol.91,1971,pp.35-47.重刊于A.J.Graham,Collected Papers on Greek Colonization,Leiden,Boston:Brill,2001,pp.1-23.

本文聚焦于城邦作为一种早期国家形式的两个基本特征(中心城市和公民集体),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结合最新考古成果,讨论殖民运动对早期希腊城邦兴起的具体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一些理论探讨。⑨2012年6月,在南开大学主办的世界古代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英国历史学家奥斯温·默里(Oswyn Murray)评议了笔者的另一篇论文,在随后的私人谈话中,默里赞同笔者对本文所讨论问题研究现状的判断,他明确提出:“殖民运动促成了城邦的兴起和发展,正是在那些殖民地,城邦开始建立并得以扩展。”并且鼓励笔者对这一问题进行进一步研究。

一、城邦及城邦兴起的相关理论

“城邦”是一个非常重要且一直争论颇多的历史概念。中文学术界通常所说的“城邦”在古希腊语中是πóλι,这个概念所指称的对象实际上是古代希腊世界特有的,因此很难确切地对译为某个具体的现代词汇。许多英美学者把πóλι翻译成city-state,中文对译为“城市国家”。摩根斯·赫尔曼·汉森(Mogens Herman Hansen)主持的哥本哈根大学希腊城邦研究中心,自1992年起开始深入研究古希腊的πóλι。汉森认为,应该将πóλι与city-state两个术语区别开来,πóλι应该严格限于古希腊人自己的用法,而city-state则只能用于讨论现代人对古代希腊社会进行的历史学分析。因为city-state一词出现于19世纪中期,最早用于指称罗马共和国时代的civitas,后来也被用于指称所有类似的初级国家形态,包括腓尼基和埃特鲁里亚的城市,中世纪意大利的城市国家等。汉森根据其团队的研究成果得出结论:古风时代和古典时代希腊人用πóλι指称一个城镇(town)时,指的是一种特定的城市中心(urban centre),并且只适用于同时具有政治中心(political centre)的城市中心。因此,πóλι实际上具有两重含义:一是城市,二是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讲,英文的city-state和中文的“城邦”基本上较为准确地反映了古代希腊πóλι的含义。①Mogens Herman Hansen and Thomas Heine Nielsen,ed.,An Inventory of Archaic and Classical Polei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pp.23-24.当然,学者们也注意到了另外一些不同的城邦形态。萨克拉洛(Μ.Β.Sakellariou)指出,古代作家在使用πóλι一词时,也用于指称没有城市中心的城邦。②Μ.Β.Sakellariou,The Polis-State:Definition and Origin,Paris:Diffusion de Boccard,1989,p.162.没有中心城市而又被认为是城邦的早期国家形式,最典型的就是斯巴达。关于斯巴达的特殊性,见Ю.В.安德列耶夫:《斯巴达是城邦的一种类型》,施治生译,廖学盛校,中国世界古代史学会编:《古代世界城邦问题译文集》,时事出版社1985年版,第102-117页。解光云也认为:“古代希腊城邦不一定都有城市中心,但是,有城市中心的城邦似乎才可以称得上城市国家。”③解光云:《古典时期的雅典城市研究:作为城邦中心的雅典城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0-41页。但是另一些学者认为,没有中心城市的应该称为部落国家,有中心城市的才是典型的城邦。④Victor Ehrenberg,The Greek State,Oxford:Blackwell,1960,p.24;Catherine Morgan,Early Greek States beyond the Polis,London,New York:Routledge,2003,p.24;徐晓旭、蔡丽娟:《古代希腊城邦的形成》,《史学集刊》2008年第3期。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希腊城邦不符合“传统”的国家定义,希腊城邦也不是部落社会,而是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无国家社会”(stateless society)。⑤M.Berent,“Anthropology and the Classics:War,Violence and the Stateless Polis,”The Classical Quarterly,vol.50,2000(1),pp.257-289.在本文的探讨中,笔者基本采用汉森的定义,即城邦是以一个城市为中心,结合周边乡村形成的政治共同体。廖学盛认为,在城邦这样一种共同体中,就“城”和“邦”两者的关系而论,有决定意义的是“邦”,即公民集体。⑥廖学盛:《试论城邦的历史地位和结构》,《世界历史》1986年第6期。然而,对城邦的这种认识实际上是在古典时代才广为人知的⑦古典时代有很多类似的表述,如亚里士多德说:“城邦的一般含义就是为了要维持自给自足的生活且具有足够人数的一个公民集团。”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3卷,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275b节。“只要舰队还在,我们雅典人就拥有自己的城邦”,狄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在萨拉米斯如是说,实际上也是强调公民共同体意识。见Herodotus,Histori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8.61.根据惯例,本文引述古典作品时标注卷、节号,下同。,并且可能恰恰来源于殖民的过程,下文将详加论述。顾准对城邦的定义也类似于汉森的表述⑧顾准:《希腊城邦制度——读希腊史笔记》,第4页。,但是在具体行文中一定程度上将城邦等同于城邦制度。当然,也有学者指出,严格意义上来说,城邦既不是一种制度,也不是一种共同体,而是一种早期国家形态。⑨Μ.Β.Sakellariou,The Polis-state:Definition and Origin,p.60,p.77.所以,顾准所论述的实际上是在城邦这样一种国家形态之下的各种制度及其建立的情况。

关于城邦的兴起时间及其相关理论问题,早在1937年埃伦伯格就首先明确提出来了。①Victor Ehrenberg,“When did the Polis Rise,”p.47.斯塔尔(C.G.Starr)在《希腊文明的起源》(The Origins ofGreek Civilization)中提出了“(公元前)八世纪革命”的说法,认为“公元前750—前650年这个革命的时期,是整个希腊历史上最为根本的发展阶段”。②Chester G.Starr,The Origins ofGreek Civilization,1100-650 BC,New York:Knopf,1961,p.190.斯诺德格拉斯进一步肯定了考古材料在希腊城邦兴起问题研究中的重要性,认为丰富的考古成果足以证明城邦兴起于公元前8世纪中期。③A.M.Snodgrass,Archaeology and the Emergence ofGreece,pp.212-213.

一些中国学者也对城邦的兴起问题进行了非常深入的阐述。黄洋否定了传统的一种说法,即迈锡尼文明衰落后希腊历史经历了一个黑暗时期,之后城邦于公元前8世纪中期遽然兴起,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中断。他认为,城邦兴起是迈锡尼王国解体之后希腊社会渐次演化的结果,而非所谓革命性变革的结果。他强调荷马社会对迈锡尼社会王权观念的继承,荷马史诗所描绘的情形,很可能是迈锡尼文明和城邦文明之间的中间环节。他还探讨了土地私有制的确立对希腊城邦制度形成的推动作用。④黄洋:《古代希腊土地私有制的确立与城邦制度的形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试论荷马社会的性质与早期希腊国家的形成》,《世界历史》1997年第4期;《迈锡尼文明、“黑暗时代”与希腊城邦的兴起》,《世界历史》2010年第3期。晏绍祥系统论证了迈锡尼时代王国体制覆亡后希腊社会和政治上的变化,认为荷马时代已出现了处于萌芽状态的城邦。⑤晏绍祥:《荷马时代的“polis”》,《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晏绍祥:《荷马社会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77-118、第306-312页。徐晓旭和蔡丽娟认为,古代希腊城邦是迈锡尼专制王权崩溃后,“黑暗时代”获得自由的农民公社城市化和政治制度化的产物,希腊城邦是在古风时代初期通过“居地统一”(Synoikismos)运动确立的。除了这种“典型”的城邦外,希腊还形成了另一种类型的国家——“部落”国家。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有无中心城市。⑥徐晓旭、蔡丽娟:《古代希腊城邦的形成》,第48-53页。

笔者赞同上述学者关于希腊城邦兴起的基本观点,即从迈锡尼时代到荷马时代,再到古风时代和古典时代,希腊社会的发展并没有完全断裂,还有一定的连续性,并不存在所谓完全的“黑暗时代”,希腊城邦的兴起正是这种连续发展在古风时代的体现。然而,我们应该看到,古风时代的城邦毕竟不同于迈锡尼时代的王国,也不同于荷马时代的政治共同体,这一时期的社会还是有一些新的发展内容。这些新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来自于同一时期的另一种发展潮流,即殖民运动。

二、建构的母邦:殖民运动前夕希腊本土的定居点与古风时代的殖民活动

“殖民”在古希腊语中是 ποικ α,这个概念所指称的对象也是古代希腊世界特有的一种现象。西塞罗将 ποικ α翻译成拉丁语colonia,近代人文主义者洛伦佐·瓦拉(Lorenzo della Valle)在以拉丁文翻译希腊作家的作品时,承袭了西塞罗的翻译。⑦Jean-Paul Descoeudres,“Central Greece on the Eve of the Colonisation Movement,”pp.290-293.英语中一般翻译为colonization,但是一些学者认为这一词很容易与现代的殖民相混淆,因此主张用settlement来表示。⑧Robin Osborne,“Early Greek Colonization?The Nature of Greek Settlement in the West,”in Nick Fisher and Hans van Wees,ed.,Archaic Greece:New Approaches and New Evidence,London:Duckworth with The Classical Press of Wales,1998,pp.251-269.ποικ α的字面意思是“离开家和房子”,建立一个“家外之家”。⑨Jean-Paul Descoeudres,“Central Greece on the Eve of the Colonisation Movement,”p.290.威尔森(Wilson)将其解释为“由一个共同体在陌生的土地上以自身形象建立的另一个共同体”⑩J.P.Wilson,“The Nature of Overseas Greek Settlements in the Archaic Greek Period:Emporion or Apoikia?”p.113.。然而,通过考察殖民运动前夕希腊本土的定居点与古风时代的殖民活动,我们可以发现,在某些情况下,殖民并非是一种共同体的“克隆”,而是一种新的共同体的创建。需要说明的是,殖民前夕这个时间概念其实是非常模糊的,因为即便只算古风时代,希腊人的殖民也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因此,本文所说的殖民前夕,只能是根据各地最早建立的殖民地给出一个大致的时间,即约公元前800—前750年。

希腊本土包括大陆希腊及爱琴海诸岛屿。大陆希腊在巴尔干半岛南部,东起爱琴海,西到伊奥尼亚海,南达地中海,北部边界则比较模糊,大致从西部的伊塔卡(Ithaca)到东部的派尼奥斯(Peneios),面积约为7万平方公里。爱琴海沿岸有3000多个岛屿,其中面积较大的是邻近阿提卡的优卑亚岛和爱琴海南部的克里特岛。①Jean-Paul Descoeudres,“Central Greece on the Eve of the Colonisation Movement,”p.300.

经历了迈锡尼时代的繁荣之后,大陆希腊和爱琴海诸岛在所谓的“黑暗时代”陷入了萧条。直到公元前800年左右,希腊社会才再次表现出较快发展的迹象。德桑德里斯列出了考古学家通过墓葬信息和其他明确的遗迹证据能够准确判断其存在时间的集中居住点的数量。在波伊奥提亚地区,从早期青铜时代到罗马时代晚期,一共发现了97个定居点,只有6个属于早期和中期几何陶时期,②根据考古学特征的希腊历史分期大致如下:前几何陶时期:1080/70—900 B.C.;早期几何陶时期:900—850 B.C.;中期几何陶一期:850—800 B.C.;中期几何陶二期:800—750 B.C.;后期几何陶时期:750—700 B.C.。属于后期几何陶时期的则有18个。在阿提卡地区,从整个公元前9世纪到公元前8世纪中期,一直都只有5个,到后期几何陶时期,突然发展到20个。在阿尔戈斯南部,公元前800年之前的两个多世纪中都是荒无人烟的,此前时期的定居点都已废弃,到公元前800年,只出现3个定居点,一个世纪以后,则达到了16个,大概是迈锡尼时代的一半。亚该亚地区的“黑暗”持续时间更长,迈锡尼时代的定居点在数个世纪里都处于废弃状态,直到公元前8世纪后半期才重新恢复。唯一例外的可能是埃伊盖拉(Aegira),该地区的定居点一直没有完全被废弃,尽管没有公元前8世纪后期之前的考古遗址以兹证明,但是在这一地区的阿尔特弥斯圣所发现的陶器一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9世纪甚至公元前10世纪。③Jean-Paul Descoeudres,“Central Greece on the Eve of the Colonisation Movement,”pp.321-322.

能够让我们一窥全貌的集中定居点遗址代表是安德罗斯(Andros)岛④安德罗斯岛位于基克拉迪群岛最北端,面积约为380平方公里。上的扎戈拉(Zagora)。扎戈拉建于公元前8世纪早期,然后迅速发展起来,是迄今在希腊世界发掘的最大定居点之一。该定居点三面环海,海岸的峭壁构成天然的围墙,另一面建有石质围墙,与其他土地隔离开来。围墙之内面积约为5.5公顷,其中约有6%的面积已经全部发掘,发掘出来的房屋遗址有20座左右,房屋之间有街道和空地,每座房屋可能居住着一户,每户的人口至少有6人。如果已经发掘的部分能够代表整个定居点的平均情况,那么据估计,在公元前8世纪末的最繁荣时期,扎戈拉可能有300座房屋,人口超过2000人。⑤关于扎戈拉的考古报告,见A.Cambitoglou,J.J.Coulton,J.Birmingham and J.R.Green,Zagora.I:Excavation ofa Geometric Settlement on the Island of Andros,Greece,Excavation season 1967,study season 1968-1969,Sydney:Sydney University Press,1971;A.Cambitoglou,Ann Birchall,J.J.Coulton and J.R.Green,Zagora.II.Excavation ofa Geometric town on the island ofAndros,Excavation season 1969:study season 1969-1970,Athens:Athens Archaeological Society,1988.

弗朗西斯卡·朗(Franziska Lang)以奇奥斯岛上的恩波里奥、奥洛珀斯等地的考古发掘为例,总结了公元前700年之前三个世纪中希腊本土定居点房屋布局的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房屋散布在定居点周围,另一种是在定居点集中布局建造房屋。不管是哪一种形式,这些定居点的街道都没有经过规划,而是按照地形顺势而成。总之,他指出这一时期定居点的特点是很分散,每个定居点的规模也很小。他认为各地的共同体只不过是一些家庭组成的小群体,组织水平也很简单,可能只有一个当地的领导者而已。⑥Franziska Lang,“House-community-settlement:the new concept of living in Archaic Greece,”British School at Athens Studies,vol.15,2007,pp.183-193.

从以上所列数据来看,殖民运动前夕,希腊本土的集中定居点虽然有一定程度的恢复,但不管是从数量还是规模上看,都远未达到构成具有政治中心意义之城市的水平,尤其是亚该亚(Achaia)和洛克里斯(Lokris)地区,连集中居住的定居点都很少,更不用说城邦了。很多西部地区的殖民地恰恰又是由这些地区的人所建立的,如塞巴里斯(Sybaris)、克罗同(Kroton)、麦塔庞提翁(Metapontion)等。①A.M.Snodgrass,Archaeology and the Emergence of Greece,p.241.因此,认为古风时代的殖民是由城邦组织的这一传统观念可能站不住脚。奥斯邦的观点或许更符合实际情况,他认为:希腊人在海外最早的定居点很可能是由那些富有冒险精神的私人所建立的,并且从建成到发展的整个周期很长,成员们来自希腊不同的地方。②Robin Osborne,“Early Greek Colonization?The Nature of Greek Settlement in the West,”p.253.笔者认为,最早的希腊殖民图景极有可能是这样:一些富有冒险精神的希腊人在海外商业活动中,建立了一些临时定居点,在此过程中,他们发现这些定居点可能比他们的家乡更加适合居住和发展,因此就逐渐稳定下来,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一整套社会和政治制度,形成了新的社会团体和政治实体。③哥本哈根大学亚述学者摩根斯·拉尔森(Mogens Trolle Larsen)详细研究了古亚述在小亚细亚地区的殖民,他的基本结论是:古亚述在小亚细亚地区的早期殖民地基本上都是由商贸据点逐渐发展起来的。拉尔森的研究为我们研究古希腊的早期殖民活动提供了很好的参考。见Mogens Trolle Larsen,The Old Assyrian City-States and its Colonies,Copenhagen:Akademisk Forlag,1976,pp.80-84.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伴随着与原住民、其他移民(尤其是腓尼基人)之间的交往和冲突,甚至是战争。当然,在古风时代后期和古典时代,希腊本土城邦急剧发展以后的大规模殖民活动,原因就更多样更复杂,城邦参与和组织的元素也更多了。相应地,各种冲突和战争也更频繁、更大规模了。

实际上,古代希腊历史上各个时期都有殖民(或更恰当地称为移民)的活动。但是古风时代的殖民有着非常独特的地位,首先是因为其范围之广和规模之大,因此被一些现代历史学家冠之以“运动”,其次是因为古风时代的殖民是城邦的产物,所以古风时代也被称为殖民时代。④John Boardman etal.,ed.,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vol.3 part3,2nd e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p.83.笔者对“殖民是城邦的产物”这一观点持保留态度,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殖民与城邦之间远非如此简单的单向关系,这也是本文重点论述的问题。古风时代希腊人殖民的范围主要是小亚细亚南部沿岸、爱琴海北部和黑海沿岸、北非、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以及更远的地中海西部沿岸。现存史料最多的是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的殖民活动。

我们以希腊人在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的早期殖民活动为例,可以管窥古风时代殖民活动的一些特点。据传说,希腊人在这一地区最早的殖民地是皮特库萨(Pithecusae)和库麦(Kyme),由来自优卑亚的卡尔基斯人建立,前者的建立时间大约是公元前776年,后者大约是公元前757—前756年,但是没有确切证据。有确切文献记载的是纳克索斯(Naxus),研究者从修昔底德的记载中推论出是公元前734年。⑤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一些学者认为修昔底德关于殖民地的记载是最值得信赖的文献资料,其中很多记载也得到了考古学的证实。A.M.Snodgrass,An Archaeology of Greece,Berkeley,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7,pp.58-66.据修昔底德记载,在希腊人到来之前,西西里岛上已经有了不少其他居民,包括传说中的原住民基克罗普斯人和莱斯特利哥涅斯人;后来到的西坎尼亚人,特洛伊战争失败后逃出来的特洛伊人,他们和西坎尼亚人被统称为爱丽米人;从特洛伊归国途中遭遇风暴后从利比亚辗转来到这里的佛基斯人;来自意大利的西克尔人。另外,还有腓尼基人生活在西西里岛的沿海地带。但是,当希腊人开始乘船大量涌入西西里岛之时,腓尼基人放弃了他们的大部分居住地,集中迁徙到摩提亚、索罗伊斯和潘诺姆斯等地,与爱丽米人毗邻而居,部分是由于他们依赖于与爱丽米人的联盟,部分是由于从西西里到迦太基,由这些据点出发航程最近。后来,科林斯人建立了叙拉古,并用武力赶走西克尔人,建立了伦提尼,后来又建立了卡塔那。大约同时,拉米斯带领麦加拉的移民抵达西西里,在潘塔基阿斯河畔建立了特洛提鲁斯。后来又建立了萨普苏斯和海布里亚的麦加拉。再之后,这些早期的殖民地又进行二次殖民,建立了诸多新的殖民地。⑥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6.3.

古风时代的希腊殖民运动有两个重要的特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一个殖民地的建立者可能不是来自某个单独的城邦,而是来自不同城邦。古典史料所记载的殖民运动往往是来自某一个希腊城邦的人建立了某个或某些殖民地。然而,实际情况未必如此,在大规模长时间的跨海迁移活动中,肯定会有来自不同城邦的人聚在一起集体行动。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所说的卡尔基斯人、科林斯人、麦加拉人建立某个殖民地,极有可能是这些殖民活动的主要领导人来自这些城邦而已。斯诺德格拉斯就援引阿基洛库斯(Archilochos)的诗句来证明这一点——“全希腊的不幸都集中到塔索斯来了”①A.M.Snodgrass,“The Nature and Standing of the Early Western Colonies,”in G.R.Tsetskhladze and F.De Angelis,ed.,The Archaeology of Greek Colonisation:Essays Dedicated to Sir John Boardma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Committee for Archaeology,1994,p.2.。同理,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推论,在殖民过程中,希腊人与非希腊人,尤其是腓尼基人之间的界限也未必那么泾渭分明,也可能有混居和共同活动的时候。

第二,殖民者与原住民和其他殖民者之间存在各种冲突,也有各种交流。在殖民过程中,希腊殖民者与当地原住民和同样殖民而来的腓尼基人发生了多次冲突甚至战争,②希腊人在各处的殖民地基本上都与腓尼基人有一定的交集,包括在爱琴海北部、黑海地区、小亚细亚和北非地区。现有史料没有证明早期的冲突有多大的规模(主要史料是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和斯特拉波的《地理志》),但是一般来说不会有很大规模的战争,因为很多殖民地是从商贸据点发展起来的。希腊各殖民地之间也有类似情况。当然,在冲突和战争之外,这些来自不同地方的人肯定有很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但是我们对这些交流的具体情况知之甚少,虽然一些历史学家勾勒了殖民地的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情况,但是都基于有限的文字史料和考古材料。

三、殖民地和希腊本土的城市化进程

希腊城邦有两个关键要素:一是作为政治中心的城市,二是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公民集体以及对这种集体的认同。这两个要素的形成顺序在希腊本土和殖民地之间有一定的区别。一般来说,在希腊本土是先有了作为政治中心的城市,然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作为共同体的公民集体,这一过程主要是通过前文所述的“居地统一”运动实现的;在殖民地则是先在殖民过程中形成了一种集体认同,然后在这种认同的基础上建立了同时具有定居点和政治中心作用的城市,或者这种集体认同与城市的建立是同时发生的。当然,这种集体认同与下文所论述的创建者崇拜有一定区别,殖民地的创建者崇拜的形成有一个较长的过程,主要是强调自身与母邦的分离,强调子邦相对于母邦的集体意识。至于将自身与外界(如原住民和其他殖民者)区分开来的集体意识,应该是在殖民者进行远航的过程中就开始形成了。

关于城市(Urban)与城市化(Urbanization)在古代世界的含义,学术界有诸多探讨,笔者采用奥斯邦的定义,即城市是一种由各种社会个体组成的大型、密集、持久的居住点。③Robin Osborne,“Urban Sprawl:What is Urbanization and Why does itMatter,”in Robin Osborne and Barry Cunliffe,ed.,Mediterranean Urbanization:800-600 BC,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p.1-16.当然,从规模上来说,古代的城市包括了现代意义上的城市(city)和城镇(town),并且古风时代所谓的城市更多的还是城镇。

大约从公元前750年起,希腊世界开始了城市化过程。厄立特里亚在公元前850年左右还处于散居状态,到公元前700年,则形成了内部联系比较紧密的村庄了,其定居点面积大概有1000公顷,人口可能达到了5000人。科林斯、克诺索斯、阿尔戈斯等地的发展情况至少和厄立特里亚相当。人口超过1000人的共同体可能有数十个。通过“居地统一”运动,人们开始从村庄迁往较大的城镇。同时,较小的定居点的人口密度也有显著增加。在基克拉迪岛屿上的考古发掘显示,在公元前800年,一般村庄的房屋不过只有十几二十座,从公元前750年往后,则发展成为由数以百计的房屋构成的较大共同体。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建筑规模的扩大,一些明显的“城市特征”出现了,很多城市都有了正式的阿戈拉(agora,市场或市政广场),并且成为政治、商贸和宗教活动的中心,神庙(或圣所)和剧院等公共建筑也开始发展起来。不仅城市内部开始出现了不同区域的规划,以及随之而来的各区域的地位和重要性的差别,并且城市和乡村在政治和宗教特征方面的区别也愈加明显。①Ian Morris,The Growth of Greek Cities in the First Millennium BC,Princeton/Stanford Working Papers in Classics,October,2005,pp.10-11.

在古风时代希腊城市化进程中,吸引考古学家注意的新鲜元素不在于此前未曾出现过相对密集、人口相对较多的定居点,而在于这些相对密集、人口相对较多的定居点同时也成为了独立的政治中心,以及这种城市为何会成为更新的定居点的发展模板。②Robin Osborne,“Urban Sprawl:What is Urbanization and Why does itMatter,”p.9.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在殖民运动中能找到。在腓尼基人和希腊人在西部地中海地区建立殖民地之前,当地也有一些集中定居点,这些定居点当然有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但是殖民运动无疑加快了定居点向城市的转变过程,因为很多殖民地成为了这些地区定居点体系中实际上的城市中心。在很多殖民地中,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城市特征”,比如城墙和神庙(或圣所)。这些“城市特征”是从殖民地一开始建立就有的,还是后来才有的呢?如果不是从一开始就有,那么后来又是在什么情形下出现的呢?殖民定居点为何最终会具有这些特征:是殖民定居点采取了当地已有的定居形式并加以发展,还是殖民者在这些地区创建了一种新的定居点模式?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皮特·范德梅伦(Peter Van Demmelen)考察了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殖民地的城市化进程,他得出的结论是,无论是腓尼基人的殖民地还是希腊人的殖民地,这些殖民地在建立之初都没有任何明显的“城市特征”,但是在很早的阶段(公元前8世纪早期),这些殖民地都开始有了城市化的迹象,其原因可能是殖民者在新建立的土地上要有一定规则地进行土地划分。他还总结这些地区腓尼基人的殖民地和希腊人的殖民地的区别:总体来说,腓尼基人的殖民地更具有城市的雏形,有神灵的圣所,有更为密集的建筑,而希腊殖民地则是在有一定规划的街道之间混有房屋建筑和耕地。③Peter Van Demmelen,“Urban Foundations?Colonial Settlement and Urbanization in the Western Mediterranean,”in Robin Osborne and Barry Cunliffe,ed.,Mediterranean Urbanization:800-600 BC,pp.143-167.博德曼也认为,西部地中海地区的希腊殖民者,很多来自希腊本土那些尚未城市化的地区,他们在殖民过程中学习借鉴了腓尼基人的城市规划和建筑特征,促进了希腊殖民地的城市化,而殖民地的城市化又通过殖民者自身的纽带影响了希腊本土的城市化。④博德曼甚至进一步认为腓尼基人的城市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了希腊城邦的兴起。见John Boardman,“Aspects of‘Colonization’,”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Schools ofOriental Research,vol.322,May,2001,p.33.

希腊本土城市的很多具体规划和建造模式,就是首先在殖民地城市发展起来的。其中一个重要模式就是将城市分成几个部分或几个区域,每个区域都有不同的朝向,如建于公元前8世纪和前7世纪的西西里的麦加拉(Megara Hyblaea)、克罗同、塞巴里斯等。当然,最典型的是塔索斯(Thasos)。⑤希罗多德记载了腓尼基人塔苏斯(Thasus)创建该殖民地的传说,修昔底德和斯特拉波认为塔索斯是派罗斯人建立的殖民地。Herodotus:Histories,2.44;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4.104;Strabo,Geograph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10.487.格拉汉姆通过对考古学证据的分析,认为在塔索斯成为派罗斯人的殖民地之前,曾被一群来自色雷斯的人占据,并且形成了一个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与腓尼基人有着密切的商贸往来。格拉汉姆进一步的结论是,塔索斯是希腊人在爱琴海北部地区建立的第一个殖民地。综合文字史料和考古证据,他认为塔索斯的建立时间应该早于公元前700年。⑥A.J.Graham,“The Foundation of Thasos,”The Annual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Athens,vol.73,1978,pp.61-98.从公元前7世纪前期起,该城就由至少两部分单独的建筑群组成,每一部分都围绕一个圣所而建成,东部的中心是阿尔特弥斯圣所,不过阿尔特弥斯圣所正好处在两部分的分界线上,在此圣所的南部和北部还有皮媞亚·阿波罗圣所、狄奥尼索斯圣所、波塞冬圣所等,西部的中心是赫拉克勒斯圣所,此外则无其他圣所。考古学家发现了公元前6世纪中期左右的城墙遗址,城墙将阿尔特弥斯圣所这部分与城市的其他部分隔离开来。这段封闭的城墙起点在围城之下的斜坡,从东北方向绕过剧院,直抵海边,西南方向则绕过阿尔特弥斯圣所抵达海边。卫城和剧院附近有古风时代的防御工事。紧邻阿尔特弥斯圣所的则是市政广场。但是关于古风时代市政广场的具体位置,学界还有诸多争论,古典时代的市政广场则确定在两个部分之间,此处在古风时代是一片沼泽。①François de Polignac,“Forms and Processes:Some Thoughts on the Meaning of Urbanization in Early Archaic Greece,”in Robin Osborne and Barry Cunliffe,ed.,Mediterranean Urbanization:800-600 BC,p.58.塔索斯城的最大特征是有诸多圣所,很多其他建筑是为了与圣所相对应的祭祀功能而建。比如有专门的马车城门,这个城门极有可能不具有实际的防御功能,而是作为节日或祭祀庆典的马车的集结地点,通过这个城门到达阿尔特弥斯圣所,再沿一条大道通往赫拉克勒斯圣所。该城的第二个特征是有了明显的分层,阿尔特弥斯圣所明显具有政治中心的特殊地位,这部分不仅与卫城和剧院联系密切,而且一面临海,另一面有防御工事。赫拉克勒斯圣所部分则面向开放的陆地。如果赫拉克勒斯圣所在西边部分具有和阿尔特弥斯圣所在东边部分相同的中心功能,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与阿尔特弥斯圣所邻近的公共空间是一开始就作为全城的市政广场而存在,还是只有阿尔特弥斯圣所这部分的居住者有特权进入这个市政广场,或者进一步说,是否每一部分除了有自己的圣所以外,也有各自独立的中心公共空间。因为缺少足够的考古证据,这一问题尚无确切答案。但是无论如何,这样的城市布局应该是反映了早期殖民城市建立过程中不同社会群体的聚居及其地位差别的情况。②A.J.Graham,“Thasos:The Topography of the Ancient City,”The Annual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Athens,vol.95,2000,pp.301-327.

集体认同指的是在共同的行动(如殖民)中形成的观念和情感。正如顾准引述汤因比的话说:“跨海迁移的苦难所产生的一个成果……是在政治方面。这种新的政治不是以血族为基础,而是以契约为基础。……在希腊的这些海外殖民地上,……他们在海洋上‘同舟共济’的合作关系,在他们登陆以后好不容易占据了一块地方要对付大陆的敌人之时,他们一定还和在船上的时候一样把那种关系保存下来。这时……同伙的感情会超过血族的感情,而选择一个可靠领袖的办法也会代替习惯传统。”③顾准:《希腊城邦制度——读希腊史笔记》,第62页。

对于殖民过程中的这种集体认同,由于缺少文献材料,我们很难具体评估,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殖民地的宗教祭仪来进行一定程度的重构。正如汤因比所指出的,在殖民过程中,殖民的领袖(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是殖民地的创建者)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殖民地建立过程中和殖民者后裔的集体记忆中,人们所津津乐道或感恩铭怀的,往往不是派他们出来的“母邦”,而是带领他们走出来的创建者。因此,殖民过程中共同体情感的形成,在宗教方面就集中体现在殖民地的“创建者”()崇拜中。

现在,他去世了,被单独安放在那里,在市政广场的尽头。当他在世之时,给予我们福佑,因此现在受到了英雄般的崇拜。在他的墓冢之外,散布着其他神圣国王的墓冢,他们的灵魂都在冥府里。⑤Pindar,Pythian Od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5.93.

从品达的诗歌中我们可以推测,巴托斯的后代国王,也葬在城市里,但是只有巴托斯得到了特别的尊崇。值得注意的是,就古风时代希腊殖民地的政治体制来说,君主政体是不多见的,主要出现在库列涅、塔拉斯和叙拉古等地。所以,对巴托斯的这种崇拜未必是殖民地创建者崇拜的典型代表。不过,如果我们接受品达的记载,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库列涅的其他国王也葬在城市里,甚至也可能得到了英雄般的崇拜,但是他们的地位与巴托斯是不相等的,他们的墓冢是散布的,并且与巴托斯的墓冢区别开来。马尔金认为,从这一点来说,库列涅的创建者崇拜具有一定的典型性。①Irad Malkin,Religion and Colonization in Ancient Greece,p.205.

品达的记载也得到了铭文材料的支持。1927年,费瑞(S.Ferri)公布了一段长篇铭文,出自公元前4世纪末期的库列涅,这篇铭文包括了不少神圣法令,并自称这些法令非常古老,来自于最早的阿波罗神谕。法令不仅称巴托斯为,并且规定巴托斯的墓冢具有发布神谕的功能,库列涅的人民在处理重大事务时应该去向巴托斯请求神谕。②Irad Malkin,Religion and Colonization in Ancient Greece,pp.206-212.

创建者崇拜为何最早出现在殖民地,可能还有宗教上的原因,这是第一次出现与土地密切相关的崇拜,这种崇拜是殖民地所特有的,因为殖民地往往缺乏直接的崇拜传统。殖民者需要创造一种与新的土地建立联系的纽带,而创建者崇拜正好能够满足这种需求。对每个殖民地来说,这种纽带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每个殖民地的创建者崇拜都不是从外来引入的,而是对他们自己的英雄、自己的城邦建立者的崇拜。

与殖民地创建者崇拜相对应的,是希腊本土的英雄崇拜。在古代希腊的语境中,英雄一词有着两层含义:第一是泛指在史诗中受到赞颂、声名远扬的人物,荷马史诗中的很多人物都可以称得上英雄;第二是专指那些死去以后其墓冢发挥着重要预言和祭仪功能的人,当然他们本人也受到极高的崇拜。本文所说的英雄崇拜正是后者。⑤Walter Burkert,Greek Religion:Archaic and Classical,translated by John Raffanm,Oxford:Blackwell,1985,p.203.尽管一些学者认为英雄崇拜是迈锡尼时代和荷马时代一些崇拜形式的延续,但是很多学者认为英雄崇拜兴起的时间是在公元前8世纪晚期,与希腊城邦兴起的时间大致同时。⑥Jennifer Larson,Ancient Greek Cults:AGuide,New York:Routledge,2007,p.197;Jan N.Bremmer,“The Rise of the Hero Cult and the New Simonides,”Zeitschrift für Papyrologie und Epigraphik,vol.158,2006,pp.15-26.英雄崇拜兴起的背景首先是墓葬形式的发展。公元前8世纪,希腊本土和外出殖民的贵族,开始奉行一种新型的墓葬形式,就是为共同体男性成员建立公共墓地,并在这些公共墓地中凸显出共同体重要成员(包括真实的和传说中的英雄人物)的墓冢,并将这种墓葬形式上升到集体认同的意义。⑦莫里斯认为,墓葬是“社会结构通过仪式媒介进行自我表现的物质遗存”,在古风时代早期的希腊,“在明确划定的墓地里正式安葬,被视为垄断共同体完全成员资格的社会群体的首要象征”。见Ian Morris,Burial and Ancient Society:The Rise of the Greek City-Stat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pp.18-20.

英雄崇拜的主要载体是(真实或传说中的)英雄墓冢。英雄墓冢有一个专门的称谓,通常是在某个城市的市政广场比较显眼的位置,并且与其他人的墓葬地分开,以显示其特殊地位。与之配套的,通常还有其他纪念性建筑或用于祭仪的实用性建筑。①Walter Burkert,Greek Religion:Archaic and Classical,p.203.英雄墓冢是英雄崇拜和作为“权力的象征”以及“权利的源泉”,英雄墓冢对于不同社会群体在宣称土地所有权或社会身份的合法性或正当性之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在社会和政治剧烈变化的时期。因为大多数英雄都与某个具体的胞族、氏族或城邦有着非常密切的认同关系,当这种墓葬形式与某个具体的创建者联系起来时,它就不仅仅是一种私人和个体行为了,而是成为一种城邦公共祭仪。古风时代的许多城邦都将英雄崇拜这种公共祭仪当作传达一种政治关系的象征性事物。②斯诺德格拉斯认为,这种政治关系的根源是因为英雄崇拜(尤其是英雄的墓冢)与土地有着直接的联系。见A.M.Snodgrass,Archaic Greece:the Age ofExperiment,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0,pp.38-40.

我们很难找到殖民地创建者崇拜“影响”希腊本土英雄崇拜的直接证据,也不能确定究竟是单向的影响还是相互之间的影响。但是考虑到殖民地建立过程中以及初期的发展中,与母邦和希腊本土的其他城邦之间有比较密切的联系,因此有可能产生相互影响。

第一,希腊本土的英雄崇拜与殖民地创建者崇拜有诸多相似之处。③Jennifer Larson,Ancient Greek Cults:A Guide,p.201.希腊神话和宗教中有很多关于创建者的崇拜,包括仪式的创建者、城市的创建者和圣所的创建者等。这些创建者又有不少是传说中的英雄人物,如雅典的提秀斯(Theseus)、提洛岛的阿尼俄斯(Anios)、埃吉纳的埃阿克斯(Aiakos)等。在殖民地,创建者崇拜与这些殖民者先前所奉行的崇拜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崇拜。马尔金认为,随着城邦制度的发展,希腊本土的各城邦在殖民地的启发下,也创造了他们自己的-崇拜。④Irad Malkin,Religion and Colonization in Ancient Greece,pp.265-266.雅典的克里斯提尼改革就极好地阐释了这一术语的英雄崇拜之意。据《雅典政制》记载,德尔斐的阿波罗祭司皮媞亚从100个名单中选取了10个作为雅典保境英雄。⑤Aristotle,The Politics and the Constitution of Athe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21.6.在这里,的三个层面的含义(先祖、创建者和崇拜接受者)得以统一。当这一称谓用于崇拜之时,就意味着不仅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先祖和创建者而受到崇拜,而且也对共同体的集体认同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二,希腊本土某些英雄崇拜的起源时间虽然比较早,但是在其发展过程中有非常重要的变化,这种变化极有可能反映了殖民地创建者崇拜的影响。以阿提卡的提秀斯为例,虽然他被认为是一个英雄时代的国王,但是在雅典并没有他的墓冢。作为英雄崇拜的对象,对提秀斯的崇拜形式主要是在他的圣祠中完成,这些圣祠也仅仅出现在雅典城里,并没有出现在传说中他的乡间出生地。这说明,对提秀斯的崇拜虽然起源比较早,但是将他与城邦的命运联系起来的时间相对较晚。⑥Henry J.Walker,Theseus and Athens,New York,Oxford:Oxford University,1995,p.14.这一现象转变也得到了古代文献的证明,荷马史诗只有三处提及了提秀斯,并且重点强调提秀斯个人的英雄形象,而不是作为一个集体的领袖。⑦Homer,Iliad,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1.65;Homer,Odysse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11.322,631.但是到了古典时代的修昔底德这里,提秀斯就成了阿提卡的统一者。⑧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2,15.1-2.到了悲剧诗人欧里彼得斯和索福克勒斯的笔下,提秀斯则进一步与民主政治的创建相联系起来。⑨关于悲剧作品中的提秀斯形象分析,详见李立华:《从提秀斯崇拜透视古典时代雅典的王权观念》,《史学月刊》2016年第2期。从阿提卡乡间的一个氏族首领,到传说中的国王,再到阿提卡的统一者和民主政治的创建者,这个转变过程,反映了城邦发展过程中对英雄人物形象的塑造。这种塑造,与殖民过程中的崇拜对创建者的塑造有颇多相似之处。从时间先后来看,提秀斯的形象转变比早期殖民地创建者崇拜要晚得多,因此我们可以说希腊本土的英雄崇拜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殖民地创建者崇拜的影响。

英雄崇拜的兴起对城邦的兴起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在迈锡尼时代和荷马时代,人们对死者的崇拜主要集中在各个氏族或胞族的首领,因此厚葬之风盛行。①Ian Morris,Burial and Ancient Society:The Rise of the Greek City-State,p.182.到了公元前8世纪后期,厚葬之风逐渐减弱,并且也受到法律的限制。为贵族首领举行的葬礼仪式逐渐被市政广场上制度化的公共祭仪所取代,其目的是彰显对英雄的特别尊崇。相应的,氏族或胞族血统联系的重要性下降,而每个共同体成员都需要参加的公共祭仪逐渐成为生活的重心。英雄崇拜所关注的实际上是共同体内部当前的一种集体联系,而不是代代流传的血统联系。尤其是从大约公元前700年开始,由重装步兵组成的城邦军队取代贵族骑兵成为决定性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对城邦集体活动尤其是军事活动中表现卓越的英雄的崇拜,成为表达集体认同的一种主要形式。②Walter Burkert,Greek Religion:Archaic and Classical,p.204.关于重装步兵的发展或者所谓的“重装步兵改革(革命)”对希腊城邦的影响,见黄洋、晏绍祥:《希腊史研究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0-184页。这种集体认同,正是希腊城邦作为一种国家形式的基本要素之一。

余论:延续与变革——公元前8世纪希腊历史的发展趋势

把公元前8世纪放在整个希腊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来考察,我们可以较为明显地看到希腊社会发展具有一定的延续性。正如福克斯霍尔(Lin Foxhall)所指出的,从迈锡尼时代到荷马时代再到古风时代前期,希腊社会的基本经济体系并未发生质的改变。最基本的农作物一直是小麦,经济作物一直是橄榄树,农民养殖的动物仍然主要是绵羊,纺织品一直以亚麻为主。在社会组织方面,迈锡尼时代虽然以宫廷为中心,但是作为村社自治组织的“达摩斯”(Damos)一直发挥着作用,尤其是在管理地方共同体的土地方面。③Lin Foxhall,“Bronze to Iron:Agricultural Systems and Political Structures in Late Bronze Age and Early Iron Age Greece,”The Annual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Athens,vol.90,Centenary Volume (1995),pp.239-250.随着迈锡尼文明的衰落,社会经济体系和社会组织结构同样陷入了衰败中,但是在衰败的同时也留下了延续的种子。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随着人口的增长,“黑暗时代”遗留下来的一些定居点在古风时代逐渐发展成为一定规模的村庄,村庄进而发展成为城镇和城市。

与此同时,希腊人也开始较大规模地外出殖民,由于殖民活动的集体性较强,殖民者筑城聚居的需求也比希腊本土更强烈,因此希腊殖民地在腓尼基人殖民城市发展的影响下,较为迅速地进入城市化过程,这个过程要比希腊本土通过“居地统一”运动而完成的城市化相对早一些和快一些。通过殖民者自身与希腊本土的各种纽带和联系,殖民地的城市化过程可能对希腊本土的城市化有着一定的影响,进而影响了城邦的兴起。④关于城市与城邦的关系,核心问题在于,究竟是社会和政治组织的变化(城邦政治的发展)导致了新的定居形式(作为定居点的城市出现),还是新的定居形式导致了社会和政治组织的变化?笔者认为,最初的先后关系应该是后者。当然,在随后的发展过程中,二者肯定是相互促进的。

因此,本文的基本结论是:殖民运动对公元前8—前6世纪希腊本土城邦的兴起有着重要影响。但是必须说明的是,从整体上来说,希腊城邦兴起的根源仍然是自迈锡尼时代和荷马时代以来希腊社会本身的发展进程。⑤晏绍祥:《从迈锡尼世界到荷马时代:希腊城邦的兴起》,《外国问题研究》2016年第2期。殖民运动的影响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希腊本土社会发展的固有倾向。在周边其他文明和殖民运动的影响下,迈锡尼时代和荷马时代以来希腊社会的缓慢发展,在古风时代突然加快了步伐,这种加速发展的集中体现就是城邦的兴起。正如斯诺德格拉斯所言:“到公元前7世纪,塑造希腊文明的决定性步骤已经完成。城邦成为希腊社会的基础,成为希腊世界普遍接受的生活方式,希腊人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持续创造了诸多文明成就,为后来古典时代的文明高峰奠定了基础。”⑥A.M.Snodgrass,Archaic Greece:the Age of Experiment,p.85.